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用彤先生（1893.8.2-1964.5.1）字錫予，湖北黄梅人，是享有國際聲譽的佛教史家、哲學史家、教育家和國學大師，也是20世紀中國學術界涌現出的學貫東西、會通古今的大師級思想家的代表。作爲承上啓下的一代宗師，湯用彤的一生是20世紀中國學術現代化進程的一個縮影。他是中國學術史上以現代學術研究方法對中、西、印三大文化系統進行比較和會通的第一人。他一生抱定“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的治學宗旨，通過對民族文化自身演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客觀研究，總結其中規律以解决中國文化如何發展的問題。他研究的學術重點雖幾經變遷，但核心指向始終不離外來文化的中國化問題。因而，湯用彤的中國哲學研究及其對外來文化中國化規律的探索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他的思路是先深入研究不同文化體系在接觸之前的本來特性，再探討其衝突與融合的過程。在對這些具體問題的研究中，他開闢了哲學、宗教學中多項新的學科領域，涉及中國佛教史、印度哲學史、道教史和現代宗教學等學科，以及玄學研究、理學緣起脈絡的梳理、西方哲學通史的傳介和比較文化學的開拓等諸多方面。他的以上研究都具有建立學術典範的意義，長期影響着這些學科的發展和走向。此外，他教學南北四十多年，培養了一大批學術骨幹。他的治學態度、研究方法和教育辦學理念對中國學術傳統的形成與發展，皆有深遠的影響。
湯用彤的傳世典範之作《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是他在不斷整理中外史料和修改補充講義的基礎上寫成的，充分體現了我國的佛教史學科從無到有、由微至著的歷程，在世界學術史上也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義。《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一以貫之的主綫是力圖闡發本土文化在與佛教文化從衝突到融合過程中的主體性。該書雖始自具體問題的考證，但又不止於具體問題，是因爲湯用彤將佛教放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宏闊歷史背景中，綜核各方面史實，以闡明其演進的規律和趨勢。他以佛教史研究爲途徑，揭示了中華文化發展的主體性和連續性，解决了佛教與中國文化關係的歷史難題，並將之上升到文化移植一般規律的高度加以深化。他用科學方法系統闡述了印度佛教被改造成中國佛教的歷史進程及其特點，對佛教與中國傳統思想的關係、佛教勢力消長、佛教傳布、佛經傳譯、重要撰述、高僧學行、政教關係等都作了詳實嚴謹的考釋，建構出佛教從傳入到全盛期的中國佛教史研究框架。《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在海内外已再版三十餘次，其中，中華書局1955年、1963年、1983年所印上下册和湯一介先生主持編定的河北人民出版社《湯用彤全集》本流行較廣。
湯用彤自留學哈佛回國就開始撰寫《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四易其稿，歷時近20載方問世。1937年年初，當《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稿本第一册剛繕寫出來，胡適先睹爲快，全日爲之校閲，稱贊“此書極好”，指出“錫予與陳寅恪兩君爲今日治此學最勤的，又最有成績的。錫予訓練極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細密，故此書爲最有權威之作”。胡適隨即寫一長信把該書介紹給商務印書館館長王雲五，但湯用彤還想再作修補而遲遲未交稿。直到抗戰爆發，因擔心手稿遺失，湯用彤才考慮將其佛教史講義的漢魏兩晉南北朝部分先行出版。
