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麻烦

[]表review.

【Section 3.1】朱丽娅·克里斯特娃的身体政治

[克里斯特娃主要论述“符号态”(the semiotic)，与拉康所言的象征秩序即父系律法构建的文化的普遍运作原则形成对照，由原初的母性身体所承载展现。符号态指代的是先于欲望、先于作为欲望的先决条件的主体/客体二分的圆满欢愉，在象征秩序之前存在。象征秩序是建立在拒绝母亲的基础上，而符号态则通过韵律、谐音、音调、声音游戏和重复，在诗语言里重新呈现或恢复母性身体。]

[她认为符号态是在文化的框架内来表达原初状态，有颠覆单义创造多义性的能力，有干扰、颠覆和置换父系律法的潜能。] 但是她所依赖的父系律法的稳定和再生产，正是她所努力寻求置换的。她接受文化等同于象征秩序的假定，从而她的战略目标成为了将符号态合法化在象征秩序里，允许展现象征秩序和符号态的分界地带的经验。诗语言构成的对父权律法的局部置换，只是暂时的颠覆，最终仍要服从。

[同时她也认为这一根源无法在文化框架中维系，将会带来精神错乱及文化本身的崩溃。诗语言不仅是移置的对母体的依赖，也是一种移置了的同性情欲。] 她将女同性恋投射为文化的“他者”，建构为本质上无法理解的。这样的描述是从外部进行的，透露出异性恋文化的防范性幻想，而非女同性恋经验本身。

当克里斯特娃将父系律法限定为禁制的或压抑的时，她没能理解情感作用本身所由以产生的父权机制。顶着母性本能名号的，很可能就是一种文化建构的欲望，而通过自然主义的词汇被诠释。但是，女性的创生能力真的是一个没有前因的原因吗？我们能否倒转这个因果关系的秩序，把符号态经济理解为某个先在的话语的产物？律法本身作为压抑机制，同时是禁制的也是生成的，从父权律法中解脱出来的女性身体，很可能只是律法的另一个化身。

【Section 3.2】福柯、赫尔克林与性/别不连贯的政治

赫尔克林身兼传统男女性征，在日记中记录了与修道院女性的亲密关系，后被判定为男性，最终自杀。福柯对赫尔克林的案例进行了分析。

[在福柯《性史》中，他视性别为一个结果而不是起源，认为性（sexuality）是一个开放、复杂的话语和权力的历史体系，它生产了“性别”这一错误命名，作为隐藏并因此长久巩固权力关系的策略之一。福柯反对解放或自由主义的性模式，认为它以性别的二元区分作为出发点，认同的是一种司法性模式，而没有认识到性别作为一个范畴，是权力关系的结果、历史的生产。以性别范畴作为先决条件的分析，实际上是在拓展和正当化那种管控策略。]

福柯似乎认为赫尔克林的日记展示出单义的性别律法强行介入之前的不受管控的快感领域，但他的解读误读了这些快感的运作：这些快感已经深陷于渗透在各处但未明言的律法中，是它们违抗的那个律法所生产的。传统的性别矩阵中，诸如无望的爱的浪漫式、希腊神话中自杀的阴阳人等。赫尔克林的自白中，她的性倾向一开始就是矛盾的，也具有历史特殊性。赫尔克林的身体特征并不是在性别范畴之外，而是搅乱并重新组合了这些范畴的构成元素。

如果福柯主张性别的无身份在同性恋语境中受到鼓励，如果同性情欲生产性别的无身份，那么同性恋本身就不再依赖“身份彼此相同”的基础，无法再被如此描述为同性恋。

赫尔克林的快感和欲望并不是一种世外桃源般的纯粹状态，她所表达的既有对男性的蔑视与自我优越，另一方面也有对自我的抛弃和厌倦。她也不是完全在男性中心的意指经济外，她的身体具化了律法，但并非作为一个合格的主体，而是某种见证。

