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史学的基本问题

下午继续读《宋元史学的基本问题》。没有细读，原因在于不是收入的每一篇文章都自己喜欢。加上那些繁琐的翻译，有些地方实在看不下去，一直弄不明白既然翻译为什么有些地方还固执的保留原文，我指的是日文原文。粗粗一过，觉书中所收论文，水平深浅不一，有些专业性较强，有些却看来只是起了普及的作用。不过必须承认的是，每篇中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这倒是我们读此书时该留意的。个人觉得写得最好的是佐竹靖彦的总论和最后杉山正明的那篇。佐竹的那个总论尤其不错，简直就是一个文献综述的经典模板。对于书中收入的每篇论文都有精到的总结理解，虽然他说：“对各篇论文内容的理解也是十分主观的”，但是又正如他自己说的：“只要赋予我们的客观条件是共通的。那么本书的总论与各篇论文之间的矛盾，或许能够获得更广更深入展望的起点。”这篇总论写得的确是细致深入却气象宏大。他说：“目前，我们摆脱了曾经流行一时的大理论和大法则的束缚，开始慎重地探索个别的具体的世界，这或许是历史学家获得新生的重要基础。”说实话，读到这句话时我不是那么乐观。因为觉得在学科专门化越来越深入的今天，再这样慎重的具体的探讨下去难免会失去历史学保有的本真的一些东西。有意思的是，他在总论中认为“慎重地探索个别的具体的世界，这或许是历史学家获得新生的重要基础。”而他这篇总论所体现出来的风格却没有很好的践行这一基础。总论对于论文集中的文章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讨论并在原作者文章的启示下提出了很多自己的真知灼见，这些问题虽未能在行文中一一求解，却给予了读者很好地思索空间，显示出一个眼光独到深刻、训练有素的学者的良好品格。起初,当我在读到他下面的这段话时疑惑不解。他说：“流民的产生是某地的事情，流民流入的地方能接受他们是另外一回事。唐初以来南方少数民族社会的变化，给流民流入原来少数民族占有地区提供了新的条件。这个变化是华中南部地区活跃的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这个时期流民大规模发生的前提条件。”对于这个变化，由于作者没有明讲，而我从字里行间也没能找出些许蛛丝马迹。直到第三遍读到这段话时，再结合该书中杉山正明的论文才理出一些头绪来。他指的这种“变化”,就是下面这种变化。原来南方的少数民族原本的生业是山地畜牧和刀耕火种，而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势必需要广阔的土地作为支撑，但由于隋末唐初的变乱及其之后安史之乱的爆发，大量的流民进入南方地带，空间的侵占和人口的增多带来的最为广泛深刻的影响就是汉族的精耕农业和政治文化在这些地区的得以确立。这一变化虽然开始很早，但是直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少数民族的蒙古族全面占领，这样的变化才有了逆流的趋势。而佐竹氏说的这一“变化”,实在是我们理解蒙古灭宋乃至此后历史大势的一个锁钥所在。由此，我们似可推论，正是由于这一变化，元朝的大一统才得以建立起来。而在这统一的背景下既有游牧民族与中原正统、华夏正朔的汉民族的冲突融合，更为重要的是，此时的南方少数民族社会也经历和完成了一次广泛深刻的变化。难怪佐竹靖彦说：“蒙古统治达至全国的这种历史变化，是隋唐时期以来带有倾向性的变动所造成的结果。”妙哉斯言！关于上述我对于佐竹氏讲的“变化”的理解也许并不确切，但是就是这么简单浅显的见识，也是反复阅读才揣摩出来一二的，可见以后读书实在是不能偷半点懒了。衣川强先生的《围绕两宋王朝的国际关系—时代的俯瞰图》一文，写的通俗晓畅，脉络分明。但是文章第四部分写金时却出现了一些让人迷惑的地方。其间写道：“金太宗之后太祖之孙亶(合剌，熙宗，1135—1149年在位)即位，由太祖系的宗翰和宗幹(斡本)等人辅佐。但太宗长子宗磐(蒲庐虎)夺取了亶的皇位，太祖系统和太宗系统的角逐逐渐显现。”而同文下页则这样描述道：“暗杀熙宗而夺取皇位的迪古乃(海陵王,1149—1161年在位)和熙宗一样都出于太祖系。”按作者所说，金熙宗完颜亶的皇位由“太宗长子宗磐(蒲庐虎)夺取了”，并因此而引起了太祖系和太宗系两大利益集团的争斗。但是下文却又称暗杀熙宗而夺取皇位的是海陵王完颜亮。这样基本史实的描绘不清的确乱人头绪，使人顿生疑误，不知道这是由于翻译的疏忽还是作者的笔误？又，同页中出现“完颜承麟”和“完颜成麟”的两种名字的称呼，而这两个名字前后只隔了四个字而已，不知道这又是作者的笔误还是中华编辑的粗心！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正好佐竹靖彦也提到了。他说：“摆在元史研究者面前的问题,大概就是下面这样一些问题：今后的元史研究应当在‘宋元史’这一名称和概念下来进行，还是在‘辽金元史研究’这一名称和概念下来进行？或者不是上述两者，比如在‘辽宋金元史研究’之类的东亚史研究的名称和概念下来进行呢？”我想这不仅是对于元史研究者的一个困惑，也同样是研究宋辽夏金史的学者应该正视的问题。佐竹氏认为：“处于连结当时历史变化起点的宋代和作为终点的元代两者意义上的‘宋元史’，这是包含辽金两个时代的概念，也是表现当时的时代趋势的概念。”而我认为，这个广义上的宋元史，应当将西夏也攘扩其中。但是，对于研究者们来说，的确存在如竺沙雅章认为的宋代以后的历史似乎划分出了南北两个流派，也即北宋—金—元的北流派以及北宋—南宋—元的南流派，而出自辽金元的北方观点和出自中原的观点同样值得考虑。因此宋元史概念的提出似乎也是十分应景和必要的了。

