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解毒

洋化波及句法，污染中文。

公共領域詞匯之改換，涉及政治概念與公共權力之更迭，當中有詭詐，也有正經。

為免名詞「習而不察」，民眾習慣了便不易察覺出當中的價值轉向，引致思想僵化而不知，故仍有必要作一番「陌生化」的處理，從新考察，既是日用名詞之考古，也是思想生機之恢復也。

即使在滿洲積弱時期，中國仍是文化古國。早在侵佔香港成立殖民地之初，英國統治者已謹慎處理官方行文，避免觸動中國人的文化自尊。

港府親民之餘，在言文上避免承襲大陸或台灣的公共語彙，此舉既可障隔國共影響，又可建立新的港人身份。

同時推行的清潔運動，創造了「市容」一詞，初始是潔淨衛生之公民習慣，如清洗公眾地方、滅鼠、不准隨地吐痰及扔垃圾等，回歸之後，淪為潔癖式的都市規管，杜絕小販擺賣營生，連隨處坐臥談笑等市民閑散行為也犯禁。公屋居民在窗外或戶外曬晾衣裳被褥，也藉詞「有礙觀瞻」，嚴加取締。

政府懂得自我約束權力，是約法社會與政治現代化之始。

從政者皆須圓通，致勝於談笑之際，折衝於樽俎之間，有時不免迂迴前進，繞行若蟹。為成就大事而繞行之政治家，巨蟹也；捨正路而弗由，模仿巨蟹繞行，故弄玄虛，表演權術與親民術之政客或過客，皆小蟹也。

政壇輪替，你方唱罷我登場，恰如眾蟹羅列，庶民百姓，將其存世格言一一品評，便可高下立見。

行政語與司法語，都應以有史可據、百姓可解的通言為本，不能視漢字如電腦字符，可以胡亂堆砌。不牽涉法政之事，更應用日用語，例如有人在街頭毀壞公物，報道說「毀壞」即可，毋須自作聰明，警方尚未告知所控何罪，某些報章便說是「刑事毀壞」，甚至簡稱為「刑毀」。

此等語言污染，在吾等文人而言，是戕害中文，在執政者而言，卻有助香港日漸淪為法制社會（legalistic society），市民聞法例而色懼，見石Q（保安員）而腳軟，有利官商勾結之專政統治焉。

古之中國帝王，遇天災則下罪詔己，今之中國帝王，遇天災則向天宣戰。古今中國之別，盡在此中。天道是核心的文化信仰，不可等閑視之。中國是否仍是中國，是文明禮義之邦還是粗野蠻夷之所，開放之後能否頂得住西方的文化與信仰入侵，全在這裏。一旦國人的文化信仰失守，再質問人家是否中國人，也無關宏旨了。

在中共的官方語言之中，即是我常說的共產中文，天是「不存在」的。一九四九年開始，中國沒有「天災」了，往後發生的，是「自然災害」。香港回歸中國之後，旱澇颱震，電視台也說「自然災害」了。雖說此詞是英文natural disaster的漢譯，但disaster的語源是「星象之凶兆」意，即使加上「自然」，也略有厄運的涵意，但中文的「自然」有不關乎天地鬼神之意，共產中文又捨棄意義重的「災難」而不用，反而以意義輕的「災害」代之，顯然有清洗信仰的用意了。

天命是威力強大的信仰，在政治上，天命論確曾使中華百姓免於過份長久的暴政奴役。天子得以在位，靠的是天命所歸，天子要戰戰兢兢，保守恩寵，不使上天離棄自己。水災地震，瘟疫歉收，就是天地降災，加上官府防災與賑濟不力，皇朝的合法性就存疑，百姓可以起義，更換天子了。戰國以至秦漢，直至清末民初，都信服「五德終始論」，認為王朝依照五行之象來輪替，並無鐵打的江山，例如從滿清的黑（水），到民國的青（木），到中共的赤（火）與將來的黃（土）。

這不是中文與非中文的問題，而是人與鬼的問題。大地震動，你站在那裏向它抵抗，是找死麼？地震可提防，不可抵抗，是常識。說救災、賑濟，是人話；說抗災、抗震，是鬼話。即使是科學翻譯，英文的resistant，以前用的「防震力」是人話，今天用的「抗震力」是鬼話。然而，對於一個由蘇聯番鬼傳授政治思想與統治權術的政權而言，鬼話就是官話。

統治權術在於奠定有利於己的社會秩序，最牢固的社會秩序，是軍事秩序，將社會教育過程軍團化（regimentation），將官方語言軍事化、機動化，從納粹到蘇聯到中共，一脈相承。

天道的信仰，將天子以至庶民都置於同一宇宙秩序（cosmicorder）之下，國君與百姓都在天命之下，大家都是平等的，那麼統治者的權威就太不牢固了。取銷這個可畏又莫測的宇宙秩序，令世間唯物化、扁平化，只有社會主義政權的唯一秩序，只有官方語言的唯一表達方式，是中共執政以來最大的文化戰爭。這場硬仗，必須時刻準備着，久不久就要開打。否則，如何「勝利」統治？

民眾不是軍隊，可見軍事化的語言一旦成為官方的欽定表達方式，常常令人以詞害意，鬧出笑話。

「問責」是整個政府要去除高傲與隱秘的政風，開誠布公，向市民問責。老董推出的「問責制」，是主要官員（司局級）以政治委任方式就職，各自為其政策範圍籌謀，萬一出事，個別官員要請辭。這可以令公務員或外界人員肩負政治判斷及政治責任，推舉的高官也多是一時英彥，不失為良策。

一朝有一朝之狂言。[一]在前朝，是推行國家安全立法的保安局長戳破「公務員政治中立」論；在今朝，是首長親自揭穿政府早已放棄「積極不干預」（positive non-intervention）之策。[二]往昔港英的政術，有實力，有假名，聲東擊西，自圓其說；新朝拋棄假名，如無雄辯及實力鋪墊，恐怕是暴露底牌，自討苦吃矣。政府有為，必御大事，相差只在費力多寡，著跡與否，能否領導群倫，贏得英名。積極不干預，是費力少、不著跡而又能以名器爵祿駕馭商界豪強之微妙政術，即使是官商勾結，也要做到公私分明，程序乾淨，是政府節制商界，而不是商界牽制政府。是故英人治港時期，重名器，也重言文。《左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名不正則言不順，豈有如特區前朝一般，胡亂封賞爵位，又引入增值、推銷、包裝、中心等商場術語，沾沾自喜，以為得資訊科技與全球化時代風氣之先者？

說政客操控政治，不如舊詞說的把持政局。以為將兩個詞語合併而節縮之，會雙劍合璧，其實是貪多務得，滑失本義，非驢非馬。

英文的Choose，語義也不只是選擇；何況choose之外，還有prefer、decide、would rather、can't help……but、can only與can but等。中文言隨意轉，層出不窮：惟有、不如、只好、寧願、寧可、寧取、寧要、情願、甘願、甘心、甘受、決意、被迫、故意、偏愛……。

也許，在高速運轉及剝削頻仍的香港城市，鈍化自己的感受，凡事用一個詞彙來描述，放棄敏銳的見解，有助於偷生人世。

消費社會聲稱予人多元選擇，以言文觀之，恰是束縛性靈，無有選擇。也許，在高速運轉及剝削頻仍的香港城市，鈍化自己的感受，凡事用一個詞彙來描述，放棄敏銳的見解，有助於偷生人世。

