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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野和子（小野）：《中国女性史》是１９７８年出版的。我在１９６８年发表了第一篇文章，谈的是清末的妇女解放思想，然后又发表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选举权问题”、“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想”……一连发了五六篇，然后就出版了这本书。我写那些文章的时候是你们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现在看这本书很有问题，有不少观点有问题。为了写这本书，我两次去中国，看的是那个时候的中国，一直到１９７８年，我的思想也没有改变。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四川博物馆一位先生把它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了。他当时没有联系到我，许多注释都是从日文直译的，没有查找原来的中文注释，因此译文也有不少问题。…… 这是一个“外国人”写“外国”的历史，当时没有可以参考的资料，一定有很多错误的观点，请多多指教。
小野：当时日中两国恢复邦交不久，我们还不能到贵国去收集材料。这主要是依靠日本这边的材料写的，材料少，观点也有问题。当时我只是想，作为一个中国历史的研究者，我应该向日本妇女介绍中国妇女的历史。现在有了更多的资料，也许应该重新做这件事，但是现在我已经老了，力不从心了。
小野：你知道吗，把我这本书译成韩文的人因此坐了牢。……这本书也被禁止了。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这本书批评家族制度，不利于韩国社会稳定。第二原因是因为我在书中写的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从太平天国到毛泽东的革命，有详细的叙述。关于革命的问题，我想到了，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我没想到家族问题会带来麻烦。
小野：我刚开始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绝对没有想到我会
做中国女性史的研究。我是京都大学历史系东洋史专业第一个
女学生，那是１９５０年，全班就我一个女生，我想跟其他男生一样，搞中国历史研究。开始的时候，我做明末清初研究，写了一本《明末反税考》，有关东林党人反对明政府的政策。
小野：当时的社会中，已经有不少女性受了高等教育，拿了
学位，但是 女学生很 不容易找到工作。还有一 个原 因，１９６０、１９７０年代，日本的出版界翻译出版了许多国外的女权主义著作，可是，关于中国方面的书完全没有，没有一本研究中国妇女的书，所以我想做这件事，哪怕是做一些简单的介绍也好。１９６８年我写了一点，关于清末的妇女解放思想，然后，我在奈良女子大学讲了两年“中国女性史”。那时候，人们普遍认为，女性研究不是学术性的。一位先生告诫我，你最好不要说你是搞女性史的，这样你很不容易找到工作。那时我在奈良女子大学做助教，是合同制的，做够了１０年就要换工作，这对我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的老师也对我说，你不要跟人家讲你研究妇女史，你应该说你在做明代历史研究。我很感谢他的好意，他对别人也是这样说的。是我的老师保护了我让我继续留在学术界了，使我重新回到京都大学，并且在这里得到了教授这个位置。那时候，京都大学有１５００多个教授和助教授，只有四位是女性。
李：你当时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否使用了西方女权主义的方法和理论？
小野：没有，完全没有。那时候，日本已经有了西方女权主义的影响，但我个人不大喜欢，我不喜欢过激的东西。我在奈良女子大学的时候，一次学生讨论会上，一位女权主义者来做过演讲，是日本的，不是美国的，她从东京过来。听了她的报告，我同意她的一些观点，但是我不同意她们的方法。我买过她们的一些书，做研究要用，但是我不让我的女儿看这些书，我不希望她们接受那些东西。那多半是翻译国外女权主义的，我们说那是ｗｏｍｅｎｉｓｍ（妇女主义），不同于一般的妇女解放，她们主张男女对立，是大女子主义，我不同意这种做法。
小野：我后来又出了一本书《五四时期家族论的背 景》，１９９２年出版的；还有一本是《清末法律改革问题》，都是谈法律近代化对家族制度的影响，其中引用了上野千鹤子的一些观点。但是我们的研究方法很不一样。
小野：这很好，很不容易。说到社会学，还有一件事情我想告诉你。回到京都大学以后，我碰到了一件“性骚扰”的事情。一位很有名的教授，亚洲研究所所长，诺贝尔奖候选人，在日本学术界很有影响。他对他的女秘书进行性骚扰，我反对这种事，写了文章发表在报纸上，那是１９９４年，引起了一场很大的官司，给我很大的压力，但是最后我们胜诉了。这位教授已经退休，在日本呆不住，到奥地利的维也纳定居去了。为此，我写了一本书，详细记录了这整个过程。
李：（笑）这您倒像是做了社会学家的事了。我想知道，在这整个事件中，那位当事的女人自己是什么态度？
小野：非常复杂。刚开始时她支持我的立场，告诉我许多“事实”，但在整个过程中她总是在不断的动摇。
李：那位男教授受到什么处分吗？
小野：这是民法上的事，不属于刑法，因此没有受到法律上的惩罚。这事花了我很多时间，但这件事没有白做。自打这件事情以后，校园里性骚扰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情况有所改变，很多学校都成立了“反性骚扰委员会”，这样的事从此有人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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