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十讲》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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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小序来解读，苏轼应该是被雨淋了，但在“同行皆狼狈”时，他却穿着芒鞋，拄着竹杖，在风雨中吟啸徐行，直到雨过天晴。所以这个“一蓑”不是一件蓑衣，这个“蓑”是个特殊的量词，表示一件蓑衣足以抵挡的雨量，也就是不太大的春雨。东坡词中与此相似的量词，还有《如梦令》（为向东坡传语）中“江上一犁春雨”（《东坡乐府笺》卷三）的“犁”，这“一犁”表示恰宜犁地春耕的合适雨量。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六、也无风雨也无晴 -
（苏轼《予以事系御史台狱…》）这大概是写到“夜雨”的诗里最感人至深的一首，传说神宗皇帝也读到了此诗，被唤起同情之心，于是饶他不死。这种传说也许反映出人们的良好愿望：以诗获“罪”的苏轼，终于也以诗自救。不过对于苏轼来说，无论以诗获“罪”还是以诗自救，应该都是一件荒诞的事。因为一个官员再怎么诗语“不逊”，或者政见分歧，究竟都是在为朝廷谋策，就算是尖刻酸冷的讥讽，也出于对赵家皇朝的一腔热情，动机是没有丝毫恶毒的，如果竟因热情得过头了而被杀，那当事人将会有何种心态呢？一个习惯于一元化的文化模式，价值观比较单一的人不是深刻检讨自己的错误，洗心革面，便是指责“小人”蒙蔽了君主，怨愤难解。但苏轼的情况与此不同，他具有多元化的价值观，主张异论的正当性，因此不会认错；又足以明白他的君主并未被“小人”蒙蔽，造成困境的真实原因是君主的政见与对方一致，而自己与他们不同。所以，遭此绝境的苏轼，会有一种相当现代的“荒诞”感，此诗的开头，便是中国古诗中极其少见的一片荒诞景象：在圣主治世，力行改革，万物都向荣的伟大时代，只有一个草芥小臣，因为愚暗而自投死路。充满了万文光芒的背景下一个微不足道的即将被光明所的黑暗主体：面临死亡的苏轼如此形容自己的生命，这是对荒诞的深刻体认。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八讲 元祐党争 -
对于人生的逆境，做到意志上“不屈服”并不是最困难的，更难的是处于逆境而仍能“清明在躬”，具有正确的认识能力。这是因为，处在逆境中的人，除自伤其处境凄凉外，还会因怨愤不平，而使情思、行为失去控制，非唯戕害身体，而且心志素乱，容易产生偏见。如果一个人经常陷入偏见，即便意志再坚强，也等于已经被逆境所击败。所以，司马迁说过：“小雅怨诽而不乱。”即便有怨愤之情，也不能让它紊乱心神。只有心神平定宁静，不受搅乱，才是真正的战胜逆境。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五、诗可以怨 -
当然，“鸿飞那复计东西”，此时的苏轼对于人生的感受，确是不由自主，充满偶然性的。从仕宦的实况来说，这样的感受将会延续一生，所以这个“鸿”的意象在他以后的诗词中也不断重现。直到他去世，苏辙在《祭亡兄端明文》中依然用“鸿”来比喻兄长的身世： “涉世多艰，竟奚所为。如鸿风飞，流落四维。”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苏轼诗词对“鸿”的书写 -
“拣尽寒枝不肯栖”，情愿停留在寂寞的沙洲上，表明这“孤鸿”对自己的栖身之地有所选择。有选择就是一种主体意识，与完全被动的随风飘荡之鸿有所不同了。——这不能不说是贬谪的打击唤醒了苏轼对主体性的自觉，大抵贬居的时候对“自我”的关心总比身任要职时期更多。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苏轼诗词对“鸿”的书写 -
这首诗里没有“鸿”，但首句“到处相逢亦偶然”，正好就是“雪泥鸿爪”喻义的直写。太渺小的生命个体在太巨大的空间里不由自主地飘落，所到所遇无不充满偶然性，同梦境没有根本区别。[...] 不过，苏轼也提醒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如此渺小的个体在如此巨大的空间飘落，而居然能够重逢，那简直是个奇迹，足可快慰平生。所以，此诗的后两句扭转了悲观的意思，等于是在提议为“重逢”而干杯！[...]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苏轼诗词对“鸿”的书写 -
万里南迁的苏轼，在途中跟苏辙见了一面，于绍圣元年（1094）秋天翻过了大庾岭，作诗云：“浩然天地间，唯我独也正。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过大庾岭》）进入岭南意味着告别了“步步踏陈迹”的被动重复之生涯，来到海阔天空之处，再次获得黄州时期那样对自我的关注。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二、“磨牛”与“黄犊” -
