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 · · · · ·
「陳雲的書,他是出一本而我買一本,這本當然不會是例外。文筆犀利,思路清晰,把香港文化放進中國文化歷史以至國際氣候的大格局下拆解、檢視、批判、珍惜,硬手段,軟心腸,展現了知識分子的功力和氣蘊。坦白說句,陳雲,是一個令我又羡慕又妒忌的人。」馬家輝
什麼時候「驕傲」變成褒義詞?傳媒竟以「苦主」形容雷曼事件當事人?簡筆字的「發」字「發」字可以變成同一個字?本來好端端的四個字「禁喂野猴」,現在要用八個字「禁止餵飼野生猴子」;政府官員、文書都將「問責」、「增值」、「持份」、「超標」掛在口邊,幾多句官話其實唔系人話!
從英式中文至回歸後洋化赤化俗化語文大混雜,《中文解毒》為香港文癌語病解解毒。「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身為國際大都會的管治者、傳播人和教育者,負好責任,「認真識返幾句人話,寫返好啲中文先啦!」
摘自陳雲序:
『舊時香港官府重辭令,民間重口才,洋化俗化之...
「陳雲的書,他是出一本而我買一本,這本當然不會是例外。文筆犀利,思路清晰,把香港文化放進中國文化歷史以至國際氣候的大格局下拆解、檢視、批判、珍惜,硬手段,軟心腸,展現了知識分子的功力和氣蘊。坦白說句,陳雲,是一個令我又羡慕又妒忌的人。」馬家輝
什麼時候「驕傲」變成褒義詞?傳媒竟以「苦主」形容雷曼事件當事人?簡筆字的「發」字「發」字可以變成同一個字?本來好端端的四個字「禁喂野猴」,現在要用八個字「禁止餵飼野生猴子」;政府官員、文書都將「問責」、「增值」、「持份」、「超標」掛在口邊,幾多句官話其實唔系人話!
從英式中文至回歸後洋化赤化俗化語文大混雜,《中文解毒》為香港文癌語病解解毒。「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身為國際大都會的管治者、傳播人和教育者,負好責任,「認真識返幾句人話,寫返好啲中文先啦!」
摘自陳雲序:
『舊時香港官府重辭令,民間重口才,洋化俗化之餘,饒有本土特色。侵佔香港之初,港英謹慎言文,免傷中國人的文化自尊。一九六七年暴動之後,港府驚覺官民疏離,於是改弦易轍,轉變政策,引入一套新的公共語匯。民間則用快捷音譯或巧妙意譯,吸收巴士、T恤、冷氣、電腦、窩輪等新鮮事物,口頭也保存「有何貴幹」、「求之不得」、「唯你是問」等格式古語。
『回歸之後,由於大陸比香港更崇洋,本身也有共產用語,於是香港洋化加上大陸的洋化與赤化,變本加厲,大家衰埋一堆。香港民間也喪失語言自覺,同音錯亂(玩「食字」),懶音橫行,黐脷根粵語雄霸電台。政府亂用洋化詞,取代固有雅詞,如自我增值(進修)、邀請承投意向書(招標)與持份者(受影響人士)。洋化波及句法,污染中文,如說「我對這事有保留」(不敢苟同)、「不排除......(的可能性)」(難保、難免)。大陸用語南下香港,劣幣驅逐良幣,如領導(首長)、超標(過度)、達標(及格)、勢頭(趨勢)、高檔(貴格)、尖子(精英)等。
『當年國共混戰,南海陳公博口占打油詩:「國事丟那媽,心思亂如麻。」作者觀乎香港近年的言文,亦不得不歎曰:「文事丟那媽,筆下亂如麻。」』
作者简介 · · · · · ·
陳雲 筆名,本名不傳。香港專欄作家及文化與政治評論人,文章曾見於《明報》、《信報》、《蘋果日報》、《明報月刊》等,近見《信報》及《明報》。以黃老之道謀食,混跡江湖。
一九九五年於德國哥廷根大學獲文史學院哲學博士,專攻民俗學。
陳雲是客家人,香港土生,祖籍廣東寶安,幼居山村,長居城鎮,祖父輩在南洋落籍,走上不回歸之路。香港氣候不冷不熱,政局不民主不集權,社會不開放不封閉,好壞兼得,良莠不齊,淹留此地,亦樂事也。
目录 · · · · · ·
序二 / 林沛理 7
序三 / 羅耕 8
序四 / 蘇真真 9
自序 洋化赤化, 衰埋一堆 10
解毒. 文字學
程序 16
問責 26
救災 34
增值 42
持份 50
文癌 58
虛文 66
官腔 72
食字 79
正體 84
簡筆 92
粤字 102
文語 110
正音 118
通脹 128
馬經 136
勾結 144
A貨 152
網語 160
粗話 166
淫審 174
粉絲 182
達標 190
文字學. 解毒
共產中文「進軍」香港 198
香港人的文化天下 220
語文程度低落的深層原因 228
推廣普通話與南北文化融和 234
何必删去「敬啟者」與「謹上」 - 從語言學看中文公函「白話化」 238
識英文可以發達? 242
克服語文教育的「失敗經濟」 248
· · · · · ·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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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化波及句法,污染中文。 公共領域詞匯之改換,涉及政治概念與公共權力之更迭,當中有詭詐,也有正經。 為免名詞「習而不察」,民眾習慣了便不易察覺出當中的價值轉向,引致思想僵化而不知,故仍有必要作一番「陌生化」的處理,從新考察,既是日用名詞之考古,也是思想生機之恢復也。 即使在滿洲積弱時期,中國仍是文化古國。早在侵佔香港成立殖民地之初,英國統治者已謹慎處理官方行文,避免觸動中國人的文化自尊。 港府親民...
2018-04-06 23:22:39 5人喜欢
洋化波及句法,污染中文。
公共領域詞匯之改換,涉及政治概念與公共權力之更迭,當中有詭詐,也有正經。
為免名詞「習而不察」,民眾習慣了便不易察覺出當中的價值轉向,引致思想僵化而不知,故仍有必要作一番「陌生化」的處理,從新考察,既是日用名詞之考古,也是思想生機之恢復也。
即使在滿洲積弱時期,中國仍是文化古國。早在侵佔香港成立殖民地之初,英國統治者已謹慎處理官方行文,避免觸動中國人的文化自尊。
港府親民之餘,在言文上避免承襲大陸或台灣的公共語彙,此舉既可障隔國共影響,又可建立新的港人身份。
同時推行的清潔運動,創造了「市容」一詞,初始是潔淨衛生之公民習慣,如清洗公眾地方、滅鼠、不准隨地吐痰及扔垃圾等,回歸之後,淪為潔癖式的都市規管,杜絕小販擺賣營生,連隨處坐臥談笑等市民閑散行為也犯禁。公屋居民在窗外或戶外曬晾衣裳被褥,也藉詞「有礙觀瞻」,嚴加取締。
政府懂得自我約束權力,是約法社會與政治現代化之始。
從政者皆須圓通,致勝於談笑之際,折衝於樽俎之間,有時不免迂迴前進,繞行若蟹。為成就大事而繞行之政治家,巨蟹也;捨正路而弗由,模仿巨蟹繞行,故弄玄虛,表演權術與親民術之政客或過客,皆小蟹也。
政壇輪替,你方唱罷我登場,恰如眾蟹羅列,庶民百姓,將其存世格言一一品評,便可高下立見。
行政語與司法語,都應以有史可據、百姓可解的通言為本,不能視漢字如電腦字符,可以胡亂堆砌。不牽涉法政之事,更應用日用語,例如有人在街頭毀壞公物,報道說「毀壞」即可,毋須自作聰明,警方尚未告知所控何罪,某些報章便說是「刑事毀壞」,甚至簡稱為「刑毀」。
此等語言污染,在吾等文人而言,是戕害中文,在執政者而言,卻有助香港日漸淪為法制社會(legalistic society),市民聞法例而色懼,見石Q(保安員)而腳軟,有利官商勾結之專政統治焉。
古之中國帝王,遇天災則下罪詔己,今之中國帝王,遇天災則向天宣戰。古今中國之別,盡在此中。天道是核心的文化信仰,不可等閑視之。中國是否仍是中國,是文明禮義之邦還是粗野蠻夷之所,開放之後能否頂得住西方的文化與信仰入侵,全在這裏。一旦國人的文化信仰失守,再質問人家是否中國人,也無關宏旨了。
在中共的官方語言之中,即是我常說的共產中文,天是「不存在」的。一九四九年開始,中國沒有「天災」了,往後發生的,是「自然災害」。香港回歸中國之後,旱澇颱震,電視台也說「自然災害」了。雖說此詞是英文natural disaster的漢譯,但disaster的語源是「星象之凶兆」意,即使加上「自然」,也略有厄運的涵意,但中文的「自然」有不關乎天地鬼神之意,共產中文又捨棄意義重的「災難」而不用,反而以意義輕的「災害」代之,顯然有清洗信仰的用意了。
天命是威力強大的信仰,在政治上,天命論確曾使中華百姓免於過份長久的暴政奴役。天子得以在位,靠的是天命所歸,天子要戰戰兢兢,保守恩寵,不使上天離棄自己。水災地震,瘟疫歉收,就是天地降災,加上官府防災與賑濟不力,皇朝的合法性就存疑,百姓可以起義,更換天子了。戰國以至秦漢,直至清末民初,都信服「五德終始論」,認為王朝依照五行之象來輪替,並無鐵打的江山,例如從滿清的黑(水),到民國的青(木),到中共的赤(火)與將來的黃(土)。
這不是中文與非中文的問題,而是人與鬼的問題。大地震動,你站在那裏向它抵抗,是找死麼?地震可提防,不可抵抗,是常識。說救災、賑濟,是人話;說抗災、抗震,是鬼話。即使是科學翻譯,英文的resistant,以前用的「防震力」是人話,今天用的「抗震力」是鬼話。然而,對於一個由蘇聯番鬼傳授政治思想與統治權術的政權而言,鬼話就是官話。
統治權術在於奠定有利於己的社會秩序,最牢固的社會秩序,是軍事秩序,將社會教育過程軍團化(regimentation),將官方語言軍事化、機動化,從納粹到蘇聯到中共,一脈相承。
天道的信仰,將天子以至庶民都置於同一宇宙秩序(cosmicorder)之下,國君與百姓都在天命之下,大家都是平等的,那麼統治者的權威就太不牢固了。取銷這個可畏又莫測的宇宙秩序,令世間唯物化、扁平化,只有社會主義政權的唯一秩序,只有官方語言的唯一表達方式,是中共執政以來最大的文化戰爭。這場硬仗,必須時刻準備着,久不久就要開打。否則,如何「勝利」統治?
民眾不是軍隊,可見軍事化的語言一旦成為官方的欽定表達方式,常常令人以詞害意,鬧出笑話。
「問責」是整個政府要去除高傲與隱秘的政風,開誠布公,向市民問責。老董推出的「問責制」,是主要官員(司局級)以政治委任方式就職,各自為其政策範圍籌謀,萬一出事,個別官員要請辭。這可以令公務員或外界人員肩負政治判斷及政治責任,推舉的高官也多是一時英彥,不失為良策。
一朝有一朝之狂言。[一]在前朝,是推行國家安全立法的保安局長戳破「公務員政治中立」論;在今朝,是首長親自揭穿政府早已放棄「積極不干預」(positive non-intervention)之策。[二]往昔港英的政術,有實力,有假名,聲東擊西,自圓其說;新朝拋棄假名,如無雄辯及實力鋪墊,恐怕是暴露底牌,自討苦吃矣。政府有為,必御大事,相差只在費力多寡,著跡與否,能否領導群倫,贏得英名。積極不干預,是費力少、不著跡而又能以名器爵祿駕馭商界豪強之微妙政術,即使是官商勾結,也要做到公私分明,程序乾淨,是政府節制商界,而不是商界牽制政府。是故英人治港時期,重名器,也重言文。《左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名不正則言不順,豈有如特區前朝一般,胡亂封賞爵位,又引入增值、推銷、包裝、中心等商場術語,沾沾自喜,以為得資訊科技與全球化時代風氣之先者?
說政客操控政治,不如舊詞說的把持政局。以為將兩個詞語合併而節縮之,會雙劍合璧,其實是貪多務得,滑失本義,非驢非馬。
英文的Choose,語義也不只是選擇;何況choose之外,還有prefer、decide、would rather、can't help……but、can only與can but等。中文言隨意轉,層出不窮:惟有、不如、只好、寧願、寧可、寧取、寧要、情願、甘願、甘心、甘受、決意、被迫、故意、偏愛……。
也許,在高速運轉及剝削頻仍的香港城市,鈍化自己的感受,凡事用一個詞彙來描述,放棄敏銳的見解,有助於偷生人世。
消費社會聲稱予人多元選擇,以言文觀之,恰是束縛性靈,無有選擇。也許,在高速運轉及剝削頻仍的香港城市,鈍化自己的感受,凡事用一個詞彙來描述,放棄敏銳的見解,有助於偷生人世。
撫今追昔,受舊式中文教育的一代,猶可中英並舉,受新式中文教育的一代,則國語凋零,可見上世紀八十年代英國部署撤出香港之際,以改革之名而行的顛倒語文教育,確是文化殖民主義之殺着也。
引入西詞,本可豐富國文,但由於中國近代積弱,國人若不加意養護中文,使舊詞舊句重獲新生,則本國語彙及章法恐遭排擠、歪曲而致遺忘及失傳。國文知識貧乏之後,國人或以為中文之表達能力遜於西文,於是模仿西文而變換中文,成其洋化中文、程式中文(programmatic Chinese),助長西方之文化殖民。
不曉英文,則不能解洋化中文,中文淪為寄生語,港式的bilingualism,用意在此乎?
