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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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恩(1894—1963) 江苏常州人。其先祖为常州北门罗武坝李氏，而迁常始祖明代的李遇龙为唐宣宗李忱之子诏王李讷之后。遇龙五传到文喆。此人工诗擅画，清嘉庆十二年举人，官盐城教谕，着《山水人物考》等。文喆有三子。次子名锡琨字嗣卿即宗恩高祖，是道光元年举人，官山东平度州知州。宗恩曾祖翼清字念仔，历任山东肥城、胶州等地知县、知州，1888年升东昌府（今聊城）知府、山东候补道。祖父宝章字谷宜，一字斐园，是同治十二年举人。父祖年字搢臣，号纪堂。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后授山东文登县知县，升山西宁武、太原等知府。民国初年任山西财政厅长，全国烟酒事务署长等职。宗恩1922年获伦敦大学硕士学位。1948年获格拉斯哥大学科学博士学位。建国后，历任协和医学院院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英国医学会及远东热带医学会会员。毕生从事医学教育、科研工作，对血丝虫病、血吸虫病、疟疾和黑热病等有较深研究，在领导黑热病流行病学研究工作中尤有建树。1949年任欧美同学会理事长。1955年 ——1956年任欧美同学会主任委员。1959年去昆明，于昆明医学院从事研究工作。于1963年在昆明去世。妻何晋字叔昭，有三子。长子李寿复，次子李寿晋，三子李寿白。
回忆李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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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李宗恩去世25年了。对他的思念，渐渐淡化，却难以磨灭。
作为中国热带病学研究的创始人，他对热带病学的研究，随着芦沟桥事变而结束。他在北起河北南苑，南至江苏清江浦设立的血吸虫病及其他多发性热带病的病情观察站，都毁于炮火，积累了多年的数据也随之散失。医学科学不断前进，他早期的科研成果就象登山石级最低处的那一磴，在整整半个世纪中，被后来者磨去，是很自然的事；而他对于医学教育的设想与实践，也在1957年以后被迫结束。同辈大都凋零，学生辈尚健在者亦屈指可数，在我写这篇回忆的时候，我们最小的妹妹都已七十岁了。古人说：“七十而传”，年逾古稀的我，却非常想写写我的大哥，写他一生中的几个大波折，写他在决定性时刻作出的令人深思的选择。
李宗恩生于1894年的中秋节，正值甲午战争爆发。西太后为了庆祝自己的六十寿辰，特开甲午恩科，我们的父亲就在这一科中进士，入翰林，所以祖父就给刚出生的长房长孙起名“宗恩”。父亲和他的几个兄弟在当时都受到维新派的影响。父亲在山东作知县时，就办了当地的第一所新式小学，并带头把自己的儿子宗恩送入新学校。当然，宗恩回家还是要读“旧书”的。据说父亲自己在家还念英文、学数学呢！随着父亲的调任，宗恩也多次转学，后来，他被送进洋学堂――上海震旦学校――开始学习法文。
七叔（李毅士，早期的油画家）官费留英，省吃俭用，攒了一笔钱，写信给家里说只要略贴一点，就可以再送一人去英国读书。那时，宗恩的母亲才去世，宗恩虚岁18。家里决定送他去英国。只读过一点法文对英文一窍不通的他，就剪了辫子，踏上洋船，去了异国他乡。那是1911年夏。
回国已经是1923年，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多灾多难的中华民国业已12岁了。这期间，增加了好几个家族成员。宗恩出国后一年多，父亲才“续弦”同我的母亲结婚。我的母亲和她的四个孩子都只见过这位“大少爷”的照片。照片上的宗恩刚从格拉斯哥医学院毕业，穿着古怪的宽袖黑袍，戴一顶前面垂着缨络的方帽子，人很瘦，已开始谢顶。我和宗津感兴趣的是他那副夹在鼻梁上的眼镜。去车站接大哥的时候，我们只是端详那副眼镜，它没有脚，没有框，两片镜片果然是靠夹子夹在鼻梁上的。他的口音很古怪，家里人都不懂，后来才知道在英国和他用中文交谈的人，都是些重庆籍的留学生。六叔把贺知章的诗改了几个字来调侃大哥：“十八离家三十回，乡音已改顶毛摧，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洋人何处来？”八岁的我和七岁的弟弟宗津马上记住了六叔的调侃，我们当然不会知道这个在异国生活了13个年头的人正在想些什么……
后来大哥告诉我，他刚去英国的时候很不习惯，想家，语言不通 ，曾经多次写信要求回家，父亲很严格，一定要他学有所成才能回国。辛亥革命爆发，他迫切想知道国内的情况，就带着字典去图书馆找报纸看，好不容易才找到几条有关中国革命的消息，却语焉不详。乡思苦人，但他还是遵从父亲的叮嘱，安下心来读书了。
读完预备学校，他就进了格拉斯哥医学院。中国士人有“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传统，而大哥当时选择这个学校，多半是因为七叔在格拉斯哥。1920年大哥从格拉斯哥医学院毕业后，就去伦敦大学卫生与热带病学院担任蠕虫病助理研究员，22年1月，获得伦敦热带病学院卫生及热带病学文凭。对英国的医学生来说，考一个热带病学的文凭是为了多一条出路，因为英国在热带和亚热带有着大片的殖民地，而宗恩的目的却是回国后参加防治和消灭华南的热带病。他埋首医学研究，却从来不是一个不关心祖国命运和生民疾苦的人。从那时起，一直到抗日战争开始，他把主要精力都投入了热带病学的研究。
我们从小就听说宗恩参加过英国皇家医学会，去西印度作过热带病的调查研究。为写这篇回忆，我找过一位英国医生，请他帮着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他说他对此表示怀疑，因为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很少可能获得这类机会。后来，我们搜集到的资料却证明，在1921年的四月至九月，宗恩确实参加了英国皇家丝虫病委员会赴西印度的热带病考察。他之所以能获得这个机会是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缺少青年医生。尽管如此，他的“幸运”显然还是个例外。