撫今追昔，受舊式中文教育的一代，猶可中英並舉，受新式中文教育的一代，則國語凋零，可見上世紀八十年代英國部署撤出香港之際，以改革之名而行的顛倒語文教育，確是文化殖民主義之殺着也。

引入西詞，本可豐富國文，但由於中國近代積弱，國人若不加意養護中文，使舊詞舊句重獲新生，則本國語彙及章法恐遭排擠、歪曲而致遺忘及失傳。國文知識貧乏之後，國人或以為中文之表達能力遜於西文，於是模仿西文而變換中文，成其洋化中文、程式中文（programmatic Chinese），助長西方之文化殖民。

不曉英文，則不能解洋化中文，中文淪為寄生語，港式的bilingualism,用意在此乎？

近代世界，外交詭詐，辭令要掩飾真情，留有轉圜餘地，往還之間，可以層層遞進，於是有深切關注、深表遺憾、強烈反應、堅決反對等程式用語，方便調整姿態。

（至於問卷用層層遞進之程式中文，如強烈喜歡、非常喜歡、一般喜歡等，則是合宜。）

以中國之龍，曲就西洋之dragon，是內地「與世界接軌」的餘波流末。港英統治早年，香港仍有國學遺老與民國舊人於報章針砭洋化中文，雖是空谷足音，也是聊勝於無。香港歸政中共之後，情況大變，一則中共之英語熱潮甚於香港，媚外之風冠絕群倫，二則台灣國民黨政權易手，「去中國化」禍及文史教育，三則本地傳媒與創作人自甘墮落，名為通俗，實為疏懶，胡亂「食字」、中英混雜、章法不通之文字充斥，珍惜國故、愛護國文之士，頓感勢孤力薄，一任西文橫行。近年香港之中文淪落，已由詞彙替代，演變為以英文詞義指導中文，以英文虛詞及文法領帶中文，可謂蝕入骨髓，病入膏肓。

語彙之外，句式亦病態紛呈。歐洲文藝復興之後，邏輯學與修辭學合流，於是西文常用雙重否定（double negative）的句型，標舉新時代的理性，中文理性早開，毋須強調，則少用雙重否定為委婉語。中文當然也用雙重否定，但多有定式，如莫不、無不、不免、未免、不得不、百無等，套語如非請勿進、非我莫屬、未能免俗、卻之不恭、下不為例、非打不可、無財不行、百無禁忌等。

至於英文句式「不排除……的可能性」[十三]，洋化中文已甩掉了「……可能性」的尾巴，獨立成句。

原本表達推敲、威懾、試探等豐富情感或情勢的自然詞彙，遭機械詞彙取代，變得感情無法表達了。

若不識洋化中文，聽今人隨口說「有保留」，不知他要保留甚麼；說「不排除」，就等他說不排除甚麼困難。

猶如香港年青人對事物無深刻感受，又不知措詞，亂用勁、超等流行語，如勁悶、勁好食、超衰、超豪等，掩飾自己的感性貧乏。

中文章句，首重虛實。依中國現代語法鼻祖《馬氏文通》（光緒二十四年），漢字可分為實詞（即substantive words）與虛詞（即functional words）。實詞有詞彙意義，虛詞有造句功能。虛實混淆，句法西化，浸染日久而不察，則中國固有之言語變味，本來之思想失真。此後，非西語不能漢言，無西法不成漢文，此謂之文化殖民。

英文的any，在否定句或疑問句，只是尋常的語法虛詞；肯定句的any，則有囊括一切、無有闕還的邏輯涵意，類似中文的任何。中文的任何（或任誰），嚴肅如禁令：「任何人等，不得內進」、「任誰來訪，一律不見」。吾人不須閱讀「所有」財經專欄，但不放過「任何」內幕消息。英文隨便說any，是語法所需，無可避免；中文隨口亂說any，則是無端言重，莫名其妙。=

同理，英文尋常的every,如everyone，everything，中文多用叠詞示之，如人人、樣樣事情（諸事、各事）[一]。中文的「每」，有強調「無一例外」之意，類似英文的each、each and every或every single one等，用得慎重；有時真的無一例外，也寧可說「人人有份：永不落空」[二]。

中文被動式的講法，有不幸、惨遭、蒙難等貶義。

昔日的權貴、文士或庶吏，都以飽讀詩書，腹笥甚廣為榮，行文以經典章句為範，其官腔是以雅勝俗，彰顯自身翰墨歲月悠長，不是市井村言可比。西風東漸，香港受英國殖民，大陸受俄國殖民，官場一片鬼氣，新制語文教育淘洗之下，時至今日，不論大陸或香港，今之官腔，都是以洋抑中，以俗勝雅。官僚模仿西洋下層的公事語文，機械冗贅，僵固不仁，西洋的次等（non upper-class）語文，成了中國的高等公事中文，奠定了國際文化上的奴役關係，成全了全球化下的文化分工——西洋為君長，中國為皂隸。即使殖民政府引退，中國也擺脫蘇聯，此等西洋唾餘，已被中國及香港官員奉為甘露多年，自成一體，國人不知覺悟，自取其辱，令洋化中文在中國大行其道，作威作福。

早期中國遣派之遊學生或訪問歐美的權臣貴冑，天朝餘威仍在，仍可親炙上層政客學者，觀摩上乘言文（如所謂upper-class English），得其天真自然。後期的遊學生，多為平民，與西洋中 下層人接觸，學的是欲向上遊的階級語言，多是故作複雜、假冒權威之語，得其矯揉造作，裝腔作勢。不論出國與否，幼年以翻譯文體學習西洋知識或外語者，都難免受到外來語文影響，加上本國語文意識積弱不振，誤以為西文有嚴謹語法而中文則無，久之就對中文生起語法焦慮、語法驚恐，即使尋常白話也不敢用——如上述的「開左門」，寧可西化口舌，胡說漢言。

大陸的洋化中文比香港更甚，皆因香港早年仍辨別雅俗，大陸則在共產政權之下，加速鄙俗化與工技化，成其共產中文。出身草莽的黨官將文士階級連帶高雅語文一並鬥垮，成其扁平社會；第一代黨官凋謝之後，繼任者多為理工科出身之技術官僚，好用偽科學語言——如進行……、作出……、造成……、為……創造條件等套式語，扁平與機械之官腔，鋪天蓋地，成為虐殺性靈的專政工具。

新式官腔以合成複詞為主，捨具體而用抽象（preferring the abstract to the concrete），將天然語語言變為工業程式，意圖削弱民眾的詞彙，令其思想與感情貧乏，易於擺佈。

新官話以機械冷酷的命名及造詞程式，簡化語彙以規範思想，麻痺感官，杜絕人民胡思亂想的機會，妨礙官府統治的異端邪說，不禁而止焉。

官府播弄，傳媒不智，將語言主權（所謂「話語權」）雙手奉送，令本地語言日見官僚化，失去活力，也失去批判力。

北方白話同音字多，講話愛用雙音節詞，香港通行粵語，語音豐富，口語用單音節詞即可，文書更不必添字增義。

說施放，是將行為合法化；至於宗教神聖祭禮，也加一個「活動」後綴，將之中性化，也是新官腔的特色。

中文以單音節詞為主，同音、諧音之字甚多，即使粵語音韻比北方官話遠為繁富，亦未能免去同音諧音所致之混淆，舊時借助典故與成語，好古敏求，述而不作；今日則多造複音詞，晝蛇添足，無中生有。