【Section 3.3】莫尼克·维蒂格：身体的瓦解与虚构的性别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认为生理性别只是人的分析属性，并非造成社会性别的原因，社会性别也不能被理解为是反映或表达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是可改变的生理性别的文化建构，是在一个性别化的身体上展现的文化意义的可能性。]波伏娃的理论可能隐含着激进的结果，例如，生理性别化的身体可以是展现多种不同社会性别的场域；如果社会性别是“变成”的，那么它可以被理解为某种持续的行动。

[维蒂格认为，生理性别不是不变的，也不是天生自然的，而是对自然范畴的政治运用，来服务于生殖性欲的目的。所以对她而言，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之间是没有区别的，”生理性别“这一范畴本身就是社会性别化的范畴。她认为，女同性恋不是女人：女人只是作为一个稳定与男人的二元对立关系（异性恋关系）的一个词语存在，而女同性恋超越了男女二元对立关系。]

[维蒂格认为语言对性别的区别确保了强制性异性恋的政治和文化运作，作为男性意味着不必被性别化，而是以普遍的人的形式参与。维蒂格讨论了语言与主体存有的问题，认为女人、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无法在强制异性恋的语言体系中取得言说主体的位置。”说出“大写的我”这个特权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自我，成为绝对的完满和权力的中心，取得主体性 代表成功推翻了性别，也因此推翻了女性这一范畴。大写存有是在社会性别对其割裂之前存在的，而统治则否认了在一个前语言的存有里所有人都具有一种先在的、原初的一体性。统治通过语言发生，而语言通过其社会行动，塑造了一个等级的表象，这一表象成为了社会真实。]

[在维蒂格的设想和文学实践中，都预设了异性恋机制的体系完整性，再考虑彻底推翻它；同时作为彻底“外在于”异性恋矩阵的同性情欲，被设想为完全不受异性恋规范的制约。]但异性恋和同性恋之间的截然区分并非事实，双方自身都存在对方的心理结构。并且主导性欲的权力还有许多其他形式。[维蒂格认为女同性恋或男同性恋相当于不分辨自己的性别而投入混淆与增衍各种范畴的行动]，但这忽略了男同志和女同志文化中本身就有重新调度性别范畴的话语，例如T和P等。但是简单认为T和P是异性恋的复制的想法，也低估了这些身份内在的异调性与复杂性所具有的情欲意义。

[在维蒂格的叙事中，使用的策略并非通过区别或排除于男性范畴来确定女性范畴，而是通过价值转换，使女人作为正面价值领域的代表，对原本属于男性领域的价值以为己用，对它们重新进行颠覆性的调度。她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变成一个女同性恋者。]但如何定义女同性恋者？这是否会成为异性恋强制性框架的重复？

【Section 3.4】身体的铭刻，操演的颠覆

（巴特勒认为）性别是操演的结果，操演意味着原本意图表达的本质或身份是虚构的，而仅仅是身体或话语手段来重复或维系的。社会性别是通过在身体表面的在场与不在场的运作，对幻想的形象所做的一种规训性生产；他通过一系列的排除和否定、一些具有意指作用的不在场之物来建构性别化的身体。

举变装表演为例，其中显示出对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与表演之间的不一致，在模仿社会性别时，变装隐含了社会性别本身的模仿性结构，以及它的历史偶然性。同时，并不假定性别戏仿所模仿的真品存在，事实上，所戏仿的就是真品这个概念本身。这样不断的移置构成了身份的流动性，意味着可以重新意指和重置的开放性。

巴特勒也批判了基础主义对身份政治的论述中对身份正名的认定，认为并不一定要有行为背后的行为者，行为者反而是以各种方式在行为里、通过行为被建构的。巴特勒认为应当将身份重新设想为一种被生产、被生成的结果，它既不是宿命地被决定，也不全是人为的。建构与能动性并不对立，建构是能动性获得表达的场景和框架。关键的任务是找出建构所打开的可能的颠覆性重复策略，通过参与建构身份的重复实践来肯定就介入的可能性，并展现出挑战这些实践的内在可能性。

