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德·西蒙对《快报》记者的谈话（载1960年11月10日巴黎《快报》）
林秀清 译
记者：您是怎样写作的？《弗兰德公路》是一部如此复杂的作品，我们有点想知道它是怎样写成的。
西蒙：我不能理解一件事，那就是人们还没有谈到：当我们想写一部小说时，当我们开始想叙述一个故事时，实际上这故事已完结。我们转过身来，朝后看自己刚走过的道路，看到的全程全部呈现一片混乱。远景与前景一样地清晰、逼近，像从望远镜里看去一般。有些发生于童年时代或十多年前的事异乎寻常地印象强烈，而一些昨天才发生的事却记也记不起来了……
记者：确实如此。
西蒙：可是，在传统小说中，人们总是认为表现时间的经过只要用时间，我认为这种想法幼稚。在这种小说中，第一页是叙述人物的诞生，第十页是写他的初恋。在我看来，问题不在表现时间、时间的持续，而在描绘同时性。在绘画里也是这样，画家把立体的事物变为平面的绘画。在小说作品中，问题也是在于把一种体积转移到另一体积中：把一些在记忆里同时存在的印象在时间、在时间持续中表现出来。
记者：您感到您的这本小说像快镜摄影吗？
西蒙：完全是这样。全部事物一起涌现我的脑海中。一阵阵地涌现；问题在于怎样把它们组织起来。
记者：您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西蒙：我在佩皮尼扬刚写完《草》，就和我的出版人热罗姆·兰东1 一起出发到埃特雷塔去——为了迅速校对校样——从埃特雷塔返回时，我们坐在要到巴黎的小汽车中，兰东问我：“现在您要做什么？”就这样，整部小说一下子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现在还看见当时的环境，是在行驶于埃特雷塔与布雷奥得之间的小汽车里；您知道，正如人们所说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都是在一秒钟，甚至在一秒的几分之一的时间中展现在作者心中……我现在还看见公路，拐弯处，树木……对，是一下子全部涌现在我的脑海中，我可以说，全部一起迅猛地一阵子卷来……德·雷谢克的祖代、战争、所有的一切……
记者：连赛马、科里娜？
西蒙：一切在内！向我正面扑来，我指的不是在思想上，而是在感情上——感情比思想来得快得多。剩下的问题是写出来，这可是一件艰巨的事。
记者：什么原因？
西蒙：我工作了几乎一年还不知这一切怎样结构。我想有一种同时性的组合，但不知怎样才能达到目的。我回到巴黎，突然找到一个办法……
记者：哪种办法？
西蒙：用彩色铅笔。对，我给每个人物，每个主题定一种颜色。就这样，我把整体组成，如同一幅画。
记者：是您创造这种方法？
西蒙：对我自己来说就是这样。可是，有一天，我把这方法告诉兰东时，他对我说塞缪尔·贝克特2 ——上帝知道我所研究的是否与他不同……——不久前告诉他，当他也感到写作上的一些困难时，突然想到用各种颜色的墨水来写……
记者：对您的那些颜色的配置、交织，是凭什么决定的？
西蒙：噢！全凭感情。要是您问一位画家，为什么在画上某处涂上橘红色或樱桃红……只有安德烈·洛特能向您说明在冷色旁边要有暖色……某种线条画在某处因为这是符合各部分比例标准……事实上没有一定的方法！
记者：在写作过程中，您原有的印象不会更动吗？从开始一切就具备吗？
西蒙：是的，主要的东西具备，在一部小说中，如同在生活中一样，总有许多事情被遗忘了……从事写小说的人普遍认为应当说得全面，或更确切地说，不应当有漏洞。因此，他们对那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毫无感觉、全不觉察的空缺时间，用一种灰色的水泥土来代替了，这种东西可能起粘贴作用，但在我看来十分虚假……
记者：您不认为让读者面临这些漏洞，有时会使他阅读中发生困难吗？
西蒙：请听我说，凡高和毕加索是否曾思忖过普通人能够毫无困难地鉴赏他们的画！我认为一个作家无须向自己提出这类问题。要是我们力图使自己适合一般读者的理解力，那就完蛋了！
记者：不过，长期以来，小说家们一直认为自己可能不仅是现实的传讯者，而且是叙述故事者。
西蒙：我认为只有我不老是考虑读者尾随我的问题时，读者才能理解我。老考虑易懂，那是荒唐、糟糕的事。
记者：在您的一些小说里，往往整页没有一个标点符号，那是为什么？
西蒙：怎么说呢，这是由于进展速度……我这样写，是因为来到我笔下就是如此。要是我中途停下加上一个标点，一个逗点，那就会把我的思路切断。这部小说极大部分写下来时是没有一个标点符号的。事后我们——我的出版人和我——在那些确实会引起混淆之处加上逗点或句号。
记者：正如您刚才所说的，您的小说最初是整个形象出现在您头脑中。但当您在同一句子中从书写板的右上方移到左下方时，读者有时难以跟上，难以知道您很快要到何处去。
西蒙：这我知道，我也想过，因此我曾试在开头的十五页里提供全书最初形象的概述或撮要——要是读者没觉察到，那也许是我的尝试没有完全成功。小说随后的其余部分不过是这头十五页往深处的发展。如果读者没看到这一点，这对我来说是有点失败……