近代世界,外交詭詐,辭令要掩飾真情,留有轉圜餘地,往還之間,可以層層遞進,於是有深切關注、深表遺憾、強烈反應、堅決反對等程式用語,方便調整姿態。
(至於問卷用層層遞進之程式中文,如強烈喜歡、非常喜歡、一般喜歡等,則是合宜。)
以中國之龍,曲就西洋之dragon,是內地「與世界接軌」的餘波流末。港英統治早年,香港仍有國學遺老與民國舊人於報章針砭洋化中文,雖是空谷足音,也是聊勝於無。香港歸政中共之後,情況大變,一則中共之英語熱潮甚於香港,媚外之風冠絕群倫,二則台灣國民黨政權易手,「去中國化」禍及文史教育,三則本地傳媒與創作人自甘墮落,名為通俗,實為疏懶,胡亂「食字」、中英混雜、章法不通之文字充斥,珍惜國故、愛護國文之士,頓感勢孤力薄,一任西文橫行。近年香港之中文淪落,已由詞彙替代,演變為以英文詞義指導中文,以英文虛詞及文法領帶中文,可謂蝕入骨髓,病入膏肓。
語彙之外,句式亦病態紛呈。歐洲文藝復興之後,邏輯學與修辭學合流,於是西文常用雙重否定(double negative)的句型,標舉新時代的理性,中文理性早開,毋須強調,則少用雙重否定為委婉語。中文當然也用雙重否定,但多有定式,如莫不、無不、不免、未免、不得不、百無等,套語如非請勿進、非我莫屬、未能免俗、卻之不恭、下不為例、非打不可、無財不行、百無禁忌等。
至於英文句式「不排除……的可能性」[十三],洋化中文已甩掉了「……可能性」的尾巴,獨立成句。
原本表達推敲、威懾、試探等豐富情感或情勢的自然詞彙,遭機械詞彙取代,變得感情無法表達了。
若不識洋化中文,聽今人隨口說「有保留」,不知他要保留甚麼;說「不排除」,就等他說不排除甚麼困難。
猶如香港年青人對事物無深刻感受,又不知措詞,亂用勁、超等流行語,如勁悶、勁好食、超衰、超豪等,掩飾自己的感性貧乏。
中文章句,首重虛實。依中國現代語法鼻祖《馬氏文通》(光緒二十四年),漢字可分為實詞(即substantive words)與虛詞(即functional words)。實詞有詞彙意義,虛詞有造句功能。虛實混淆,句法西化,浸染日久而不察,則中國固有之言語變味,本來之思想失真。此後,非西語不能漢言,無西法不成漢文,此謂之文化殖民。
英文的any,在否定句或疑問句,只是尋常的語法虛詞;肯定句的any,則有囊括一切、無有闕還的邏輯涵意,類似中文的任何。中文的任何(或任誰),嚴肅如禁令:「任何人等,不得內進」、「任誰來訪,一律不見」。吾人不須閱讀「所有」財經專欄,但不放過「任何」內幕消息。英文隨便說any,是語法所需,無可避免;中文隨口亂說any,則是無端言重,莫名其妙。=
同理,英文尋常的every,如everyone,everything,中文多用叠詞示之,如人人、樣樣事情(諸事、各事)[一]。中文的「每」,有強調「無一例外」之意,類似英文的each、each and every或every single one等,用得慎重;有時真的無一例外,也寧可說「人人有份:永不落空」[二]。
中文被動式的講法,有不幸、惨遭、蒙難等貶義。
昔日的權貴、文士或庶吏,都以飽讀詩書,腹笥甚廣為榮,行文以經典章句為範,其官腔是以雅勝俗,彰顯自身翰墨歲月悠長,不是市井村言可比。西風東漸,香港受英國殖民,大陸受俄國殖民,官場一片鬼氣,新制語文教育淘洗之下,時至今日,不論大陸或香港,今之官腔,都是以洋抑中,以俗勝雅。官僚模仿西洋下層的公事語文,機械冗贅,僵固不仁,西洋的次等(non upper-class)語文,成了中國的高等公事中文,奠定了國際文化上的奴役關係,成全了全球化下的文化分工——西洋為君長,中國為皂隸。即使殖民政府引退,中國也擺脫蘇聯,此等西洋唾餘,已被中國及香港官員奉為甘露多年,自成一體,國人不知覺悟,自取其辱,令洋化中文在中國大行其道,作威作福。
早期中國遣派之遊學生或訪問歐美的權臣貴冑,天朝餘威仍在,仍可親炙上層政客學者,觀摩上乘言文(如所謂upper-class English),得其天真自然。後期的遊學生,多為平民,與西洋中 下層人接觸,學的是欲向上遊的階級語言,多是故作複雜、假冒權威之語,得其矯揉造作,裝腔作勢。不論出國與否,幼年以翻譯文體學習西洋知識或外語者,都難免受到外來語文影響,加上本國語文意識積弱不振,誤以為西文有嚴謹語法而中文則無,久之就對中文生起語法焦慮、語法驚恐,即使尋常白話也不敢用——如上述的「開左門」,寧可西化口舌,胡說漢言。
大陸的洋化中文比香港更甚,皆因香港早年仍辨別雅俗,大陸則在共產政權之下,加速鄙俗化與工技化,成其共產中文。出身草莽的黨官將文士階級連帶高雅語文一並鬥垮,成其扁平社會;第一代黨官凋謝之後,繼任者多為理工科出身之技術官僚,好用偽科學語言——如進行……、作出……、造成……、為……創造條件等套式語,扁平與機械之官腔,鋪天蓋地,成為虐殺性靈的專政工具。
新式官腔以合成複詞為主,捨具體而用抽象(preferring the abstract to the concrete),將天然語語言變為工業程式,意圖削弱民眾的詞彙,令其思想與感情貧乏,易於擺佈。
新官話以機械冷酷的命名及造詞程式,簡化語彙以規範思想,麻痺感官,杜絕人民胡思亂想的機會,妨礙官府統治的異端邪說,不禁而止焉。
官府播弄,傳媒不智,將語言主權(所謂「話語權」)雙手奉送,令本地語言日見官僚化,失去活力,也失去批判力。
北方白話同音字多,講話愛用雙音節詞,香港通行粵語,語音豐富,口語用單音節詞即可,文書更不必添字增義。
說施放,是將行為合法化;至於宗教神聖祭禮,也加一個「活動」後綴,將之中性化,也是新官腔的特色。
中文以單音節詞為主,同音、諧音之字甚多,即使粵語音韻比北方官話遠為繁富,亦未能免去同音諧音所致之混淆,舊時借助典故與成語,好古敏求,述而不作;今日則多造複音詞,晝蛇添足,無中生有。
少時學中文,要讀古文,背成語,修辭忌用俚語,勿用別字,開學的購書單,必有《常見錯別字》之類。然而,古時笑話、歇後語、相聲等,舊日的報紙副刊、電視諧劇,都用諧音錯雜成語,混同雅俗,語帶雙關,引人發噱。
久之,此等玩弄諧音、錯亂詞義而生詼諧惹笑效果之技巧,本地寫作人稱之為「食字」。
「食字」即是以字為食,靠玩弄文字謀食。如編喜劇、寫笑話一樣,食字玩弄成語,是消耗社會規範的危險生涯,必須把握分寸,不可悖禮,否則就是自挖墳墓,自尋死路。喜劇之所以難為,是因為喜劇是嘲笑失禮的上流社會,激勵上升之下層人,重新鞏固禮教,奠定正義。喜劇以幽默感和人情味來掩蓋下層人的鄙俚言詞與尖刻嘲諷,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假如喜劇的玩笑開得太大,諷刺得離譜,連上流社會的清流雅士也一竹篙打倒,下層人「上位」之後,又貪婪無恥如故,則社會規範顛覆淨盡,無以為繼(是故金庸寫韋小寶之後便罷筆)。港式喜劇電影今日開到荼蘼,自嚐苦果,就因為玩笑開得太大,無人不奸,無語不鄙,男盜女娼,綱常堕落,無人性,也無人情。
同理,「食字」是靠社會對成語知識,對雅俗辨別,有堅固掌握,於是改動一兩個字,即可一語雙關,教人莞爾。改得吉慶滿堂,更是可喜,如新年揮春之蝙蝠圖案,即以「蝠」寓「福」,蓮子即連生貴子,蓮藕即佳藕天成,祭祀以葱寓聰明,以芹寓勤勞,年糕即步步高升。改得離奇怪誕,沒了幽默感與人情味,純是為改而改,了無語帶雙關之喜,兼且不顧媒體之雅俗,則只會令讀者啼笑皆非,創作人自討沒趣。
香港回歸之後,斯文掃地,「食字」廣告與標語口號,氾濫成災,讀者成語知識混淆,積非成是,日後即使改動成語,也無人識笑矣。
到此地步,「食字」已是消耗文化根柢,食老本,侮辱民智,戕害文化,其創作文人及宣傳機構,不是文賊,也是文醜了。
中共國務院規定出版物要簡體橫排及以阿拉伯數字入文(重印古籍除外),香港徵引內地消息,易出差錯。
見微知著,簡體字道出中共粗疏急進的現代化策略。新舊並存還是去舊革新,是現代化最核心的策略。君主立憲是並存,在過渡之中不斷改良;廢帝制而試行共和,是遽然行革命。正體與俗體及手寫草書並存,觀其興替,是改良;通令全國行簡體,禁制正體,則是革命。中共強令推行簡體字,禁制正體字,只在古籍重印及書法題詞時容許正體字,有如一黨專政,只留下民主黨派和政協做裝飾花瓶。
楷書有楷模之意,魏晉時,楷隸演變為正書,隋唐時統整字形,為歷代之正體。正體字用於刻板印刷,也稱正版字,簡體字舊稱簡筆字、簡化字,後來中共正名為簡體字,另造「繁體字」之名,與簡體字相對,企圖淡化「正體字」之名位。文字乃國體所依,簡體字乃當年用以快速散播共產思想之工具。
漢字定型以來,三千多年,都是繁化與簡化並行,繁化以辨義,簡化以利書,兼且俗體及行草書體並用,只在中共建政之後,才有中央政權主導下的系統簡化,且以國法推行。中國歷朝都有新造字,但容許舊體,也容許異體字,學子兼收並蓄,日後考訂文字,辨別雅俗,有個根底。
正體字在港台仍有傳承,仍有人堅持其文字正道,然而俗體字之消逝,如很多方言的消逝一樣,無人注意,無人憐惜。
正體字有典範的楷書刻印標準,簡筆字與俗體字的地位一樣,只屬於異體字。大陸頒佈簡體字為法定用字之際,廢棄正體字之名,改稱「繁體字」。繁體之名帶有貶義,誣陷傳統文化為繁複、繁雜、繁瑣。即使不稱正體,也應稱為原體或舊體。
中國有兩次大型的字體改革,第一次是秦始皇時期,第二次是中共統治時期。秦始皇「書同文」之舉,乃統一戰國時期各國字形,便利交流,屬於文字整理而非文字創造。共產黨的文字簡化,是政權主導及強制推行的文字創造,將漢字筆劃簡省,忽略了漢字的源流和造字規律。當代整理漢字,應以類似往日翰林院的穩當機構(今日可稱「國家語文委員會」),定期訂正,商議執行,而不是一批頒佈了事。中共法定簡體字之最大流弊,是違反漢字約定俗成的漫長成文過程,改以體系性質,急速大批造字,且以共產國家的權威強令執行。一批過的文字簡化,令造字原則受到某些學者的成見所限(在中共是一群不學無術之徒),顧慮不周。中共建政初期,銳意鏟除舊文化,從不考慮日後會有傳統文化復興之事。如簡體的「后宮」,是皇后的正宮還是皇帝的後宮,當年就不加顧慮,反正封建舊物一掃而光了。同理,「餘」簡化為「余」,也是設想將來國人不會用「余」來自稱;化鹹為咸,也是設想後人少用咸為虛詞。將「願」簡化為「愿」之時,也不會預計今日內地人竟然重新讀起《論語》來,讀到「鄉愿」這個詞(愿是謹厚之意,與願不同義)。某些生僻字,日後變成常用之後,便來不及簡化,如中共辱罵西方「政治挑釁」的釁字。生物學有了「幹細胞」(stem cell)之詞,簡體寫成「干细胞」,原本的「乾細胞」(dry cells)又不知如何是好了。
其二,中文之詞組並無分隔,端賴文意辨義,是故歷代添文造字,演化字義,增強文字傳意的準繩。
其三,是簡化的文字學義理不一致,悖理之處甚多。簡化之時並無考慮字形之傳承,將之視為任意處置的符號,使新造的字不再適六書的規律。
簡體字因為破壞了漢字結構,也就使得簡體字不倫不類,一些簡化符號既不能表音又不能表意。
在聲符簡化方面,由於中共簡體字與普通話同時強令推行,有消滅方言之策,故此簡化時只以北音為主,歧視其他方言。
為了加速政治宣傳,中共以簡體字「掃盲」(掃除文盲的簡稱,文明社會叫「識字教育」)。以文字學義理而言,簡化字復用古體字,以「同音通假」的方法淘汰歷代的新造同音字,是違反文明演化之理。常用字之通假(如麵、髮、鬆等),混淆尤甚。通假字是異字同寫,化詞為音,如干(干幹榦乾幹)、斗(斗鬥)、后(后後)、面(麵面)、谷(谷穀)、发(發髮),余(余餘)、咸(咸鹹)、复(複覆復)、松(松鬆)、吊(吊弔)、念(念唸)、挽(挽輓)、沖(冲衝)、郁(郁鬱)、历(歷曆)、庄(裝莊)、获(獲穫)、佣(佣傭)、纤(纖縴)、御(御禦)、折(折摺)、范(范範)、钟(鐘鍾)等。原本是望文生義,通假之後變了憑聲猜義,中文局部變成拼音字,意符變為音符,加上同時推行音調貧乏的北方普通話,同音字多,行文講話需要大量採用複合詞來辨義,致令內地人不論在口語或是文書,多是囉囉唆唆,正話曲說。文字簡化了,卻換來長篇累牘。
簡體字易寫難認,乃造字學之一大敗筆。很多簡化字由行草而來,書寫方便,印刷成書卻難以辨認。
假若當初是逐步整理字體,而不是一次頒令,便可以靜待印字技術演進,不至有枉作聰明之憾。猶如當年大陸如果容許自由經濟與國營企業及農業公社混合並存,不一次過強制推行共產主義,大陸也不會延誤國計民生三十多年。
其次,是文字美學與書法修養,正體字乃由楷書法帖而來,空間線條勻稱,寫之讀之,心正氣平,有駕馭複雜事態之耐性,使人做事恰如其分。
其次,是文字美學與書法修養,正體字乃由楷書法帖而來,空間線條勻稱,寫之讀之,心正氣平,有駕馭複雜事態之耐性,使人做事恰如其分。如手書正體的「鹽」與「鬱」,無疑是難,但寫之各部呼應,令人做事顧慮周到,留有餘地。中共推行簡體字,是要斬斷正體字傳遞的人文美學,方便鼓吹言文鄙俚、行動粗暴、不留餘地的政治鬥爭。今日大陸很多人言談喧嘩,行動魯莽,不識大體,也略可歸咎於簡體字以醜為美之積弊焉。
可見簡體字對於高高在上的領導人來說,是不大莊重或不成氣候的文字。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因為「二簡字」的簡化不成功,廢止了這個方案,並指出了:「今後對漢字的改革要持謹慎態度,使漢字形體在一個時期內保持相對穩定,以利社會應用。」
踏入二十一世紀,香港本地文化身份覺醒,文化鄉愁形成,電視台紛紛聘請文字學者在電視暢談粵語本字及粵語正音。
可見俗成之力,大於約定。
漢字非拼音文字,與口語難以一一對應。言文之分離,正可統合各地方言,使國人之口語不必定於一尊也。
然而只有俗書、漫畫及小報用粵字。一般行文用粵字引用口語,大都加上引號[五],以示自己知書識禮,不入俗流。粵語乃古語,用字造句精簡,有如古文,況且粵人崇尚文翰,引用典故,出口成章,文章講求古雅,都以天下通言——文言入文。粵語聲調繁富,口語鏗鏘,粵人比諸北人,更愛講四字成語。