[]表review. 述说律法之前的情形，遵循单线叙事而以律法创造告终，是合理化最终律法的创立的策略性手段。在女性主义中运用这一策略将带来建立新秩序的期许，但也容易局限于所谓原始的或真正的女性特质，产生乡愁式的保守目标和排他性实践。 生理性别若是被认为在臣服于亲属关系等文化意义后才产生意义，本身就是一种二元论的话语建构。找出生理性别转化为社会性别的机制，不仅是为了证明社会性别的建构性，也是试图证明压迫在文化上的普遍性。这一机制是否存在、能否被找出来是要探究的问题。 【Section 2.1】 结构主义的关键交换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有一个普遍的结构指导着作为所有亲属关系体系特点的交换。父系传承通过交换女性完成，女性不仅通过繁衍确保了姓氏的再生产，也实现了不同男性宗族之间象征性的结合。但婚姻中的女人没有身份，只是一个关系条件。男人间的关系和结盟是通过异性恋制度对女人的交换和分配进行的。男人之间建立的互惠关系形成了男女之间极度非互惠的关系，以及女人之间彼此联系的断裂。 列维·斯特劳斯认定欲望的主题为异性恋男性，对母亲、姐妹的欲望也许并没有事实，却象征性地表达了一个古老而悠远的梦。乱伦禁忌的存在并不表示其有效地运作，而显示了欲望和行动。但是，乱伦异性恋情欲是如何在表象上被建构为自然的、前人为的欲望矩阵，欲望又如何被建构为异性恋男人的特权，这些问题没有被说明，而是被当做理所当然的。 【Section 2.2】 拉康、里维埃尔与伪装策略 拉康优先关注“‘存有’（本体论的主体）如何通过父系经济的意指实践被建制、被分派”的问题，但如果不先探究 the Phallus 的存有，就无法探究本体论的本质，无法接近存有。 [拉康认为男性主体“拥有”阳具，女性“作为”阳具，反映阳具的力量。言说的“我”是男性化的压抑的结果，以不证自明的主体姿态呈现。男性主体只是貌似在创生意义并进行意指，这个意义建构的过程需要女性作为客体去反映男性权力，要变成、必须恰恰“是”男性所不是的一切，在她们的缺乏中建立男人本质的功能。他暗示了权力掌握在女性位置这一方，拥有阳具的男性需要这个他者的肯定。这种描述假定存有的面貌或结果总是通过意指结构而生产，象征秩序通过相互排斥的位置（男性女性）来创造文化的理解模式。女人作为阳具，成为客体、工具和意指，而无法完全反映律法；男性拥有阳具，但永远不是阳具，任何想要拥有大写阳具的努力终究要失败。拉康框架下的这两种位置，都被理解为带着喜剧意味的失败尝试，但又不得不表达，不得不重复上演这个不可能达成的行动。 拉康认为女人被迫去达成“貌似是”阳具这件事不可避免的是伪装。一方面这成为一种表象形式，另一方面也以为这有一个先于伪装的“存有”：有一个女性欲望或需求被掩盖，能够被揭露出来。拉康认为“假面支配着认同，而通过认同，被拒绝的爱得以解决”。]这样的结论是异性恋化的、男性中心的观察的结果，女同性恋情欲被当成对情欲本身的拒绝，这一取向被当成来自失望，因为性欲被假定是异性恋的。作者认为这其实是观察者的失望的投射，因为被拒绝者实际上是异性恋男性观察者。 [里维埃尔诉诸日常感受来支持所说的男女分类中的“中间类型”，并诉诸精神分析理论，把混合性别属性的意义归结到“心理冲突的相互作用”，使这些自然化的类型受到质疑。她尝试说明“渴望男性特质的女人可能戴上女性化的假面，以转移焦虑以及对来自男人的惩罚的恐惧”，这种恐惧惩罚是女人幻想取代男人、确切说是取代父亲，成为符号的使用者而非符号客体的后果。她同时也认为男同性恋者伪装男性特质是试图向自己隐藏自己貌似女性化的特质。一个可能的诠释是，伪装的女人渴望拥有男性特质，并不是为了在性交换中有一席之地，而是追求平起平坐的竞争关系，其中并无性客体。 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概念本身在这里被建构为根植于没有解决的同性情欲投注，通过对同性情欲的否认和控制，造成对同性欲望客体的合并，又在截然区分的性别本质中重新浮现。文化上的二元限制以前文化的双性情欲姿态呈现，在进入文化的过程中分裂为异性恋形态。] （开始批判！）[拉康派的话语以分割的概念为核心，似乎这样的分割一直是律法的结果，而不是律法施行的先决条件。] 如果禁制产生了性欲的根本区分，且因为区分的人为性显示了其欺骗性，则必定有一种区分是抗拒分割的。在划定受压抑对象范畴时，排除先于压抑而运作。