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陷阱

连续两周，他们都不再向我转交我家人和朋友寄来的报刊。我收到了笺头印着“司法部/联邦监狱管理局”的4封通告信，写着“信件内容违规”。一般来说，只有在信件里夹带色情图片或者邮票背后藏着毒品的时候，才会收到这样的警告。

于是，我去找管理人员。接待我的人是一个喜欢为了小事刁难囚犯的人，他给了我两个选择：要么由他销毁这些报刊，要么把它们退回给寄件人。但是，要是退回的话，就得由我出钱。我试着跟他讲道理，但是根本没用。很快，对话就演变成了争吵。随后，这个蠢货给我展示了十几张加布里埃拉和拉斐拉度假时拍的照片，这是我的朋友莱拉寄来的。但是他说不能把这些照片给我，因为它们的大小不是美国通行的标准——唯一“合法”的照片尺寸。我竭力向他解释欧洲的照片规格与美国不同，但这是白费口舌的，他什么也不听。面对这样的荒唐与恶意，我怒不可遏。幸好，在我马上要做出挨罚的蠢事之前，另一个狱警及时阻止了我。

运营莫斯汉农山谷改造中心的GEO集团管理囚犯的条例堪称傲慢无礼，它也许更应该好好管管自己的工作人员。监狱里有传言说，供应商贿赂了一名管理人员（看来不只是阿尔斯通有这种事），他不得不连夜离职。我不知道这条消息是否准确，但说实话，我觉得这真是可笑！囚犯间流传的另一条消息则更加令人吃惊：4月中旬，在南卡罗来纳州一座与莫斯汉农山谷改造中心相似的监狱里，囚犯间的斗殴造成7人死亡、14人重伤。在发生骚乱的7个小时中，狱警没有出手干预，然而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亨利·麦克马斯特对此事不以为意。“我们知道，但监狱是安置不守规矩的人的地方。因此，看到他们使用暴力也不足为奇。”他告诉《华盛顿邮报》。他竟如此冷漠无情！一个人无论再怎么可恶，他的性命难道这么不值钱？说这话的麦克马斯特所在的国家拥有全球最高的监禁率——是的，这个国家就是美国，不是印度或沙特阿拉伯。2012年，美国约有220万人被投入监狱，占全球囚犯总数的25%，这个数字让我惊讶，在法国，进监狱的人比美国少1/10。而在美国，1/3的黑人一生中至少会进一次监狱。

我在怀亚特看守所的最后一段时间，一切如常。早上6点50分，我起床吃早饭，然后和亚历克斯在食堂的地上铺一块毛巾做运动，再跟随人群在几十平方米的院子里快走一个小时。这个院子就是监狱中的监狱，完全封闭，上方装有全覆盖的顶棚。时至今日，我已在氖灯昏暗光线的持续照射下生活了250天。遭受如此的惩罚，被关进这样一个暗无天日的监区，并非因为我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我运气不好。我和其他囚犯的待遇一样，没有更好，也没有更糟，我像其他人一样遭受着惩罚。无论一个人犯了什么罪，都不该被剥夺呼吸新鲜空气和享受阳光的权利，不该受到如此恶劣的对待。这种日子使人发狂，使人堕落。有时因为“预算紧张”，我们连院子都不能去，这所资本主义的监狱对利益的追逐，是以侵犯基本人权为代价的，这可真令人愤怒和鄙视。然而，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充分利用监狱的设施、关押更多的犯人、牟取利益最大化，也是要让犯人心理崩溃，以便尽快认罪，这样就能给美国司法部尽可能地减少案件开销，进一步改善它假大空式的统计数据（98.5%的结案率）。