北人在元明清三代,與外族交流頻繁,音調趨向貧乏,即使講了成語古語,也難以循音辨義矣。
往昔外地官員來粵視事,士人南下講學,粵人也用文言古語與之應對,以示嶺南儒雅。久之,粵人不寫粵字,粵語之本字散失,變成有音無字。粵字只在通俗小說、曲譜及唱本(如《粵謳》[七])出現。
傳意乃在於文技與文心之綜合運用,以粵字入文,捨文言而用白話,並非傳意之唯一良方也。
香港捨棄通用中文而流行粵字粵白,一如台灣之通用閩字閩白,顯示往日大一統之中國、文化想像之中的中國,已焉消亡。香港位於中國政治之邊陲,本是保存文言古風的語言孤島(德文Sprachinsel),可惜大陸倒行逆施,用簡體字,講野蠻語,自外於文明禮義,令港人無北慕中原之心,上一代來自內地故土的文雅之士(如老報人及國學家)離世之後,新一代的本土中產崛起,對於文雅之舊中國,不再存仰望之意,復興之心。特別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之後,港人之中國心大大受創,只好自求多福,以我為主,加上香港當時之流行文化及創意工業強勁,大壯港人膽識,連北人也看港產片、學講粵語,香港本土文化自豪感上升,便以粵字入文。粵字不再被視為鄙俚,而是都市化、入世及新興中產的象徵,如阿寬以中產讀者為對象的電台小說《小男人周記》(一九八九),便以粵白寫作。
簡體字困擾辨義之最甚者,莫如同音通假。漢字復正,可先整理《簡化字總表》(一九八六年頒布)內一個簡化字對應兩個或多個正體字之情況,刪除一百一十一個同音或近音代替的通假字,恢復被通假對應的正體字(如恢復頭髮的髮、麵條的麵),先使到簡體字與正體字可以一一對應。[十]往後,再基於漢字使用區之共識,逐步整理異體字,採用字形美、音標明、筆畫簡之字,由正體吸納簡體,融合為一,重鑄大一統之文化中國。
殖民除了是武力征服,還靠文化臣服。臣服之術,在於要人「查找不足」,令治下之民自承其文化之不足(lack),將文化自卑感內化。英國人統治香港,中共統治香港,都要香港人「查找不足」。英國人統治香港之時,要香港人自覺中文之不足;中共統治香港,便要令香港人自覺香港文化不足,南方的粵語有罪,妨礙中文寫作,要用北方的普通話來拯救。回歸之後,在香港學校教中文,就是為了學普通話。讀過中文系、了知中古音韻為何物的中文老師教學童讀唐詩,竟也要用北方的普通話;讀唐詩不是要掌握文辭音韻與唐人興致,而是為了學普通話。
源自京師的北方官話在明清時期由於要遷就蠻夷及外省人,音調趨於簡單,學來一點不難。至於詞彙與句法,當時中國仍有文明教化,全國的上流社會都講古來的文話,而不像今日講土語,連連「甭」、「犟」、「咱們」甚至「牛逼」[一]都可以入文。
然而,英國政府除了奠定英文高於中文的位階之外,放任香港的中文教學,懶得依附共產中國或台灣,令香港可以延續舊中國的方言教學,維持粵語教中文,始有吾人之文化自由,養成香港獨有的中文風格——有古文、新民體、三蘇體(「三及第」中文)、北方白話與粵白粵文。國府遷台之後,也強迫台灣學校用北方官話(國語)學中文,貶低方言地位,不視之為中文。
一九五八年,周恩來總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講得很明白:「推廣普通話不是要禁止或消滅方言。方言是長期存在的,不能用行政命令來禁止,也不能用人為的辦法來消滅。我們推廣普通話是為了消除方言之間的隔閡。」普通話是中國的共同語,不是國語。一九八二年《憲法》第十九條〈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也是說推廣普通話而非統一方言、消滅方言。
普通話不是外語,廣東人學普通話,只須貫通聲調對應之法則,三數月即可瑯瑯上口,根本不須改換教學語言以遷就普通話之學習。然而,為了證明香港人之不濟、粵語之「原罪」,卻要誇大普通話之難學,強調粵語會「污染」書面中文,目的是要清除方言的污穢,迎接京話的潔白。
普通話不是書面中文,而是以文話(典雅的白話文)為句法及詞彙在造句基礎、將規範化之後的北京語音為發音準則(普通話與北京話不同!)的現代漢語交流語。正如規範的英語是有教化的階級語言(English of the educated class),不是任何一種倫敦方言,普通話應是漢語的文話(educated Chinese),而不是現在北方很多人講的囉囉唆唆、哼鼻翹舌、俗不可耐又言不及義的土語。
粵語說「有」與「無」(俗寫為「冇」[六]),二者都是自足之存在(inherent existence)——「無」不是「有」的否定(negation),而是另有所指。北方話不說「無」,而慣說「沒有」,則寄生於「有」,文義欠自足。不說「無」而說「沒有」,就是執着於有,偏袒於有。
。從有無、是非、是否、異同的文話,變成有沒有、是不是、相同或不一樣(兩樣)的北方白話之後,回過頭來讀《老子》的道家哲學,語理上便很抗拒「有無相生」、「有生於無」的講法,以為是唯心論的怪話。[九]同理,古人形容事態,兩極並舉,平正無偏,說高低、深淺、寒熱、難易、遠近,兩無偏袒,不如洋化科學中文說的高度、深度、溫度、難度與距離,執於高、深、熱、難與遠。
嚴肅的思考需要純正而簡潔的語文。
嚴肅的思考需要純正而簡潔的語文。我認為中國近幾十年不論在哲學及文學都出不了大家,其中一個深密原因,是白話文的迷思及洋化中文的禍害,令中文成為雜交語及寄生語,不利於自我參照(self-referent)的邏輯討論。康德的哲學論著,用的便是在構詞及章句上都可自我參照的純粹德文,經得起反覆詮釋。
學術必須通變。今日已無人講的梵文與拉丁文等,所謂死語言(dead languages),可從字書及詩詞典籍之中重新考究,重造(reconstruct)古音,此乃歷史語言學之基本功。但粵語乃活生生之日用語,並非死語言,俗音如不影響辨義,又不致鄙俚,流通無妨,不必強行矯正。
必須矯正者,不是俗讀,而是誤讀。學者大多認為誤讀者,理應矯正,不可積非成是,如上述金縷衣一例。
至於懶音,如我字的ngo變成o,朋友變貧友,中國變中角,姓「郭」變了姓「葛」,恆生銀行變了「痕身en寒」,則是慵懶作風,既非正讀,也非誤讀,而是放浪形骸,漫不經心。
政治領袖可以視個人榮辱如浮雲,但不可視民望如浮雲,否則就是不恤民命,人民只能向虛空荒野呼叫矣。
百物騰貴,超市卻喊「減」,靠的是阻擋價格信息的定價策略:多買更平(如多買一件便宜一半)、捆綁售賣(不售賣單件)、加價快減價慢[一]、積分獎賞、簽賬回贈等,以剥削消費者盈餘。[二]所謂減價,是先提高價錢,然後降價;或在月頭減價,月尾加價;或在星期一至星期四的「閑日」減價,然後在顧客擁擠的「旺日」星期五、六及日加價。以周期計算,各類貨物都加了價,另外用「價格歧視」的方法來剝削無暇在閑日購物的人。比起藥房、雜貨店及糧食店,超市的日用品和糧油食品價格都偏高。面對陰霾密佈的市場,政府高調加入格價行列,是放棄管理市場的責任,作其無能為力之狀,詐傻扮懵。政府應打擊壟斷,放開管制,令市場多元化,更多人可以小本經營,減低中間的食利者(rent-seekers)的剝削。可惜,政府帶頭官商勾結,以高地價政策扶植食利者,壓縮公共土地供應、停止興建居屋,並將公屋商場私有化,推高營商者的租金成本,趕絕小商戶,奠定超市和連鎖大集團的壟斷地位。所謂「領匯」,其名字就是要市民領悟聯繫匯率之下的通脹狂潮。
以前,「勤力」已足溫飽;如今,「拼搏」始可為生。
往日的通脹,是水漲船高;今日的通脹,則是水漲船沉。
職銜的通脹,只是帶來更高的勞動強度及服務要求,然而職位保障和勞工尊嚴卻貶了值。以前讀免費官立夜中學,取得會考文憑已有本領謀生,今日付出十數萬元讀個「副學士」,卻是一無所用。
通貨膨脹,皆因貨幣供應過剩,侵蝕購買力。美元在一九七一年脫離(象徵式的)金本位制度之後,美國濫發美鈔,銀行放任借貸,令每年美元的購買力以百分之五下降。同理,自從國人脫離惜墨如金的中文修辭紀律之後,中文也要面對文字通脹之弊。一兩個字講完的,今日要一大串字。本土語言的精簡表達方式,換了迂迴曲折的洋化詞彙及共產中文。特別是近代中國人被西洋科學及官僚管理迷惑,中國的革命痞子又鏟除文化貴族之後,官僚語言、偽科學語言成為最高級的官方語言方式。然而,西洋的文化貴族仍在,清雅語言方式仍在,於是與國際接軌之後,中文便成為次級語言。文化自殘、自我殖民,是自我奴役的最深刻方式。中國的革命本意是為了擺脫西洋的奴役,然而其後果卻恰恰成全了西洋的奴役,只不過以前的主人是蘇聯帝國,如今是美帝國——中國人民幣與美元掛鉤,喪失貨幣政策自主權,中國外匯並大量買入美國債券,特別是危機四伏的美國房地產貸款債券。
明明一個動詞講清楚的,今日偏要加個弱動詞。動詞胡亂「溝淡」了,自以為是分散投資、對沖風險,反而失去了「專注」的威力,違反股神畢菲特(Warren Buffett)的投資紀律。對沖語義的洋化衍生工具之中,以透過、進行、作出、造成、構成為最常用,而且前面添加「向、對、給、就、被……」,後面補綴「工作、活動、事宜、關係……」等,自我增值,不斷繁衍。如不說「校友貢獻社會良多」,偏說「校友對社會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一架客機失事,九十八人死亡」,變了「一架客機失事,造成九十八人死亡」。「為了棚架有對途人構成危險的關係」,就是「因棚架危及途人」。「我們對國際貿易的問題已經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就是「(對)於國際貿易,我們已有詳細研究」。「心理學家在老鼠的身上進行實驗」,就是「心理學家用老鼠做實驗」。「對有關爐具進行安全檢查」(perform security check),就是「為該爐具做安全檢查」而已。
以前筆者有論,中文造句,首重虛實。虛詞與實字各有所用,不可倒置。如通過、透過,在中文是實有所指的,並不是洋文虛虛的through。
講慣了「向……說不」(say no to...),就不知道「向暴力說不」[五],原是「不容暴力」;「向毒品說不」,就是「拒絕毒品」、「堅拒毒品」[六]。
馬會的讓磅制度,映照往日香港機會均等的社會氣氛及英式上流社會的氣度,富人要多負責任,且要禮讓貧民,勿與小民爭利。賭馬可以遣興,寄託發達希望,馬會則是公平競爭(fair-play)的英式政治表象,港英以跑馬麻醉香港俗民,復以馬會會籍籠絡精英,以慈善基金操縱民間社會,一舉三得。難怪以前中環老叔父嘗言:管治香港的,依次是馬會、匯豐銀行及香港會所。
學人家追求卓越,要做A級,結果做了A貨,往往是後進地區的宿命。工業年代是複製當道的年代,也是鼓吹市民個性自由的年代。容忍和平衡兩者之間的矛盾,就是進入現代。然而,近年的複製技術突飛猛進,令更多人分享產品或服務,同時也令彼此的口味日趨統一,失去個性。電腦的數碼制式及互聯網的傳輸速度,加快了複製。閉幕多日的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和閉幕式都是集體的軍團式操演為主,成百上千的演員上陣,演繹何謂matrix(矩陣、母體)。圍繞住圓心團團轉的人,是矩陣,也是母體,令人看見秩序,也看見霸權。
自由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個性與複製,原是資本主義極其矛盾的一體兩面。北京奧運會乃至整個走資之後的中國大陸,之所以令西方自由世界的人驚懼,是由於他們目睹自己的第二身(alter ego)。法西斯政府由於不受宗教及倫理道德監察,會毫無羞恥地生產和複製。可憐的是,中共比當年德國的法西斯政府擁有更少的科學和美術原創能力,A貨的法西斯國家,只能做世界工廠。
李敖以前曾撰文聲援台灣的翻版商人,說由於版權費昂貴,後進地區被迫採用翻版的方法來推廣知識,在一地的創新能力不足之時,翻版並非罪過。美國開國初年,翻版歐洲的書籍和工業產品,遲至一八九一年,有了自己的創新能力,美國始承認外國專利權及書籍版權。
以前的外國老牌,對後進地區的翻版不置可否,翻版有利於外國老牌鞏固其威勢,令俗民享受虛榮,將來有錢便買正版了。電影的翻版,也令觀眾習慣荷里活式的娛樂公式,雖然不利短期的版權收入,也有利於長遠的電影出口和意識形態傳播。翻版數碼影音產品,品質差異不大,消費者的關懷也在其內容而不在其物質,然而工業產品的翻版,特別是大陸生產的,始終良莠不齊。
舊時人語,有大字形睡姿,人字拖鞋。描寫形狀,以前的人想起漢字或工具,如角尺形、工字形、丁字形、蛇形、之字、丫形(椏杈形)、山形、凹形、谷形與楔形[五],今日的人想起的是拉丁字母的L形、I形、T形、S形、Z形、Y形、H形、M形與V形。說明市道的曲線趨勢,如V形反彈、U形衰退、W形跌市,L形長期呆滞(如日本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與M形社會(貧富懸殊),今日也直接用英文字母,懶得思考漢字,以象其形。Q(cute的象聲字母)的事物,如Q版公仔,往日叫「趣緻」或「的骰」(古字為「菂式」)[六]。中文的褐色與棕色,俗語已染成咖啡色。文話「瞠目結舌」,俗語「擘大個口得個窿」,今日的潮人直稱「O嘴」。新一代港人的懶音之下,呢啲嘢(音ni-dit-yeh)變成ED嘢,粵語寫起來變了半洋文。《明報》在香港報界乃崇洋先鋒,除了數字徹底數碼化之外(如「約三千人」寫成「約3千人」),報紙也在十多年前率先用英文字母排序,如副刊是D疊(而不是丁疊),版頭是大字標題Life & style,四個中文字「時尚生活」瑟縮一旁陪襯,版頭的右邊的索引全是英文,不屑翻譯:10 essentials、hi! fashion、men style、food & drink、well being、travel & leisure,暗示識得英文是消費生活時尚的最低文化本錢。[七]真要崇洋到家,講時尚品味,何不用法文?