1938年6月，《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由商務印書館在長沙印行。1944年，《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與陳寅恪的代表作《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同被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評爲一等奬，誠爲實至名歸。湯用彤以最高標準要求自己的治學，對自己的著述總是心感不滿，直到去世前，他還不斷對該書進行修訂。不斷超越自我，精益求精，反映了湯用彤一生學無止境、推陳出新的治學精神。
1957年，中華書局曾請求湯用彤出版其佛教史講義的隋唐部分，以應社會急需，但他説還要增改而未允。湯用彤逝世後，《隋唐佛教史稿》由湯一介先生整理多年才面世。我們從湯用彤對出書的態度可知他對學術非常嚴謹。任繼愈對此感嘆道：“前輩學者對待學術著作標準很高，要求很嚴。這種學風，今已罕見。”從《隋唐佛教史稿》的附録《五代宋元明佛教事略》及其相關大批讀書札記中，我們可以看出，湯用彤除了撰寫隋唐佛教史之外，還計劃憑獨力完成整部中國佛教通史。我國臺灣學者顔尚文指出：盡管湯用彤生前未能出版中國佛教史講義的後半部，但是他遺留下的《隋唐佛教史稿》、論文、札記等，其分量比起前書並不遜色，且佛教史的精神要義業已點出，足够後人的探討。湯用彤盡管對自己的著作並不滿意，但漢唐佛教史的主要問題已得到基本解决。正如湯一介先生所言：“到目前爲止還没有一部佛教史可以代替他的這部書。”可以説，若没有認真讀過湯著，要想在佛教史研究上有所進步是很困難的。
湯用彤中國佛教史講義及其相關論著的出版，使國内外佛教史研究焕然一新，直接促成了中國佛教史學科的創立，並帶動了整個魏晉南北朝史乃至中國文化史的學術研究，受到學術界的普徧贊譽。
張岱年細讀了《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後，認爲此書“爲現代中國學術史開闢了一個新紀元”。1976年，牟宗三在臺灣大學哲學系開講“南北朝隋唐佛學”第一堂課時介紹：“湯用彤先生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這部書是一定要看的，這是瞭解中國吸收佛教的初期必看的書，考證的很詳細……這部書考證六家七宗考證的最好，講竺道生講的最好。”1997年在首届“湯用彤學術講座”上，主講人饒宗頤開場便坦言：“湯老的學術研究對我啓發很大，他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一書，至今仍是我的重要資源之一。”季羡林贊譽：“此書於1938年問世，至今已超過半個世紀。然而，一直到現在，研究中國佛教史的中外學者，哪一個也不能不向這一部書學習，向這一部書討教。此書規模之恢弘，結構之謹嚴，材料之豐富，考證之精確，問題提出之深刻，剖析解釋之周密，在在可爲中外學者之楷模。凡此皆是有口皆碑，同聲稱揚的。在中國佛教史的研究上，這是地地道道的一部經典著作，它將永放光芒。”《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的問世使中國佛教史“成爲一門系統的科學而登上了學術舞臺”，並始終不失爲最有權威的傳世經典，一直被海内外學者視作“中國佛教研究中最寶貴的研究成果”。此言可作定評。
相較於佛教的傳統研究，湯著優勢在於既有深厚的考據功底，又受到嚴格而系統的現代學術訓練，掌握了新工具和新方法。確如賀麟所言：“（湯用彤）得到了西洋人治哲學史的方法，再參以乾嘉諸老的考證方法。所以他采取蔡勒爾（Zeller）治希臘哲學史一書的方法，所著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材料的豐富，方法的謹嚴，考證方面的新發現，義理方面的新解釋，均勝過别人。”由此，他開創了真正現代意義上宗教史研究的新局面，其研究範式一直被學界奉爲圭臬。
對佛教史做現代的實证研究，以歐美、日本得風氣之先。經過湯用彤篳路藍縷的努力，中國在佛教研究方面的落後狀况才開始得以扭轉。誠如我國臺灣學者張曼濤所言：面對歐美及日本學者的佛教史研究熱潮，“我國足以扺抗者，僅湯用彤一人”。雖僅有湯氏一人，但也足令國際上中國佛教史研究的局面爲之改觀。他的佛教著述兼取中外研究之長，並加以超越，奠定了他在該領域的崇高地位，使我國現代佛教學術研究逐漸走上自己獨立發展的道路。湯著既是考據精審、開拓性的佛教史專著，爲民族文化建設做出了卓越貢獻，又借古鏡今，深寓抗日救國之情意，增强了抗戰時期的民族自信心。