所以，我们无法从建立完成的主体位置来认识过去，并不代表这个过去不真实、不会在主体语言中重新浮现。这个理论中必须遵守一个根本不可能实行的大写律法，且本身没有弹性，到底有什么可取之处？拉康的理论具有宗教杯具结构，必须以一种”奴隶道德“来理解，他认为象征秩序是由于某种权力意志而不可接近，这个权力一再建制它自身的无能为力（两种位置的一再失败）。我们如何从一种禁制律法的陷阱中——权力处于掩饰和自我臣服的状态——重新收回权力？ 【Section 2.3】弗洛伊德与性别抑郁 [弗洛伊德认为有一种抑郁的内化策略，即在失去所爱的人的经验中，自我会把那个他者合并到自我本身的结构里，接受他者的属性，通过模仿行为延续这个他者的存在。 弗洛伊德认为儿童的性构建原初是双性情欲：同时对父亲和母亲的情欲。在乱伦禁忌下，小男孩对父亲的同性情欲的客体和欲望的同时丧失导致其服从抑郁的内化策略，将男性认同和男性特质内化到自身；而对母亲的异性情欲仅有客体丧失，没有丧失的欲望还可以转移到其他客体。在此之外，也完全有可能一并放弃了异性情欲的客体和欲望，将母亲内化，建立女性超我。小女孩亦然。但弗洛伊德也对男性或女性倾向到底是什么存有困惑。] 这个原初倾向是什么？各种不同认同是如何运作来强化或消解各个倾向的？哪方面是倾向而哪方面是认同？被内化获得的女性特质和严格意义上属于倾向的女性特质无法做分别，一开始也无需排除各个性别所特有的情感吸引都是内化结果的结论。 [弗洛伊德认为自我永远有一个自我理想(the ego ideal)，起道德能动作用，而自我内化了的丧失被重建为这个道德审查能动机制的一部分，内化了原来是外向的、对客体的愤怒和指责。据此，自我理想是一种内在的约束与晋级的能动机智，通过对欲望适当的重新疏导与升华来巩固性别身份。] 通过内化丧失来获得性别身份，那么性别倾向越完整稳定，原来的丧失越是没有获得解决，而是隐藏了一个原始爱欲的丧失，因不被承认而无法获得解决。产生这种丧失的机制由一种外在强加的禁忌驱动，“倾向”是强加的性禁制的历史所留下的痕迹，没有被讲述，且禁制试图使其无法被讲述。把原初倾向看成是律法的结果，颠倒弗洛伊德的因果关系，意味着将司法性的律法除压抑之外，也看做是话语实践，具有生产的力量。 【Section 2.4】性别的复杂性与认同的局限 [拉康的理论框架预设了性别的二元结构，但被其排除的组项挑战了这一架构，精神分析理论也少有对二元的异性恋框架外的描述。]相对于一个事先确立的奠定象征秩序的律法，我们也许可以思考构成性认同的历史，而不预设一个固定的、奠基性的律法。 在关于建立认同的论述中，没有清楚指明认同从何来。如果把性别身份视为抑郁结构，那么（精神分析理论中）快感客体的丧失和性别特质的内化与合并，都是因为外在律法而强制实现的。在精神分析话语里，对认同的合并是一种直译化的幻想，“成为”某个性别的过程要求根据性别化的意义，对身体的各种快感和各个部位进行分化，以符合一个特定性别身体的规范理想。 【Section 2.5】禁制重新表述为权力 禁制的律法同时也可以是生产性的。[福柯支持一种生产性的律法的概念，但他的论述中并没有假定某种原初的欲望。如果我们将乱伦禁忌设想为主要在效果上是生产性的，那么建立主体并作为主体欲望的律法的禁忌，成了性别身份得以建构的手段。] [鲁宾强调乱伦禁忌是一种禁律，同时也是一种认可。它的禁制，假定了被禁止者的存在，社会性别不止与一种生理性别相认同。社会性别机制这种文化管控机制一方面是文化制度，另一方面也构建和推动人的心理发展。其理论的基础在于律法有成功被推翻的可能性，文化对不同生理性别的身体的全市，理想情况下可以不涉及社会性别不一致的问题。] 如果我们把福柯对（性）压抑假设的批判用于性别禁忌，那么将显示律法同时生产了被认可的异性恋情欲和被禁止的同性恋情欲，而两者都是结果，在时序和本体上晚于律法本身，先于律法的性欲这一错误观感本身就是律法的产物。 [精神分析理论本身就体认了乱伦禁忌的再生产功能。因为禁忌而被认同（内化）的对父母亲的欲望，是由同一个权力机制生产并否认的。] 双性情欲所谓外在于象征秩序，它不是超越文化的一个可能性，而是被否认、被表述为不可能的具体的文化可能性。在某一文化框架下不可想、不可说的，并不一定是被排除者，而可能是被边缘化者，可能完全是在文化里，但被排除在优势文化之外。 [在拉康的框架里，欲望通过律法得以建制。从而存在一个先于律法的原初欲望，但这个推测性的起源总是从一个回溯的位置推测而来，并由此获得一种“理想”的特质。]