少時學中文，要讀古文，背成語，修辭忌用俚語，勿用別字，開學的購書單，必有《常見錯別字》之類。然而，古時笑話、歇後語、相聲等，舊日的報紙副刊、電視諧劇，都用諧音錯雜成語，混同雅俗，語帶雙關，引人發噱。

久之，此等玩弄諧音、錯亂詞義而生詼諧惹笑效果之技巧，本地寫作人稱之為「食字」。

「食字」即是以字為食，靠玩弄文字謀食。如編喜劇、寫笑話一樣，食字玩弄成語，是消耗社會規範的危險生涯，必須把握分寸，不可悖禮，否則就是自挖墳墓，自尋死路。喜劇之所以難為，是因為喜劇是嘲笑失禮的上流社會，激勵上升之下層人，重新鞏固禮教，奠定正義。喜劇以幽默感和人情味來掩蓋下層人的鄙俚言詞與尖刻嘲諷，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假如喜劇的玩笑開得太大，諷刺得離譜，連上流社會的清流雅士也一竹篙打倒，下層人「上位」之後，又貪婪無恥如故，則社會規範顛覆淨盡，無以為繼（是故金庸寫韋小寶之後便罷筆）。港式喜劇電影今日開到荼蘼，自嚐苦果，就因為玩笑開得太大，無人不奸，無語不鄙，男盜女娼，綱常堕落，無人性，也無人情。

同理，「食字」是靠社會對成語知識，對雅俗辨別，有堅固掌握，於是改動一兩個字，即可一語雙關，教人莞爾。改得吉慶滿堂，更是可喜，如新年揮春之蝙蝠圖案，即以「蝠」寓「福」，蓮子即連生貴子，蓮藕即佳藕天成，祭祀以葱寓聰明，以芹寓勤勞，年糕即步步高升。改得離奇怪誕，沒了幽默感與人情味，純是為改而改，了無語帶雙關之喜，兼且不顧媒體之雅俗，則只會令讀者啼笑皆非，創作人自討沒趣。

香港回歸之後，斯文掃地，「食字」廣告與標語口號，氾濫成災，讀者成語知識混淆，積非成是，日後即使改動成語，也無人識笑矣。

到此地步，「食字」已是消耗文化根柢，食老本，侮辱民智，戕害文化，其創作文人及宣傳機構，不是文賊，也是文醜了。

中共國務院規定出版物要簡體橫排及以阿拉伯數字入文（重印古籍除外），香港徵引內地消息，易出差錯。

見微知著，簡體字道出中共粗疏急進的現代化策略。新舊並存還是去舊革新，是現代化最核心的策略。君主立憲是並存，在過渡之中不斷改良；廢帝制而試行共和，是遽然行革命。正體與俗體及手寫草書並存，觀其興替，是改良；通令全國行簡體，禁制正體，則是革命。中共強令推行簡體字，禁制正體字，只在古籍重印及書法題詞時容許正體字，有如一黨專政，只留下民主黨派和政協做裝飾花瓶。

楷書有楷模之意，魏晉時，楷隸演變為正書，隋唐時統整字形，為歷代之正體。正體字用於刻板印刷，也稱正版字，簡體字舊稱簡筆字、簡化字，後來中共正名為簡體字，另造「繁體字」之名，與簡體字相對，企圖淡化「正體字」之名位。文字乃國體所依，簡體字乃當年用以快速散播共產思想之工具。

漢字定型以來，三千多年，都是繁化與簡化並行，繁化以辨義，簡化以利書，兼且俗體及行草書體並用，只在中共建政之後，才有中央政權主導下的系統簡化，且以國法推行。中國歷朝都有新造字，但容許舊體，也容許異體字，學子兼收並蓄，日後考訂文字，辨別雅俗，有個根底。

正體字在港台仍有傳承，仍有人堅持其文字正道，然而俗體字之消逝，如很多方言的消逝一樣，無人注意，無人憐惜。

正體字有典範的楷書刻印標準，簡筆字與俗體字的地位一樣，只屬於異體字。大陸頒佈簡體字為法定用字之際，廢棄正體字之名，改稱「繁體字」。繁體之名帶有貶義，誣陷傳統文化為繁複、繁雜、繁瑣。即使不稱正體，也應稱為原體或舊體。

中國有兩次大型的字體改革，第一次是秦始皇時期，第二次是中共統治時期。秦始皇「書同文」之舉，乃統一戰國時期各國字形，便利交流，屬於文字整理而非文字創造。共產黨的文字簡化，是政權主導及強制推行的文字創造，將漢字筆劃簡省，忽略了漢字的源流和造字規律。當代整理漢字，應以類似往日翰林院的穩當機構（今日可稱「國家語文委員會」），定期訂正，商議執行，而不是一批頒佈了事。中共法定簡體字之最大流弊，是違反漢字約定俗成的漫長成文過程，改以體系性質，急速大批造字，且以共產國家的權威強令執行。一批過的文字簡化，令造字原則受到某些學者的成見所限（在中共是一群不學無術之徒），顧慮不周。中共建政初期，銳意鏟除舊文化，從不考慮日後會有傳統文化復興之事。如簡體的「后宮」，是皇后的正宮還是皇帝的後宮，當年就不加顧慮，反正封建舊物一掃而光了。同理，「餘」簡化為「余」，也是設想將來國人不會用「余」來自稱；化鹹為咸，也是設想後人少用咸為虛詞。將「願」簡化為「愿」之時，也不會預計今日內地人竟然重新讀起《論語》來，讀到「鄉愿」這個詞（愿是謹厚之意，與願不同義）。某些生僻字，日後變成常用之後，便來不及簡化，如中共辱罵西方「政治挑釁」的釁字。生物學有了「幹細胞」（stem cell）之詞，簡體寫成「干细胞」，原本的「乾細胞」（dry cells）又不知如何是好了。

其二，中文之詞組並無分隔，端賴文意辨義，是故歷代添文造字，演化字義，增強文字傳意的準繩。

其三，是簡化的文字學義理不一致，悖理之處甚多。簡化之時並無考慮字形之傳承，將之視為任意處置的符號，使新造的字不再適六書的規律。

簡體字因為破壞了漢字結構，也就使得簡體字不倫不類，一些簡化符號既不能表音又不能表意。

在聲符簡化方面，由於中共簡體字與普通話同時強令推行，有消滅方言之策，故此簡化時只以北音為主，歧視其他方言。

為了加速政治宣傳，中共以簡體字「掃盲」（掃除文盲的簡稱，文明社會叫「識字教育」）。以文字學義理而言，簡化字復用古體字，以「同音通假」的方法淘汰歷代的新造同音字，是違反文明演化之理。常用字之通假（如麵、髮、鬆等），混淆尤甚。通假字是異字同寫，化詞為音，如干（干幹榦乾幹）、斗（斗鬥）、后（后後）、面（麵面）、谷（谷穀）、发（發髮），余（余餘）、咸（咸鹹）、复（複覆復）、松（松鬆）、吊（吊弔）、念（念唸）、挽（挽輓）、沖（冲衝）、郁（郁鬱）、历（歷曆）、庄（裝莊）、获（獲穫）、佣（佣傭）、纤（纖縴）、御（御禦）、折（折摺）、范（范範）、钟（鐘鍾）等。原本是望文生義，通假之後變了憑聲猜義，中文局部變成拼音字，意符變為音符，加上同時推行音調貧乏的北方普通話，同音字多，行文講話需要大量採用複合詞來辨義，致令內地人不論在口語或是文書，多是囉囉唆唆，正話曲說。文字簡化了，卻換來長篇累牘。