湯著的影響和地位，正如日本著名學者鐮田茂雄所言：《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既不偏重教理，亦不偏重教團，却又能切中兩者的精髓，以思想性推展爲中心，打破以往教理史的框架，儼然是一部注重與社會脉動相連的正統通史”。他深信該書“不僅爲中國歷史上首見，甚至於全世界亦少有匹敵者”，並因此而認定湯用彤是“偉大的哲學史家、佛教史家”，“正是有了湯用彤先生的業績，給予了日本、中國以及世界的中國佛教史研究者以極大的影響，其業績將永放光芒”。《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對日本學術界産生巨大影響，並被當時世界上最權威的佛學辭書日本《望月佛教大辭典》頻繁引用。漢學家許理和在其名著《佛教征服中國》中屢屢稱引湯用彤的著述，奉之爲“價值至高之工具和導引”，並盛贊其“大師風範”。
湯用彤爲更深入全面研究中國佛教史，同時鑽研印度哲學史。湯用彤把歷年講義删益成十二章的《印度哲學史略》，1945年由重慶獨立出版社列入《現代學術叢書》印行，次年再版。該本排印不佳，錯字頗多。新中國成立後，經湯用彤的助手王森校改文字上的錯落百餘處，由中華書局於1960年重印。當時國家經濟困難，印刷紙張較劣，也有些排印錯誤，但能得以出版已屬不易，作者仍是倍感欣慰。該本經校改後收入《湯用彤論著集》之四，於1988年由中華書局簡體横排出版。《印度哲學史略》在收入河北版《湯用彤全集》第3卷和佛光版《湯用彤全集》第4卷時都以1988年版爲底本，同時參照其他版本對勘。
《印度哲學史略》是我國第一部用現代科學方法研究印度哲學史的重要著作，并且在相當長的時期内是作爲“我國唯一的一部研究印度哲學史的著作”，起到了引領我國印度哲學學科發展的重要作用。該書總括8世紀前的印度宗教哲學發展史，以思想演進爲中心，系統講述印度上古吠陀、梵書、奥義書，以至佛教起源、演變，並與各種“外道”對照，終於商羯羅（約788—820，印度佛教至此已衰）的吠檀多論，爲治中國佛教史提供了必要而豐富的印度學知識背景，至今仍是海内外公認的學術經典。
黄心川、宫静共同撰文指出：印度哲學中極豐富的唯心論，把人類的生理和心理活動分析爲上百種狀態，闡述細膩；唯物論萌芽也多種多樣，如元素論、原子論、極微説等。在認識方法上，有佛教的因明學、正理派的邏輯學、各式各樣的量論。這些内容在《印度哲學史略》中均有介紹。當年在西南聯大聽過湯用彤相關課程的王太慶教授對《印度哲學史略》評論道：
“此書内容深邃而行文簡明，讀他的書、聽他的講確是一種精神享受。古代印度思想中有很多成分在現代中國人看來非常可怪，他却能把它的來龍去脉交代得清清楚楚，甚至比某些印度學者講的還要明白。這是因爲他嚴格掌握史料，善於發現問題，從梵文、巴利文原著中進行研究，用西方現代的邏輯方法整理，又順着中國人固有的思路和語言來表達的原故。”
《印度哲學史略》展現了湯用彤學術功力深厚而獨到的原因，正如錢文忠教授所論：不僅是因《黎俱吠陀》和奥義書的一些重要章節是由湯用彤直接從梵文翻譯過來的，還是因爲他對當時國際學界相關領域的了如指掌；而更多地是因爲他有獨特視角，駕輕就熟地掌握了在當時甚至是今天研究印度哲學的專家們視野之外的資料來源。所以，盡管該書的初創距今已有90多年，正式出版也逾60年，却“仍然具有國内外的同類著作無法替代的學術價值和地位”。他還提請讀者注意，早在1945年首版的參考書目裏，湯用彤就列入了包括達斯古帕塔的《印度哲學史》等國外學者的相關著作；1960年中華本的“重印後記”又再次説明達斯古帕塔和拉達克里希南的英文著作是“主要參考書”。認真讀過這些書的人都會清楚地看到，湯用彤的“參考”是迥異於“編譯”之類的。湯用彤繼承我國歷代僧俗學者研究印度哲學的優良傳統，並加以突破性創新，成爲以現代科學方法研究印度哲學和宗教的奠基人。
在國際東方學研究的視野下，湯用彤融合傳統與現代的學術方法，發掘了中國保存的豐富印度哲學和佛教史料，梳理出佛教從印度到中國的整體發展脈絡，深入分析了兩種文化相互作用、滲透的關係，澄清了西方對印度和中國佛教的誤解，糾正了以往研究中以印度佛教來評判中國佛教，或根本無視印度佛教原意等偏頗，開闢了中國佛教史學科和比較史學研究的新領域。