离被释放还有几个小时，我大步快走着，以此发泄对怀亚特看守所和美国司法体系的怒火和仇恨。我感觉身体已被掏空，有些疲惫，仿佛我的身体对未来生活的改变已经做出了反应。我碰见了一个狱友——阿尔巴尼亚人提卡，他在普罗维登斯医院待了4天后刚回到囚室。外科医生从他的喉咙里取出了一个7厘米大的囊肿，这个吓人的东西早就该被取出来了，但他被迫熬了漫长的3个月才获得监狱方同意，被送往医院治疗。我眼看着他的病情日益严重，他的囊肿不停地增大，渐渐堵塞了食道。他无法吃固体食物，否则就会窒息。自2月以来，他只能吃些流食。他不能正常呼吸，晚上睡眠也不好。他填完了成堆的申请文件，才被批准到狱外就医。如今，他脖子上有一个巨大的疤痕，很像弗兰肯斯坦创造出的那个怪人。他一连几天都不能转动头部，但他依然对手术进行得还算顺利感到高兴。医生说从他喉部取出了一块“黑布丁”一样的息肉。这个外科医生对提卡延误治疗导致病情急剧恶化感到极为震惊。怀亚特看守所管理层的这种危险且罪恶的草菅人命的态度，让我也深受其害。在“准备行装”的时候，我又想到了看守所里的几个难兄难弟。一位65岁的印度裔囚犯印第亚就没有这么幸运，他因被延误治疗，于1个月前去世。基德因参与一起毒品交易案，检察官在第一次和他谈判时要关他15年，他无法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上吊自杀了。他才24岁，这是他第一次被逮捕。与我同室7个月的狱友马克，2017年12月被审判之前已经在怀亚特看守所待了5年。他本来计划在圣诞节与家人团聚，但是在审判开始的15天前，检察官突然说，他的诈骗罪比最初认定的更严重，于是马克又被判了25年监禁！鲍勃结婚40年，他的妻子于一个月前去世。看守所管理层不肯押他去参加在波士顿举行的妻子的葬礼，只跟他说可以让灵车停在怀亚特看守所的院子里让他悼念妻子，他拒绝了这个提议。

然而，我还是对自己说，能活着走出怀亚特看守所是幸运的，我期待着可以或多或少地找回从前正常的生活。

蒙特伯格的这种交换是徒劳的，他终究还是屈服于通用电气。但是必须承认，他曾是唯一为法国国家战略利益奋斗的人。可是，他真的有哪怕一点儿取胜的可能吗？美国商业巨头最终能够完胜，绝非偶然。它反映出美国企业界在法国境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我在职业生涯中看到了美国在法国的一部分行政、经济和政治党派中具有的巨大影响力。我们的精英，包括社会党人，更倾向于大西洋主义。美国有着越来越大的震慑力。美国人在“软实力”上稳居世界第一，他们使用这种“软性外交”手段，同时施加诱惑来使其上钩。例如，自1945年后，每年巴黎的美国大使馆都会挑选他们认为有潜力的政治新星，美其名曰“青年领袖”，邀请他们去华盛顿访问。这种“培训”面对的是政治新贵，或者国家行政学院的毕业生。奥朗德、萨科齐、阿兰·朱佩、玛丽索尔·杜兰、皮埃尔·莫斯科维奇，以及马克龙都曾以“青年领袖”的身份去过美国。

美国的影响力不止于此。今天，巴黎大部分的大型律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和商业银行都是美资企业。阿尔斯通与通用电气这件事对它们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意外惊喜，它们可以从中攫取上亿美元的利润。为了保证游说的高效，这些机构会从部长办公室下手。对于被选中的幸运儿来说，这是一个工资可以翻10倍的机会。显然，这些利益冲突中也危机四伏。当你听到阿尔斯通案中担任法国国家谈判代表的大卫·阿泽马弃政从商，转行到一家大型美国商业银行供职时，你不会感到惊讶吗？他被聘用的事情发生在2014年7月，也就是奥朗德为阿尔斯通案一锤定音的几天之后，这位国家介入行为办公室的前负责人并非饥不择食，而是接受了美国银行（就是在谈判全程中为阿尔斯通出谋划策的那家美国银行）高管的金交椅。这次，就连公共事业部下属的合规部都看不下去了，他们劝说阿泽马重新选择。于是，这位高级政府官员最终去了另一家金融机构——位于伦敦的美林证券。而美林证券和美国银行自2008年就合并了，这根本就是一家机构！大卫·阿泽马欣然赴任，无忧无虑。《世界报》曾询问他离开的原因，他回答：“我为什么离开？为了挣钱啊！”