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朱迪斯·巴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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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既不会是正确的，也不会是错误的；既不是真实的，也不是表象的；既不是原初的，也不是后天获得的。然而，作为那些属性的可信的承载者，性别也可以变得完全、彻底地不可信。

【Section 1.1】 “妇女”作为女性主义的主体

只探讨如何使妇女在语言和政治上得到充分的再现是不够的，也应当了解“妇女”这个范畴——女性主义的主体——是如何被生产，以及被它赖以寻求解放的权力结构本身所限制。

1）不存在对“妇女”主体的稳定理解

女性主义理论假设存在某种身份，从“妇女”范畴来理解（在政治范畴的women译为妇女）。它构成了一个主体，并为之追求政治上的再现（representation）。政治再现的领域要求必须先符合作为主体的资格才能得到再现。但在女性主义话语内部，对妇女本身的理解并没有稳定和持久的框架。

妇女这一词不一定是一个稳定的、尽揽一切的能指。同时，普遍父权制也受到批评，因为它不能解释性别压迫在具体的文化语境里是如何运作的。女性主义想要追求代表性的表象，有时会过于急功近利地给出范畴上或虚构上的普遍性。

2）一味认定“妇女”主体可能是无意义的

福柯认为权力的司法（juridical）体系先生产主体，接着再现主体。那么将妇女再现为女性主义主体，本身就是话语建构的，是再现政治的结果。（我的妈呀什么意思！！）司法权力无可避免地生产了一些东西，却只宣称是“再现”了它们，因此需要关注权力的双重作用：司法的与生产的。一个可能性是并没有一个等待在律法中被再现的主体，也许“主体”是被律法所建构的，作为律法取得合法性的虚构基础。

我们的政治任务不是拒绝再现政治，而是在这个建构的框架里，对当代司法结构所生产、自然化及固化的【身份范畴】做出批判的评述。把妇女范畴建构为一致、稳定的主体，是不是对性别关系的一种不明智的管控和物化？如果稳定的性别概念不再是女性主义政治的基本前提，也许可以期待某种新的女性主义政治，把可变的身份建构当作方法上和规范上的先决条件。妇女这一主体可能是在权力场域本身所形成的，那么也许只有不再一味认定“妇女”这个主体的时候，才能够显示“再现”对女性主义是有意义的。