湯用彤創建的佛教史研究體系，使印度哲學和中國佛教史研究進入新時期。他的相關研究凸顯了佛教史在歷史學科中的價值和地位，也爲中國哲學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開闢出新途徑。他通過研究佛教中國化進程，總結出文化移植發展的普徧規律，不但爲中國史學研究增添了瑰寶，而且豐富了世界歷史研究和宗教學的寶庫。他創立的研究範式對世界範圍的佛教史界影響深廣。凡是欲對中國佛教進行研究的學者，都不得不去研讀他的著述。
中國現代意義上的魏晉玄學研究，學術界公認是由湯用彤開創的。他率先提出以“有無之辨”來概括魏晉時期的主要思想論争，並由此出發，歷史地考察各派思想的演變，從而揭示出玄學發展的主綫。這是他對中國學術史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大貢獻。魏晉玄學的主要方面，像玄學各派的演變、自然名教之争、言意之辨、玄學與佛教關係、三教本末有無之争等問題之討論，皆由《魏晉玄學論稿》中諸文所揭橥，是中國哲學史上頗具原發性的學術創獲。
以往學界認爲，湯用彤在抗戰期間没有繼續研究佛教史而轉向魏晉玄學，是因爲1938年他到雲南後，兩箱《大正藏》丢失於運途中，手頭缺乏佛教資料。而從新見史料來看，這一説法則可修正。通過湯用彤1932年到1937年因“七七事變”才中斷的八册讀書札記，我們可以看出，他對玄學及其與佛教關係的認識呈逐步加深的軌迹，并力圖充分反映魏晉南北朝佛教與中國本土的玄學、道教、儒家思潮由衝突到融合的進程。《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出版後盡管譽滿學界，然而他仍不滿意，多次欲加修訂。從這些札記可以看出，他擬補充的内容當指玄學及其與道家道教和儒家之間關係方面。這也可求證於1938年出版此書時，他給王維誠信中所説。
湯用彤認爲《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對中國本土思潮反映得不够充分，故而開始專門研究魏晉玄學。這是因爲玄學雖是老莊思想的新開展，但也是對儒家經典的新詮釋，而且還是佛教得以融入本土文化的橋梁。漢魏两晉南北朝時期的玄學是當時本土文化的典型形態，佛教必須依附於其下才能爲國人所接受。理清佛教與玄學融和的過程，須先理清玄學自身的理論根源及其相互關係。因此，湯用彤在完成《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後，由對佛教的研究進入到對玄學和道家道教的研究，合乎邏輯的發展過程，只有如此才能更進一步説明佛教中國化的過程。這都説明湯用彤佛書的丢失只是他研究玄學的表面原因，其深層原因是想深入探究中國哲學未曾中斷的傳統。他倘若没有丢失佛書，只不過會更加側重玄學與佛教的關係而已。由此亦可見，他是站在中國文化通史研究的高度來寫玄學斷代史，特别注重玄學思想發展的前因後果的連續性，因此可以説他的玄學研究是“斷代史不斷”。
湯用彤的學術成就主要集中在印度哲學史、中國佛教史和魏晉玄學史三個密切聯係的領域，其中在佛教史方面尤爲突出，他亦藉此在學術界確立了崇高的地位。這套《荆楚文庫·湯用彤集》中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印度哲學史略》和《魏晉玄學論稿》都是湯用彤著作最具代表性的文字。此外，還有不少關於印度哲學、佛教、道教、西方哲學等學科的論文，内容豐富、考訂細密、行文古樸厚重，長期受到學界的關注，也都是該領域的經典傳世之作，令人能够從中領略到湯用彤治學的概貌與脉絡。
中印文化交匯産生了中國化的佛教，並促成魏晉玄學到隋唐道教重玄學，再到内丹心性學及宋明理學的發展。湯用彤的論著就是對這一文化發展路徑的開創性探索和梳理總結，爲後世學術研究奠定了牢固的基礎，並開闢出廣闊的道路。發掘這座文化寶藏，不僅有助於人們更爲客觀全面地認識湯用彤在學術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還可以爲重新審視中國文化史上很多重要問題提供原始文獻的依據，而要超越湯用彤的研究範式，也必須建基於湯著研究體系之上。《荆楚文庫》新刊的《湯用彤集》，在以上方面必將起到良好的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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