在英国的最后几年，父子在回不回国的问题上，态度调了个个儿。父亲一封封家书催宗恩归国完婚（他出国时已经同表妹何晋订婚）；宗恩却一再推托，在生活了十三年的异国，他已经有了难以割舍的东西：一是对于热带病学的兴趣，他想利用英国的条件多学一点，但这也正是他后来决定回国的主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感情上的。表妹何晋比他小一岁，漂亮并进过洋学堂。宗恩出国前求祖母为他定下了与何晋的婚约。13年在异国，从青年进入中年，当初那种孩子气的朦胧的爱，自然会被现实淡化。他曾写信给家里要求解除婚约，艺术家气质的祖父把信随手塞进抽屉，仿佛他不承认，事情就不会发生一样。宗恩当时爱上了一位英国女同学，他很矛盾，自觉对于一直在等待他的未婚妻负有责任；同时，他认为自己这个封建大家庭的长子，倘若娶回一位外国女子，就很难承担对于这个家庭的义务。而他所爱的异国女子在中国的大家庭里，必定会为寂寞所苦。考虑再三，他向这位女友坦诚地表白了自己的处境，取得了她的谅解。他们的友谊一直没有中断。40年代初，我从西南联大毕业，回到贵阳为贵阳医学院工作两年（这是我对大哥的诺言），担任大哥的行政管理方面的助手。有一次大哥去重庆开会，怕路上不安全，就将一包私人文件交给我保管，其中除了人寿保险单什么的，还有这位异国女友的旧信以及当时写给大哥的信。
大哥回国了，把学到的东西用于扑灭中国南方热带病的蔓延，是他不移的意愿。他抛下在格拉斯哥西部医院中的一个不错的位置，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在协和医学院的实验室和课堂上兢兢业业地工作到日军入侵北平。他从不考虑私人开业，却不畏酷暑和艰难，在燠热、潮湿的南方疫区，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暑假，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疫病观察站。
等待了他多年、对他的韵事早已有所风闻的未婚妻何晋，一听说他回来就赌气去了天津。大哥决定北上，父亲同意他的抉择。在取得何晋的谅解后，他们在这一年的中秋节结婚了。大嫂愉快、乐观的性格，丰富了大哥的生活，虽然在事业上，她不可能成为他的伙伴，但对大哥的研究工作，她从来都只有支持，没有干扰。
大哥携归的书籍中，除了医、理方面的典籍、文献外，还有很多肖伯纳、高尔斯华绥等英国作家的作品，还有一些探讨社会问题的人文着作。在英国，他这位医学生还受到了当时英国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学派――费边社――的影响，和一些中国留学生一起创建了留英同学会，结识了后来香港着名的特许会计师陈乙明和眼科专家黄雯。他们都有强烈的民族自尊。黄雯在当时已被视为左翼人士。回国以后，大哥经常流览刚刚兴起的新文艺理论及其创作，对鲁迅的杂文小说最感兴趣，高度评价鲁迅反封建的彻底性。他的兴趣广泛，在他从事医学教育后，在课程设置上，在对人对事的评论中，早年所受的西方教育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的父亲在大哥回国时，已经退隐了，但还不得不负担着一个大家庭的大部分开支，他却从未要求过长子分担自己肩上的重负。不久，大家庭解体，我们从苏州迁到上海，赁屋居住，父亲还常常凭借着翰林的头衔卖字收“笔润”，以补贴家用。父亲60寿辰，大哥因学校有课不能回来，汇了60大洋为父亲做寿，父亲第一次用儿子的钱请客，非常高兴。父亲和大哥这样的父子关系，在那个时代是相当“洋派”的。
1927年初夏，父亲突然去世了。没有来得及对妻子及三个幼小的儿女说一句话。大哥从北方赶回来办丧事：成箱成箱的书籍和手稿存进了当时的东方图书馆，后来都毁于日军的轰炸。大哥将苏州的老宅变卖后，给了二哥一份，剩下的全都归在我母亲和我们三个弟妹名下。征得我母亲的同意之后，他把这笔钱分别存进四家他认为可靠的银行，每月可得利息60元，用来支付生活所需。
我母亲只比大哥大十岁。大哥曾经对小妹宗蕖说：“你母亲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你能象她一半就很好了。”办完父亲的丧事之后，他建议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小孩去北京与他同住，因为他觉得这个大家族中的种种人际关系与瓜葛都不利于小弟妹们的成长。我母亲毅然决定带着我们随大哥北行。母亲的生日是阴历八月初八，和大哥的生日相距一周，大哥就建议取其中，在阴历十二，母子同过生日。大哥对继母和我们，真正承担了父亲的长子的责任，这给予我们新寡的母亲很大的安慰。
从1923年归国到1937年芦沟桥事变，大哥在协和工作了14年。当时协和有一个制度，每隔四年，教师和学生可以出国一年，进修或是从事科研，多数是去美国。1929年大哥轮休去美国，次年回国就搬家，记得新居在西库司胡同的一座旧王府，那是一座破败的大宅院，有两个完全荒芜了的园子。地段特别荒凉。围墙外面有一个在孩子眼中整个儿是山的大土堆，那是早年烧毁了的铸造局。大哥带着全家人修理这个园子，栽花，植树，建微型的高尔夫球场，把个荒废的园子收拾得象模象样。我珍视那几年在大哥家所受到的教育，彼此尊重，平等待人，注重动手能力的培养，这在我们以后的生活中成为做人的准则。
在协和，大哥有一个很大的实验室，饲养着各类蚊子的玻璃器皿，各种供实验用的小老鼠、显微镜……，在我们眼里，那是个神奇的地方，大哥穿着白大褂，很象是个将军。在最初的十年里，大哥每年暑假几乎都要去江南考察热带病疫情，进行防治和研究。水乡痢疾、丝虫病、黑热病猖獗，大哥整天都在这些又湿又热的地方钻芦苇塘。白天穿着厚帆布的衬衣和马裤，带着有纱罩的铜盆帽，在密不透风的苇丛中采集蚊子标本；晚上，不浸在澡盆里，根本难以入睡。路过我们在苏州的外婆家稍事休息的一天半宿，他也不忘采集标本，外婆家的园子和暗巷、几十只接“天落水”的大缸，都成了他捉蚊虫的地方。难得在家的假期，他就教我们识别疟蚊和非疟蚊。有时候他还责备自己“离乡土太远了，吃不了苦，影响了研究工作的深入。”