[熙宁三年，御史台（受王安石指使）弹劾苏轼，司马光和苏轼先后离开朝廷，一个去洛阳，一个去杭州。] 从以上所叙关于“新法”的争议经过和朝廷的处置方式来看，反对“新法”虽然可能冒犯君、相，但作为一种政见本身是被许可的。这些“新法”既然都交给大家讨论，当然没有不许人提出反对意见的道理，而且北宋的文官制度本来就允许官员对现行政策持不同意见，为了不至于妨碍这政策的实施，通常的处置方法是罢去反对者在京城担任的要职，但一般都会让他们保留原先的级别，去担任地方官，至少不会对他们问“罪”。[...]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关于“新法”的争议和苏轼的态度 -
“诗案”过去了许多年后，苏轼的政敌和朋友刘安世回忆说：“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与朝廷争胜耳。”（马永卿《元城语录》）这句简短的话击中了要害，“诗案”的本质，并不是几个“小人”对苏轼的嫉恨和陷害，而是神宗亲自主持的“朝廷”对这位声名藉甚的异议者的惩罚。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二、从熙宁到元丰 -
[崔台符，曾长期担任知审刑院，乌台诗案时任大理寺卿，《宋史》中评价不高。] 虽然据史书的说法，他在政治上似乎属于“新党”，执法方面也显得严苛，但在“乌台诗案”的判决上，他所领导的大理寺和具有影响的审刑院，却能顶住御史台的政治压力，保证苏轼获得合法的处置，并不在法律之外加以重刑。遭遇“诗案”当然是苏轼的不幸，但他也不妨庆幸他的时代已具备可称完善的“鞫谳分司”制度，以及这种制度所培养起来的司法官员的专业精神，即便拥有此种精神的人是他的政敌。大概在北宋时代，真正替犯案的人维护权利，并不依靠包龙图那样的清官，而靠比较严密的司法制度。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四、“乌台诗案”的审判 -
[《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苏轼传》的意思都是说，御史台意图把苏轼置于死地，但神宗使用皇帝特权，没杀。] 照这个说法，宋神宗对苏轼“独怜之”，给予了特别的宽容，才绕其性命，将他贬谪黄州。类似的表述方式在传统史籍中十分常见，其目的是归恶于臣下而归恩于皇上，经常给我们探讨相关问题带来困惑。其实这种说法本身经不起推敲。固然，与御史台的态度相比，神宗的处置显得宽容；但御史台并非“诗案”的判决机构，既然大理寺、审刑院已经依法判其免罪，则神宗的宽容在这里可谓毫无必要。恰恰相反，“审刑院本”使用的“特责”一词，准确地刻画出这一处置的性质，不是特别的宽容，而是特别的惩罚。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五、“乌台诗案”的结果 -
苏轼不在洛阳，但也有他自己的交游圈，而且不断扩大，他的名声和才华，或许也得加上他的性格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他的赞同者、追随者。由于印刷术的进步而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出版业，也找到了最佳的合作者，杭州的出版商马上就抓住机会，开板雕印苏轼在杭州的作品，名为《苏子瞻学士钱塘集》。这部集子虽然失传，但它是我们目前可以考知的作家生前出版作品集的最早个案，换句话说，这是中国出版业与当代诗人的第一次合作。很显然，这一合作是非常成功的，《钱塘集》的市场效果肯定不错，以至于出版商对它不断增订，到了元丰初年，又推出一部《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而恰恰就是这部增订版的《钱塘集》，在“乌台诗案”中成为主要“罪证”。我们知道，“乌台诗案”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字狱，但确实是第一件以出版物为“罪证”的文字狱。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二、从熙宁到元丰 -
从文学上说，[...]可以称为苏轼的名作。字面意思与真实情绪之间的矛盾张力，是这首诗吸引人之处。嗟叹“离群”，仿佛自伤处境凄凉，其实是独立不倚的自我肯定；“耳冷心灰百不闻”，仿佛消极沉闷，其实并不是真的不管事，据《宋史》记载：“时惟杭、越、湖三州格新法不行。”当时曾巩在越州抗拒免役法，苏轼与孙觉也分别在杭、湖二州抗拒盐法，故“百不闻”之语，其实是不听命令，二人之间，当自有会心；“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字面上是说回避不谈，实际上，读者都能感觉到，那语调间透着一股傲岸不屈的迈往之气。在如此青山面前，世事不值得一谈：这正是诗人的襟抱。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六、特别的“诗话” -