簡體字易寫難認，乃造字學之一大敗筆。很多簡化字由行草而來，書寫方便，印刷成書卻難以辨認。

假若當初是逐步整理字體，而不是一次頒令，便可以靜待印字技術演進，不至有枉作聰明之憾。猶如當年大陸如果容許自由經濟與國營企業及農業公社混合並存，不一次過強制推行共產主義，大陸也不會延誤國計民生三十多年。

其次，是文字美學與書法修養，正體字乃由楷書法帖而來，空間線條勻稱，寫之讀之，心正氣平，有駕馭複雜事態之耐性，使人做事恰如其分。

其次，是文字美學與書法修養，正體字乃由楷書法帖而來，空間線條勻稱，寫之讀之，心正氣平，有駕馭複雜事態之耐性，使人做事恰如其分。如手書正體的「鹽」與「鬱」，無疑是難，但寫之各部呼應，令人做事顧慮周到，留有餘地。中共推行簡體字，是要斬斷正體字傳遞的人文美學，方便鼓吹言文鄙俚、行動粗暴、不留餘地的政治鬥爭。今日大陸很多人言談喧嘩，行動魯莽，不識大體，也略可歸咎於簡體字以醜為美之積弊焉。

可見簡體字對於高高在上的領導人來說，是不大莊重或不成氣候的文字。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因為「二簡字」的簡化不成功，廢止了這個方案，並指出了：「今後對漢字的改革要持謹慎態度，使漢字形體在一個時期內保持相對穩定，以利社會應用。」

踏入二十一世紀，香港本地文化身份覺醒，文化鄉愁形成，電視台紛紛聘請文字學者在電視暢談粵語本字及粵語正音。

可見俗成之力，大於約定。

漢字非拼音文字，與口語難以一一對應。言文之分離，正可統合各地方言，使國人之口語不必定於一尊也。

然而只有俗書、漫畫及小報用粵字。一般行文用粵字引用口語，大都加上引號[五]，以示自己知書識禮，不入俗流。粵語乃古語，用字造句精簡，有如古文，況且粵人崇尚文翰，引用典故，出口成章，文章講求古雅，都以天下通言——文言入文。粵語聲調繁富，口語鏗鏘，粵人比諸北人，更愛講四字成語。

北人在元明清三代，與外族交流頻繁，音調趨向貧乏，即使講了成語古語，也難以循音辨義矣。

往昔外地官員來粵視事，士人南下講學，粵人也用文言古語與之應對，以示嶺南儒雅。久之，粵人不寫粵字，粵語之本字散失，變成有音無字。粵字只在通俗小說、曲譜及唱本（如《粵謳》[七]）出現。

傳意乃在於文技與文心之綜合運用，以粵字入文，捨文言而用白話，並非傳意之唯一良方也。

香港捨棄通用中文而流行粵字粵白，一如台灣之通用閩字閩白，顯示往日大一統之中國、文化想像之中的中國，已焉消亡。香港位於中國政治之邊陲，本是保存文言古風的語言孤島（德文Sprachinsel），可惜大陸倒行逆施，用簡體字，講野蠻語，自外於文明禮義，令港人無北慕中原之心，上一代來自內地故土的文雅之士（如老報人及國學家）離世之後，新一代的本土中產崛起，對於文雅之舊中國，不再存仰望之意，復興之心。特別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之後，港人之中國心大大受創，只好自求多福，以我為主，加上香港當時之流行文化及創意工業強勁，大壯港人膽識，連北人也看港產片、學講粵語，香港本土文化自豪感上升，便以粵字入文。粵字不再被視為鄙俚，而是都市化、入世及新興中產的象徵，如阿寬以中產讀者為對象的電台小說《小男人周記》（一九八九），便以粵白寫作。

簡體字困擾辨義之最甚者，莫如同音通假。漢字復正，可先整理《簡化字總表》（一九八六年頒布）內一個簡化字對應兩個或多個正體字之情況，刪除一百一十一個同音或近音代替的通假字，恢復被通假對應的正體字（如恢復頭髮的髮、麵條的麵），先使到簡體字與正體字可以一一對應。[十]往後，再基於漢字使用區之共識，逐步整理異體字，採用字形美、音標明、筆畫簡之字，由正體吸納簡體，融合為一，重鑄大一統之文化中國。

殖民除了是武力征服，還靠文化臣服。臣服之術，在於要人「查找不足」，令治下之民自承其文化之不足（lack），將文化自卑感內化。英國人統治香港，中共統治香港，都要香港人「查找不足」。英國人統治香港之時，要香港人自覺中文之不足；中共統治香港，便要令香港人自覺香港文化不足，南方的粵語有罪，妨礙中文寫作，要用北方的普通話來拯救。回歸之後，在香港學校教中文，就是為了學普通話。讀過中文系、了知中古音韻為何物的中文老師教學童讀唐詩，竟也要用北方的普通話；讀唐詩不是要掌握文辭音韻與唐人興致，而是為了學普通話。

源自京師的北方官話在明清時期由於要遷就蠻夷及外省人，音調趨於簡單，學來一點不難。至於詞彙與句法，當時中國仍有文明教化，全國的上流社會都講古來的文話，而不像今日講土語，連連「甭」、「犟」、「咱們」甚至「牛逼」[一]都可以入文。

然而，英國政府除了奠定英文高於中文的位階之外，放任香港的中文教學，懶得依附共產中國或台灣，令香港可以延續舊中國的方言教學，維持粵語教中文，始有吾人之文化自由，養成香港獨有的中文風格——有古文、新民體、三蘇體（「三及第」中文）、北方白話與粵白粵文。國府遷台之後，也強迫台灣學校用北方官話（國語）學中文，貶低方言地位，不視之為中文。

一九五八年，周恩來總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講得很明白：「推廣普通話不是要禁止或消滅方言。方言是長期存在的，不能用行政命令來禁止，也不能用人為的辦法來消滅。我們推廣普通話是為了消除方言之間的隔閡。」普通話是中國的共同語，不是國語。一九八二年《憲法》第十九條〈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也是說推廣普通話而非統一方言、消滅方言。

普通話不是外語，廣東人學普通話，只須貫通聲調對應之法則，三數月即可瑯瑯上口，根本不須改換教學語言以遷就普通話之學習。然而，為了證明香港人之不濟、粵語之「原罪」，卻要誇大普通話之難學，強調粵語會「污染」書面中文，目的是要清除方言的污穢，迎接京話的潔白。

普通話不是書面中文，而是以文話（典雅的白話文）為句法及詞彙在造句基礎、將規範化之後的北京語音為發音準則（普通話與北京話不同！）的現代漢語交流語。正如規範的英語是有教化的階級語言（English of the educated class），不是任何一種倫敦方言，普通話應是漢語的文話（educated Chinese），而不是現在北方很多人講的囉囉唆唆、哼鼻翹舌、俗不可耐又言不及義的土語。

粵語說「有」與「無」（俗寫為「冇」[六]），二者都是自足之存在（inherent existence）——「無」不是「有」的否定（negation），而是另有所指。北方話不說「無」，而慣說「沒有」，則寄生於「有」，文義欠自足。不說「無」而說「沒有」，就是執着於有，偏袒於有。

。從有無、是非、是否、異同的文話，變成有沒有、是不是、相同或不一樣（兩樣）的北方白話之後，回過頭來讀《老子》的道家哲學，語理上便很抗拒「有無相生」、「有生於無」的講法，以為是唯心論的怪話。[九]同理，古人形容事態，兩極並舉，平正無偏，說高低、深淺、寒熱、難易、遠近，兩無偏袒，不如洋化科學中文說的高度、深度、溫度、難度與距離，執於高、深、熱、難與遠。