【Section 1.2】 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欲望的强制性秩序

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被剥离开来，用于支持社会性别是由文化建构，而非生理性别的结果的观点，暗示了生理上性别化的身体和文化建构的性别上的断裂。由此，即使生理上的二元性别是稳定的，社会性别也不一定是二元的；社会性别不是生理性别的反映，不应当受其限制；社会性别本身还应是一个流动的设计。

在指涉生理性别或社会性别之前，我们也应当探究它们是如何被给定的，它们本质是什么，它们是否有各自不同的历史。如果生理性别不可变的特质也受到挑战，那么生理性别也具有了社会文化建构性，如果将其视为社会性别化的范畴，将社会性别视为文化对生理性别的诠释的观点就会失去意义。社会性别应当也是话语的工具，通过这个工具，“自然的生理性别”也得以生产和建构。（后面的我又没看懂了！！）

【Section 1.3】 社会性别：当代论辩的循环废墟

本节梳理了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一些现存看法。

1）社会性别的自由意志与决定论

宣称社会性别是文化建构，是否暗示着社会性别意义的决定论，是命定的、固定的？另一方面，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一个人不是生来就是女人，而其实是变成的。” 这样的论述含有一个主体，是否暗示社会性别是可变的、可受意志控制的？这一问题似乎陷入传统哲学的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争辩中。但身体本身也是一种建构，问题在于它是何种程度上，通过社会性别的标记形成的？如何设想身体，使其不成为被动的媒介或工具？

无论社会性别或生理性别是固定的还是自由的，都是一种话语的作用，在这种话语中原先就对分析进行了限制。

2）社会性别在关系里存在，主体性与被建构性的分歧

社会科学研究者把性别作为分析的一个要素或者维度，但同时也被作为由肉身具现的个人身上的生物、语言、文化的标记。（可以想象后半句话用英语表述肯定清晰得多）后者可认为社会性别是已经在生理性别上分化了的身体所承担的意义；但即使如此，这样的意义也只能在它与另一个对立的意义之间的关系里存在（啥意思！！）。

波伏娃认为女人是男人的反面，通过与它的对比，男性身份区别开来。

伊利格瑞认为，在普遍男权主义的阳具罗格斯中心语言里，女人成了不可再现的，是文法无法表述的语言的不在场。用实在形而上学的立场，社会性别不指向实体存在，而是指向某个抽象整体的交集。

这些立场都是从社会建制的性别不对称的语境里，质疑“主体”与“社会性别”的位置性与意义。它们凸显了女性主义在社会性别探讨上的循环论辩：一方面一些立场假设社会性别是人的第二特征，另一方面其他立场又强调人的概念本身是一个男权中心的建构，实际上排除了女性这一性别在结构上和语义上的可能性。这些分歧让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身份的范畴。

波伏娃认为在存在主义的厌女症分析范式里，“主体”一直是男性的，等同于普遍的，而女性“他者”则具化为并限制在肉身，而非抽象主体。她提出女性身体应当是女人获得自由的情境和媒介，而非定义与限制的本质。这一想法不加批判地复制了笛卡尔对自由和身体的区分，未能在性别这一轴线上标示出身体与精神的二元区分。

【Section 1.4】 对二元论、一元论的理论梳理及超越的可能

伊利格瑞揭露了男权中心意指经济的认识论、本体论和逻辑结构，拓宽了女性主义批判的范畴，但却有忽视个性差异、过于简单的危险。女性主义批判应当深究男权中心意指经济一统化的主张，同时也要保持对女性主义一些一统化做法的自我批判。

还有人尝试发展联盟政治，不对妇女身份作预先设定，提出对话式碰撞的想法，主张不同立场的妇女在新的联盟架构里表达各自的身份。这一形式无法预先设计，同时也应考虑决定和限制对话可能性的权力关系，必须在平等的权力关系中对话，并对对话的目的有共同预设。