记者：您喜欢的作者是谁？
西蒙：我喜欢康拉德、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喜欢能使我扩大视阈、触觉、感受、听觉的一切……最触动我的，我想首先是俄罗斯作家，特别是陀斯妥耶夫斯基，还有契诃夫。靠近我们的是赛利纳。他的《黑夜沉沉的旅程》是两次大战之间的一部优秀小说。此外还有米歇尔·莱里斯：对于他的作品，我们认识不足，特别是对《不三不四的东西》3 这部小说，其中令人赞叹不已的章节《瞧！已成天使……》是法国文学杰作之一。我也很欣赏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嫉妒》，我认为它在文学史上是不可忽视的，两千年后仍会有读者……这是第一部纯粹唯物主义文学作品，也是迄今唯一的在这方面的尝试。这部书使我想起一位医科教授，他问他的学生们：“你们今天早上看见某病人了，请对我谈谈。”“先生，我想……”教授打断学生的话：“你们想什么，我可没兴趣，完全没兴趣！你们看见什么，触诊时你们有什么感觉，听诊时你们听见什么？……我想知道的是这些。至于你们想什么，我没兴趣，正像我对自己想些什么毫不在乎一样！” 对！在我看来，格里耶就是这样，为了摆脱那些缠住我们的腐烂气体和虚构的东西作出惊人的努力。我不知道他是否全对，任何事情都可以有争议，但不管怎样，他作出的努力是惊人的。
记者：您屏弃思想，可是您在某一宣言上签名，不是这样吗？
西蒙：是的，我曾在这份宣言上签了名，所以我受到控告。由于我十六七岁以来一直怀着的信念。也许我是傻子，不过对我来说，这是心灵的活动。我一向不能容忍不公道的事，不能容忍打人，侮辱人，折磨人……我在这宣言上签了名，我受到控告，但我持续下去。这话既说完，也许不无意义解释一下我一方面按自己的企图那样去做，根据自己的见解去写，另一方面在您刚提过的那份宣言上签名，其实根本上是同一回事，虽然领域不同。我看可以这样概括起来：不断重复提出问题，不断不安于已被确认的事。在那份一百二十一人宣言上签名，是对某些行为的合法性表示不满，例如在一场非正义战争中杀人、拷打等。同样地，写作（当然是在能产生具有艺术性的作品的条件下）是否已建立、被承认、已固定的形式和关系…… 此外，您在《弗兰德公路》中肯定也看到某些事实不断地被不同的人物所否定或重新质疑，他们提出各种说法，质问自己，怀疑自己是否搞错，事情是否完全如同人家对他们所说的那样，是否如同他们所想象那样，或甚至如同他们认为自己亲眼所见到的那样。一切都在变动。没有一件事物是确凿无疑、固定不动的。语言自然也是变动的。表达1960年的事物不可能用司汤达的词句，要是这样做那就像坐在敞篷四轮马车里散步一般了。我们四周的一切都在变动！
记者：在《弗兰德公路》中，您似乎对赛马的环境十分熟悉，您曾当过骑师吗？
西蒙：我曾在骑兵队中服役，那里有很多骑师，所有当过骑师的人都编在骑兵队里。就是在那里我认识这些人的——其中特别有一位骑师，就是我在这部小说中谈及的那人（我没有办法凭空臆造任何事物）——也是在那里我熟悉了马。过去我经常骑马，我出身于骑兵军官家庭。有一天，我在让逊诉讼案件中出庭作证，法庭的庭长威胁要把我驱逐出去，因为在他看来我似乎侮辱了法国军队，因为我说我们在阿尔及利亚采取了一些不配一个文明国家的方法进行一场非正义的战争。这是令人无法忍受的。我真想回答他：总之，他有道理禁止人们称其为“战争”。五十万装备了飞机、大炮和坦克的军队对付五千只有猎枪或最多是轻机枪作为武器的可怜的人，这的确不是战争而是谋杀。二十年来战败受辱的法国军队似乎向往最后取得一场胜利，如果我们现在的军官称之为“胜利”的就是这样：以百对一，而且用百倍优越的军事装备。看来在我们的部队中，文字显然已改变了意义。我不相信我的那位曾任上尉军官在1914年战死的父亲会对胜利是这样的想法的。还有，在他那时代，军官绝对服从命令，必要时牺牲自己的生命。当时的教育、良好的教养或者可以说廉耻之心或自豪感使他不会想到自己的死亡是一件不得了的事。这是他的职业，军人的职业。今天的职业军人用激动颤抖的声音宣称：他们所干的事，“牲畜也永不会干的！”多么异乎寻常！我曾经和其他人一样被动员入伍，我的职业不是打仗，我没有为此而享受高薪和获得奖金，但我也干了一些“牲畜也永不会干的”事。是如此！那又怎样？这在我看来似乎并不是异乎寻常。
记者：还有一个文学上的问题：在您所写的对话中往往句子中断，暂时悬着，您不让说话的人把一切都说出来……为什么这样？
西蒙：我认为我们说话就是这样。一般人往往这样结束说话：“您知道，事情，那东西……”在日常口语中，人们以十分粗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思，而这并不妨碍相互理解……至于我是怎样达到这地步的？那是通过写作。这是我写的第七部小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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