嚴肅的思考需要純正而簡潔的語文。

嚴肅的思考需要純正而簡潔的語文。我認為中國近幾十年不論在哲學及文學都出不了大家，其中一個深密原因，是白話文的迷思及洋化中文的禍害，令中文成為雜交語及寄生語，不利於自我參照（self-referent）的邏輯討論。康德的哲學論著，用的便是在構詞及章句上都可自我參照的純粹德文，經得起反覆詮釋。

學術必須通變。今日已無人講的梵文與拉丁文等，所謂死語言（dead languages），可從字書及詩詞典籍之中重新考究，重造（reconstruct）古音，此乃歷史語言學之基本功。但粵語乃活生生之日用語，並非死語言，俗音如不影響辨義，又不致鄙俚，流通無妨，不必強行矯正。

必須矯正者，不是俗讀，而是誤讀。學者大多認為誤讀者，理應矯正，不可積非成是，如上述金縷衣一例。

至於懶音，如我字的ngo變成o，朋友變貧友，中國變中角，姓「郭」變了姓「葛」，恆生銀行變了「痕身en寒」，則是慵懶作風，既非正讀，也非誤讀，而是放浪形骸，漫不經心。

政治領袖可以視個人榮辱如浮雲，但不可視民望如浮雲，否則就是不恤民命，人民只能向虛空荒野呼叫矣。

百物騰貴，超市卻喊「減」，靠的是阻擋價格信息的定價策略：多買更平（如多買一件便宜一半）、捆綁售賣（不售賣單件）、加價快減價慢[一]、積分獎賞、簽賬回贈等，以剥削消費者盈餘。[二]所謂減價，是先提高價錢，然後降價；或在月頭減價，月尾加價；或在星期一至星期四的「閑日」減價，然後在顧客擁擠的「旺日」星期五、六及日加價。以周期計算，各類貨物都加了價，另外用「價格歧視」的方法來剝削無暇在閑日購物的人。比起藥房、雜貨店及糧食店，超市的日用品和糧油食品價格都偏高。面對陰霾密佈的市場，政府高調加入格價行列，是放棄管理市場的責任，作其無能為力之狀，詐傻扮懵。政府應打擊壟斷，放開管制，令市場多元化，更多人可以小本經營，減低中間的食利者（rent-seekers）的剝削。可惜，政府帶頭官商勾結，以高地價政策扶植食利者，壓縮公共土地供應、停止興建居屋，並將公屋商場私有化，推高營商者的租金成本，趕絕小商戶，奠定超市和連鎖大集團的壟斷地位。所謂「領匯」，其名字就是要市民領悟聯繫匯率之下的通脹狂潮。

以前，「勤力」已足溫飽；如今，「拼搏」始可為生。

往日的通脹，是水漲船高；今日的通脹，則是水漲船沉。

職銜的通脹，只是帶來更高的勞動強度及服務要求，然而職位保障和勞工尊嚴卻貶了值。以前讀免費官立夜中學，取得會考文憑已有本領謀生，今日付出十數萬元讀個「副學士」，卻是一無所用。

通貨膨脹，皆因貨幣供應過剩，侵蝕購買力。美元在一九七一年脫離（象徵式的）金本位制度之後，美國濫發美鈔，銀行放任借貸，令每年美元的購買力以百分之五下降。同理，自從國人脫離惜墨如金的中文修辭紀律之後，中文也要面對文字通脹之弊。一兩個字講完的，今日要一大串字。本土語言的精簡表達方式，換了迂迴曲折的洋化詞彙及共產中文。特別是近代中國人被西洋科學及官僚管理迷惑，中國的革命痞子又鏟除文化貴族之後，官僚語言、偽科學語言成為最高級的官方語言方式。然而，西洋的文化貴族仍在，清雅語言方式仍在，於是與國際接軌之後，中文便成為次級語言。文化自殘、自我殖民，是自我奴役的最深刻方式。中國的革命本意是為了擺脫西洋的奴役，然而其後果卻恰恰成全了西洋的奴役，只不過以前的主人是蘇聯帝國，如今是美帝國——中國人民幣與美元掛鉤，喪失貨幣政策自主權，中國外匯並大量買入美國債券，特別是危機四伏的美國房地產貸款債券。

明明一個動詞講清楚的，今日偏要加個弱動詞。動詞胡亂「溝淡」了，自以為是分散投資、對沖風險，反而失去了「專注」的威力，違反股神畢菲特（Warren Buffett）的投資紀律。對沖語義的洋化衍生工具之中，以透過、進行、作出、造成、構成為最常用，而且前面添加「向、對、給、就、被……」，後面補綴「工作、活動、事宜、關係……」等，自我增值，不斷繁衍。如不說「校友貢獻社會良多」，偏說「校友對社會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一架客機失事，九十八人死亡」，變了「一架客機失事，造成九十八人死亡」。「為了棚架有對途人構成危險的關係」，就是「因棚架危及途人」。「我們對國際貿易的問題已經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就是「（對）於國際貿易，我們已有詳細研究」。「心理學家在老鼠的身上進行實驗」，就是「心理學家用老鼠做實驗」。「對有關爐具進行安全檢查」（perform security check），就是「為該爐具做安全檢查」而已。

以前筆者有論，中文造句，首重虛實。虛詞與實字各有所用，不可倒置。如通過、透過，在中文是實有所指的，並不是洋文虛虛的through。

講慣了「向……說不」（say no to...），就不知道「向暴力說不」[五]，原是「不容暴力」；「向毒品說不」，就是「拒絕毒品」、「堅拒毒品」[六]。

馬會的讓磅制度，映照往日香港機會均等的社會氣氛及英式上流社會的氣度，富人要多負責任，且要禮讓貧民，勿與小民爭利。賭馬可以遣興，寄託發達希望，馬會則是公平競爭（fair-play）的英式政治表象，港英以跑馬麻醉香港俗民，復以馬會會籍籠絡精英，以慈善基金操縱民間社會，一舉三得。難怪以前中環老叔父嘗言：管治香港的，依次是馬會、匯豐銀行及香港會所。

學人家追求卓越，要做A級，結果做了A貨，往往是後進地區的宿命。工業年代是複製當道的年代，也是鼓吹市民個性自由的年代。容忍和平衡兩者之間的矛盾，就是進入現代。然而，近年的複製技術突飛猛進，令更多人分享產品或服務，同時也令彼此的口味日趨統一，失去個性。電腦的數碼制式及互聯網的傳輸速度，加快了複製。閉幕多日的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和閉幕式都是集體的軍團式操演為主，成百上千的演員上陣，演繹何謂matrix（矩陣、母體）。圍繞住圓心團團轉的人，是矩陣，也是母體，令人看見秩序，也看見霸權。

自由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個性與複製，原是資本主義極其矛盾的一體兩面。北京奧運會乃至整個走資之後的中國大陸，之所以令西方自由世界的人驚懼，是由於他們目睹自己的第二身（alter ego）。法西斯政府由於不受宗教及倫理道德監察，會毫無羞恥地生產和複製。可憐的是，中共比當年德國的法西斯政府擁有更少的科學和美術原創能力，A貨的法西斯國家，只能做世界工廠。

李敖以前曾撰文聲援台灣的翻版商人，說由於版權費昂貴，後進地區被迫採用翻版的方法來推廣知識，在一地的創新能力不足之時，翻版並非罪過。美國開國初年，翻版歐洲的書籍和工業產品，遲至一八九一年，有了自己的創新能力，美國始承認外國專利權及書籍版權。