性别是复杂的联合体，任何一个时间点上的它都不是真实全貌，而仅是一个切面。开放性的联盟所支持的身份，将应当下的目的而被建构或放弃，不必服从于一个定义封闭的规范性终极目的。

【Section 1.5】身份、性别与实在形而上学

在哲学论述里，什么构成了“人的身份”这个问题，几乎都围绕着人的什么内在特征建立起人在时间流变中的同一性和连续性的问题。这里人的一致性和连续性不是有关人的逻辑要素，而是社会所建构与维系的理解规范。“被理解的”性别，也是那些建立和维系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性实践与欲望之间的一致和连续关系的性别。

1）女性主体与性别范畴

伊利格瑞的理论显示，女性无法以“主体”的形式被理解，她们是无法被再现的。实在的性别文法规定了二元分离体系，遮掩了男性的单义、霸权话语，使得女性这一具有颠覆多元性的场没有发声余地。

维蒂格认为，性别的二元限制是为强制性异性恋体系的生殖目的服务的，她认为女同性恋者是打破这一范畴的存在。“事实上只有一个性别，就是女性，因为男性不是一个性别，而是普遍的”。从而维蒂格呼吁摧毁性别这一属性来打破性别范畴，为女性争取一个普遍的主体身份。

维蒂格批判实在形而上学，指出人不可能在语言里被意指而没有受到性别标记。每个性别的内在一致性与稳定性，都需要一个稳定的、二元对立的异性恋情欲结构。这样的性别概念预设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欲望之间有因果关系，也暗示欲望反映或表达性别，而性别也反映或表达欲望。

2）如果去除性别实在，性别实在的产生

如果我们用“阳刚”这一属性而非本质特点来描述男人，那么也可以用阴柔属性来描述，而依旧保持那个性别（实在）的完整性。但一旦丢掉“男人”和“女人”作为持久不变的实在的优先性，那么不符合某个性别模式的属性所展现的不和谐性，就会动摇男人和女人作为名词的可行性。所谓“性别核心”是为了文化所建立的一致性脉络对属性进行管控而产生的，那么如果“实在”只是这种一致性的话，实在的本体不仅是一个人为的结果，本质上也是多余的。

我们可以看到，性别的实在效果是有关性别一致的管控性实践通过操演（performatively）生产而且强制形成的。性别表达的背后没有性别身份；身份是由被认为是它结果的那些“表达”，通过操演所建构的。

【Section 1.6】语言、权力与置换策略

在维蒂格的人道主义理论中，一方面质疑实在形而上学，另一方面又保留了个人这一主体作为能动性的中心。她认为同性情欲超越了性别范畴，是对性别这一标记的挑战，甚至可以模糊和消除这个标记。更通过超越生殖经济而增衍的快感，暗示一种独特的、属于女性的情欲弥散形式，被理解为对抗生殖取向的再生产建构的策略。

罗斯指出，依照女性、男性分立的坐标轴构建某种一致的性别身份之举必然失败，这样的一致性因为被压抑的欲望的浮现而破坏，显示出身份是建构的，同时建构、强化身份的那些禁制是无效的。

同性恋语境里异性关系的在场（如T和P）不能解释为对原来异性恋身份的在线，或者异性恋中心建构在同志身份里的破坏性坚持。它凸显的是所谓异性恋真品（original）全然是建构的，同性恋对于异性恋并非复制品对于真品，而是复制品对于复制品。

如果我们不能脱离权力矩阵和话语关系来谈论人、性别、性欲等概念，我们也应当思考在一个建构的身份的框架里，由于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建构特性，什么样的可能性因而存在。这里的假设是性别“存有”是一种结果，是系谱学探讨的一个对象，试图了解话语如何生产了二元关系的合理性，并指出某些性别文化设定如何取得“真实”的位置，而经由巧妙的自然化来巩固、强化其霸权地位。同时还要之处主体的概念本身如何容许了一些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