網乃捕捉之器,人結網與蜘蛛結網,皆為獵食。人在互聯網內連成網絡(network),稱為網民或網友。自以為藏身於網內之朋黨,講部落語,說私房話,謂之網絡語言,簡稱網語,與佛家禁戒之「妄語」同音。網絡內虛擬之交流空間,猶如密室悄語,看不見監視者,便筆走龍蛇,大鳴大放,甚至上載淫樂圖與春宮片,公諸同好。年來傳送的多是貧寒小民之艷照甚至獵影,官府懶理。年初,富裕明星之艷照泄露,富人之財產權與私隱權受損,在網上流傳,便令欺貧愛富之官府大發雷霆,磨刀霍霍,派出新募家丁向網民喊打喊殺,今後要立法將淫褻畫面及禁忌事物一網打盡了。
語言之交流如物種之基因交換,頻繁之下便會混雜變異。講話速度快,便生出節縮語、變調與懶音,親暱之朋輩為了排斥外人或彼此取笑,樂在其中,不可為外人道,便自設暗語。網絡交談用的素材是日常語言,工具主要是電腦打字鍵盤,網語的變化也受到日常語言節縮規則與鍵盤字母輸入設計之限制,有跡可尋,並非天馬行空。中文造字又非人人都曉,加上造字之限,中文網絡語言乃在三重局限條件之下創造。是故網語千變萬化,不離三條規則:語音變異(暗語或數字詼諧語)、語詞節縮(特別是拼音字頭簡稱)及符號語(電腦之ASCII字符)。
網絡群組之對話,始終與面對面之對答不同,難以採用身體動作及面部表情來回應模稜兩可之事,必須用無可無不可的應對語及感嘆語,略作回應,緩緩引出實情。是故網絡上最常用的節縮語是無聊話。
真正的網語,是以鍵盤ASCII符號造出表情符號,再加以諧音隱語,中國大陸稱為「火星文」。
昔日,在髒話的概念仍未通行之前,粗話頂多被視為粗俗不文之語,所謂市語村言而已。粗話也可傳達事相,寄託性情,有如上述泥水佬的醉酒之言,劉姥姥在大觀園之話。粗話與文話,乃貴賤之別,君子與小人之辨也。君子有義務扶持小人、提升小人,卻無權威斥責之、壓抑之。古之讀聖賢書者,平日潔身自愛,偶爾將善德流布於親族友儕,從未想到要明令在公共場合禁止粗言。然而,一切以前不可想像的,不能夠做到的,資本主義制度都提供適當的環境和手段,以便衍生出更多樣化的慾望,更多樣化的監察,創造更多的資本增值。=
粗話被視為不可說的污言穢語,是近代城市化的現象。
香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進入士紳化社會,公共場合禁制了粗口之後,卻衍生出更多的委婉詞,更多的破禁慾望,更多的淫褻審查衝動,由是出了更多的市井報紙雜誌、坊間漫畫與粗俗電影。
香港的專權者使用校規、公營電台守則、電視及電影審查及公共場所立法等術,令公共空間成為士紳中產的、壓抑情緒的乾淨語言之所,政府意欲製造的不是互相尊重的和諧社會,而是彼此視如陌路人(strangers)的個體化城市。只有陌路人,才會用乾淨語言來開腔和搭嘴,不敢用粗話來營造熟落感(intimacy),不敢用捶打肩膀、講丟那媽的方式,假意冒犯對方來將對方納入親切的群落(in-group)。要滿足偷偷講粗口、用隱語講粗口的慾望,可以上酒吧、落夜總會、落架步、看黃霑的《不文集》與王晶的《追女仔》系列。壓抑了粗口,便製造了消費慾望,也製造了工作機會,例如官府有廣管局、電檢處及淫審處。愈審愈精,愈禁愈淫也。
舊日,粗話只有用得適當與否、過度與否,有節制之禮,無禁制之令。平輩之間可講粗話,見長輩大人與官紳士女不可,祭禮稟神不可。
粵語說的講爛口、講粗口、粗口爛舌,都略有佛家戒妄語的意味,即是粗話說得過份,只懂得用粗口來傳情達意,將口舌講得粗了、爛了。語言不分精粗,令人聽了生厭。
「萬惡淫為首,百行孝為先」。兩句諺語文辭對仗,意義關連。古人戒淫,不是為了禁慾,而是為了盡孝與齊家。盡孝之最大者,在於有子嗣繼後香燈,告慰父母;齊家之最大者,在於令妻妾性慾饜足,能安於室,並且不以淫慾敗壞倫常,如叔嫂通姦、翁媳偷色、母子亂倫等。近代道壇託關羽降神,由乩童執筆謄寫之《關聖帝君戒淫經》,也是如此勸戒。舊時少年男女十五、六歲已有婚配,早前也許偷試雲雨,富家子弟之浪蕩者,更沉迷青樓歌肆,夜夜纏綿,縱情色慾,耗費精力而致萎靡不振,冷落妻房,精液淡薄者更有絕嗣之虞。於是父老乃有戒淫之勸,要子弟養精蓄銳,肥水不流別人田,將氣力收入閨房,鞭鞭有力,虎虎出精,以期家門和順,早生貴子。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在本年十月發出《齊享健康資訊——請參與「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檢討》,以「健康」為題,卻以禁慾為實,於健康,於養生,風馬牛不相及焉。
荼毒一詞,有毒害、殘虐之意,語氣極重。評論人指斥政府的文教政策,可用荼毒;道德重整會、風俗保存會的會長責罵色情報紙雜誌,也可說荼毒;但現代的政府不能輕言荼毒。
色情文化是社會成熟與寬容的表現。
所謂「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食品公害醜聞在大陸層出不窮,官商勾結,舉國腐敗,固是惡因,老百姓麻木不仁,逆來順受,也是惡緣。彼此蒙混之下,連帶內地的官方語詞也是模糊不清,令百姓頭腦昏亂,官商可以予取予攜。近年此類大陸新詞也滲入香港,排擠香港舊詞,劣幣驅逐良幣。港官糊塗,傳媒不察,共產中文便連同三聚氰胺一道灌下市民的肚腸了。
許多大陸新詞都違反中文語義與固有傳統,猶如出自一群不文蠻夷之口。
許多大陸新詞都違反中文語義與固有傳統,猶如出自一群不文蠻夷之口。舊詞用「過量」、「過度」,語義之所以穩定,是由於「過」字有貶義,過失也,錯過也,過猶不及也。若真的要說超過可以容忍的限量或用量,可以說「超量」。
精神的陷落由語言的陷落開始,觀察政府要員帶頭亂用共產中文,港式中文自身又有鄙俗化(如報紙新聞和電影字幕濫用的粵語俗字)以及「同音竄改」的歪風(如「『智』在必得」之類的電視節目命名、銀行宣傳的「財息兼收」等),恐怕中外先輩在香港艱苦建立的人文傳統,風流雲散矣。
東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覆亡之後,德國的語文家整理東德的公事德文(學者戲稱為「第二類德文」die zweite deutschesprache),大致歸納出三個語言特色和政治後果:一是「言文含混」,令人頭腦閉塞,辦事糊塗;二是「濫用簡稱」,令人費解,妨礙溝通;三是「語詞矛盾」,歪曲常理,積非成是。經過馬丁路德、哥德、康德等大哲人洗練的現代德文,落在還算斯文的德共手上,仍淪落如此;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亂離之中、倉皇之際建立的現代中文,遭逢草莽出身的中共幹部,滋長的共產中文,更是不堪。
官方言文有官僚氣習,要「打官腔」,在所難免,即使號稱清通的英國散文,落在愚而自用的庸官手上,也會一塌糊塗,當年我為了謀食而鍛鍊公事英文,就曾精讀Sir Ernest Gowers為英國公僕寫的The Complete Plain Words(一九四八年初版、一九八六年更新版),受用不淺。若官僚由不學無術之專權領袖率領,又無民主、法治和考核制衡,則其言文之粗鄙、胡混和費解,就無以復加,且又有現代傳播技術為之翼佐,由黨政組織強迫民眾學習,則千篇一律,萬人一面,而舉國昏沉矣。
他指的五四運動積極因素,在公文文體而言,是主張摒棄艱深和虛泛的套語,追求淺白、樸實的文風,而「積極因素的反動」,就是指共產幹部用白話文的方式來復辟虛泛套語。所謂五四運動的消極因素,是指盲目崇洋,引致歐式中文氾濫。
「不以人廢言」,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一文的反思,認為樸實的現代中文當從白話方言、古文經典和外國語文取得滋養,是白話文運動的修正,可惜反對古文、提倡白話容易,繼承古文、吸收白話和洋文來建設現代通用中文(Common Chinese)困難。毛澤東權傾一時,也無力貫徹他合理和持平的官方語文改革運動,無法撲滅「黨八股」於萌芽階段,因為含混而荒謬的官式言文,正是依附專制集權的制度而生的。反而毫無政治權力的胡適先生,其未脫民粹躁動的白話文運動卻成功了。若以為歷史只是成王敗寇,未免是孤憤之言。
官方的暴力語言,往往是暴力政治的徵兆。
用「近義連稱詞」來宣政,是要為複雜的問題提供簡單、強制但愚昧的答案。
濫用名詞結構:名詞結構可以唬人,可以塞責,是官僚言文的通病,中外皆然。應多用動詞結構,以示言責。
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翻譯成通用中文,就是:「我黨必須振興經濟,獎勵文教,體察民情。全黨同志,務請貫徹始終,以圖久遠。」
濫情詞:通常濫情與累贅兼備。
籠統詞:將語義尚稱精確的名詞當作流行語般濫用,如革命、鬥爭、路線等詞,在內地已超出正常使用範圍。被新政府弄得文化淪亡的香港,近來流行「文化」一詞。
籠統詞妨礙透徹的思考和精確的表達,少用為佳。
逆喻(Oxymoron):自相矛盾的構詞,如民主集中制、人民民主專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質量(品質)、「和平崛起」(中興、復興)等。
其實五四時代慣用的「白話文」和「語體文」之詞,也是逆喻構詞。既是白話,如何入文;既屬語體,何以為文?當改稱「通用中文」、「現代中文」之類的合理構詞。至於如何從暫而名之的「白話文」,過渡到樸實通達、傳之久遠的「通用中文」,是建設現代中國文化的頭等大事,也是中國「去共產化」的頭等要務。
中國的長處是保存與融和,而非創發及孤守。漢字與史冊是中國的兩大法寶,汗血寶馬、佛法以及邊疆外族的器物文明,都在舊中國保存下來。正因為混雜與融和的文明策略,使唐人較為親近英國人的制度和做事方法。滿洲政府的洋務運動與試行立憲,採取的是混合策略:軍事及工業上仿效德國,行政及憲法仿效英國。以英國為體,以德國為用。當中,遊學英國的嚴復極力主張仿效英國的典章制度。英國可說是歐洲的遺民,文化主要融會盎格魯、撒克遜與諾曼法國(Norman French)三族,雜有凱爾特(Celts)及維京(Vikings)的蠻風。英文是混雜語言(日耳曼與拉丁及法語),國體是聯合王國(英格蘭、蘇格蘭、北愛爾蘭及威爾斯),是融和、漸進與散漫的一路,有世族及權貴階級,但整體社會和諧。德國則是急進、統制及集中的一路。王朝政府即使處於衰敗時期,其文官仍是舉止儒雅、知所進退的一群人。
可惜,清亡之際,革命黨放棄王朝政府的融合選擇策略,急功近利,仿效日本和俄國的文明進化策略,共產黨更以俄為師,全盤赤化。日本的現代化策略源自德國,俄國的國家統制的發展策略也大體取自德國。德國的文明是創發和孤守的,入了蘇俄(蘇維埃時代的俄國民族),國家統制的成份加強了,文明創發仍是有的,蘇俄仍有不少文藝創新與科學發明。可惜中國取法蘇俄之後,中國並無相應的文化因子,致令國家統制過了頭,文明創發卻乏善可陳,都是些人有我有的物事,有些是抄襲來的,有些是重複發明(如原子彈)。一次近代的文明大轉折,源於文化誤解及錯誤選擇,中國由文化國家變了種族國家。這是近代中國大陸的不治之症,如連綿不絕的大瘟疫。
正如史學家唐德剛先生所講,現代化的轉型,不能單靠一兩位思想家,「它要靠數不盡的智者和常人,乃至軍閥官僚、洋奴大班的綜合經驗、思想、試驗等過程,並配合主觀和客觀的機運,分期分段,累積而製造之。
香港並無屬於國族意義上的公民(國民national citizens),以前港英政府一向以管理一個國際社會的方式來經營香港,待民如客,懶得將華人教化為英國子民,任由港人保留中國的遺民身份。是故以前的香港人自由浪漫,百花齊放,締造回歸之前的璀璨文化。
古代的明君賢士,都以「平天下」為究竟理想,「治國」只是達到短期目標的技術操作。用今日的情況來比擬,國家是主權國家,而天下則是民間社會,或稱市民社會、公民社會,是有共同文化價值與禮俗的社群,可以跨越國界和血統。古時的華夏人,就是以文明禮樂來區分蠻夷與諸夏的,並不是以血統。唐朝詩人李白,祖先也來自西域。
中國是先有天下,始有國家的。那些舉起拳頭質問香港人是否中國人,怪罪香港人何以不愛國的大陸人,不是華夏人,是蠻夷。
清初顧炎武的《日知錄》,其中「正始」一條,闡述了「國家」與「天下」的分別:國家是政權建立的領域,國亡了,保衛的責任在君臣和貴族(「肉食者謀之」);天下則是共同文化價值流布的區域,文化價值受到侵害,每一個人(「匹夫」)都有責任去捍衛。即使滿清入主中原,顧炎武依然認為,「保天下」為先,「保國」還在其次;國家安全不是天經地義,「天下安全」才是天經地義。香港人愛的天下在國之前,香港人愛國是要講求條件的,並非毫無理智地愛國的。
目前港英政府一方面嘗試推行普通話,一方面鼓吹使用本地書寫的白話,態度曖昧不清,企圖把責任推卸予將來的柔弱特區政府,既無視香港人的文化權利,也將麻煩轉嫁予將來的特區政府。
好的白話文作品,從魯迅、老舍到現代的作家(如贾平凹、阿城等),都以文言、文話為準,也雜有用鄉土的語法和詞彙。聞一多先生講過,好的世界文學必然也是好的民族文學;同一個道理,好的白話文學,也自然是好的地方文學。真正的白話文,只是淺白的通用文言而已,與方言無大關係。
正式的或慎重的談話方式的其中一個特色是有很多「固定形式」(frozen forms),中文公函中的「逕啟者」或「謹上」等便是固定形式,有深厚的文化背景。此等固定形式由於時代久遠,後世的人只管用,不管它們的字面意義。我們改變之前,須探究有否必要,不要遽然行事。
儘管這些「固定形式」不再被人當作字面解釋,但從「符號學」(semiology)看來,它們仍有其記號功能,即清楚地標示(mark)了一封信的起始和終結。以記號形式存在,這些公函中的稱謂語是具備其特定文化基礎的,英文的「親愛的先生」表達了西方人熱情的個人關係,法文和德文書信的稱謂則保持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寄託了敬意和尊重。現行中文公函(政府的不算)保留的「敬啟者」有尊敬受信人之含意,而「謹上」或「謹覆」則包含中國人特有的謙謙君子的遺風。
儘管當今世代人與人的疏離感日益嚴重,但也無必要取消「敬啟者」和「謹上」等稱敬詞。難道現代的中華子孫不必再敬重受信人,不必再謙虛其詞?相反,在現今機械文明日益囂張,人與人日趨疏離的年代,中華文化之注重人倫和謙厚恭敬,更值得我們珍惜和保留。故此,中文公函白話化是有其限度的,過了度,便是過猶不及。
至於那些誤以為學好普通話就有助中文寫作的人,則混淆了「普通話」與「白話文」之別,況且現在國內的普通話也日益受到北方土談和俚語的侵佔,不堪為白話文直接取材的典範了。
學外語,是開耳目,廣見聞而已,不要把英文吹得那麼神,以為識英文就發達。
幼稚園教小學英文,鬧着玩;小學教初中英文,冒充高水平,不及格照升級;中學開始補救小學英文;中學會考將及格的標準放寬,為大學輸送足夠的教育消費者;進了大學,不成材的大學生便要修讀初中程度的英文,有些還要校長親自督促,重學幼稚園的課堂秩序和敬師禮儀。教育學院、大學教育系、政府教育署、校政人員和教師、補習社和補充教材出版社,一眾人物的衣食,仰仗於失敗的教育制度。由於全部使用公帑而政府又壟斷了法規和資格審訂,因此教育失效恍如經濟學上的「破窗理論」——學生的程度愈爛,政府投入的資源愈多,官僚的權力更加牢固,教育事業更見蓬勃。
分化社會,製造愚昧的下層民眾,此乃殖民政府慣技。
那些受過教育的愚人(educated fools)用教育平等權利之類的外國理論,改造教育制度,使它漸變為「遷就失敗者」的制度,但又沒有為主流教育的失敗者設計另外的培訓途徑和高校體系(反而將理工學院系統轉為正規大學),一眾失敗者憑着寬鬆的高考資格和大學收生標準,向新近「升格」的大學「挺進」,最終由社會接收。
這種制度的目的,不獨要繼續製造愚民,而且要消滅大部份精英,連原本的精英主義也要摧毀。取消公平分級的升中試、放寬中學會考的及格成績、一條龍計劃、分區就讀等措施,以致近期「教育亂改革」,都源自這套新的教學範式——將成功者模糊為平庸者,將失敗者偽裝為成功者,令優質學生不敢自豪,令壞學生feel good about being bad。
學外語是增強固有能力,等於有基本視力的人有了望遠鏡,可以開眼界,但盲人有了望遠鏡是無所用的。國民教育是培養基礎知識和學習能力,向英文程度不好的學生強制推行英文教學,是捨本逐末,基礎知識學不到,英文也學不好。要學生學好英文,要在英文科目內著手,而不是要調動其他科目用來教英文。英文不是甚麼大內秘技,有良好師資(得師)、有合適的教學方法(得法)、有好的課本和自修參考書(得書)、自己用功(得功),掌握基本英文,一點不難,再循文學路徑而入,讀蘭姆(Charles Lamb)、王爾德(Oscar Wilde)及伍爾芙(Virginia Woolf),便可一窺散文之堂奧。普通話是民族國語,更不須誇大其難度,甚至要把所有學科教育都賠進去,就是為了學好普通話!