曾在他指导下进行热带病研究，后来成绩斐然的钟惠澜博士在他的近作《李宗恩传》中写道：“李宗恩在20年代、30年代所进行的科研工作，主要是研究寄生虫病，尤其是丝虫病、血吸虫病、疟疾和黑热病。先后在国内外医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共18篇。当时李宗恩和梅勒尼（H·E·Meleney）所领导的热带病研究所发表的有关疟疾、丝虫病和其他流行病的论文，科学性强，都有新的观察，在国内外颇有影响。”钟惠澜还特别提到在北京发现的第一例大黑热病是宗恩带着他去经利彬先生家一起诊断的。年事较轻的王季午教授（战后任浙江医科大学校长，已退休）说：“李宗恩在热带病学方面做出了成绩，特别是在中国发现犬利什曼原虫病是人类黑热病的贮存宿主。”
宗恩的工作并不局限于热带病的科研。由于他对内科病有广泛深入的知识，这14年中，他的教学和临床工作，亦为同辈和学生称道。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邓家栋教授说他 “对内科的知识面广，固不限于热带病学，……在那个时期，他在学校中是一位很有威信的中国教师。”这14年中，宗恩从助教、讲师、副教授擢升至襄教授。他以他深广的内科学识、丰富的临床经验和诲人不倦的教师的责任感，赢得了学生们的敬佩。
他的英文说得很流利。着名胸科及泌尿科专家、毕业于协和的卢观全先生和我谈起作学生时大哥留给他的印象，他说很多同学听宗恩上课时说一口流利的英语，都以为他是自小生活在英国的归国华侨。30年代，国内一些知名大学，对科学方面的课程，无不以英语授课。协和的教师大部分是外国人，连课后也都说英文。宗恩留英13载，新知识都是以英文为媒介学得的。用英语来表达当时尚未适当翻译的科学与人文的新术语、新概念、新名词，对他来说，当然是驾轻就熟。但他却很早就向学生提出，在学好英文的同时必须学好中文。1936年前后，他曾和几位同事在协和小礼堂数次座谈，提倡用中文教学，受到师生的欢迎。宗恩认为，在中国办医学教育，如果忽视熟练地掌握祖国语言，就无法完成普及的任务。由此可见他对祖国医学教育与实践的重视。
重视社会实践的医学教育思想也体现在1931年的长江救灾工作中。那一年大水，针对灾后必然出现疫病传播的问题，协和派出了由师生组成的两批医疗队，宗恩是第二批的带队人，也是整个工作的组织者。当时是协和住院实习医生的严镜清教授回忆说：“李处事不苟，坚持高质量、高标准，深得在他手下工作的青年医师和学生的钦佩、赞扬。……在他的领导下，这个临时医院建立了正规制度，有住院医师，主任医师，层层负责。”上海医科大学的范日新教授回忆说：“宗恩出色的组织工作在防治疫病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宗恩的组织能力，在战争期间贵医的创建中，再一次充分展示。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的学生救亡运动一浪高似一浪。只有协和学生还保持着平静。大多数教师关心时局，同情学生，但自觉无能为力，就选择了尽责任、教好书的态度。宗恩也是这样。不同的是他已意识到国内出现了新的形势，常常向我问起新崛起的政治力量的种种。1935年冬爆发的“一二·九”运动，口号虽然仍是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实际上却是响应中共的“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包括蒋介石政权在内）共同抗日”的号召，欢迎中共北上抗日的宣言。我当时在燕大医预读书，参加了这次救亡运动。医预的功课繁重，在哀鸿遍野的战乱中的祖国，我觉得，医学不能救国，就决定转读历史系，修欧洲现代史。医预当时有七个学生要求转系，我是其中之一。大哥正在美国考察，我也不可能征得他的同意。36年上半年他回到北平，为此大为遗憾，因为在他看来，医学是至高的。这一天他一见到我，就用英语问我：“你现在高兴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大哥也就一点没流露出他的失望。尊重个人自由选择，在大哥看来比医学更重要。我们很小的时候，大哥就为我们的今后作了规划，宗津喜欢绘画，应该去学建筑。宗蕖最好学护理。我应该成为他的同行。结果宗津成了相当有名的油画家，宗蕖学了心理学，当了教师，我改学历史，后来又当了记者。虽然都算“有用之人”，但都使大哥失望了。
宗恩坚信医学应该以造福人群为宗旨。北方时局不稳的时候，不少亲朋劝宗恩去上海开业，他常常用一个笑话把话题岔开。他说：“来了个伤风的病人，我会告诉他，如果我开药给你，你按方服用两个星期，一定会好；如果我不开药方，要你多喝白开水，半个月也会好。这样，，找我的病人大概不会多的。”在开业的厚利和协和为他提供的研究条件这二者中，他选择的是后者。他说：“只有在协和挂上日本旗的时候，我才会离开协和，离开我的实验室。”
战争爆发的时候，宗恩正在南方。“八·一三”前后，他到了上海，被迫留在了上海。他没有把时间白白消耗在等待之中。应中华医学会之邀，他在上海筹办了一个临时的难民医院。院址设在中西女中（现在的第三女中）内。这是一所战火西移之前不可能开学的教会学校，日本军方对这类学校毕竟还是有所顾忌的，不至于大肆骚扰。选择了合适的地点之后，宗恩很快就在当时在上海的同辈和学生之间，搭起了一个医疗班子。非专业的人手更是召之即来：弟弟、堂弟参加了膳食与器材、敷料的供应和消毒工作；宗蕖那样未受专门护理的女孩子，就进入病房，为伤病的难民擦洗、铺床、喂水喂饭、代写家信。对所有专业或非专业的义务人员，宗恩的要求同样严格，一切医疗、护理工作都必须按正规医院的秩序进行。大场撤退以后，办了三个月的这所难民医院停办了。
宗恩在医院初具规模时回北平去了。他面对着一个重要的选择。协和在1937年上半年开始它的“本地化”方案。成立了一个计划委员会。芦沟桥事变以后，宗恩升为教授并成为这个计划委员会的委员之一。院方的意思是要他留在北平，象燕京大学那样，在美国国旗的荫庇之下，继续把协和办下去。尽管那里有着宗恩视为生命的实验室，有着他尚未完成的课题研究，有着他胜任的职务与熟悉的环境，但他说过他决不能在日军的铁蹄下工作。他把妻子和三个孩子托给朋友，只身南下，在深秋季节到达武汉，准备筹办武汉医学院。南京政府的教育部长王世杰是宗恩留英时的同学。战前，王曾提出要宗恩去武汉办医学院，宗恩未答应。而等他到武汉时，南京早已沦陷，武汉也岌岌可危。教育部又紧急决定让宗恩去贵阳筹备创建贵阳医学院，原来给武医的拨款，转给贵医筹委会。宗恩毫不踌躇地接受了这一千头万绪正无从着手的任务。