以前的外國老牌，對後進地區的翻版不置可否，翻版有利於外國老牌鞏固其威勢，令俗民享受虛榮，將來有錢便買正版了。電影的翻版，也令觀眾習慣荷里活式的娛樂公式，雖然不利短期的版權收入，也有利於長遠的電影出口和意識形態傳播。翻版數碼影音產品，品質差異不大，消費者的關懷也在其內容而不在其物質，然而工業產品的翻版，特別是大陸生產的，始終良莠不齊。

舊時人語，有大字形睡姿，人字拖鞋。描寫形狀，以前的人想起漢字或工具，如角尺形、工字形、丁字形、蛇形、之字、丫形（椏杈形）、山形、凹形、谷形與楔形[五]，今日的人想起的是拉丁字母的L形、I形、T形、S形、Z形、Y形、H形、M形與V形。說明市道的曲線趨勢，如V形反彈、U形衰退、W形跌市，L形長期呆滞（如日本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與M形社會（貧富懸殊），今日也直接用英文字母，懶得思考漢字，以象其形。Q（cute的象聲字母）的事物，如Q版公仔，往日叫「趣緻」或「的骰」（古字為「菂式」）[六]。中文的褐色與棕色，俗語已染成咖啡色。文話「瞠目結舌」，俗語「擘大個口得個窿」，今日的潮人直稱「O嘴」。新一代港人的懶音之下，呢啲嘢（音ni-dit-yeh）變成ED嘢，粵語寫起來變了半洋文。《明報》在香港報界乃崇洋先鋒，除了數字徹底數碼化之外（如「約三千人」寫成「約3千人」），報紙也在十多年前率先用英文字母排序，如副刊是D疊（而不是丁疊），版頭是大字標題Life & style，四個中文字「時尚生活」瑟縮一旁陪襯，版頭的右邊的索引全是英文，不屑翻譯：10 essentials、hi! fashion、men style、food & drink、well being、travel ＆ leisure，暗示識得英文是消費生活時尚的最低文化本錢。[七]真要崇洋到家，講時尚品味，何不用法文？

網乃捕捉之器，人結網與蜘蛛結網，皆為獵食。人在互聯網內連成網絡（network），稱為網民或網友。自以為藏身於網內之朋黨，講部落語，說私房話，謂之網絡語言，簡稱網語，與佛家禁戒之「妄語」同音。網絡內虛擬之交流空間，猶如密室悄語，看不見監視者，便筆走龍蛇，大鳴大放，甚至上載淫樂圖與春宮片，公諸同好。年來傳送的多是貧寒小民之艷照甚至獵影，官府懶理。年初，富裕明星之艷照泄露，富人之財產權與私隱權受損，在網上流傳，便令欺貧愛富之官府大發雷霆，磨刀霍霍，派出新募家丁向網民喊打喊殺，今後要立法將淫褻畫面及禁忌事物一網打盡了。

語言之交流如物種之基因交換，頻繁之下便會混雜變異。講話速度快，便生出節縮語、變調與懶音，親暱之朋輩為了排斥外人或彼此取笑，樂在其中，不可為外人道，便自設暗語。網絡交談用的素材是日常語言，工具主要是電腦打字鍵盤，網語的變化也受到日常語言節縮規則與鍵盤字母輸入設計之限制，有跡可尋，並非天馬行空。中文造字又非人人都曉，加上造字之限，中文網絡語言乃在三重局限條件之下創造。是故網語千變萬化，不離三條規則：語音變異（暗語或數字詼諧語）、語詞節縮（特別是拼音字頭簡稱）及符號語（電腦之ASCII字符）。

網絡群組之對話，始終與面對面之對答不同，難以採用身體動作及面部表情來回應模稜兩可之事，必須用無可無不可的應對語及感嘆語，略作回應，緩緩引出實情。是故網絡上最常用的節縮語是無聊話。

真正的網語，是以鍵盤ASCII符號造出表情符號，再加以諧音隱語，中國大陸稱為「火星文」。

昔日，在髒話的概念仍未通行之前，粗話頂多被視為粗俗不文之語，所謂市語村言而已。粗話也可傳達事相，寄託性情，有如上述泥水佬的醉酒之言，劉姥姥在大觀園之話。粗話與文話，乃貴賤之別，君子與小人之辨也。君子有義務扶持小人、提升小人，卻無權威斥責之、壓抑之。古之讀聖賢書者，平日潔身自愛，偶爾將善德流布於親族友儕，從未想到要明令在公共場合禁止粗言。然而，一切以前不可想像的，不能夠做到的，資本主義制度都提供適當的環境和手段，以便衍生出更多樣化的慾望，更多樣化的監察，創造更多的資本增值。=

粗話被視為不可說的污言穢語，是近代城市化的現象。

香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進入士紳化社會，公共場合禁制了粗口之後，卻衍生出更多的委婉詞，更多的破禁慾望，更多的淫褻審查衝動，由是出了更多的市井報紙雜誌、坊間漫畫與粗俗電影。

香港的專權者使用校規、公營電台守則、電視及電影審查及公共場所立法等術，令公共空間成為士紳中產的、壓抑情緒的乾淨語言之所，政府意欲製造的不是互相尊重的和諧社會，而是彼此視如陌路人（strangers）的個體化城市。只有陌路人，才會用乾淨語言來開腔和搭嘴，不敢用粗話來營造熟落感（intimacy），不敢用捶打肩膀、講丟那媽的方式，假意冒犯對方來將對方納入親切的群落（in-group）。要滿足偷偷講粗口、用隱語講粗口的慾望，可以上酒吧、落夜總會、落架步、看黃霑的《不文集》與王晶的《追女仔》系列。壓抑了粗口，便製造了消費慾望，也製造了工作機會，例如官府有廣管局、電檢處及淫審處。愈審愈精，愈禁愈淫也。

舊日，粗話只有用得適當與否、過度與否，有節制之禮，無禁制之令。平輩之間可講粗話，見長輩大人與官紳士女不可，祭禮稟神不可。

粵語說的講爛口、講粗口、粗口爛舌，都略有佛家戒妄語的意味，即是粗話說得過份，只懂得用粗口來傳情達意，將口舌講得粗了、爛了。語言不分精粗，令人聽了生厭。

「萬惡淫為首，百行孝為先」。兩句諺語文辭對仗，意義關連。古人戒淫，不是為了禁慾，而是為了盡孝與齊家。盡孝之最大者，在於有子嗣繼後香燈，告慰父母；齊家之最大者，在於令妻妾性慾饜足，能安於室，並且不以淫慾敗壞倫常，如叔嫂通姦、翁媳偷色、母子亂倫等。近代道壇託關羽降神，由乩童執筆謄寫之《關聖帝君戒淫經》，也是如此勸戒。舊時少年男女十五、六歲已有婚配，早前也許偷試雲雨，富家子弟之浪蕩者，更沉迷青樓歌肆，夜夜纏綿，縱情色慾，耗費精力而致萎靡不振，冷落妻房，精液淡薄者更有絕嗣之虞。於是父老乃有戒淫之勸，要子弟養精蓄銳，肥水不流別人田，將氣力收入閨房，鞭鞭有力，虎虎出精，以期家門和順，早生貴子。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在本年十月發出《齊享健康資訊——請參與「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檢討》，以「健康」為題，卻以禁慾為實，於健康，於養生，風馬牛不相及焉。