如果要简明扼要地概括世界史上的近世社会的特征的话，那么这是一种从农村时代转向城市时代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和从宗教时代转向只是时代的文化状态的变化。

作者是在继承由内藤湖南开始、由宫崎市定全面确立的体系。

開寶藏在我國稱為“敕版”，是由敕令而雕版的官版，是宋代最具權威的版本。但是追根溯源，這是被宋朝征服不久的四川成都雕刻的，是作為佔領政策的一個環節而實施的。雕版之時所用的底本大概是唐代以來流傳於這一地區的寫本藏經，因此這個系統的再雕本為“高麗藏”，以此為底本形成《大正新修大藏經》，將其中所收的經典與敦煌寫經、我國聖語藏的天平寫經等相比較，分卷法、字句等方面差別極大。之所以如此，可以說第一類藏經（中原系藏經）是唐代的地方版，以鄉村版為底本，質量很差。相反，第二類“契丹藏”源自唐代長安、洛陽地區的中原寫經，因此，這版藏經與敦煌寫經相同的地方很多。遼朝的文化繼承了唐代的中原文化，從佛教學方面也可以得到確認，大藏經的情況亦是如此。

由此可見，大藏經的第一類和第二類的淵源是具有代表性的唐代四川和中原的文化，而北宋時期誦得華北和遼分而治之。之後為金所統一，一直到元朝。一方面，江南地區從唐代以來到元朝一直傳承與華北地區稍稍不同的文化，儘管唐代形成了中原、江南、四川三個文化圈，但北宋時期，分成了遼文化、北宋的華北文化和江南文化，南宋時期，前二者合二為一，形成華北文化，進而被視為南宋的江南文化與華北兩種文化。

以“大一统”为白菜与芜菁南北“频繁”移植的前提，来说明白菜的育种史。以橘子的全国范围内流通，来推演栽培与育种的发达。并探寻这个过程现象背后的目的意识性，即一种主动性。这个想法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