我也在那时到达了武汉。假期开始我就住在大哥家，把大嫂和孩子们护送至天津安顿好，我就决定南下，经青岛、济南到南京，找了一份战时的工作，随工作组辗转到了武汉。一天，大哥出现在我面前，说是急需我这个帮手，助他应急应变。教育部筹办贵医，为的是接受从战区来的医学生，使他们不至辍学。五个年级，九个班级，课程照旧，要同时开课，按时毕业。从作出决定之日到招收新生，筹建时间只有五个月，其艰巨与困难可以想见。宗恩接受了这一挑战。
搭一个教学班子，对在协和任教14年，桃李满门的大哥来说，相对容易。医科、药科以及某些前期或后期临床的课程，都聘请1926－1934年间各级毕业生担任。他还请到了自北方南撤的几位名教授担任前期的基础课。宗恩的一个好办法就是放权，聘请了各科系的主任后，就由他们自己去务色适当的人选。很快基本就绪。
物色行政人员，遇到的困难就多了。从卫生部调来一些人，数量不足，搭配不齐全。大哥要我当他的“突击队”，哪里有事就上哪里，哪里缺人就去哪里。他还坦率地告诉我，因为是他的弟弟，所以在创业中，要做得多拿得少。我同意了，他就把我从原单位调出，并立即为我配备了一名下手，派我去押运第一批物资。这批物资走水路由汉口到重庆，再由公路运抵贵阳。
年初，在汉口成立筹委会之后，3月1日，各科系、各部门的教职工就大致到齐了。其中更有不少心急如火，早早赶到贵阳的。阳明路上的一处会馆和一座名为“三圣宫”的破庙，成了贵医的教学基地：所有教学设备，包括课桌椅，因陋就简的实验仪器、图书等等都要定制、调拨和采购。学生则要去武汉、重庆、西安、长沙等地招收。有些地方靠近战线，工作非常艰难。但，一个医学院就这样迅速诞生了。1938年6月1日，贵阳医学院如期开学。
贵医初具规模，宗恩去教育部述职，在重庆遇到了新的麻烦。按照当时的规定，学校的校长、教务主任和训导主任都必须是国民党员。王世杰早就向宗恩提出过参加国民党的要求，但王毕竟是学者出身，且正卸任，宗恩不干，他也不勉强。接任的朱家骅则是cc系统的党官，态度就不同了。宗恩一回到贵阳，就收到朱、王的联名信，说他们已经以介绍人的身份为宗恩办理了入党手续并寄来党证一张。接受这一事实，他非但觉得委屈，而且觉得有失一个医学科学家的尊严。而退回党证，就意味着辞去院长职务。宗恩觉得无法向那些他费尽心机礼聘来的教师、医生交代，也无法面对那些从战区投奔来后方的学生。为了这个他历尽千辛万苦才办起来的医学院，他被迫接受了这个强加于他的事实。20年后，在对他的政治历史审查中，他不得不再一次次地面对这一屈辱，他的心境可想而知。
贵医的教授大多是毕业于协和的一时之选：教务主任贾魁，内科主任杨济时，神经科教授程玉麐、生理学教授柳安昌，妇产科教授李瑞麟，药理系主任周金黄，内科教授王季午。当然还有其他学校的杰出人选，如齐鲁大学来的病理学教授侯宝璋，港大毕业留英的公共卫生系教授施正信教授（现任中央卫生部顾问），着名的皮肤科专家秦作梁教授等等。
基础课的教授阵容也很可观。担任生理化学的是来自清华的汤佩松教授和来自燕京的林绍文教授。除了教育部规定设置的课程之外，贵医还办了个“人文科”（Humanities）,开设语言、文学、哲学、逻辑等课程。为的是扩大医学生的视野。当时主持这一科的是留德专攻康德哲学的洪士希（洪谦）教授。在宗恩自己撰写的贵医院史中，洪谦博士名列教授名单之首位。这是因为贵医的科目是按人文科、基础学科、临床前学科和临床学科的次序排列的。在宗恩的心目中，人文科目绝非可有可无，它应该居于先行的位置。他煞费苦心地把具有国际水平的科学方面的权威汤佩松教授从清华大学借来，要他担任化学系主任兼训导主任。教书和育人，在宗恩的教育思想中永远是一体的。
战时的物资供应极为困难。等米下锅以致揭不开锅是家常便饭。化学系教授汤佩松和严仁荫在离开武汉时定购了一批盐酸。临近开学，托运的盐酸却杳无音讯，真是急死人了，没有盐酸，化学实验就没法进行。于是我就天天翻报纸，有一天突然看到一则“盐酸”广告，马上叫了汤、严两位教授兴冲冲赶去，店主慢吞吞抱出一个大玻璃缸，什么盐酸呀！原来是贵州人腌制的一种泡菜。我顿时傻眼了。好在开学前定购的盐酸运到。不过，我闹的这一笑话，直到八六年我重访贵医，还有些老朋友记得。
医学院还有一个教学医院的问题。自己办既无可能，宗恩就找省政府商量借用省立医院，由贵医派教学医生去充实那儿的力量。省立医院的院长是1932年毕业于协和的朱懋根，一切都好商量。但是省立医院经费不多，当地人文化落后，认为新医学就是“开肚子”，没有什么人敢以身试“刀”，所以省医的外科既无器材，也缺少训练有素的外科医生和护士，甚至连切除盲肠那样的小手术都没有做过。为解决这一类必须解决的问题，宗恩耗去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半年后，贵医又加办了医士职业科，分别办起了三年制护士班和助产士班，三年后，有了这批专业人才就办起了门诊部，而后，将之扩充为附属医院，并在其后办起了卫生工程专业科。
大量的行政事务、调节各科系部门与政府部门的大量关系，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再加上实验条件的落后，宗恩完全放下了热带病学的研究。1938年去河内出席热带病学会恐怕是他最后一次涉足该领域了吧！热带病学的研究中止了，对教学和医疗工作却不能忘情。他和张孝骞“易子而教”，去湘雅兼过课，对一些临床疾病的诊断和传播情况，也忍不住要过问。
为推广新医学，反对落后与愚昧，宗恩要我帮他写个宣传新医学的话剧。我对他的新医学的理解是：人是一个整体，在战胜疾病的过程中，心理因素起着不小的作用。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完全依靠药物来对付某些症状，是等而下之的方法；细心的护理应该包括帮助病人建立信心，有了战胜疾病的信心，药物就能起更好的作用。我打好一个框子，拟出情节，宗蕖就往里填塞细节、编好对话，就这么搞出了一个话剧。演员都是医学与护士班的学生。演出那天，当宗恩作为群众演员――贺客之一――走上舞台时，气氛真是热烈。戏本身的粗糙全被大哥的人格魅力挡住了。该戏后来经过专业人员的修改，假期里还去重庆演出过。宗恩认为，贵医要让医学科学在西南扎根，关键在于赢得那个贫困落后的社会对它的了解、信赖和接受。
“一个好汉三个帮”。宗恩在办学中得到了知名教育家周诒春博士的支持。周是清华学堂的第一任校长，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同时，还兼任协和医学院的董事长。战时，重庆政府委派吴鼎昌为贵州省主席，吴为了树立自己的形象，就把以清廉着称、桃李满天下的周诒春硬拉去当财政厅长。宗恩早在北平就与周有交往。周一生重视教育，并给予宗恩很多帮助。