荼毒一詞，有毒害、殘虐之意，語氣極重。評論人指斥政府的文教政策，可用荼毒；道德重整會、風俗保存會的會長責罵色情報紙雜誌，也可說荼毒；但現代的政府不能輕言荼毒。

色情文化是社會成熟與寬容的表現。

所謂「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食品公害醜聞在大陸層出不窮，官商勾結，舉國腐敗，固是惡因，老百姓麻木不仁，逆來順受，也是惡緣。彼此蒙混之下，連帶內地的官方語詞也是模糊不清，令百姓頭腦昏亂，官商可以予取予攜。近年此類大陸新詞也滲入香港，排擠香港舊詞，劣幣驅逐良幣。港官糊塗，傳媒不察，共產中文便連同三聚氰胺一道灌下市民的肚腸了。

許多大陸新詞都違反中文語義與固有傳統，猶如出自一群不文蠻夷之口。

許多大陸新詞都違反中文語義與固有傳統，猶如出自一群不文蠻夷之口。舊詞用「過量」、「過度」，語義之所以穩定，是由於「過」字有貶義，過失也，錯過也，過猶不及也。若真的要說超過可以容忍的限量或用量，可以說「超量」。

精神的陷落由語言的陷落開始，觀察政府要員帶頭亂用共產中文，港式中文自身又有鄙俗化（如報紙新聞和電影字幕濫用的粵語俗字）以及「同音竄改」的歪風（如「『智』在必得」之類的電視節目命名、銀行宣傳的「財息兼收」等），恐怕中外先輩在香港艱苦建立的人文傳統，風流雲散矣。

東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覆亡之後，德國的語文家整理東德的公事德文（學者戲稱為「第二類德文」die zweite deutschesprache），大致歸納出三個語言特色和政治後果：一是「言文含混」，令人頭腦閉塞，辦事糊塗；二是「濫用簡稱」，令人費解，妨礙溝通；三是「語詞矛盾」，歪曲常理，積非成是。經過馬丁路德、哥德、康德等大哲人洗練的現代德文，落在還算斯文的德共手上，仍淪落如此；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亂離之中、倉皇之際建立的現代中文，遭逢草莽出身的中共幹部，滋長的共產中文，更是不堪。

官方言文有官僚氣習，要「打官腔」，在所難免，即使號稱清通的英國散文，落在愚而自用的庸官手上，也會一塌糊塗，當年我為了謀食而鍛鍊公事英文，就曾精讀Sir Ernest Gowers為英國公僕寫的The Complete Plain Words（一九四八年初版、一九八六年更新版），受用不淺。若官僚由不學無術之專權領袖率領，又無民主、法治和考核制衡，則其言文之粗鄙、胡混和費解，就無以復加，且又有現代傳播技術為之翼佐，由黨政組織強迫民眾學習，則千篇一律，萬人一面，而舉國昏沉矣。

他指的五四運動積極因素，在公文文體而言，是主張摒棄艱深和虛泛的套語，追求淺白、樸實的文風，而「積極因素的反動」，就是指共產幹部用白話文的方式來復辟虛泛套語。所謂五四運動的消極因素，是指盲目崇洋，引致歐式中文氾濫。

「不以人廢言」，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一文的反思，認為樸實的現代中文當從白話方言、古文經典和外國語文取得滋養，是白話文運動的修正，可惜反對古文、提倡白話容易，繼承古文、吸收白話和洋文來建設現代通用中文（Common Chinese）困難。毛澤東權傾一時，也無力貫徹他合理和持平的官方語文改革運動，無法撲滅「黨八股」於萌芽階段，因為含混而荒謬的官式言文，正是依附專制集權的制度而生的。反而毫無政治權力的胡適先生，其未脫民粹躁動的白話文運動卻成功了。若以為歷史只是成王敗寇，未免是孤憤之言。

官方的暴力語言，往往是暴力政治的徵兆。

用「近義連稱詞」來宣政，是要為複雜的問題提供簡單、強制但愚昧的答案。

濫用名詞結構：名詞結構可以唬人，可以塞責，是官僚言文的通病，中外皆然。應多用動詞結構，以示言責。

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翻譯成通用中文，就是：「我黨必須振興經濟，獎勵文教，體察民情。全黨同志，務請貫徹始終，以圖久遠。」

濫情詞：通常濫情與累贅兼備。

籠統詞：將語義尚稱精確的名詞當作流行語般濫用，如革命、鬥爭、路線等詞，在內地已超出正常使用範圍。被新政府弄得文化淪亡的香港，近來流行「文化」一詞。

籠統詞妨礙透徹的思考和精確的表達，少用為佳。

逆喻（Oxymoron）：自相矛盾的構詞，如民主集中制、人民民主專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質量（品質）、「和平崛起」（中興、復興）等。

其實五四時代慣用的「白話文」和「語體文」之詞，也是逆喻構詞。既是白話，如何入文；既屬語體，何以為文？當改稱「通用中文」、「現代中文」之類的合理構詞。至於如何從暫而名之的「白話文」，過渡到樸實通達、傳之久遠的「通用中文」，是建設現代中國文化的頭等大事，也是中國「去共產化」的頭等要務。

中國的長處是保存與融和，而非創發及孤守。漢字與史冊是中國的兩大法寶，汗血寶馬、佛法以及邊疆外族的器物文明，都在舊中國保存下來。正因為混雜與融和的文明策略，使唐人較為親近英國人的制度和做事方法。滿洲政府的洋務運動與試行立憲，採取的是混合策略：軍事及工業上仿效德國，行政及憲法仿效英國。以英國為體，以德國為用。當中，遊學英國的嚴復極力主張仿效英國的典章制度。英國可說是歐洲的遺民，文化主要融會盎格魯、撒克遜與諾曼法國（Norman French）三族，雜有凱爾特（Celts）及維京（Vikings）的蠻風。英文是混雜語言（日耳曼與拉丁及法語），國體是聯合王國（英格蘭、蘇格蘭、北愛爾蘭及威爾斯），是融和、漸進與散漫的一路，有世族及權貴階級，但整體社會和諧。德國則是急進、統制及集中的一路。王朝政府即使處於衰敗時期，其文官仍是舉止儒雅、知所進退的一群人。

可惜，清亡之際，革命黨放棄王朝政府的融合選擇策略，急功近利，仿效日本和俄國的文明進化策略，共產黨更以俄為師，全盤赤化。日本的現代化策略源自德國，俄國的國家統制的發展策略也大體取自德國。德國的文明是創發和孤守的，入了蘇俄（蘇維埃時代的俄國民族），國家統制的成份加強了，文明創發仍是有的，蘇俄仍有不少文藝創新與科學發明。可惜中國取法蘇俄之後，中國並無相應的文化因子，致令國家統制過了頭，文明創發卻乏善可陳，都是些人有我有的物事，有些是抄襲來的，有些是重複發明（如原子彈）。一次近代的文明大轉折，源於文化誤解及錯誤選擇，中國由文化國家變了種族國家。這是近代中國大陸的不治之症，如連綿不絕的大瘟疫。

正如史學家唐德剛先生所講，現代化的轉型，不能單靠一兩位思想家，「它要靠數不盡的智者和常人，乃至軍閥官僚、洋奴大班的綜合經驗、思想、試驗等過程，並配合主觀和客觀的機運，分期分段，累積而製造之。

