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者的抉择》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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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两千年来，由前汉到19世纪中，内亚与中国的整体历史可说是由两个循环圈——草原上部落分立与统一的循环，以及中国王朝一统与崩溃的循环——所构成，两者模式相异，但在历史过程上又彼此相互牵动。” “历史事件，无论它们符合或不符合一些历史发展模式，都是一些历史表象，它们产生于一些历史本相；更正确的说，它们产生于某种历史情境下人们的企图与行动抉择。” “由此角度来看，自战国至于明清，北方游牧世界与中原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都是一个历史本相的产物——这个历史本相便是华夏（或中原之人）的北方资源界线或边界。……由殷商到西周时期，移动化，畜牧化及武装化人群出现在黄土高原的北方边缘地带，并向南争夺宜于农牧之地。与此相应的是南方华夏认同逐渐形成，华夏诸国相聚以维护或扩张其领域资源。华夏向北扩张其资源领域，并筑长城以维护此领域，如此更促成华夏资源边界外的北方混合经济人群投入游牧生计之中。这条东西绵延的资源界线（长城是其具体表征），造成中原帝国与其北方，东北方诸游牧部族之间的互动，各方沿此界线展开历经两千余年争夺与维护生存资源的历史。”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华夏华夏 -
“……层层的自然环境都对人造成种种‘边界’……其次，利用种种生计手段利用环境资源，人类普遍以‘结群’方式来分配，争夺与保护资源领域，这又造成了一种‘边界’。这些共享与保护资源的人类社会群体，如家庭，家族，部落，部落联盟，国家，也造成家族与家族间，部落与部落间，国家与国家间的‘边界’。……各个人类群体还有性别与阶级边界。……即使在今日‘公民社会’在共享公民权利的人群中‘历史’仍造成意识形态上的边界，以区分谁是社会主流（主要民族或族群），谁是社会边缘（外来新移民，原住民与少数民族）。……相信‘历史’，生活在‘历史’中，也让我们接受‘历史’所造成的社会人群边界。……‘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华夏华夏 -
由此角度来看，自战国至于明清，北方游牧世界与中原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都是一个历史本相的产物——这个历史本相便是华夏（或中原之人）的北方资源界线或边界。在本书第二章中，我说明由殷商到西周时期，移动化、畜牧化及武装化人群出现在黄土高原的北方边缘地带，并向南争夺宜于农牧之地。与此相应的是南方华夏认同逐渐形成，华夏诸国相聚以维护或扩张其领域资源。华夏向北扩张其资源领域，并筑长城以维护此领域，如此更促成华夏资源边界外的北方混合经济人群投入游牧生计之中。这条东西绵延的资源界线（长城是其具体表征），造成中原帝国与其北方、东北方诸游牧部族之互动，各方沿此界线展开历两千余年争夺与维护生存资源的历史。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历史本相与表相 -
将匈奴视为“民族”，可能忽略了“匈奴”此一政治体所涉及的人群很广，时间很长，且各部族似乎以不同的方式参与此政治体。鲜卑名王檀石槐的父亲，投鹿侯，就曾在匈奴军中从征三年；显然此支鲜卑是以附从的方式加入匈奴军中。此说明加入匈奴军事联盟及其行动中的部族可能非常广泛，无论在客观文化或主观认同上，匈奴都不必是一个民族。或者，匈奴政治体的核心部分由几个大氏族部落构成，其周边还包括许多他姓氏族与他种部落。游牧民族志资料显示，一个以共同部落名号及共祖记忆凝聚的游牧部落，其历史可能很久远，但其族群范围、边缘与内部成员可能因情势而有相当变化；所谓“因情势变化的族群认同”（ situational ethnicity），最常见于游牧社会之中。换句话说，为了适应多变的生活情境，他们吧能通过改变祖先谱系记忆来接纳新族群成员，或脱离原来的群体。总之，不为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所困是其生存原则，此也符合广的游牧社会之“移动”法则。据中国文献记载，当汉代北匈奴溃而西迁，鲜卑部落联盟西移占领了北匈奴遗下的牧区，此时十万（户）未迁的匈奴牧民都成为鲜卑；此便为一个明证。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游牧“国家” 问题 -