因為教育制度不但是社會流動和民眾啟蒙的重要一環,也是延續階級特權和控制平民思想的重要一環。開明的政府注重前者,集權的政府注重後者。
目下那些媚共之士,認為要學好英文,就要放棄母語教學,改用英文教學;要學好中文,就要放棄粵語,改用普通話教學。這是非此即彼的愚昧思想,既高估了學習外語的難度,也低估了兒童學習兩文三語的能力。語文教育失敗,問題不在教學語言,而在於教育制度的衰變。改動教學語言來成全語文教育,犧牲整套教學理想來屈就英文或者普通話,都是製造失敗者的教育制度,至於製造了失敗者之後再遷就失敗者,則是落井下石,惟恐百姓不愚。
改善香港的語文教育,要從整頓香港的教育制度著手,要將九十年代之前的教育制度改良,使之成為獎勵成功者、也為失敗者設想的制度。港府首先要敞開胸懷,要有執政的自信,不怕百姓學到真本領,然後解除教育的不當規管(deregulate),打破前朝留下的無能官僚在教育資源和權力上的壟斷。香港推行教育改革,要檢視制度,重訂規章,整治人事,這是執政的精細功夫,不是亂拋教育新理論,或叫囂更改教學語言就可了事的。
回应 2018-04-06 23: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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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窮」一語,早見於清代政法之書。晚晴文人鄭觀應,在一八八〇年出版《易言》一書,批評政府處理華商與洋商欠債的手法不公平時,就有言:「西人若有折閱,雖饒私蓄,循例報窮,僅將傢俱拍賣。」而華人欠債,則要全數償還,更往往會被判囚及遭毆打。報窮之後,則入「窮籍」。今日南洋華文報紙,仍用報窮及窮籍之詞。
2011-11-29 16: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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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化波及句法,污染中文。 公共領域詞匯之改換,涉及政治概念與公共權力之更迭,當中有詭詐,也有正經。 為免名詞「習而不察」,民眾習慣了便不易察覺出當中的價值轉向,引致思想僵化而不知,故仍有必要作一番「陌生化」的處理,從新考察,既是日用名詞之考古,也是思想生機之恢復也。 即使在滿洲積弱時期,中國仍是文化古國。早在侵佔香港成立殖民地之初,英國統治者已謹慎處理官方行文,避免觸動中國人的文化自尊。 港府親民...
2018-04-06 23:22:39 5人喜欢
洋化波及句法,污染中文。
公共領域詞匯之改換,涉及政治概念與公共權力之更迭,當中有詭詐,也有正經。
為免名詞「習而不察」,民眾習慣了便不易察覺出當中的價值轉向,引致思想僵化而不知,故仍有必要作一番「陌生化」的處理,從新考察,既是日用名詞之考古,也是思想生機之恢復也。
即使在滿洲積弱時期,中國仍是文化古國。早在侵佔香港成立殖民地之初,英國統治者已謹慎處理官方行文,避免觸動中國人的文化自尊。
港府親民之餘,在言文上避免承襲大陸或台灣的公共語彙,此舉既可障隔國共影響,又可建立新的港人身份。
同時推行的清潔運動,創造了「市容」一詞,初始是潔淨衛生之公民習慣,如清洗公眾地方、滅鼠、不准隨地吐痰及扔垃圾等,回歸之後,淪為潔癖式的都市規管,杜絕小販擺賣營生,連隨處坐臥談笑等市民閑散行為也犯禁。公屋居民在窗外或戶外曬晾衣裳被褥,也藉詞「有礙觀瞻」,嚴加取締。
政府懂得自我約束權力,是約法社會與政治現代化之始。
從政者皆須圓通,致勝於談笑之際,折衝於樽俎之間,有時不免迂迴前進,繞行若蟹。為成就大事而繞行之政治家,巨蟹也;捨正路而弗由,模仿巨蟹繞行,故弄玄虛,表演權術與親民術之政客或過客,皆小蟹也。
政壇輪替,你方唱罷我登場,恰如眾蟹羅列,庶民百姓,將其存世格言一一品評,便可高下立見。
行政語與司法語,都應以有史可據、百姓可解的通言為本,不能視漢字如電腦字符,可以胡亂堆砌。不牽涉法政之事,更應用日用語,例如有人在街頭毀壞公物,報道說「毀壞」即可,毋須自作聰明,警方尚未告知所控何罪,某些報章便說是「刑事毀壞」,甚至簡稱為「刑毀」。
此等語言污染,在吾等文人而言,是戕害中文,在執政者而言,卻有助香港日漸淪為法制社會(legalistic society),市民聞法例而色懼,見石Q(保安員)而腳軟,有利官商勾結之專政統治焉。
古之中國帝王,遇天災則下罪詔己,今之中國帝王,遇天災則向天宣戰。古今中國之別,盡在此中。天道是核心的文化信仰,不可等閑視之。中國是否仍是中國,是文明禮義之邦還是粗野蠻夷之所,開放之後能否頂得住西方的文化與信仰入侵,全在這裏。一旦國人的文化信仰失守,再質問人家是否中國人,也無關宏旨了。
在中共的官方語言之中,即是我常說的共產中文,天是「不存在」的。一九四九年開始,中國沒有「天災」了,往後發生的,是「自然災害」。香港回歸中國之後,旱澇颱震,電視台也說「自然災害」了。雖說此詞是英文natural disaster的漢譯,但disaster的語源是「星象之凶兆」意,即使加上「自然」,也略有厄運的涵意,但中文的「自然」有不關乎天地鬼神之意,共產中文又捨棄意義重的「災難」而不用,反而以意義輕的「災害」代之,顯然有清洗信仰的用意了。
天命是威力強大的信仰,在政治上,天命論確曾使中華百姓免於過份長久的暴政奴役。天子得以在位,靠的是天命所歸,天子要戰戰兢兢,保守恩寵,不使上天離棄自己。水災地震,瘟疫歉收,就是天地降災,加上官府防災與賑濟不力,皇朝的合法性就存疑,百姓可以起義,更換天子了。戰國以至秦漢,直至清末民初,都信服「五德終始論」,認為王朝依照五行之象來輪替,並無鐵打的江山,例如從滿清的黑(水),到民國的青(木),到中共的赤(火)與將來的黃(土)。
這不是中文與非中文的問題,而是人與鬼的問題。大地震動,你站在那裏向它抵抗,是找死麼?地震可提防,不可抵抗,是常識。說救災、賑濟,是人話;說抗災、抗震,是鬼話。即使是科學翻譯,英文的resistant,以前用的「防震力」是人話,今天用的「抗震力」是鬼話。然而,對於一個由蘇聯番鬼傳授政治思想與統治權術的政權而言,鬼話就是官話。
統治權術在於奠定有利於己的社會秩序,最牢固的社會秩序,是軍事秩序,將社會教育過程軍團化(regimentation),將官方語言軍事化、機動化,從納粹到蘇聯到中共,一脈相承。
天道的信仰,將天子以至庶民都置於同一宇宙秩序(cosmicorder)之下,國君與百姓都在天命之下,大家都是平等的,那麼統治者的權威就太不牢固了。取銷這個可畏又莫測的宇宙秩序,令世間唯物化、扁平化,只有社會主義政權的唯一秩序,只有官方語言的唯一表達方式,是中共執政以來最大的文化戰爭。這場硬仗,必須時刻準備着,久不久就要開打。否則,如何「勝利」統治?
民眾不是軍隊,可見軍事化的語言一旦成為官方的欽定表達方式,常常令人以詞害意,鬧出笑話。
「問責」是整個政府要去除高傲與隱秘的政風,開誠布公,向市民問責。老董推出的「問責制」,是主要官員(司局級)以政治委任方式就職,各自為其政策範圍籌謀,萬一出事,個別官員要請辭。這可以令公務員或外界人員肩負政治判斷及政治責任,推舉的高官也多是一時英彥,不失為良策。
一朝有一朝之狂言。[一]在前朝,是推行國家安全立法的保安局長戳破「公務員政治中立」論;在今朝,是首長親自揭穿政府早已放棄「積極不干預」(positive non-intervention)之策。[二]往昔港英的政術,有實力,有假名,聲東擊西,自圓其說;新朝拋棄假名,如無雄辯及實力鋪墊,恐怕是暴露底牌,自討苦吃矣。政府有為,必御大事,相差只在費力多寡,著跡與否,能否領導群倫,贏得英名。積極不干預,是費力少、不著跡而又能以名器爵祿駕馭商界豪強之微妙政術,即使是官商勾結,也要做到公私分明,程序乾淨,是政府節制商界,而不是商界牽制政府。是故英人治港時期,重名器,也重言文。《左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名不正則言不順,豈有如特區前朝一般,胡亂封賞爵位,又引入增值、推銷、包裝、中心等商場術語,沾沾自喜,以為得資訊科技與全球化時代風氣之先者?
說政客操控政治,不如舊詞說的把持政局。以為將兩個詞語合併而節縮之,會雙劍合璧,其實是貪多務得,滑失本義,非驢非馬。
英文的Choose,語義也不只是選擇;何況choose之外,還有prefer、decide、would rather、can't help……but、can only與can but等。中文言隨意轉,層出不窮:惟有、不如、只好、寧願、寧可、寧取、寧要、情願、甘願、甘心、甘受、決意、被迫、故意、偏愛……。
也許,在高速運轉及剝削頻仍的香港城市,鈍化自己的感受,凡事用一個詞彙來描述,放棄敏銳的見解,有助於偷生人世。
消費社會聲稱予人多元選擇,以言文觀之,恰是束縛性靈,無有選擇。也許,在高速運轉及剝削頻仍的香港城市,鈍化自己的感受,凡事用一個詞彙來描述,放棄敏銳的見解,有助於偷生人世。
撫今追昔,受舊式中文教育的一代,猶可中英並舉,受新式中文教育的一代,則國語凋零,可見上世紀八十年代英國部署撤出香港之際,以改革之名而行的顛倒語文教育,確是文化殖民主義之殺着也。
引入西詞,本可豐富國文,但由於中國近代積弱,國人若不加意養護中文,使舊詞舊句重獲新生,則本國語彙及章法恐遭排擠、歪曲而致遺忘及失傳。國文知識貧乏之後,國人或以為中文之表達能力遜於西文,於是模仿西文而變換中文,成其洋化中文、程式中文(programmatic Chinese),助長西方之文化殖民。
不曉英文,則不能解洋化中文,中文淪為寄生語,港式的bilingualism,用意在此乎?
近代世界,外交詭詐,辭令要掩飾真情,留有轉圜餘地,往還之間,可以層層遞進,於是有深切關注、深表遺憾、強烈反應、堅決反對等程式用語,方便調整姿態。
(至於問卷用層層遞進之程式中文,如強烈喜歡、非常喜歡、一般喜歡等,則是合宜。)
以中國之龍,曲就西洋之dragon,是內地「與世界接軌」的餘波流末。港英統治早年,香港仍有國學遺老與民國舊人於報章針砭洋化中文,雖是空谷足音,也是聊勝於無。香港歸政中共之後,情況大變,一則中共之英語熱潮甚於香港,媚外之風冠絕群倫,二則台灣國民黨政權易手,「去中國化」禍及文史教育,三則本地傳媒與創作人自甘墮落,名為通俗,實為疏懶,胡亂「食字」、中英混雜、章法不通之文字充斥,珍惜國故、愛護國文之士,頓感勢孤力薄,一任西文橫行。近年香港之中文淪落,已由詞彙替代,演變為以英文詞義指導中文,以英文虛詞及文法領帶中文,可謂蝕入骨髓,病入膏肓。
語彙之外,句式亦病態紛呈。歐洲文藝復興之後,邏輯學與修辭學合流,於是西文常用雙重否定(double negative)的句型,標舉新時代的理性,中文理性早開,毋須強調,則少用雙重否定為委婉語。中文當然也用雙重否定,但多有定式,如莫不、無不、不免、未免、不得不、百無等,套語如非請勿進、非我莫屬、未能免俗、卻之不恭、下不為例、非打不可、無財不行、百無禁忌等。
至於英文句式「不排除……的可能性」[十三],洋化中文已甩掉了「……可能性」的尾巴,獨立成句。
原本表達推敲、威懾、試探等豐富情感或情勢的自然詞彙,遭機械詞彙取代,變得感情無法表達了。
若不識洋化中文,聽今人隨口說「有保留」,不知他要保留甚麼;說「不排除」,就等他說不排除甚麼困難。
猶如香港年青人對事物無深刻感受,又不知措詞,亂用勁、超等流行語,如勁悶、勁好食、超衰、超豪等,掩飾自己的感性貧乏。
中文章句,首重虛實。依中國現代語法鼻祖《馬氏文通》(光緒二十四年),漢字可分為實詞(即substantive words)與虛詞(即functional words)。實詞有詞彙意義,虛詞有造句功能。虛實混淆,句法西化,浸染日久而不察,則中國固有之言語變味,本來之思想失真。此後,非西語不能漢言,無西法不成漢文,此謂之文化殖民。
英文的any,在否定句或疑問句,只是尋常的語法虛詞;肯定句的any,則有囊括一切、無有闕還的邏輯涵意,類似中文的任何。中文的任何(或任誰),嚴肅如禁令:「任何人等,不得內進」、「任誰來訪,一律不見」。吾人不須閱讀「所有」財經專欄,但不放過「任何」內幕消息。英文隨便說any,是語法所需,無可避免;中文隨口亂說any,則是無端言重,莫名其妙。=
同理,英文尋常的every,如everyone,everything,中文多用叠詞示之,如人人、樣樣事情(諸事、各事)[一]。中文的「每」,有強調「無一例外」之意,類似英文的each、each and every或every single one等,用得慎重;有時真的無一例外,也寧可說「人人有份:永不落空」[二]。
中文被動式的講法,有不幸、惨遭、蒙難等貶義。
昔日的權貴、文士或庶吏,都以飽讀詩書,腹笥甚廣為榮,行文以經典章句為範,其官腔是以雅勝俗,彰顯自身翰墨歲月悠長,不是市井村言可比。西風東漸,香港受英國殖民,大陸受俄國殖民,官場一片鬼氣,新制語文教育淘洗之下,時至今日,不論大陸或香港,今之官腔,都是以洋抑中,以俗勝雅。官僚模仿西洋下層的公事語文,機械冗贅,僵固不仁,西洋的次等(non upper-class)語文,成了中國的高等公事中文,奠定了國際文化上的奴役關係,成全了全球化下的文化分工——西洋為君長,中國為皂隸。即使殖民政府引退,中國也擺脫蘇聯,此等西洋唾餘,已被中國及香港官員奉為甘露多年,自成一體,國人不知覺悟,自取其辱,令洋化中文在中國大行其道,作威作福。
早期中國遣派之遊學生或訪問歐美的權臣貴冑,天朝餘威仍在,仍可親炙上層政客學者,觀摩上乘言文(如所謂upper-class English),得其天真自然。後期的遊學生,多為平民,與西洋中 下層人接觸,學的是欲向上遊的階級語言,多是故作複雜、假冒權威之語,得其矯揉造作,裝腔作勢。不論出國與否,幼年以翻譯文體學習西洋知識或外語者,都難免受到外來語文影響,加上本國語文意識積弱不振,誤以為西文有嚴謹語法而中文則無,久之就對中文生起語法焦慮、語法驚恐,即使尋常白話也不敢用——如上述的「開左門」,寧可西化口舌,胡說漢言。
大陸的洋化中文比香港更甚,皆因香港早年仍辨別雅俗,大陸則在共產政權之下,加速鄙俗化與工技化,成其共產中文。出身草莽的黨官將文士階級連帶高雅語文一並鬥垮,成其扁平社會;第一代黨官凋謝之後,繼任者多為理工科出身之技術官僚,好用偽科學語言——如進行……、作出……、造成……、為……創造條件等套式語,扁平與機械之官腔,鋪天蓋地,成為虐殺性靈的專政工具。
新式官腔以合成複詞為主,捨具體而用抽象(preferring the abstract to the concrete),將天然語語言變為工業程式,意圖削弱民眾的詞彙,令其思想與感情貧乏,易於擺佈。
新官話以機械冷酷的命名及造詞程式,簡化語彙以規範思想,麻痺感官,杜絕人民胡思亂想的機會,妨礙官府統治的異端邪說,不禁而止焉。
官府播弄,傳媒不智,將語言主權(所謂「話語權」)雙手奉送,令本地語言日見官僚化,失去活力,也失去批判力。