迁来贵州的医疗单位渐渐多起来，中央医院在贵阳成立了分院。国际红十字会也有了贵阳分会，原先在协和医学院任教的林可胜教授领导的中国红十字医疗队在贵阳郊区的图云关落了脚。这时，经周诒春推荐，宗恩接替周担任了国际红十字会中国分会的会长。这些机构彼此协作，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关系密切。贵医因此获得的帮助是很大的。进口的药物可以同过红十字会得到补给，他们还为贵医输送了一部分师资（严镜清教授必须回原单位时，红十字会就同意借用施正信教授接替严的公共卫生的教学工作，此其一例）。
和北平的生活相比，宗恩的在贵医的生活简直是一落千丈。先是一人在小旅馆租了一间旧式客房，采光很差。39年大嫂带着三个孩子绕道安南（越南）抵达昆明，又搭乘红十字会的卡车走了七天才到贵阳。他们到了以后，周诒春先生把他自己的住房让出来给大哥住。房子很旧，潮湿，拥挤，耗子很多。施正信调来贵医时没有房子，就和太太（着名网球运动员王箐箐）一起，分住了周先生这处房子中的两间。 我去清华中学教书后，周末回大哥家，不是住在施家的起居间，就是和侄儿们挤在一起。
房子住得紧，生活也过得紧巴巴的。餐桌上一般是两个菜，一个有一些肉或蛋，算是荤菜，另一个就是素菜，对三个正拔节往上长的侄儿来说，饭菜的量也不够。44年初大哥日渐消瘦。医生说他的营养太差，要他一天加两个鸡蛋，他没有接受这一建议，因为难以为继。但对生活上的这些困难，他都处之泰然。并且总是保持着一种幽默。他很年轻就开始谢顶，这时就更显得秃了。一天他去理发，走进店门就问：“怎么样，不摘围巾行吗？”那位熟悉他的理发师笑着说：“行啊，您不摘帽子也行！”
贵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际关系比较好。宗恩从清华借来的汤佩松教授在西南联大成立以后回清华研究院去了，这位颇得人心的训导主任一离开，教育部就趁机派来了新的训导主任。这个在贵医师生中受“冷遇”的政治官员一次次找宗恩去罗嗦，宗恩只有客客气气地暗示他，不能指望科学家、医生和医学生会驯顺地接受他的“训导”。 这位专职“政训”，给宗恩带来不少麻烦。
美国着名女记者斯沫特莱到贵阳为八路军宣传募捐。林可胜教授和斯沫特莱交谈时深受感动，就约她去红十字会本部演讲。请了贵医的杨济时教授任口译。杨在知识界被认为是很开明的。他的口译非常传神，使斯沫特莱的演讲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就惊动了“特”字号的训导，要调查杨的“背景”，大哥显然会有麻烦。幸亏林可胜是受蒋介石重视的人物（后来他还为蒋介石办起了国防医学院），由他出面调停，才得大事化小。
这段时间还有一件事，引起了一场虚惊。
一天早晨，一辆车开到阳明路本部，跳下两个大汉，要求立刻见李院长，一听说院长还未来上班，就要了地址飞驰而去，宗恩的人力车正好与他们错过，他一到贵医，听说有这样的人找他，心中十分狐疑。等那两个不速之客再次折回贵医，才知道他们是来求援的。原来当时关押在修文县的张学良将军患急性盲肠炎，要宗恩派人去作手术。在东北军的余部中，少帅的威信很高，东北军当时军心不稳，抢救张学良就成了当务之急。宗恩当即向红十字会借了一辆救护车，配备了必要的器械药品，派贵医的外科主任杨静波率一医疗小组前往修文，就地手术还是带回贵医手术全由杨视病情定夺。他事先与中央医院联系，安排了“保密”病区――非医护人员，不得进入该病区。手术后来由杨静波在中央医院完成。张住进病房以后，消息层层封锁。病区有人把守，赵四小姐是当时唯一准许留在张身边的非医护人员。这些都是特方提出的要求，非接受不可。宗恩在紧急时刻作了周密安排之后，就再也不过问此事了，有人对这样兴师动众颇有非议，宗恩说：“医生要创造条件，尽力抢救病人，其他的事就不是医生能够过问的了。”
1944年冬，美军切断了日军在东南亚与日本本土之间的通道。为了打开一条陆上通道，日军的一支骑兵北上进入贵州境内。居然长驱直入到了独山。紧急时刻重庆当局一面派杨森接替吴鼎昌任省主席，一面派蒋介石的嫡系汤恩伯部南下增援。同时下令所有与战事无关的直属机关和学校疏散。贵医才撤了一部分到重庆，战局就有了转机，日军的一旅之众在独山受阻。于是，贵医的另一部分就留在了原处。
日军很快投降了，贵医的去向就变成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撤至重庆的那部分，借用的是上医在重庆的校舍，复员在望，上医在教育部的支持下，提出了接管贵医的要求。这样，战争一结束，上医迁回上海，贵医就名实两亡了。当初创建贵医时有两个明确的目的：第一是收容来自战区的医学生，为他们创造条件，完成学业，成为国家急需的医务人员；第二是建立一个地区性的医学院，为发展这一地区的医药卫生事业培养人才。到40年代初，第一个任务已接近完成。而第二个任务上升为首位。如果把贵医并入上医，迁往上海，贵医多年为提高落后地区医疗水平所作的努力就落空了。为此，宗恩力主将贵医留在贵阳。他的主张得到了不少师生的拥护；但反对者也大有人在，并入上医就能去上海，对很多人说来，是不小的诱惑。这样，交锋就不能避免了。朱家骅为首的教育部，大概是不满宗恩独立不羁的作风吧，居然怂恿一些学生出来要求并校，并且空穴来风，对宗恩进行恶意的诽谤。在重庆护校的那部分学生则出于义愤，在上医校址歌乐山组织了请愿活动；留在贵阳护校的学生也开会声援，反对合并。最后，又是通过在重庆的周诒春先生，凭着他在教育界的声望，在教育部提出了他的看法，才平定了这一场风波。贵医又在贵阳重振旗鼓了。
在护校运动中得到了锻炼的学生，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与使命，就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阳明学社”。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因反对当时大搞特务活动的太监刘瑾而被贬至贵州修文县任尤场驿丞。习惯于对号入座的特务们自然要怀疑学生的用心，他们虎视眈眈地盯住了“阳明学社”。学社成立之初，两位领头的医学生――林敦英和卢亮曾去宗恩家谈过两三次。他们倡议结社的宗旨是：联络感情，建立良好学风，使频于崩溃的贵医复兴。得到宗恩的理解和支持。他们联络了二三十位同学和贵阳师范学院的部分学生一起开了一次座谈会。讨论的题目为：什么是最完美的大学训育方针？主张国民党应退出大学的人，占绝大多数。据与会者说，那次讨论，以林敦英的发言为最激进。作为学社，他们还搞了一些学术活动，请了王季午、周裕德等教授作学术报告。这一学社，团结了不少同学。成了有进步倾向的学生的核心组织。当时，大后方学生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特务组织对于阳明学生当然不会等闲视之。