香港並無屬於國族意義上的公民（國民national citizens），以前港英政府一向以管理一個國際社會的方式來經營香港，待民如客，懶得將華人教化為英國子民，任由港人保留中國的遺民身份。是故以前的香港人自由浪漫，百花齊放，締造回歸之前的璀璨文化。

古代的明君賢士，都以「平天下」為究竟理想，「治國」只是達到短期目標的技術操作。用今日的情況來比擬，國家是主權國家，而天下則是民間社會，或稱市民社會、公民社會，是有共同文化價值與禮俗的社群，可以跨越國界和血統。古時的華夏人，就是以文明禮樂來區分蠻夷與諸夏的，並不是以血統。唐朝詩人李白，祖先也來自西域。

中國是先有天下，始有國家的。那些舉起拳頭質問香港人是否中國人，怪罪香港人何以不愛國的大陸人，不是華夏人，是蠻夷。

清初顧炎武的《日知錄》，其中「正始」一條，闡述了「國家」與「天下」的分別：國家是政權建立的領域，國亡了，保衛的責任在君臣和貴族（「肉食者謀之」）；天下則是共同文化價值流布的區域，文化價值受到侵害，每一個人（「匹夫」）都有責任去捍衛。即使滿清入主中原，顧炎武依然認為，「保天下」為先，「保國」還在其次；國家安全不是天經地義，「天下安全」才是天經地義。香港人愛的天下在國之前，香港人愛國是要講求條件的，並非毫無理智地愛國的。

目前港英政府一方面嘗試推行普通話，一方面鼓吹使用本地書寫的白話，態度曖昧不清，企圖把責任推卸予將來的柔弱特區政府，既無視香港人的文化權利，也將麻煩轉嫁予將來的特區政府。

好的白話文作品，從魯迅、老舍到現代的作家（如贾平凹、阿城等），都以文言、文話為準，也雜有用鄉土的語法和詞彙。聞一多先生講過，好的世界文學必然也是好的民族文學；同一個道理，好的白話文學，也自然是好的地方文學。真正的白話文，只是淺白的通用文言而已，與方言無大關係。

正式的或慎重的談話方式的其中一個特色是有很多「固定形式」（frozen forms），中文公函中的「逕啟者」或「謹上」等便是固定形式，有深厚的文化背景。此等固定形式由於時代久遠，後世的人只管用，不管它們的字面意義。我們改變之前，須探究有否必要，不要遽然行事。

儘管這些「固定形式」不再被人當作字面解釋，但從「符號學」（semiology）看來，它們仍有其記號功能，即清楚地標示（mark）了一封信的起始和終結。以記號形式存在，這些公函中的稱謂語是具備其特定文化基礎的，英文的「親愛的先生」表達了西方人熱情的個人關係，法文和德文書信的稱謂則保持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寄託了敬意和尊重。現行中文公函（政府的不算）保留的「敬啟者」有尊敬受信人之含意，而「謹上」或「謹覆」則包含中國人特有的謙謙君子的遺風。

儘管當今世代人與人的疏離感日益嚴重，但也無必要取消「敬啟者」和「謹上」等稱敬詞。難道現代的中華子孫不必再敬重受信人，不必再謙虛其詞？相反，在現今機械文明日益囂張，人與人日趨疏離的年代，中華文化之注重人倫和謙厚恭敬，更值得我們珍惜和保留。故此，中文公函白話化是有其限度的，過了度，便是過猶不及。

至於那些誤以為學好普通話就有助中文寫作的人，則混淆了「普通話」與「白話文」之別，況且現在國內的普通話也日益受到北方土談和俚語的侵佔，不堪為白話文直接取材的典範了。

學外語，是開耳目，廣見聞而已，不要把英文吹得那麼神，以為識英文就發達。

幼稚園教小學英文，鬧着玩；小學教初中英文，冒充高水平，不及格照升級；中學開始補救小學英文；中學會考將及格的標準放寬，為大學輸送足夠的教育消費者；進了大學，不成材的大學生便要修讀初中程度的英文，有些還要校長親自督促，重學幼稚園的課堂秩序和敬師禮儀。教育學院、大學教育系、政府教育署、校政人員和教師、補習社和補充教材出版社，一眾人物的衣食，仰仗於失敗的教育制度。由於全部使用公帑而政府又壟斷了法規和資格審訂，因此教育失效恍如經濟學上的「破窗理論」——學生的程度愈爛，政府投入的資源愈多，官僚的權力更加牢固，教育事業更見蓬勃。

分化社會，製造愚昧的下層民眾，此乃殖民政府慣技。

那些受過教育的愚人（educated fools）用教育平等權利之類的外國理論，改造教育制度，使它漸變為「遷就失敗者」的制度，但又沒有為主流教育的失敗者設計另外的培訓途徑和高校體系（反而將理工學院系統轉為正規大學），一眾失敗者憑着寬鬆的高考資格和大學收生標準，向新近「升格」的大學「挺進」，最終由社會接收。

這種制度的目的，不獨要繼續製造愚民，而且要消滅大部份精英，連原本的精英主義也要摧毀。取消公平分級的升中試、放寬中學會考的及格成績、一條龍計劃、分區就讀等措施，以致近期「教育亂改革」，都源自這套新的教學範式——將成功者模糊為平庸者，將失敗者偽裝為成功者，令優質學生不敢自豪，令壞學生feel good about being bad。

學外語是增強固有能力，等於有基本視力的人有了望遠鏡，可以開眼界，但盲人有了望遠鏡是無所用的。國民教育是培養基礎知識和學習能力，向英文程度不好的學生強制推行英文教學，是捨本逐末，基礎知識學不到，英文也學不好。要學生學好英文，要在英文科目內著手，而不是要調動其他科目用來教英文。英文不是甚麼大內秘技，有良好師資（得師）、有合適的教學方法（得法）、有好的課本和自修參考書（得書）、自己用功（得功），掌握基本英文，一點不難，再循文學路徑而入，讀蘭姆（Charles Lamb）、王爾德（Oscar Wilde）及伍爾芙（Virginia Woolf），便可一窺散文之堂奧。普通話是民族國語，更不須誇大其難度，甚至要把所有學科教育都賠進去，就是為了學好普通話！

因為教育制度不但是社會流動和民眾啟蒙的重要一環，也是延續階級特權和控制平民思想的重要一環。開明的政府注重前者，集權的政府注重後者。

目下那些媚共之士，認為要學好英文，就要放棄母語教學，改用英文教學；要學好中文，就要放棄粵語，改用普通話教學。這是非此即彼的愚昧思想，既高估了學習外語的難度，也低估了兒童學習兩文三語的能力。語文教育失敗，問題不在教學語言，而在於教育制度的衰變。改動教學語言來成全語文教育，犧牲整套教學理想來屈就英文或者普通話，都是製造失敗者的教育制度，至於製造了失敗者之後再遷就失敗者，則是落井下石，惟恐百姓不愚。

改善香港的語文教育，要從整頓香港的教育制度著手，要將九十年代之前的教育制度改良，使之成為獎勵成功者、也為失敗者設想的制度。港府首先要敞開胸懷，要有執政的自信，不怕百姓學到真本領，然後解除教育的不當規管（deregulate），打破前朝留下的無能官僚在教育資源和權力上的壟斷。香港推行教育改革，要檢視制度，重訂規章，整治人事，這是執政的精細功夫，不是亂拋教育新理論，或叫囂更改教學語言就可了事的。

经济已经走资了，但"进军海外＂、＂抢滩巿场＂、＂资金到位＂、＂胜利完成＂，以至于最寻常的领导＂班子＂与工作＂岗位＂，都是军事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