认知的边界、移动与抉择 汉帝国将领设下鸿门宴一次伏杀800多羌人豪酋，魏晋时一个鲜卑贵族自称“黄帝子孙”或“炎帝之裔”，匈奴呼韩邪单于对汉称臣并将其部落南移至长城边；我们应如何描述、理解这些历史事件？史家或指出事肇因于羌人叛服无常，或称此显示鲜卑之汉化或称汉帝国终于贏得与游牧帝国间的战争。在另一种历史观点下，历史学者指出汉帝国对羌人的残酷与道，说明鲜卑以一外族建立统治中国的征服王朝，或称南降的匈奴只是换个策略来掠取汉帝国的资源。这些多少只是读史者各据立场，各据其认同，对事件表相的描述与批评。这样的描述、解释、批评所构成的历史记忆，再度强化各种认同“边界”。 因此种种“边界”不只是存在于被研究者之间，也存在于书写、研究者之间。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学者，如欧美汉学家与中国学者，对同一历史与社会文化现象有不同的描述与理解。对同一社会文化现象，不同学科之学者间也存在着明显的认知“边界”。我们可以四凸镜来作一比喻。我们所见的文本与表征，皆如一个凸镜面上所呈现有些扭曲的“表相”，我们永远无法全然了解镜下被观察的物体，也就是“本相”。这凹凸镜，便是我们的社会文化、知识训练背景所造成的认知偏见，一种扭曲物体本相的镜片。研究汉代北亚各种游牧人群，学者所根据的基本史料一一汉魏晋时的几部中国正史一一也是如此，它们也是凹凸镜面上的表相；此凹凸镜，同样，便是汉晋华夏史家的社会文化认同与其知识背景。如此，由汉代史家到今之研究者，大家都带着凹凸镜来观察一个本相，其所见、所描述永远只是镜面所见的“表相”，那么我们如何可能了解事实本相？ 在本书中，以及在我其他著作中，我所尝试的一个方法便是移动，移动这个凹凸境，突破各个学科的边界，从不同的学科角度观察镜面上表相的变化，如此我们或能对镜下的物体本相多一点的了解，同时我们也可以对此“四凸镜”的性质有些了解。1汉晋中国史料亦然。汉晋中国史料之...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结语 边界• 移动• 抉择 -
公元7世纪，吐蕃兴于藏南并北向扩张。在此王国的发展过程中，最关键的步骤便是吞并青藏高原东缘的苏毗、党项、吐谷浑。吐蕃之所以能迅速扩张，并对唐帝国之西北造成严重威胁，主要原因便是其能凝聚这些被泛称为“羌”的游牧或半游牧部族；利用他们常用于内斗的武力侵入唐帝国西北疆，以分配掠得的物资来强化此军事联盟的凝聚。唐帝国恐党项、吐谷浑部族为吐蕃所用，因此让大量党项部族移入于今日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等地。8世纪中叶，内徙的党项各部常相结为乱，他们或成为东侵的吐蕃军劫掠的对象，或加入吐蕃军以掠夺唐帝国州县，或加入唐军以对抗吐蕃。总之，因党项羌为处于吐蕃与唐之间的许多分散部族，这些部族各自选择有利于己的生存之道。在如此乱局中，特别宜于党项羌各大姓家族势力发展。这些相当汉化的大姓家族，各自招徕族人，吸纳各方流离亡叛，盘踞一方；此情况又与魏晋南北朝时期陕甘一带的羌人豪帅类似。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汉代以后游牧部族与中原帝国的互动 -
在本书中，以及在我其他著作中，我所尝试的一个方法便是“移动”——移动这个凹凸境，突破各个学科的边界，从不同的学科角度观察镜面上表相的变化，如此我们或能对镜下的物体本相有多一点的了解，同时我们也可以对此“凹凸镜”的性质有些了解。汉晋中国史料亦然。汉晋中国史料之珍贵在于，它们描述了三种游牧人群与华夏帝国的互动。也就是说，若游牧经济及游牧人群与汉帝国间的互动是一本相，我们可将汉晋史家所描述的匈奴、西羌、乌桓与鲜卑，以及他们与汉帝国间发生的事件，都当作是镜面上的“表相”；比较史籍对这些游牧人群不同的描述，分析他们为何与汉帝国间有不同的互动模式、发生不同的事件，便像是左右移动着凹凸镜片，由镜面变化来观察、了解下面的“本相”。 通过如此以及其他方法，我所强调的反思性研究也便是：希望借着对情境、结构与人在其间之情感、意图与行动抉择的了解，创造对我们所处“情境”有反思力因而有“抉择”能力的知识人。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结语 边界• 移动• 抉择 -
最后，中国历史上诸“外来王朝”的兴起，其背景常是草原游牧帝国与中原王朝皆溃解之时代，且其兴起过程循一定模式。这模式是，在北方混乱局势中，三波游牧部族力量相继进入华北，逐步建立起“外来王朝”。首波常为草原部族，如南北朝时期的刘聪、石勒等所建前赵、后赵政权，他们有很强的战斗力，其部落组织也利于军事联盟的凝聚。然而他们长于战事与征服，却不善于占有广大土地及统领众民的治术。因此，这样的北方小王朝常是短命的。取代它们的第二波王朝则不同。它们兴起于中原的边缘地带，如河西走廊及西辽河流域，远离北方割据政权相攻伐而烽火连天之地。在此他们学习如何在一个小政治体中发展一套二元体系，以分别管理定居农民及游牧部族。这样崛起于边缘终而入主中原的政权，最成功的多出于东北的辽河流域，如南北朝时慕容鲜卑所建的前燕、后燕，及宋代时契丹所建的辽等。然而他们无法统一华北，其势力也因内斗而削弱。第三波的外来部族常原为第二波外来政权下的属国，也出于东北地区，如南北朝时最后开创北魏政权的拓拔鲜卑，以及宋代建立金朝的女真部族。他们质鄙无文，但有强大战斗力。在取代第二波外来政权后，他们采用前政权的二元统治制度，并迅速扩张势力统一华北。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游牧国家兴衰：历史循环论 -