北方白話同音字多,講話愛用雙音節詞,香港通行粵語,語音豐富,口語用單音節詞即可,文書更不必添字增義。
說施放,是將行為合法化;至於宗教神聖祭禮,也加一個「活動」後綴,將之中性化,也是新官腔的特色。
中文以單音節詞為主,同音、諧音之字甚多,即使粵語音韻比北方官話遠為繁富,亦未能免去同音諧音所致之混淆,舊時借助典故與成語,好古敏求,述而不作;今日則多造複音詞,晝蛇添足,無中生有。
少時學中文,要讀古文,背成語,修辭忌用俚語,勿用別字,開學的購書單,必有《常見錯別字》之類。然而,古時笑話、歇後語、相聲等,舊日的報紙副刊、電視諧劇,都用諧音錯雜成語,混同雅俗,語帶雙關,引人發噱。
久之,此等玩弄諧音、錯亂詞義而生詼諧惹笑效果之技巧,本地寫作人稱之為「食字」。
「食字」即是以字為食,靠玩弄文字謀食。如編喜劇、寫笑話一樣,食字玩弄成語,是消耗社會規範的危險生涯,必須把握分寸,不可悖禮,否則就是自挖墳墓,自尋死路。喜劇之所以難為,是因為喜劇是嘲笑失禮的上流社會,激勵上升之下層人,重新鞏固禮教,奠定正義。喜劇以幽默感和人情味來掩蓋下層人的鄙俚言詞與尖刻嘲諷,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假如喜劇的玩笑開得太大,諷刺得離譜,連上流社會的清流雅士也一竹篙打倒,下層人「上位」之後,又貪婪無恥如故,則社會規範顛覆淨盡,無以為繼(是故金庸寫韋小寶之後便罷筆)。港式喜劇電影今日開到荼蘼,自嚐苦果,就因為玩笑開得太大,無人不奸,無語不鄙,男盜女娼,綱常堕落,無人性,也無人情。
同理,「食字」是靠社會對成語知識,對雅俗辨別,有堅固掌握,於是改動一兩個字,即可一語雙關,教人莞爾。改得吉慶滿堂,更是可喜,如新年揮春之蝙蝠圖案,即以「蝠」寓「福」,蓮子即連生貴子,蓮藕即佳藕天成,祭祀以葱寓聰明,以芹寓勤勞,年糕即步步高升。改得離奇怪誕,沒了幽默感與人情味,純是為改而改,了無語帶雙關之喜,兼且不顧媒體之雅俗,則只會令讀者啼笑皆非,創作人自討沒趣。
香港回歸之後,斯文掃地,「食字」廣告與標語口號,氾濫成災,讀者成語知識混淆,積非成是,日後即使改動成語,也無人識笑矣。
到此地步,「食字」已是消耗文化根柢,食老本,侮辱民智,戕害文化,其創作文人及宣傳機構,不是文賊,也是文醜了。
中共國務院規定出版物要簡體橫排及以阿拉伯數字入文(重印古籍除外),香港徵引內地消息,易出差錯。
見微知著,簡體字道出中共粗疏急進的現代化策略。新舊並存還是去舊革新,是現代化最核心的策略。君主立憲是並存,在過渡之中不斷改良;廢帝制而試行共和,是遽然行革命。正體與俗體及手寫草書並存,觀其興替,是改良;通令全國行簡體,禁制正體,則是革命。中共強令推行簡體字,禁制正體字,只在古籍重印及書法題詞時容許正體字,有如一黨專政,只留下民主黨派和政協做裝飾花瓶。
楷書有楷模之意,魏晉時,楷隸演變為正書,隋唐時統整字形,為歷代之正體。正體字用於刻板印刷,也稱正版字,簡體字舊稱簡筆字、簡化字,後來中共正名為簡體字,另造「繁體字」之名,與簡體字相對,企圖淡化「正體字」之名位。文字乃國體所依,簡體字乃當年用以快速散播共產思想之工具。
漢字定型以來,三千多年,都是繁化與簡化並行,繁化以辨義,簡化以利書,兼且俗體及行草書體並用,只在中共建政之後,才有中央政權主導下的系統簡化,且以國法推行。中國歷朝都有新造字,但容許舊體,也容許異體字,學子兼收並蓄,日後考訂文字,辨別雅俗,有個根底。
正體字在港台仍有傳承,仍有人堅持其文字正道,然而俗體字之消逝,如很多方言的消逝一樣,無人注意,無人憐惜。
正體字有典範的楷書刻印標準,簡筆字與俗體字的地位一樣,只屬於異體字。大陸頒佈簡體字為法定用字之際,廢棄正體字之名,改稱「繁體字」。繁體之名帶有貶義,誣陷傳統文化為繁複、繁雜、繁瑣。即使不稱正體,也應稱為原體或舊體。
中國有兩次大型的字體改革,第一次是秦始皇時期,第二次是中共統治時期。秦始皇「書同文」之舉,乃統一戰國時期各國字形,便利交流,屬於文字整理而非文字創造。共產黨的文字簡化,是政權主導及強制推行的文字創造,將漢字筆劃簡省,忽略了漢字的源流和造字規律。當代整理漢字,應以類似往日翰林院的穩當機構(今日可稱「國家語文委員會」),定期訂正,商議執行,而不是一批頒佈了事。中共法定簡體字之最大流弊,是違反漢字約定俗成的漫長成文過程,改以體系性質,急速大批造字,且以共產國家的權威強令執行。一批過的文字簡化,令造字原則受到某些學者的成見所限(在中共是一群不學無術之徒),顧慮不周。中共建政初期,銳意鏟除舊文化,從不考慮日後會有傳統文化復興之事。如簡體的「后宮」,是皇后的正宮還是皇帝的後宮,當年就不加顧慮,反正封建舊物一掃而光了。同理,「餘」簡化為「余」,也是設想將來國人不會用「余」來自稱;化鹹為咸,也是設想後人少用咸為虛詞。將「願」簡化為「愿」之時,也不會預計今日內地人竟然重新讀起《論語》來,讀到「鄉愿」這個詞(愿是謹厚之意,與願不同義)。某些生僻字,日後變成常用之後,便來不及簡化,如中共辱罵西方「政治挑釁」的釁字。生物學有了「幹細胞」(stem cell)之詞,簡體寫成「干细胞」,原本的「乾細胞」(dry cells)又不知如何是好了。
其二,中文之詞組並無分隔,端賴文意辨義,是故歷代添文造字,演化字義,增強文字傳意的準繩。
其三,是簡化的文字學義理不一致,悖理之處甚多。簡化之時並無考慮字形之傳承,將之視為任意處置的符號,使新造的字不再適六書的規律。
簡體字因為破壞了漢字結構,也就使得簡體字不倫不類,一些簡化符號既不能表音又不能表意。
在聲符簡化方面,由於中共簡體字與普通話同時強令推行,有消滅方言之策,故此簡化時只以北音為主,歧視其他方言。
為了加速政治宣傳,中共以簡體字「掃盲」(掃除文盲的簡稱,文明社會叫「識字教育」)。以文字學義理而言,簡化字復用古體字,以「同音通假」的方法淘汰歷代的新造同音字,是違反文明演化之理。常用字之通假(如麵、髮、鬆等),混淆尤甚。通假字是異字同寫,化詞為音,如干(干幹榦乾幹)、斗(斗鬥)、后(后後)、面(麵面)、谷(谷穀)、发(發髮),余(余餘)、咸(咸鹹)、复(複覆復)、松(松鬆)、吊(吊弔)、念(念唸)、挽(挽輓)、沖(冲衝)、郁(郁鬱)、历(歷曆)、庄(裝莊)、获(獲穫)、佣(佣傭)、纤(纖縴)、御(御禦)、折(折摺)、范(范範)、钟(鐘鍾)等。原本是望文生義,通假之後變了憑聲猜義,中文局部變成拼音字,意符變為音符,加上同時推行音調貧乏的北方普通話,同音字多,行文講話需要大量採用複合詞來辨義,致令內地人不論在口語或是文書,多是囉囉唆唆,正話曲說。文字簡化了,卻換來長篇累牘。
簡體字易寫難認,乃造字學之一大敗筆。很多簡化字由行草而來,書寫方便,印刷成書卻難以辨認。
假若當初是逐步整理字體,而不是一次頒令,便可以靜待印字技術演進,不至有枉作聰明之憾。猶如當年大陸如果容許自由經濟與國營企業及農業公社混合並存,不一次過強制推行共產主義,大陸也不會延誤國計民生三十多年。
其次,是文字美學與書法修養,正體字乃由楷書法帖而來,空間線條勻稱,寫之讀之,心正氣平,有駕馭複雜事態之耐性,使人做事恰如其分。
其次,是文字美學與書法修養,正體字乃由楷書法帖而來,空間線條勻稱,寫之讀之,心正氣平,有駕馭複雜事態之耐性,使人做事恰如其分。如手書正體的「鹽」與「鬱」,無疑是難,但寫之各部呼應,令人做事顧慮周到,留有餘地。中共推行簡體字,是要斬斷正體字傳遞的人文美學,方便鼓吹言文鄙俚、行動粗暴、不留餘地的政治鬥爭。今日大陸很多人言談喧嘩,行動魯莽,不識大體,也略可歸咎於簡體字以醜為美之積弊焉。
可見簡體字對於高高在上的領導人來說,是不大莊重或不成氣候的文字。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因為「二簡字」的簡化不成功,廢止了這個方案,並指出了:「今後對漢字的改革要持謹慎態度,使漢字形體在一個時期內保持相對穩定,以利社會應用。」
踏入二十一世紀,香港本地文化身份覺醒,文化鄉愁形成,電視台紛紛聘請文字學者在電視暢談粵語本字及粵語正音。
可見俗成之力,大於約定。
漢字非拼音文字,與口語難以一一對應。言文之分離,正可統合各地方言,使國人之口語不必定於一尊也。
然而只有俗書、漫畫及小報用粵字。一般行文用粵字引用口語,大都加上引號[五],以示自己知書識禮,不入俗流。粵語乃古語,用字造句精簡,有如古文,況且粵人崇尚文翰,引用典故,出口成章,文章講求古雅,都以天下通言——文言入文。粵語聲調繁富,口語鏗鏘,粵人比諸北人,更愛講四字成語。
北人在元明清三代,與外族交流頻繁,音調趨向貧乏,即使講了成語古語,也難以循音辨義矣。
往昔外地官員來粵視事,士人南下講學,粵人也用文言古語與之應對,以示嶺南儒雅。久之,粵人不寫粵字,粵語之本字散失,變成有音無字。粵字只在通俗小說、曲譜及唱本(如《粵謳》[七])出現。
傳意乃在於文技與文心之綜合運用,以粵字入文,捨文言而用白話,並非傳意之唯一良方也。
香港捨棄通用中文而流行粵字粵白,一如台灣之通用閩字閩白,顯示往日大一統之中國、文化想像之中的中國,已焉消亡。香港位於中國政治之邊陲,本是保存文言古風的語言孤島(德文Sprachinsel),可惜大陸倒行逆施,用簡體字,講野蠻語,自外於文明禮義,令港人無北慕中原之心,上一代來自內地故土的文雅之士(如老報人及國學家)離世之後,新一代的本土中產崛起,對於文雅之舊中國,不再存仰望之意,復興之心。特別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之後,港人之中國心大大受創,只好自求多福,以我為主,加上香港當時之流行文化及創意工業強勁,大壯港人膽識,連北人也看港產片、學講粵語,香港本土文化自豪感上升,便以粵字入文。粵字不再被視為鄙俚,而是都市化、入世及新興中產的象徵,如阿寬以中產讀者為對象的電台小說《小男人周記》(一九八九),便以粵白寫作。
簡體字困擾辨義之最甚者,莫如同音通假。漢字復正,可先整理《簡化字總表》(一九八六年頒布)內一個簡化字對應兩個或多個正體字之情況,刪除一百一十一個同音或近音代替的通假字,恢復被通假對應的正體字(如恢復頭髮的髮、麵條的麵),先使到簡體字與正體字可以一一對應。[十]往後,再基於漢字使用區之共識,逐步整理異體字,採用字形美、音標明、筆畫簡之字,由正體吸納簡體,融合為一,重鑄大一統之文化中國。
殖民除了是武力征服,還靠文化臣服。臣服之術,在於要人「查找不足」,令治下之民自承其文化之不足(lack),將文化自卑感內化。英國人統治香港,中共統治香港,都要香港人「查找不足」。英國人統治香港之時,要香港人自覺中文之不足;中共統治香港,便要令香港人自覺香港文化不足,南方的粵語有罪,妨礙中文寫作,要用北方的普通話來拯救。回歸之後,在香港學校教中文,就是為了學普通話。讀過中文系、了知中古音韻為何物的中文老師教學童讀唐詩,竟也要用北方的普通話;讀唐詩不是要掌握文辭音韻與唐人興致,而是為了學普通話。
源自京師的北方官話在明清時期由於要遷就蠻夷及外省人,音調趨於簡單,學來一點不難。至於詞彙與句法,當時中國仍有文明教化,全國的上流社會都講古來的文話,而不像今日講土語,連連「甭」、「犟」、「咱們」甚至「牛逼」[一]都可以入文。
然而,英國政府除了奠定英文高於中文的位階之外,放任香港的中文教學,懶得依附共產中國或台灣,令香港可以延續舊中國的方言教學,維持粵語教中文,始有吾人之文化自由,養成香港獨有的中文風格——有古文、新民體、三蘇體(「三及第」中文)、北方白話與粵白粵文。國府遷台之後,也強迫台灣學校用北方官話(國語)學中文,貶低方言地位,不視之為中文。
一九五八年,周恩來總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講得很明白:「推廣普通話不是要禁止或消滅方言。方言是長期存在的,不能用行政命令來禁止,也不能用人為的辦法來消滅。我們推廣普通話是為了消除方言之間的隔閡。」普通話是中國的共同語,不是國語。一九八二年《憲法》第十九條〈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也是說推廣普通話而非統一方言、消滅方言。
普通話不是外語,廣東人學普通話,只須貫通聲調對應之法則,三數月即可瑯瑯上口,根本不須改換教學語言以遷就普通話之學習。然而,為了證明香港人之不濟、粵語之「原罪」,卻要誇大普通話之難學,強調粵語會「污染」書面中文,目的是要清除方言的污穢,迎接京話的潔白。
普通話不是書面中文,而是以文話(典雅的白話文)為句法及詞彙在造句基礎、將規範化之後的北京語音為發音準則(普通話與北京話不同!)的現代漢語交流語。正如規範的英語是有教化的階級語言(English of the educated class),不是任何一種倫敦方言,普通話應是漢語的文話(educated Chinese),而不是現在北方很多人講的囉囉唆唆、哼鼻翹舌、俗不可耐又言不及義的土語。
粵語說「有」與「無」(俗寫為「冇」[六]),二者都是自足之存在(inherent existence)——「無」不是「有」的否定(negation),而是另有所指。北方話不說「無」,而慣說「沒有」,則寄生於「有」,文義欠自足。不說「無」而說「沒有」,就是執着於有,偏袒於有。
。從有無、是非、是否、異同的文話,變成有沒有、是不是、相同或不一樣(兩樣)的北方白話之後,回過頭來讀《老子》的道家哲學,語理上便很抗拒「有無相生」、「有生於無」的講法,以為是唯心論的怪話。[九]同理,古人形容事態,兩極並舉,平正無偏,說高低、深淺、寒熱、難易、遠近,兩無偏袒,不如洋化科學中文說的高度、深度、溫度、難度與距離,執於高、深、熱、難與遠。
嚴肅的思考需要純正而簡潔的語文。
嚴肅的思考需要純正而簡潔的語文。我認為中國近幾十年不論在哲學及文學都出不了大家,其中一個深密原因,是白話文的迷思及洋化中文的禍害,令中文成為雜交語及寄生語,不利於自我參照(self-referent)的邏輯討論。康德的哲學論著,用的便是在構詞及章句上都可自我參照的純粹德文,經得起反覆詮釋。
學術必須通變。今日已無人講的梵文與拉丁文等,所謂死語言(dead languages),可從字書及詩詞典籍之中重新考究,重造(reconstruct)古音,此乃歷史語言學之基本功。但粵語乃活生生之日用語,並非死語言,俗音如不影響辨義,又不致鄙俚,流通無妨,不必強行矯正。
必須矯正者,不是俗讀,而是誤讀。學者大多認為誤讀者,理應矯正,不可積非成是,如上述金縷衣一例。
至於懶音,如我字的ngo變成o,朋友變貧友,中國變中角,姓「郭」變了姓「葛」,恆生銀行變了「痕身en寒」,則是慵懶作風,既非正讀,也非誤讀,而是放浪形骸,漫不經心。
政治領袖可以視個人榮辱如浮雲,但不可視民望如浮雲,否則就是不恤民命,人民只能向虛空荒野呼叫矣。