1946年1月，林敦英被捕了。在这之前，阳明学社的壁报被撕毁。据卢亮说，林的被捕是因为有人告密。训导主任当然不会出面营救林敦英。宗恩只得亲自出马。他多方活动，并“以身家性命，力保敦英”，才使林获释。但这种自由是有限的。担保人必须保证把林羁留在学院内，不准外出活动。宗恩把林安排在生物教研室当实验员，为林创造了完成医科学业的条件。林后来从事生化研究，成为一名药学家。在十年动乱中，林投水自尽。看来他当年被捕而又获释的历史，给他带来了无法承受的灾难和打击。
在贵医的9年，宗恩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但也为中国的医学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作为一个医学教育的拓荒者，他不该被人遗忘。宗蕖告诉过我一件事，那是一个令人感动的片断：那次贵阳上演一部美国电影《万世师表》，片子的原名是《再见吧，契普先生！》契普先生一生没有什么惊人之举，有的只是献身教育的决心和关心学生的诚挚之情。散场时，贵医的学生把他们的校长围在影院前的广场上，迟迟不肯散去，“再见吧，契普先生”的呼声此起彼伏。平时很冷静的宗恩，此时却很难平静，他轻轻地重复说：“谢谢！谢谢！”
我1944年离开贵阳，45年日本投降后不久，我就回到上海。年底经友人介绍入大公报社工作。在这一年多时间里，我很少和大哥通信，对他的情况了解得不多。好象是在1946年秋天，宗恩突然出现在我的采访室里，神情很严肃。他告诉我，香港的医学界朋友问他能否考虑去香港主持医务卫生署的工作，他想听听我的意见。我把自己对形势的看法对他讲了一讲，我认为战争最多不会再超过三年，到时候取胜的将是共产党。“您如果一如既往，想对国家对同胞继续有所贡献，可以留下来，共产党是重视知识分子的（我那时还没有“接受党的领导”的概念）。否则，您就此去香港做事也好。”大哥走时没有再提去留，只是谢谢我给他提供了这些情况。后来我才知道，1947年3月，他接受了北平协和医院董事会的邀请，于5月底到达北平，就任协和医学院的院长了。就在这年下半年，接任的香港医务卫生署署长到任了。从时间上看，宗恩略经考虑就决定留在国内了。1948年底，北平和平解放，在此之前，胡适之先生曾动员在北平的着名教授、学者去台湾。不少人拒绝了，宗恩也是其中之一。他留在国内办医学教育的决心已下，他已经作出了毫不犹豫的抉择。
关于宗恩重建协和医学院的工作，洛氏基金会属下的中华医学委员会（China Medical Board）的理事福开森女士着有《中华医学会和北京协和医学院》一书，提供了不少有关史料。下面这一部分的主要根据就是该书所提供的材料：
珍珠港事变，美国对日宣战后，在北平的日军就封闭了美国的全部资产，并接管了协和。战后，在中国的协和医学院基金会于46年2月召开工作会议。聘任胡适、巴乐和威尔逊组成三人委员会，负责探讨新院长的人选并提名推荐。一个月后，胡适接替施肇基任协和医学院董事会主席。47年3月12日，董事会接受了三人小组的建议，聘任李宗恩为协和医学院院长。
这是协和历史上第一位有实权的中国籍院长。“虽然董事会本来还希望在复校的关键时刻，仍由一位美国人来担任副院长”，执掌大权，但“由于当时的政治局势”，物色不到合适的人选，于是宗恩掌了实权。
宗恩47年5月回北平，三个月后的秋季就要开学。搭行政机构，作人事安排；制定编写近期和长期的规划（中华医学会要求定一个五年规划）；根据设计完成第一步校舍的修缮；尽早开始招生；整理日本人留下的设备；向中国善后救济总署（下属联合国同一机构）申请分配物资和器材。将纽约医委会战时所订的医学刊物妥善分编入库。复校工作又是快节奏、高难度的。值得庆幸的是图书和病历保存完好，没有缺损，减少了大量的工作。
第一期招生于九月完成，录取新生19名，其中12名具有科学学士的学位。保持了学院的学术水准。9月27日正式上课。从上海东南医学院、北大医学院和清华大学借来了五位交换教授。从北大借来两具干尸，不久增加到八具，供解剖之用。组织学课程则依靠从旧校舍各处搜集来的还可以用的显微镜片。因陋就简，师生都很快适应了这个临时拼凑起来的教学环境。战时迁往成都的协和护校校长聂玉蟾，率领了50名教师和学生，于4月24日启程赶回北平，跋涉近二千公里，有时步行，有时搭卡车或是货运火车，历时2个月，才到达北平。6月中旬，护校在北平筹备开学。10月1日，16名学生开始了一年级的课程。因附属医院尚未建立，二、三年级的护校学生就只能借中央医院、美国卫理医院和儿童医院上课。公共卫生系的实地训练在北平第一卫生站进行。培训公共卫生督导员和肺结核督察员的高级课程，则远在南京开课。
复校工作告一段落，李宗恩应纽约中华医学委员会的邀请，赴美访问。12月28日抵纽约。在美国的这两个月，与美方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委员会中不少人初次见到宗恩，就深庆得人。同时宗恩还走访了在美进修的协和旧人，争取他们归国返校。为写这一回忆，我曾发信给几位协和的毕业生。他们都回信说宗恩的诚恳热情是他的邀请能得到热烈反应的原因之一。在宗恩访美期间，协和收到了中华医学委员会的第一笔拨款。宗恩和负责行政的人员一起，经过精打细算，定出了大大低于原来估计的业务经费预算。第一个医疗单位就在1948年5月1日开始工作了。