由此角度来看，自战国至于明清，北方游牧世界与中原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都是一个历史本相的产物一一这个历史本相便是华夏（或中原之人）的北方资源界线或边界。在本书第二章中，我说明由殷商到西周时期，移动化、畜牧化及武装化人群出现在黄土高原的北方边缘地带，并向南争夺宜于农牧之地。与此相应的是南方华夏认同逐渐形成，华夏诸国相聚以维护或扩张其领域资源。华夏向北扩张其资源领域，并筑长城以维护此领域，如此更促成华夏资源边界外的北方混合经济人群投入游牧生计之中。这条东西绵延的资源界线（长城是其具体表征），造成中原帝国与其北方、东北方诸游牧部族间之互动，各方沿此界线展开历两千余年争夺与维护生存资源的历史。 汉帝国与北方游牧部族间发生的战争、和亲、贸易、移民等事件，是此种历史本相形成后最早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也便是我所称的历史表相。在本书第三、四、五章中，我分别说明蒙古草原、河湟高原河谷、辽西森林草原，三种不同环境下的游牧部族如何组成不同的游牧社会政治组合一一匈奴的国家、西羌的部落、鲜卑与乌桓的部落联盟一一以突破华夏或中原帝国的北方资源边界，或以之应对华夏资源边界的扩张。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历史本相与表相 -
被称为“羌”的人群有一共同的社会政治特质，那便是，在他们中间不易产生广土众民的国家与中央化王权一一中国历史文献对这样的人群社会常见的描述词便是“无君”。 西羌的分群、分散性部落社会结构，表现在他们与汉帝国的交锋上便是，羌人各部落只能结为暂时性的部落联盟，且每一次结盟都要各部落先解除宿仇、交换人质。战争一结束，此联盟即瓦解各部落又回到为生存资源的争夺、争战之中。 经常影响羌人部落构成（或大或小）的“外敌”不是汉帝国，而是其他羌人部落；即使在与汉帝国作战期间也是如此。这也可以说明为何汉帝国最后以灭种屠杀来解决“羌乱”的将领段，其主力部队也是羌人部落。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羌人牧民的生存抉择 -
社会群体组织、制度让人们困于边界之中，而对自身命运缺乏抉择能力。社会威权、奖惩、规训，都让人们畏惧、屈服而难作突破边界的抉择。但更普遍的是接受社会所建构的神话、宗教、历史知识、道德规范、舆论等等，人们因此安然处于种种社会边界内。信仰与知识将现实变得理所当然，人们也因此安于自己的宿命。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结语 边界• 移动• 抉择 -
在近代民族主义下的中国民族史书写中，北魏、辽、金、元、清等政权常被视为“异族”在中原建立的政权；西方的中国史家更直接称之为“外来王朝”（foreign dynasties）或“征服王朝”（conquer dynasties）。事实上这些出身游牧部族的中原统治者，在其政权稳定后并非将中原当作其搜括财富与殖民的对象，而是在中原豪门与旧官僚的协助下恢复帝国原有的资源体系，并同时维系北方各种游牧部族的秩序。因此“外来王朝”与“征服王朝”之名均非妥当。由中原与北方游牧部族的资源边界历史来看，我们可以将这些兼统草原、森林草原与南方农业人群的王朝视为一种新的资源体制设计与尝试。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魏晋隋唐的中原王朝与炎黄子孙 -
在结语中，我以“边界·移动·抉择”为主题，以本书中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人群为例，说明人们如何生活在种种“边界”之中，说明为何人们“移动”与跨越边界的动机与能力有别。我的目的并不在于“解构”边界，不在于鼓励盲目的移动、无知的抉择与任意的跨越边界，而是期许我们能在对人类生态与长程历史的了解中“反思”边界，以此成为有抉择能力的社会人。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前 言 -
以上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以及西辽河流域、燕山地区与大小凌河流域，公元前1500年以来之人类生态变化趋势可归纳为：（一）受气候变迁及欧亚草原文化传播之影响，人们在生计上逐渐朝畜牧化、移动化与武装化变迁；（二）继续吸收公元前9世纪以来逐渐成熟之游牧文化，其中较重要的是制酪与骑马，各地人群都尝试宜其环境的游牧或以牧业为主的混合经济活动；（三）草原边缘之畜牧化、移动化、武装化部族，向南方陕、晋、冀等地农业定居邦国争夺资源，如此导致华夏认同之形成与强化；华夏凝聚力量，并扩展、巩固其北方资源界线，迫使此资源界线外之部族进一步游牧化。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考古学有关中国北方游牧文化起源的研究讨论 -