在查看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已经成为我床头随时翻阅的材料）的判例时，我对一个关于通用电气的细节记忆犹新。当我埋头重新阅读我的笔记时，真相一下子出现在我眼前：阿尔斯通是第五家在被通用电气收购的同时，也被美国司法部指控腐败的公司！之后我将这一发现告诉了记者，《费加罗报》在2014年12月22日确认并公布了这个事实。

我最后甚至猜想，是不是通用电气将阿尔斯通惯用做法的信息提供给美国司法部的。司法调查是由竞争对手引发的，这肯定不是第一次。或者通用电气只是抓住了时机，趁阿尔斯通处于不利局面，特别是在柏珂龙受到起诉威胁的时刻坐收渔利。但经济战是残酷的，我并不关心这些下作的手段。我现在想要做的，就是向我的两名律师表明我不会轻易上当受骗，然后和他们一起讨论，面对这种新局面，我们如何从中受益。我知道，斯坦作为前检察官，与他在美国司法部的许多同事保持着联系。我首先想到的是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他以前在康涅狄格州任职时，斯坦与他直接合作过。我希望斯坦当面向他打听一下，或至少问一下他的助理。

“斯坦，你非常清楚柏珂龙把阿尔斯通卖给通用电气是为了避免自己被起诉，所以你得向美国司法部打探情报。”

“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冷冷地回答我。

“这是为什么？在我看来你跟他们很熟。”

“的确如此，”莉兹承认，“但您的请求是在侮辱人。如果答应了您的请求，美国司法部的检察官就变成了通用电气的帮凶！您不会质疑美国司法的独立性吧？”

“当然是！而且强烈质疑！”

我在漫长的研究过程中，仔细审查各个公司和美国司法部签订的所有协议之后，我确信有些案子明显受到了政治压力的影响。我把这些有疑点的案子都仔细地标注出来。现在我怒气冲冲地给我的律师宣读这份名单：

“以英国军工企业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为例，该公司被控在与沙特阿拉伯签订的一份武器销售合同中行贿。在时任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干预后，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只承认犯了一个小小的‘过失’。[1]最终它无须承认行贿，从而将罚款减少到4亿美元，实际上，它面临的惩罚绝不止这个数字。此外，在这次政治干预后，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的所有高管都高枕无忧。接下来说说轻武器展销会的丑闻，22名美国军工企业的负责人被起诉，之后却杳无音信。后来该诉讼程序居然奇迹般地被取消了。还有，在墨卡托的案子里，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的中间人向相关官员及其家人行贿，以获得哈萨克斯坦石油与天然气田的特许开采权。这次贿赂行为被证实后，该石油公司没有被追究任何法律责任。只能说整个运作是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进行的。通用电气就更不用说了。斯坦，你怎么解释？尽管内部举报人多次发出警告，揭露通用电气在伊拉克和巴西的腐败事实，但直到现在，每一次通用电气都能全身而退，它甚至都没有感到一丝一毫的担忧。[2]最后，你分析过美国司法部罚得最重的10家公司吗？10家中有8家是外国公司，只有两家是美国公司。而且在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启用的近40年中，美国联邦调查局却从未发现通用动力或者雪佛龙等美国大公司的腐败证据。相反，在过去10年里，美国联邦调查局盯上了挪威国家石油、意大利埃尼、法国道达尔等企业。所以，我对美国的司法公正性表示怀疑，甚至不仅仅是怀疑。”

“这些与您的案子没有任何可比性。”莉兹一本正经地说。

她一下子把我惹火了，于是我当场发火：

“你俩不要再把我当傻子了，不要告诉我美国的司法是无可诟病的，不要……”

“我们都明白，”斯坦小声地说道，“但是请您不要发火！美国的司法当然不是完美无缺的。但是，经过一年多的拘禁，显然您还是什么都不懂。审理您案子的法官不在乎美国司法部与柏珂龙之间是否达成协议。他只会听取一样东西，那就是检察官的公诉内容。”

“所以他并不在乎涉案企业的最高负责人将要逃脱法网！所以他不在乎只追究小职员的法律责任！”

“是的，弗雷德里克，他完全不在乎。”

“那我告诉你，如果美国司法部包庇阿尔斯通的领导层，却给我定罪，这就意味着你们的法官就是一个黑社会团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