全国性的通货急剧膨胀，给医学院的教职员工带来了很大的生活上的困难。但复校的决心并未因之动摇。直至48年12月12日北平和平解放，协和的教职员工，包括美籍人士在内，没有一个在复校中途离去。在北平的三位校董，也只有胡适一人飞离。北平解放后，协和的复校工作并没有中断。新的当局北京市的军官会，还在了解情况，对协和这样的特殊教育机构，没有做过明确的表态。但在非正式的接触中，宗恩受到了鼓舞，他认为当局对协和继续培养医学教育家和其他卫生领导人才的方针很感兴趣，也很关心协和校舍及设备的安全问题。3月7日，一位教职人员在一份电讯中告诉纽约的有关方面说：“一切正常，我们中间没有人受到过骚扰。财政情况一如既往，由当地帐户支付。前景令人鼓舞――这不是“门面话”――如果你们今天能来访，我相信你们会感到惊讶：为什么一切都能如此有条不紊？各部门照常在工作，会议是这么多，这么长；门诊部还是那么多病人，其中包括守秩序、有礼貌的解放军人员；病房住得满满的。医生护士和其他工作人员都在忙自己分内的工作。学生们早起晚睡，正忙于自上星期如期开始的第二学期考试（协和采用美国的三学期制，有两个假期）……”与此同时，外科主任鲁克斯获得了“出入境证”，这是出乎他的意料的。他于4月24日赴美参加中华医学委员会的会议。会议决定继续支持协和，经费按季预付而不是象以前那样按年预付。9月5日，鲁克斯回到北京。就在这个月，宗恩受全国科协推举，参加了全国政协。
10月1日，参加开国大典的时候，宗恩十分兴奋。当选为政协委员时，他却有些犹豫。他一向避免参加政治活动。而政协委员却是要参政的。他的很多老朋友都和他一样入选政协。不久，他觉得去政协开会倒给了他一个解释协和办学宗旨的机会，有助于加强它的自主地位。他这样总结说：“过去的一年发生了极为巨大的转变，但我真诚地相信，在中国的医学教育和医疗工作的范围内，协和仍然占有一个重要地位，可以符合创办者的崇高的期望。”
1949年12月召开的医学院执行委员会通过了恢复“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校名。南京政府成立以后，北京和该地的一般机构，都必须称“北平”某某处，只有北京大学，因胡适的坚持，成为例外。现在北京又是首都了，协和恢复最初的名称，不但顺理成章，也是在美的基金会求之不得的。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当时，协和最后的四名美籍教职员，有三位正回国度假，另一位去了纽约的理事会。随着战事的扩大，协和的基金被美方冻结。那几位美籍教职员只能写信给宗恩提出辞呈。从此，协和的教职员就全都是中国人了。1950年7月20日，协和向卫生部登记，并归教育部领导。协和执委会已收到纽约理事会所拨的60万美元，作为1950－1951年间的经费。该年中华医学会、中国护士学会、公共卫生学会和另一个科学会议在京召开，会场都设在协和。协和同仁为会场增添了浓郁的学术气氛。同年暑假，卫生部建议由协和医学院的病理科教授胡正祥主持临床病理讨论周会。一共举行了11次，每周到会者都不下于500人。协和礼堂爆满。卫生部对此十分重视，胡正祥最高兴的是供解剖用的尸体从此增加了。
协和的一切都继续正常进行。宗恩的社会活动也相应增加。他说：“这些活动增加了我同外界的接触，……我感到在这个时期里，中国人民最需要的也许是严格的社会纪律，愿意作出更大的牺牲，更艰苦地去工作。”10月7日，协和举行了返校日，返校的有医科和护校毕业的学生百余人，许多过去和在职的教职员也出席了。教育部长和高教司长也出席并讲话，他们希望协和以它高质量的教学与医疗服务规则造福人民。
不幸的是，这样的情况没能持续多久。
1950年10月，美军过了三八线，战火向鸭绿江边蔓延。圣诞夜的第二天，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从此协和的处境就变得复杂了。1951年1月18日，美国财政部宣布终止美、中间的一切银钱往来；冻结了中国人在美国的所有财产，包括已拨给协和的洛氏基金在内；冻结一切与中国有关的银行帐户；禁运所有准备运往中国的物资。1月20日，宗恩电告美国基金会，医学院已改国立。
我于1948年去香港大公报任职。最后一次见到大哥是1955年。这期间国内知识分子经历了思想改造和多次政治思想教育，大哥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到北京的当天下午我就去看望他，当时他正患高血压，半休在家。见了我，他很高兴。因为他晚上有个会，就留我在家吃了晚饭再搭接他开会的车一起走。匆匆忙忙，竞没有来得及和大哥好好聊聊。58年我再次去北京时，他已被打成“右派”放逐昆明了。那年，他已经六十四岁。特准大嫂陪同他去昆明，也算是对他的一种照顾吧。
宗蕖告诉我，1956年早春，她去北京进修，和大哥一家有过四个月的相聚。那时，大哥住在协和的宿舍院儿里，一座宽敞的两层欧式小楼，周围绿树草坪，显得非常安静。长子夫妇带着小孙子和他们同住，全家人正在等待另一个孩子的出生。大哥对宗蕖说，他希望有一个孙女，等她长大了，就能挽着爷爷的胳臂一起上街。“会有很多小伙子回头看我的孙女，那时候我会很得意。”不久，大哥真的得到了一个可爱的孙女。
和大哥大嫂同住的还有他们南下去了广西的小儿子，他回家养病，正在等待手术。在贵州和大哥一家共过患难的保姆“郝奶奶”，这时已经“上升”为“郝太”了，还是在大哥家里。而大哥本人当时正在住院，好象得了一次“小中风”，正在慢慢儿康复。大约是四月中旬，大哥才出院。
那是解放后政治最宽松的时候。宗蕖去看他，他问得最多的是宗蕖出来进修家务是否已妥贴安排。不久妹夫应镠进京开高教会议，他们谈的最多的就是当前教育的一些问题了。一次，他约应镠吃晚饭。很晚都不见人来，他极为生气。听应镠解释以后，他说：“在学术会议上安排这么多与议题无关的发言，真是极大的浪费。”遇会动不动就来个“请某某首长指示”的风气，与他的“洋脾气”真是格格不入。
对于派来协和的进修人员，他总要强调标准。他认为一些初级的培训班之类，用不着交给协和，以免分散科研人员的精力。来协和进修的人，要有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和医疗卫生实践经验。对把因军功而获得较高军衔的解放军卫生员送来协和进修的做法，他持保留态度，他认为至少应该只培养那些可能成材的人，军衔在这一点上不该起作用。
他说得最多的是把个别有基础的医学院恢复为八年学制，他认为没有质就没有量，只有在提高的基础上才能搞好普及。有限的经费如果不用在刀刃上，只可能浪费。这个想法早在抗战时期他就在重庆教育部的会议上提出，没有什么反应。协和原来是八年制，前三年的基础课与人文科列为医预。在医学院本身不具备教学条件时，这三年的课程就分配给燕京之类的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去上。医学院具备上基础课的条件以后，医预一度回到协和医学院。国民政府坚持全国大学一体，统统五年一贯制。协和因为是美国人办的，只能通融，再把前三年的课程分配到几个私立大学，教师也跟过去。条件是不许叫“医预”而叫做“特别生物系”。但校内仍称之为“医预”。 宗恩说旧式官僚也罢，留过洋的官僚也罢，都迷信所谓的“数字标准化”，医学院必须是五年制，那就多一年都不行。宗恩再次提出恢复八年制，引起了许多非议。他的想法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付诸实践，真令人感慨万分，这期间多少人为之吃了大苦头啊！
