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著名人类学专家、北京大学教授王铭铭所说的那样，“以定居的乡土格局来形容中国社会是有问题的。‘中国乡土定居性理论’抹杀了我们历史经验中的许多‘另类元素’”。人们对游牧社会的不了解或误解，与农业文明及相关文化下感知到差异的回避型心理有关。在许多人的想象世界中，匈奴、西羌、乌桓、鲜卑及其后裔均是来自中原之外的蛮夷，面目划一，代表农业文明的中原（汉帝国）与这些游牧文明之间的战争、来往、交融被逐渐模糊化，和亲、战役、屠戮、封赏等事件符号连同着若干个英雄（枭雄）的个体符号被用来简单化的解释历史。但这种简化思维无助于解读、理解历史变迁，也不能帮助普通的中国人高度认同对如今的多民族国家边界合法性的因由逻辑。
“游牧”是人类为适应特定环境而产生的一种精致的经济社会体系，将观察的视野从笼统意义上的中原之外而扩展到整个北亚，历史人类学学者王明珂发现“游牧”按地域大致可划分为河湟（黄河上游及湟水流域）甘青地区、内蒙古中南部及陕晋北部、西辽河流域与燕山地区，分别对应“高原河谷游牧”族群、“草原游牧”族群、“森林草原游牧”族群。三种游牧族群及其经济模式，均是人们对当地环境生态的一种适应性、稳定性、一定历史延续性的生计手段。
来自我国台湾地区的王明珂长期在我国四川、内蒙古、新疆、青海及周边国家有关地区从事历史人类学田野考察，将多方面知识成果紧密贴合环境、牧业、遗存，成果斐然。去年夏天，他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体现出严谨的学术作风和令人耳目一新的考察研究观点，赢得学术界及许多普通读者的一致好评，并且那本书的出版时间恰逢汶川震灾（古羌文化、族群遭受惨痛灾难洗劫），从而切中了人们关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的心理，被不少媒体、书评人列为“2008年不可缺席的必读书”。眼下新出版的这本《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民族）是作者王明珂多年来民族、族群、历史考察研究的总结性成果。
王明珂在《游牧者的抉择》第一章中就强调，对于“游牧”，我们常常只注重“牧”，而忽略其“游”，但实质上，对游牧社会人群来说，“游动、迁徙”不只是让牲畜在各种季节皆能得到适宜环境资源的考虑，更是人们逃避各种自然与人为“风险”（包括权力掌控与阶级剥削）以及利用更广大外部资源（如贸易与掠夺）的手段。简而言之，生存于资源不确定的环境中，移动力是必要的。
因此，“游动”深深影响了游牧人群的族群认同、社会结构、领袖威权以及其社会道德与价值观。这与基于农业文明、定居生活方式而建立的中原君主制国家构成了较大的差异。司马迁在《史记》中多次表达对匈奴军队“不羞溃走”、“其困拜则瓦解云散矣”、“苟利所在，不知礼义”的鄙视，王明珂认为这种指责源于定居国家强调军人勇敢直进的战场道德、以礼义约束君臣长幼秩序，游牧族群的移动力常常可以突破政治威权所设下的“边界”。
散落于甘青河湟高原的西羌各部族的“边界”意识更加模糊，由于高原山谷中资源禀赋的相对稀缺，部族之间更加缺乏成型的政治威权和社会规范，经常相互攻讦（匈奴部族之间则极少这种现象）。在王明珂看来，这正是东汉中后期若干贤臣名将试图以内迁、融合手法减少边患的政策思路彻底破产之原因：内迁之后，西羌部落仍旧移动流窜，破坏汉帝国西部诸州郡的正常治理秩序。
强悍数世纪的乌桓、鲜卑乃至匈奴最后各自湮没在族群和文化融合的历史潮流中。这些部族多次乘势抓住华夏中土政权变局的机遇，占据汉帝国疆域边缘地带乃至北部州郡，试图建构二元制兼容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尝试建立君主制国家政体。一方面，“游牧”中的“游动、迁徙”荡然无存，国家政治秩序严重妨碍基本游牧群体在其日常游牧生计中对“移动”自作抉择的能力，这种妨碍到了清朝上升为精巧的制度设计“旗主制”（包括固定牧养区域、治理边界），从而从根本上解构了游牧族群对固定秩序的破坏力。另一方面，定居下来、行君主制政体的游牧族群，必然要按照华夏中土原先汉族政权的模式，建立起一套政治、经济资源分配和文化认同上“世袭”、攀附、模仿的体系，导致或主动或被动的“华夏化”，游牧族群原先趋于平等散漫化的家族部族内部边界便逐渐消解。
即以汉朝与匈奴关系为例，以往史书给出的定式结论常常诱导人们以为匈奴的盛极而衰、西迁、南迁是在汉朝名将统领精锐骑兵军事讨伐的结果。王明珂通过田野观察、典籍资料的研究得出的观点是，国家这一政治组织无法与游牧经济相配合。匈奴频繁的侵扰汉朝边郡，打乱了游牧自然生产方式的劳动力分配及迁徙规律。
文章链接http://blog.oeeee.com/zyc2007/archive/2009/01/26/6495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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