百物騰貴,超市卻喊「減」,靠的是阻擋價格信息的定價策略:多買更平(如多買一件便宜一半)、捆綁售賣(不售賣單件)、加價快減價慢[一]、積分獎賞、簽賬回贈等,以剥削消費者盈餘。[二]所謂減價,是先提高價錢,然後降價;或在月頭減價,月尾加價;或在星期一至星期四的「閑日」減價,然後在顧客擁擠的「旺日」星期五、六及日加價。以周期計算,各類貨物都加了價,另外用「價格歧視」的方法來剝削無暇在閑日購物的人。比起藥房、雜貨店及糧食店,超市的日用品和糧油食品價格都偏高。面對陰霾密佈的市場,政府高調加入格價行列,是放棄管理市場的責任,作其無能為力之狀,詐傻扮懵。政府應打擊壟斷,放開管制,令市場多元化,更多人可以小本經營,減低中間的食利者(rent-seekers)的剝削。可惜,政府帶頭官商勾結,以高地價政策扶植食利者,壓縮公共土地供應、停止興建居屋,並將公屋商場私有化,推高營商者的租金成本,趕絕小商戶,奠定超市和連鎖大集團的壟斷地位。所謂「領匯」,其名字就是要市民領悟聯繫匯率之下的通脹狂潮。
以前,「勤力」已足溫飽;如今,「拼搏」始可為生。
往日的通脹,是水漲船高;今日的通脹,則是水漲船沉。
職銜的通脹,只是帶來更高的勞動強度及服務要求,然而職位保障和勞工尊嚴卻貶了值。以前讀免費官立夜中學,取得會考文憑已有本領謀生,今日付出十數萬元讀個「副學士」,卻是一無所用。
通貨膨脹,皆因貨幣供應過剩,侵蝕購買力。美元在一九七一年脫離(象徵式的)金本位制度之後,美國濫發美鈔,銀行放任借貸,令每年美元的購買力以百分之五下降。同理,自從國人脫離惜墨如金的中文修辭紀律之後,中文也要面對文字通脹之弊。一兩個字講完的,今日要一大串字。本土語言的精簡表達方式,換了迂迴曲折的洋化詞彙及共產中文。特別是近代中國人被西洋科學及官僚管理迷惑,中國的革命痞子又鏟除文化貴族之後,官僚語言、偽科學語言成為最高級的官方語言方式。然而,西洋的文化貴族仍在,清雅語言方式仍在,於是與國際接軌之後,中文便成為次級語言。文化自殘、自我殖民,是自我奴役的最深刻方式。中國的革命本意是為了擺脫西洋的奴役,然而其後果卻恰恰成全了西洋的奴役,只不過以前的主人是蘇聯帝國,如今是美帝國——中國人民幣與美元掛鉤,喪失貨幣政策自主權,中國外匯並大量買入美國債券,特別是危機四伏的美國房地產貸款債券。
明明一個動詞講清楚的,今日偏要加個弱動詞。動詞胡亂「溝淡」了,自以為是分散投資、對沖風險,反而失去了「專注」的威力,違反股神畢菲特(Warren Buffett)的投資紀律。對沖語義的洋化衍生工具之中,以透過、進行、作出、造成、構成為最常用,而且前面添加「向、對、給、就、被……」,後面補綴「工作、活動、事宜、關係……」等,自我增值,不斷繁衍。如不說「校友貢獻社會良多」,偏說「校友對社會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一架客機失事,九十八人死亡」,變了「一架客機失事,造成九十八人死亡」。「為了棚架有對途人構成危險的關係」,就是「因棚架危及途人」。「我們對國際貿易的問題已經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就是「(對)於國際貿易,我們已有詳細研究」。「心理學家在老鼠的身上進行實驗」,就是「心理學家用老鼠做實驗」。「對有關爐具進行安全檢查」(perform security check),就是「為該爐具做安全檢查」而已。
以前筆者有論,中文造句,首重虛實。虛詞與實字各有所用,不可倒置。如通過、透過,在中文是實有所指的,並不是洋文虛虛的through。
講慣了「向……說不」(say no to...),就不知道「向暴力說不」[五],原是「不容暴力」;「向毒品說不」,就是「拒絕毒品」、「堅拒毒品」[六]。
馬會的讓磅制度,映照往日香港機會均等的社會氣氛及英式上流社會的氣度,富人要多負責任,且要禮讓貧民,勿與小民爭利。賭馬可以遣興,寄託發達希望,馬會則是公平競爭(fair-play)的英式政治表象,港英以跑馬麻醉香港俗民,復以馬會會籍籠絡精英,以慈善基金操縱民間社會,一舉三得。難怪以前中環老叔父嘗言:管治香港的,依次是馬會、匯豐銀行及香港會所。
學人家追求卓越,要做A級,結果做了A貨,往往是後進地區的宿命。工業年代是複製當道的年代,也是鼓吹市民個性自由的年代。容忍和平衡兩者之間的矛盾,就是進入現代。然而,近年的複製技術突飛猛進,令更多人分享產品或服務,同時也令彼此的口味日趨統一,失去個性。電腦的數碼制式及互聯網的傳輸速度,加快了複製。閉幕多日的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和閉幕式都是集體的軍團式操演為主,成百上千的演員上陣,演繹何謂matrix(矩陣、母體)。圍繞住圓心團團轉的人,是矩陣,也是母體,令人看見秩序,也看見霸權。
自由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個性與複製,原是資本主義極其矛盾的一體兩面。北京奧運會乃至整個走資之後的中國大陸,之所以令西方自由世界的人驚懼,是由於他們目睹自己的第二身(alter ego)。法西斯政府由於不受宗教及倫理道德監察,會毫無羞恥地生產和複製。可憐的是,中共比當年德國的法西斯政府擁有更少的科學和美術原創能力,A貨的法西斯國家,只能做世界工廠。
李敖以前曾撰文聲援台灣的翻版商人,說由於版權費昂貴,後進地區被迫採用翻版的方法來推廣知識,在一地的創新能力不足之時,翻版並非罪過。美國開國初年,翻版歐洲的書籍和工業產品,遲至一八九一年,有了自己的創新能力,美國始承認外國專利權及書籍版權。
以前的外國老牌,對後進地區的翻版不置可否,翻版有利於外國老牌鞏固其威勢,令俗民享受虛榮,將來有錢便買正版了。電影的翻版,也令觀眾習慣荷里活式的娛樂公式,雖然不利短期的版權收入,也有利於長遠的電影出口和意識形態傳播。翻版數碼影音產品,品質差異不大,消費者的關懷也在其內容而不在其物質,然而工業產品的翻版,特別是大陸生產的,始終良莠不齊。
舊時人語,有大字形睡姿,人字拖鞋。描寫形狀,以前的人想起漢字或工具,如角尺形、工字形、丁字形、蛇形、之字、丫形(椏杈形)、山形、凹形、谷形與楔形[五],今日的人想起的是拉丁字母的L形、I形、T形、S形、Z形、Y形、H形、M形與V形。說明市道的曲線趨勢,如V形反彈、U形衰退、W形跌市,L形長期呆滞(如日本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與M形社會(貧富懸殊),今日也直接用英文字母,懶得思考漢字,以象其形。Q(cute的象聲字母)的事物,如Q版公仔,往日叫「趣緻」或「的骰」(古字為「菂式」)[六]。中文的褐色與棕色,俗語已染成咖啡色。文話「瞠目結舌」,俗語「擘大個口得個窿」,今日的潮人直稱「O嘴」。新一代港人的懶音之下,呢啲嘢(音ni-dit-yeh)變成ED嘢,粵語寫起來變了半洋文。《明報》在香港報界乃崇洋先鋒,除了數字徹底數碼化之外(如「約三千人」寫成「約3千人」),報紙也在十多年前率先用英文字母排序,如副刊是D疊(而不是丁疊),版頭是大字標題Life & style,四個中文字「時尚生活」瑟縮一旁陪襯,版頭的右邊的索引全是英文,不屑翻譯:10 essentials、hi! fashion、men style、food & drink、well being、travel & leisure,暗示識得英文是消費生活時尚的最低文化本錢。[七]真要崇洋到家,講時尚品味,何不用法文?
網乃捕捉之器,人結網與蜘蛛結網,皆為獵食。人在互聯網內連成網絡(network),稱為網民或網友。自以為藏身於網內之朋黨,講部落語,說私房話,謂之網絡語言,簡稱網語,與佛家禁戒之「妄語」同音。網絡內虛擬之交流空間,猶如密室悄語,看不見監視者,便筆走龍蛇,大鳴大放,甚至上載淫樂圖與春宮片,公諸同好。年來傳送的多是貧寒小民之艷照甚至獵影,官府懶理。年初,富裕明星之艷照泄露,富人之財產權與私隱權受損,在網上流傳,便令欺貧愛富之官府大發雷霆,磨刀霍霍,派出新募家丁向網民喊打喊殺,今後要立法將淫褻畫面及禁忌事物一網打盡了。
語言之交流如物種之基因交換,頻繁之下便會混雜變異。講話速度快,便生出節縮語、變調與懶音,親暱之朋輩為了排斥外人或彼此取笑,樂在其中,不可為外人道,便自設暗語。網絡交談用的素材是日常語言,工具主要是電腦打字鍵盤,網語的變化也受到日常語言節縮規則與鍵盤字母輸入設計之限制,有跡可尋,並非天馬行空。中文造字又非人人都曉,加上造字之限,中文網絡語言乃在三重局限條件之下創造。是故網語千變萬化,不離三條規則:語音變異(暗語或數字詼諧語)、語詞節縮(特別是拼音字頭簡稱)及符號語(電腦之ASCII字符)。
網絡群組之對話,始終與面對面之對答不同,難以採用身體動作及面部表情來回應模稜兩可之事,必須用無可無不可的應對語及感嘆語,略作回應,緩緩引出實情。是故網絡上最常用的節縮語是無聊話。
真正的網語,是以鍵盤ASCII符號造出表情符號,再加以諧音隱語,中國大陸稱為「火星文」。
昔日,在髒話的概念仍未通行之前,粗話頂多被視為粗俗不文之語,所謂市語村言而已。粗話也可傳達事相,寄託性情,有如上述泥水佬的醉酒之言,劉姥姥在大觀園之話。粗話與文話,乃貴賤之別,君子與小人之辨也。君子有義務扶持小人、提升小人,卻無權威斥責之、壓抑之。古之讀聖賢書者,平日潔身自愛,偶爾將善德流布於親族友儕,從未想到要明令在公共場合禁止粗言。然而,一切以前不可想像的,不能夠做到的,資本主義制度都提供適當的環境和手段,以便衍生出更多樣化的慾望,更多樣化的監察,創造更多的資本增值。=
粗話被視為不可說的污言穢語,是近代城市化的現象。
香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進入士紳化社會,公共場合禁制了粗口之後,卻衍生出更多的委婉詞,更多的破禁慾望,更多的淫褻審查衝動,由是出了更多的市井報紙雜誌、坊間漫畫與粗俗電影。
香港的專權者使用校規、公營電台守則、電視及電影審查及公共場所立法等術,令公共空間成為士紳中產的、壓抑情緒的乾淨語言之所,政府意欲製造的不是互相尊重的和諧社會,而是彼此視如陌路人(strangers)的個體化城市。只有陌路人,才會用乾淨語言來開腔和搭嘴,不敢用粗話來營造熟落感(intimacy),不敢用捶打肩膀、講丟那媽的方式,假意冒犯對方來將對方納入親切的群落(in-group)。要滿足偷偷講粗口、用隱語講粗口的慾望,可以上酒吧、落夜總會、落架步、看黃霑的《不文集》與王晶的《追女仔》系列。壓抑了粗口,便製造了消費慾望,也製造了工作機會,例如官府有廣管局、電檢處及淫審處。愈審愈精,愈禁愈淫也。
舊日,粗話只有用得適當與否、過度與否,有節制之禮,無禁制之令。平輩之間可講粗話,見長輩大人與官紳士女不可,祭禮稟神不可。
粵語說的講爛口、講粗口、粗口爛舌,都略有佛家戒妄語的意味,即是粗話說得過份,只懂得用粗口來傳情達意,將口舌講得粗了、爛了。語言不分精粗,令人聽了生厭。
「萬惡淫為首,百行孝為先」。兩句諺語文辭對仗,意義關連。古人戒淫,不是為了禁慾,而是為了盡孝與齊家。盡孝之最大者,在於有子嗣繼後香燈,告慰父母;齊家之最大者,在於令妻妾性慾饜足,能安於室,並且不以淫慾敗壞倫常,如叔嫂通姦、翁媳偷色、母子亂倫等。近代道壇託關羽降神,由乩童執筆謄寫之《關聖帝君戒淫經》,也是如此勸戒。舊時少年男女十五、六歲已有婚配,早前也許偷試雲雨,富家子弟之浪蕩者,更沉迷青樓歌肆,夜夜纏綿,縱情色慾,耗費精力而致萎靡不振,冷落妻房,精液淡薄者更有絕嗣之虞。於是父老乃有戒淫之勸,要子弟養精蓄銳,肥水不流別人田,將氣力收入閨房,鞭鞭有力,虎虎出精,以期家門和順,早生貴子。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在本年十月發出《齊享健康資訊——請參與「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檢討》,以「健康」為題,卻以禁慾為實,於健康,於養生,風馬牛不相及焉。
荼毒一詞,有毒害、殘虐之意,語氣極重。評論人指斥政府的文教政策,可用荼毒;道德重整會、風俗保存會的會長責罵色情報紙雜誌,也可說荼毒;但現代的政府不能輕言荼毒。
色情文化是社會成熟與寬容的表現。
所謂「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食品公害醜聞在大陸層出不窮,官商勾結,舉國腐敗,固是惡因,老百姓麻木不仁,逆來順受,也是惡緣。彼此蒙混之下,連帶內地的官方語詞也是模糊不清,令百姓頭腦昏亂,官商可以予取予攜。近年此類大陸新詞也滲入香港,排擠香港舊詞,劣幣驅逐良幣。港官糊塗,傳媒不察,共產中文便連同三聚氰胺一道灌下市民的肚腸了。
許多大陸新詞都違反中文語義與固有傳統,猶如出自一群不文蠻夷之口。
許多大陸新詞都違反中文語義與固有傳統,猶如出自一群不文蠻夷之口。舊詞用「過量」、「過度」,語義之所以穩定,是由於「過」字有貶義,過失也,錯過也,過猶不及也。若真的要說超過可以容忍的限量或用量,可以說「超量」。
精神的陷落由語言的陷落開始,觀察政府要員帶頭亂用共產中文,港式中文自身又有鄙俗化(如報紙新聞和電影字幕濫用的粵語俗字)以及「同音竄改」的歪風(如「『智』在必得」之類的電視節目命名、銀行宣傳的「財息兼收」等),恐怕中外先輩在香港艱苦建立的人文傳統,風流雲散矣。
東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覆亡之後,德國的語文家整理東德的公事德文(學者戲稱為「第二類德文」die zweite deutschesprache),大致歸納出三個語言特色和政治後果:一是「言文含混」,令人頭腦閉塞,辦事糊塗;二是「濫用簡稱」,令人費解,妨礙溝通;三是「語詞矛盾」,歪曲常理,積非成是。經過馬丁路德、哥德、康德等大哲人洗練的現代德文,落在還算斯文的德共手上,仍淪落如此;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亂離之中、倉皇之際建立的現代中文,遭逢草莽出身的中共幹部,滋長的共產中文,更是不堪。
官方言文有官僚氣習,要「打官腔」,在所難免,即使號稱清通的英國散文,落在愚而自用的庸官手上,也會一塌糊塗,當年我為了謀食而鍛鍊公事英文,就曾精讀Sir Ernest Gowers為英國公僕寫的The Complete Plain Words(一九四八年初版、一九八六年更新版),受用不淺。若官僚由不學無術之專權領袖率領,又無民主、法治和考核制衡,則其言文之粗鄙、胡混和費解,就無以復加,且又有現代傳播技術為之翼佐,由黨政組織強迫民眾學習,則千篇一律,萬人一面,而舉國昏沉矣。
他指的五四運動積極因素,在公文文體而言,是主張摒棄艱深和虛泛的套語,追求淺白、樸實的文風,而「積極因素的反動」,就是指共產幹部用白話文的方式來復辟虛泛套語。所謂五四運動的消極因素,是指盲目崇洋,引致歐式中文氾濫。