中国文献记载中，秦代北边的河南王、白羊王、楼烦王、东胡王等所统领的政治群体，皆为此一时代本相下的产物。这些游牧部落联盟及其“王”的出现，显示此时北方各游牧部落的一种生存策略为：避免同一生态区各部落相争，而组织成较大的群体向外争夺资源。在此，我们可以思考巴菲尔德教授的一重要论点。他指出，匈奴游牧国家因应秦汉帝国之统一而形成，因此它也与东汉帝国同在一世代间相续衰亡。他对此的解释是：草原游牧国家的存在，需要有一稳定的华夏帝国供其剥削。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匈奴牧民在国家与部落间的生存抉择 -
譬如根据人类学家的记载，伊朗的一支游牧人群 Baluch与定居从事灌溉农业的 Shahri人为邻，在丰年时 Baluch人乐于与Shahri保持贸易关系，但在荒年时 Baluch几乎没有什么牲畜可供交易，因此他们必须掠夺 Shahri；在这种状况下两者根本无法建立起稳定的交易关系。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匈奴的游牧经济 -
最后，我们不能因匈奴所掳的汉人基本上是农人，而断定他们大多被掳去从事农业生产。事实上，长城沿边的汉人可称是兼营牧业的农人。专门从事畜牧以致富的，如秦时的乌氏家族，西汉的卜式、东汉的马援，“必然都有相当人手为他们从事放牧与经营畜产。这可以算是不常见的特例。此外，许多北边的历史名人，如卫青路温舒、王尊等，在少年时都曾有牧羊的经验。不仅如此，汉代朝廷也曾鼓励百姓到边县畜牧。°《史记》记载称，天水、陇西、北地、上郡等地“畜牧为天下饶”。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匈奴的游牧经济 -
约从公元前129年开始，汉军对匈奴的出击大都选在春季。对任何游牧人群来说，初春都是最艰苦而不宜长程迁徙的季节。汉军此种几近恶毒的战略，必然迫使许多匈奴牧民在不宜聚集、不宜长程迁移的季节，毫无选择地驱着牲畜逃避兵灾，或聚集在其“千长”“万骑”之领导下与汉军对抗。历史记载中，汉军常掳获相当大数量的匈奴牲畜；若匈奴各牧户、牧团在其部落组织中仍有“选择”一一选择分散成小团体脱离战区一一汉军不可能有如此掳获。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匈奴牧民在国家与部落间的生存抉择 -
游牧民族志资料显示，一个以共同部落名号及共祖记忆凝聚的游牧部落，其历史可能很久远，但其族群范围、边缘与内部成员可能因情势而有相当变化：所谓“因情势变化的族群认同”（ situational ethnicity），最常见于游牧社会之中。换句话说，为了适应多变的生活情境，他们可能通过改变祖先谱系记忆来接纳新族群成员，或脱离原来的群体。总之，不为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所困是其生存原则，此也符合广义的游牧社会之“移动”法则。据中国文献记载，当汉代北匈奴溃败而西迁，鲜卑部落联盟西移占领了北匈奴遗下的牧区，此时十万落（户）未迁的匈奴牧民都成为鲜卑；此便为一个明证。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游牧“国家” 问题 -
在战乱中，西北边郡的羌人有时配合汉军与匈奴、鲜卑及其他羌部作战，或在难以生存时相结逃离汉帝国边郡，或与汉帝国内的边缘势カ（难民与盗眶）相结而在关中到处流窜掠夺。甘肃、宁夏、陕北等地的农民原来生活便很艰苦，稍有自然灾难或战乱人们便要设法相聚互保，或投靠能给予保护的地方强权。由于从外地迁来的羌、氐、匈奴等部族多聚族而居，他们的领袖豪族平常便有保护其族人的力量，因此在乱世时很容易吸引许多无助的民众投入其群体中。当其势力壮大时，便在西北边地建立起王国政权，割据一方。所谓五胡十六国，许多皆为西北边郡的“五胡”所建。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汉代以后游牧部族与中原帝国的互动
作者: 王明珂
副标题: 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
isbn: 7563378707
书名: 游牧者的抉择
页数: 304
出品方: 理想国
定价: 35.00元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08-12
装帧: 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