同时他还提出了培养高级护理人员的问题，协和复校后，恢复了护理科预科二年、护士科三年的学制。但不久，这个学制就被“切除”了。现在，高级的护士科又在几个医科大学成立，虽说晚了三十多年，但总比不做好。
当时在政府领导人的倡导下，提出了西医向中医学习，中西医结合的中国医学发展的既定走向。原贵医教务主任贾魁对此有看法，就写文章、办副刊，坦陈自己的观点，结果惹恼了不少人，于是认识问题就被硬拉到政治立场上来，说是国民党就反对中医，言下之意无非是贾魁和国民党一鼻孔出气。其实，陈立夫、陈果夫、朱家骅不都是提倡中医的吗？宗恩对传统医学的态度是比较客观的，对于中药麻黄素提炼的成功，他赞不绝口。对于针灸的效果，他从不轻视。但从他的科学主义原则出发，他认为传统医学缺乏检测手段，缺少科学的数据，应用时没有太大的把握，所以对于西医疗效已经肯定的疾病，他就反对中医介入。他的观点虽不同于贾魁，但他认为谁要批评贾魁都可以，但不能不让贾魁讲话。这些在他看来是纯粹业务讨论或表达学术观点的意见，在“反右”时，都成为他的“错误”和“罪证”。因为这些所谓的反党言行，他被迫退出了医学教育，并被逐出了他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协和。
56年五月，英国的一个医学代表团访问北京，其中有不少宗恩的故知，他们希望与宗恩重聚。政府要求宗恩在家接待他们，对于外国人来说，这是友好和尊重的表示。为了一个多小时的午宴，整个协和大院都作了一番修整，宗蕖在院子里遇到林巧稚教授，她调侃说：“就差没把房顶也洗一遍了，大家都沾了外国人的光！”大哥原来想让大嫂做些江南的菜和点心来款待旧友，结果当局非但派了专门厨师，还派了接待员，一顿午宴，弄得人困马乏，大哥的“洋脾气”，终于在自己家中受挫。
也是在1956年，他参加了农工民主党，医学界人士参加农工的很多。宗恩的朋友、同事、学生不少人在他以前加入该民主党派。那时候，“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对希望中国富强的爱国知识分子而言，是很有吸引力的。宗恩并未意识到乌云此时已在他的头上集结。
1979年，中共中国医学科学委员会发了这样一个批件：
1958年1月，将原协和医学院院长李宗恩同志划为右派分子，属于错划。本人于1959年调昆明医学院，1962年病故。1979年4月9日经卫生部（79·2党字第42号文）批复，已给予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消除其影响。
类似的文件，那年发出了几十万份，象李宗恩这样已经离开人世不复哀乐者，亦不在少数。作为他的亲人，不会不去回顾那漫长的22年，不会忘记他们因此而受到的屈辱和流过的血泪。
宗恩划为“右派”，并在1957年7月末见报。《人民日报》的一条新闻“指实”他是“章伯钧在医学界的‘统帅’，和党争夺医学界的领导权。”“大鸣大放”开始的时候，人民日报在6月4日发表了署名为“中国协和医学院教授张鋆”的文章，题为《帮助党办好医学教育》，和宗恩的办学思想很近似，我可以通过该文了解大哥那一时期的一些想法。但不能理解大哥会因为这些想法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昆明医学院皮肤科教授秦作梁告诉我，宗恩去昆医后曾经对秦说，自己之所以被划为“右派”，是因为坚持协和医学院的八年制。其实坚持办高级护校和坚持进修生、研究生的水准，坚持医学教育中的“质”的领先地位，都和当时的教育方针有悖。但怎么扯得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呢！
近几年我接触到的协和毕业生或教师，大多认为大哥被划为“右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美关系的恶化。他与在美国的协和基金会的关系，很难取得国内一些人的理解。或许正因为这一缘故，划为“右派”后，宗恩受到的处理，较之一般知名科学家严重得多。已逾花甲的人，还被发配到万里之外的云南去。1959年起，一批又一批“右派”摘帽，虽说摘与不摘差别不大，但宗恩的右派帽子却一直未摘，直到改正。
1984年，我带着全家去贵阳、昆明，重游青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在昆明，了解到一些大哥暮年的生活情况。
秦作梁教授告诉我，宗恩到昆明后，昆医安排他在门诊部看病。。不久，中央有人来视察，认为李宗恩年老体弱，不宜看门诊，让昆医安排他去图书馆整理外文期刊中的资料。宗恩做这类工作当然是驾轻就熟的，但不久他又提出回门诊部工作的要求。他非但看门诊，还改进门诊部的工作，建立了一个秩序。昆医的副院长蓝瑚是法国留学生，是大哥“被贬”以后结识的。他对“李院长整理门诊部秩序的成绩”估价很高。大哥把高效率的医疗工作看得很重，即使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只要一投入工作，他总会认真负责，一如既往。
1962年，宗恩病危，昆医向北京打了报告。中央（据说是周恩来总理）让宗恩的长子寿复飞往昆明，说有可能的话，将宗恩接回北京救治。但，寿复接回来的，是悲痛欲绝的老母亲和父亲的骨灰盒。
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灾难，特别是十年动乱之后，我们都垂垂老矣，“向前看”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多少感到无奈。我们不能不回顾这一生经历的人与事。我写下以上文字，为的是已故的大哥和其他屈死者，也为了那些并不了解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后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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