「不以人廢言」,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一文的反思,認為樸實的現代中文當從白話方言、古文經典和外國語文取得滋養,是白話文運動的修正,可惜反對古文、提倡白話容易,繼承古文、吸收白話和洋文來建設現代通用中文(Common Chinese)困難。毛澤東權傾一時,也無力貫徹他合理和持平的官方語文改革運動,無法撲滅「黨八股」於萌芽階段,因為含混而荒謬的官式言文,正是依附專制集權的制度而生的。反而毫無政治權力的胡適先生,其未脫民粹躁動的白話文運動卻成功了。若以為歷史只是成王敗寇,未免是孤憤之言。
官方的暴力語言,往往是暴力政治的徵兆。
用「近義連稱詞」來宣政,是要為複雜的問題提供簡單、強制但愚昧的答案。
濫用名詞結構:名詞結構可以唬人,可以塞責,是官僚言文的通病,中外皆然。應多用動詞結構,以示言責。
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翻譯成通用中文,就是:「我黨必須振興經濟,獎勵文教,體察民情。全黨同志,務請貫徹始終,以圖久遠。」
濫情詞:通常濫情與累贅兼備。
籠統詞:將語義尚稱精確的名詞當作流行語般濫用,如革命、鬥爭、路線等詞,在內地已超出正常使用範圍。被新政府弄得文化淪亡的香港,近來流行「文化」一詞。
籠統詞妨礙透徹的思考和精確的表達,少用為佳。
逆喻(Oxymoron):自相矛盾的構詞,如民主集中制、人民民主專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質量(品質)、「和平崛起」(中興、復興)等。
其實五四時代慣用的「白話文」和「語體文」之詞,也是逆喻構詞。既是白話,如何入文;既屬語體,何以為文?當改稱「通用中文」、「現代中文」之類的合理構詞。至於如何從暫而名之的「白話文」,過渡到樸實通達、傳之久遠的「通用中文」,是建設現代中國文化的頭等大事,也是中國「去共產化」的頭等要務。
中國的長處是保存與融和,而非創發及孤守。漢字與史冊是中國的兩大法寶,汗血寶馬、佛法以及邊疆外族的器物文明,都在舊中國保存下來。正因為混雜與融和的文明策略,使唐人較為親近英國人的制度和做事方法。滿洲政府的洋務運動與試行立憲,採取的是混合策略:軍事及工業上仿效德國,行政及憲法仿效英國。以英國為體,以德國為用。當中,遊學英國的嚴復極力主張仿效英國的典章制度。英國可說是歐洲的遺民,文化主要融會盎格魯、撒克遜與諾曼法國(Norman French)三族,雜有凱爾特(Celts)及維京(Vikings)的蠻風。英文是混雜語言(日耳曼與拉丁及法語),國體是聯合王國(英格蘭、蘇格蘭、北愛爾蘭及威爾斯),是融和、漸進與散漫的一路,有世族及權貴階級,但整體社會和諧。德國則是急進、統制及集中的一路。王朝政府即使處於衰敗時期,其文官仍是舉止儒雅、知所進退的一群人。
可惜,清亡之際,革命黨放棄王朝政府的融合選擇策略,急功近利,仿效日本和俄國的文明進化策略,共產黨更以俄為師,全盤赤化。日本的現代化策略源自德國,俄國的國家統制的發展策略也大體取自德國。德國的文明是創發和孤守的,入了蘇俄(蘇維埃時代的俄國民族),國家統制的成份加強了,文明創發仍是有的,蘇俄仍有不少文藝創新與科學發明。可惜中國取法蘇俄之後,中國並無相應的文化因子,致令國家統制過了頭,文明創發卻乏善可陳,都是些人有我有的物事,有些是抄襲來的,有些是重複發明(如原子彈)。一次近代的文明大轉折,源於文化誤解及錯誤選擇,中國由文化國家變了種族國家。這是近代中國大陸的不治之症,如連綿不絕的大瘟疫。
正如史學家唐德剛先生所講,現代化的轉型,不能單靠一兩位思想家,「它要靠數不盡的智者和常人,乃至軍閥官僚、洋奴大班的綜合經驗、思想、試驗等過程,並配合主觀和客觀的機運,分期分段,累積而製造之。
香港並無屬於國族意義上的公民(國民national citizens),以前港英政府一向以管理一個國際社會的方式來經營香港,待民如客,懶得將華人教化為英國子民,任由港人保留中國的遺民身份。是故以前的香港人自由浪漫,百花齊放,締造回歸之前的璀璨文化。
古代的明君賢士,都以「平天下」為究竟理想,「治國」只是達到短期目標的技術操作。用今日的情況來比擬,國家是主權國家,而天下則是民間社會,或稱市民社會、公民社會,是有共同文化價值與禮俗的社群,可以跨越國界和血統。古時的華夏人,就是以文明禮樂來區分蠻夷與諸夏的,並不是以血統。唐朝詩人李白,祖先也來自西域。
中國是先有天下,始有國家的。那些舉起拳頭質問香港人是否中國人,怪罪香港人何以不愛國的大陸人,不是華夏人,是蠻夷。
清初顧炎武的《日知錄》,其中「正始」一條,闡述了「國家」與「天下」的分別:國家是政權建立的領域,國亡了,保衛的責任在君臣和貴族(「肉食者謀之」);天下則是共同文化價值流布的區域,文化價值受到侵害,每一個人(「匹夫」)都有責任去捍衛。即使滿清入主中原,顧炎武依然認為,「保天下」為先,「保國」還在其次;國家安全不是天經地義,「天下安全」才是天經地義。香港人愛的天下在國之前,香港人愛國是要講求條件的,並非毫無理智地愛國的。
目前港英政府一方面嘗試推行普通話,一方面鼓吹使用本地書寫的白話,態度曖昧不清,企圖把責任推卸予將來的柔弱特區政府,既無視香港人的文化權利,也將麻煩轉嫁予將來的特區政府。
好的白話文作品,從魯迅、老舍到現代的作家(如贾平凹、阿城等),都以文言、文話為準,也雜有用鄉土的語法和詞彙。聞一多先生講過,好的世界文學必然也是好的民族文學;同一個道理,好的白話文學,也自然是好的地方文學。真正的白話文,只是淺白的通用文言而已,與方言無大關係。
正式的或慎重的談話方式的其中一個特色是有很多「固定形式」(frozen forms),中文公函中的「逕啟者」或「謹上」等便是固定形式,有深厚的文化背景。此等固定形式由於時代久遠,後世的人只管用,不管它們的字面意義。我們改變之前,須探究有否必要,不要遽然行事。
儘管這些「固定形式」不再被人當作字面解釋,但從「符號學」(semiology)看來,它們仍有其記號功能,即清楚地標示(mark)了一封信的起始和終結。以記號形式存在,這些公函中的稱謂語是具備其特定文化基礎的,英文的「親愛的先生」表達了西方人熱情的個人關係,法文和德文書信的稱謂則保持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寄託了敬意和尊重。現行中文公函(政府的不算)保留的「敬啟者」有尊敬受信人之含意,而「謹上」或「謹覆」則包含中國人特有的謙謙君子的遺風。
儘管當今世代人與人的疏離感日益嚴重,但也無必要取消「敬啟者」和「謹上」等稱敬詞。難道現代的中華子孫不必再敬重受信人,不必再謙虛其詞?相反,在現今機械文明日益囂張,人與人日趨疏離的年代,中華文化之注重人倫和謙厚恭敬,更值得我們珍惜和保留。故此,中文公函白話化是有其限度的,過了度,便是過猶不及。
至於那些誤以為學好普通話就有助中文寫作的人,則混淆了「普通話」與「白話文」之別,況且現在國內的普通話也日益受到北方土談和俚語的侵佔,不堪為白話文直接取材的典範了。
學外語,是開耳目,廣見聞而已,不要把英文吹得那麼神,以為識英文就發達。
幼稚園教小學英文,鬧着玩;小學教初中英文,冒充高水平,不及格照升級;中學開始補救小學英文;中學會考將及格的標準放寬,為大學輸送足夠的教育消費者;進了大學,不成材的大學生便要修讀初中程度的英文,有些還要校長親自督促,重學幼稚園的課堂秩序和敬師禮儀。教育學院、大學教育系、政府教育署、校政人員和教師、補習社和補充教材出版社,一眾人物的衣食,仰仗於失敗的教育制度。由於全部使用公帑而政府又壟斷了法規和資格審訂,因此教育失效恍如經濟學上的「破窗理論」——學生的程度愈爛,政府投入的資源愈多,官僚的權力更加牢固,教育事業更見蓬勃。
分化社會,製造愚昧的下層民眾,此乃殖民政府慣技。
那些受過教育的愚人(educated fools)用教育平等權利之類的外國理論,改造教育制度,使它漸變為「遷就失敗者」的制度,但又沒有為主流教育的失敗者設計另外的培訓途徑和高校體系(反而將理工學院系統轉為正規大學),一眾失敗者憑着寬鬆的高考資格和大學收生標準,向新近「升格」的大學「挺進」,最終由社會接收。
這種制度的目的,不獨要繼續製造愚民,而且要消滅大部份精英,連原本的精英主義也要摧毀。取消公平分級的升中試、放寬中學會考的及格成績、一條龍計劃、分區就讀等措施,以致近期「教育亂改革」,都源自這套新的教學範式——將成功者模糊為平庸者,將失敗者偽裝為成功者,令優質學生不敢自豪,令壞學生feel good about being bad。
學外語是增強固有能力,等於有基本視力的人有了望遠鏡,可以開眼界,但盲人有了望遠鏡是無所用的。國民教育是培養基礎知識和學習能力,向英文程度不好的學生強制推行英文教學,是捨本逐末,基礎知識學不到,英文也學不好。要學生學好英文,要在英文科目內著手,而不是要調動其他科目用來教英文。英文不是甚麼大內秘技,有良好師資(得師)、有合適的教學方法(得法)、有好的課本和自修參考書(得書)、自己用功(得功),掌握基本英文,一點不難,再循文學路徑而入,讀蘭姆(Charles Lamb)、王爾德(Oscar Wilde)及伍爾芙(Virginia Woolf),便可一窺散文之堂奧。普通話是民族國語,更不須誇大其難度,甚至要把所有學科教育都賠進去,就是為了學好普通話!
因為教育制度不但是社會流動和民眾啟蒙的重要一環,也是延續階級特權和控制平民思想的重要一環。開明的政府注重前者,集權的政府注重後者。
目下那些媚共之士,認為要學好英文,就要放棄母語教學,改用英文教學;要學好中文,就要放棄粵語,改用普通話教學。這是非此即彼的愚昧思想,既高估了學習外語的難度,也低估了兒童學習兩文三語的能力。語文教育失敗,問題不在教學語言,而在於教育制度的衰變。改動教學語言來成全語文教育,犧牲整套教學理想來屈就英文或者普通話,都是製造失敗者的教育制度,至於製造了失敗者之後再遷就失敗者,則是落井下石,惟恐百姓不愚。
改善香港的語文教育,要從整頓香港的教育制度著手,要將九十年代之前的教育制度改良,使之成為獎勵成功者、也為失敗者設想的制度。港府首先要敞開胸懷,要有執政的自信,不怕百姓學到真本領,然後解除教育的不當規管(deregulate),打破前朝留下的無能官僚在教育資源和權力上的壟斷。香港推行教育改革,要檢視制度,重訂規章,整治人事,這是執政的精細功夫,不是亂拋教育新理論,或叫囂更改教學語言就可了事的。
回应 2018-04-06 23:22: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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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还是出的太早了 | 来自你赢你也麻 | 2022-01-25 11:56:28 | |
辛苦打了一下午结果电子版不能发 | 来自Mr. Money~! | 64 回应 | 2021-03-13 02:50:11 |
如果想要此書的朋友 | 来自小皇子 | 6 回应 | 2019-08-26 20:25:33 |
如果从香港买可不可以带过关? | 来自喜欢掰毛豆的人 | 2017-11-04 19:53:01 | |
这其实是一本拿文字说事的书 | 来自Colin Mahler | 4 回应 | 2012-08-27 14:02: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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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用 智海 / Chihoi 2009-04-12 20:42:07
香港之寶
4 有用 一八 2019-07-20 11:00:54
三星半。洋化中文也就是所谓的“翻译体”吧,我也很讨厌,所以会注意保持警惕;赤化中文倒是让我顿生“身在庐山”之感。以这种眼光再看自己写的东西都觉得有点羞耻。。。对粤语不太熟,讲粤语的部分就不太有共鸣;不过一直觉得对方言有自信的人排行榜第一名无疑会是广东人。上海人对于沪语的情感就多少带点小心翼翼。。最讽刺的是说了那么多结果这书里面也有不少别字(都出到第十版了还没改过来= =
3 有用 Sophie 2013-01-12 17:13:02
港人文章的凝练, 近半年来才见识到. 此书的确指出不少混账中文, 但政治色彩颇浓, 作为“北人”之一, 实在立场不同, 话不投机.
3 有用 Tony Yet 2013-01-12 14:51:00
語言會影響人思考,中文本來有很多優點,但是近幾十年有很多卻被丟棄了。這本書是難得的一個提醒。
9 有用 biubiu 2013-07-21 10:45:04
某些香港人自己英文不通中文不達,又不敢去怪罪洋人,就會逼逼「要怪就怪你哋班中国人喇」
0 有用 创 2022-05-02 23:07:55
书借人,没了TT
0 有用 Kwong 2022-04-30 16:08:58
很喜欢里面的一个比喻:外语是望远镜,有基本视力的人有了望远镜,可以开眼界,但盲人有了望远镜是无所用的。 很喜欢作者写出的能用粤语阅读的语言,尤其是谈到俗语的部分,真切感受到文字中和自己密切相连的文化根源。
0 有用 DullBoy 2022-03-27 20:34:41
認識管治層語言偽術
0 有用 狡兔三窟 2021-12-05 23:03:40
算了算了,不见不知不烦。解毒是不可能了,但求平时注意少再吸毒。 @2012-07-30 13:47:35
1 有用 AlonAB 2021-05-06 20:57:19
看了19年增訂版。以語文談政治,以政治談語文,非常合理。不然秦始皇為什麼先「書同文」?本來就是密不可分的。政府想開民智還是愚民也能從用字看出來。現代中國用的「匚非」語不僅洋化(尤其是蘇化),而且常用簡稱(甚至沒人記得全稱)、用詞曖昧、大量使用軍事詞語、暴力詞(各種「打」)、以偽科學語故作高深,又以粗鄙語故作親近等等。所謂「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即使是痛恨黨八股的人,在簡中網待久了... 看了19年增訂版。以語文談政治,以政治談語文,非常合理。不然秦始皇為什麼先「書同文」?本來就是密不可分的。政府想開民智還是愚民也能從用字看出來。現代中國用的「匚非」語不僅洋化(尤其是蘇化),而且常用簡稱(甚至沒人記得全稱)、用詞曖昧、大量使用軍事詞語、暴力詞(各種「打」)、以偽科學語故作高深,又以粗鄙語故作親近等等。所謂「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即使是痛恨黨八股的人,在簡中網待久了也難免受影響。看這本書可以提醒自己說人話,別說鬼話。🐱當年都批評過黨八股,卻連他都掰不回來,還提供了不少黨八股素材。知道了很多香港用詞的出處,順便還補了很多以前的時事新聞。最後幾頁匚非語和人話的對照表很實用。「加大力度」也就是說平時是無力的哈哈哈。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