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屋

为了表示对沙皇的忠诚，很多十二月党人的亲人和朋友“证明了自己是狂热的奴隶，有些出于卑贱的个性，而另一些人更糟，是出于坚定的信念。”

如果说实施绞刑是为了使报复行为显得仁慈，那么它失败了。绳套被收紧了，犯人脚下的凳子被踢开了，但一些绳子（由于前一晚的雨水而发胀）突然断了。三名犯人从绞刑台上摔到了下面的沟渠里。这些被勒得半死的人又被放到了绞刑架上，执行第二次绞刑。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讽刺地说，他很高兴有机会为国捐躯，而且不是一次，而是两度捐躯。雷列耶夫大呼：“这片被诅咒的土地！在这里，我们不知道如何组织一场暴动，不知道怎么审判犯人，甚至不知道怎么把犯人绞死！”然而，他和他的同伴在第二次绞刑中真的被绞死了，然后他们的尸体在绞刑架上挂了一个小时。他们的脖子上挂着刻有“罪犯-弑君者”的牌子。

玛丽亚的父亲则说得更直接。他担心玛丽亚可能不会放弃追随沃尔孔斯基的念头，于是在1月，在玛丽亚在生产后重病时，他写信给这个被监禁的十二月党人：“你曾经称我为父亲，那么就服从你的父亲！你知道你的妻子的心意、她的情感和她对你的依恋：她愿意分担一个罪犯的命运，但她会因此丧命。你不要把她害死！”

那年夏天，玛丽亚仍旧坚持要离开，她的父亲再次恳求沃尔孔斯基：我的朋友，想想她是否可以挺过数月的颠簸；想想那几个月是否足以让你的幼子死去；想想她能为你带来什么帮助，又能给幼子带来什么帮助！想想吧，她会放弃自己的显赫地位，你们所生的所有孩子也将没有显赫地位。我的朋友，你的内心一定会告诉你，你应该亲自写信给她，告诉她不要跟你走。但是谢尔盖并没有劝他的妻子和他们的孩子待在一起，玛丽亚的决心仍不动摇。她的决定最终令她和父亲关系不和：“父亲和我沉默着分别；他向我送上祝福，然后一言不发地走了。我看着他，跟自己说：‘结束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我曾经可以为了家人而死。’”

大型deja vu现场：

达布罗夫斯基还向帝国的广大群众发出了一个信息。波兰起义在俄国社会中释放了一种恐惧情绪，而这个社会现在无法容忍任何对俄国在波兰的行动的批评。1863年4月，当局关闭了由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哥哥米哈伊尔主编的《时代》杂志。起因是该杂志发表了一篇被认为过于同情波兰起义者的文章，作者是斯拉夫派人士尼古拉·斯特拉霍夫。在这样的气氛之下，自由主义观点在“波兰问题”上几乎完全噤声，只敢就反暴动提出最拐弯抹角的批评。总体来说，保守派新闻机构的评论更滔滔不绝。极其保守的米哈伊尔·卡特科夫在保守主义日报《莫斯科新闻》上不断发表反波兰的文章，这些文章影响很大，许多观察者认为，卡特科夫正在刺激俄国政府更加严厉地约束波兰。

达布罗夫斯基从斯德哥尔摩给卡特科夫写了一封轻蔑的公开信，谴责他在俄国新闻界中煽动反波兰的情绪：

你有一段时间确实成功地唤醒了俄国人的野蛮本能和狂热，但你的谎言和欺骗不会长久地取胜。我们的数百位流放者已经向俄国最阴暗的角落传播了对我们的努力和我们的人民的理解。他们在所有地方的出现，都雄辩地抗议了官方和受雇的造谣者散布的谎言，唤醒了俄国人灵魂中的人性本能。

这封信发表在波兰期刊《祖国》和亚历山大·赫尔岑在伦敦出版的自由主义刊物《钟声》上，《钟声》在俄国很多地方可以看到。赫尔岑的杂志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坚定地支持波兰，提出波兰的斗争也是俄国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 然而，在反波兰非理性情绪的支配下，成批的俄国读者不再订阅 《钟声》；1863年，该杂志的发行量从2500份下降到500份。

随着欧洲的集体良知再次被波兰的命运刺痛，俄国在波兰王国和西部边疆地区的镇压活动的影响逐渐扩散到欧洲各地。致力于波兰事业的团体在伦敦享受了一段短暂但活跃的发展时期，而且英国议会讨论了英国政府对这次暴动的外交反应（但从未讨论过军事回应）。英国新闻界谴责了俄国的行动，并表示自己与波兰起义者团结一致。《泰晤士报》斥责了“野蛮和残忍的行动，认为这些行动是对文明政府的羞辱，令这些行动所在的时代蒙羞”。

PS，“达布罗夫斯基”显然是Dąbrowski，“多姆布罗夫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