士大夫的自我表达，在下阙中呈现得更为明确而复杂。喝酒壮胆，是表达他的激情，这种激情冲淡了对于岁月流逝、两鬓微霜的忧虑。不过，毕竟岁月流逝而壮志难酬，什么时候皇帝会派一个使者来给自己委以重任呢？这一层意思似乎不宜直说，所以苏轼采取用典的方式来曲折地表达。不过，典故也只是勉强地表达出希望被重用的意思，其实苏轼的处境跟汉代的魏尚并不相同。魏尚是汉文帝时代的云中太守，抵御匈奴，颇有战功，只因报功时略有误差，被贬官削爵。这是因为皇帝不了解情况，未识别其才能，后来得到冯唐的说明，便开释了误会。苏轼的情况与此不同，宋神宗对他并非缺乏了解，相反，对他的才能是有足够认识的，其间也没有多大的误会，不加重用的根本原因在于政见不同。[...]对此，苏轼本人心中肯定有数，所以最后也是非常勉强地把自己和皇帝捉置在一条战线上：面对外国，他们总是一致的。虽然从历史上的边关英雄写到自己立功边疆的志向，似乎顺理成章，但后来的事实表明，苏轼其实并不赞成向西夏用兵。我们了解苏轼的生平和政见后，就会感觉这首词的下阙表达得十分复杂，不像字面意思那样简单。如果君臣之间只有在面对外国时才能勉强寻求到一致的立场，那么这位士大夫的苦闷几乎就是无法销释的，更何况这对外作战的说法也是言不由衷。实际上，苏轼根本没有和宋神宗合作的可能，他只好抱着一腔笼统抽象的报国激情，没有具体实践的途经。然而这抽象笼统的激情却又确实存在，无处释放，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接近神话的形象：他把雕弓拉得如满月一般，向天上的星座射去。[...]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二、《念奴娇·赤壁怀古》与“豪放词” -
这首词的前面有一段小序，说明了写作的原委。从词的文本的发展历史来说，苏轼这样的做法也颇具意义，很可能是“以诗为词”的一项最有价值的成果。在苏轼以前，填词大抵没有题目，只标一个词牌，即乐曲名，接下来就是词的正文了。但从苏轼的词集《东坡乐府》始，词牌与正文之间，还有一行字，长短不同。现在，我们把较短的叫做词题，较长的则称为词序。[...]可以说，大量地制作词题、词序，是苏轼对词的文本发展史做出的一个贡献。现代对于作品文本的研究中，正文之外的附带部分，我们叫作“副文本”，如序跋、夹注，等等，它们的作用在于限定作品的意义指向。具体就这首《定风波》来说，小序的存在，交代了确定的写作场合，对于抒情性的作品而言，就凸显了抒情者的个体情景，从而加强了个性化的程度。从观念上说，这是对“作者权”的强调， 表明何时何地何种情境下，由何人创造了这个作品。换句话说，题序可以被视为作者的一个声明：“这个作品是我的。”所以，苏轼制作题序的意义在于，他开始把词当做自己要负责的一个作品，与诗一样。而在此之前，人们只习惯把诗文当做自己的作品，词只是临时填写了交付歌女去唱的，唱过就算了，不视为作品。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六、也无风雨也无晴 -
一曲《定风波》，这真是人间的绝唱。并不是因为熬过了风雨而骄傲，也不仅是对风雨安之若素，而是一笔勾销，并无风雨。比之当年的晴、雨两佳，这次更为明净透彻。不管外在的境遇如何变幻，都如云烟过眼，明净透彻的心灵不会被外物所困折，因为无所计较，故而所向无敌。这不是一种虚无主义，而是明白宇宙与人生的真谛后，对身世利害的断然超越。如此才可以“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苏辙《亡兄子瞻短命墓志铭》），🙏一切的牵绊，去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六、也无风雨也无晴 -
苏轼翻看着这本《庐山记》，边读边游，不知是不是就在著名的香炉峰瀑布下，苏轼回顾了此书所载唐代描写这一景观的佳句，一是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一是徐凝的“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苏轼对徐凝的写法感到不满，所以禁不住作了一首绝句，夸奖李白是“谪仙词”，而贬徐凝是“恶诗”。这可能只是一时兴到而已，但他这一番褒贬成了后世诗论家的谈资，许多人觉得，徐凝的诗还算不得“恶诗”，只不该跟李白去比。可能在苏轼的心目中，既然是写诗，那当然就应该跟李白去比。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三、苏轼的庐山诗偈 -
从日记可见，陆游在黄州最主要的活动，就是缅怀苏轼的遗迹，同时便联想起苏轼的许多作品，其中也包括这两首《如梦令》。我们从陆游的描述中看到，东坡雪堂的四壁雪景，在南北宋之交的战火之余，仍保存完好，堂中还有了苏轼的像。《满庭芳》词中的“堂前细柳”，在陆游到来时，已长成了“堂东大柳”。《如梦令》两次写到“小桥”，而陆游看到“小桥”二字已成为此桥的榜额。他还听说，原来这小桥只是一段石梁而已，但现在变成了比较宽阔的木桥，而且桥上还盖了一间屋子。这看来像个桥亭，而“小桥”二字的榜额，大概就题在亭门上吧。不过陆游觉得“颇败人意”，还不如简单的一段石梁，更有“小桥流水”的风貌。被改变的遗迹，令陆游很不满意，因为他对“雪压小桥无路”“莫忘小桥流水”的词句，记得实在太清楚了，他向往着朴素简洁的词境，也知道这才是玉堂深处的苏轼所曾深切怀念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四、家在牛栏西复西 -
据说蜀冈上的井水与岷江相通，水味相似，故苏轼称为“乡味”。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三、家在江南黄叶村 -
这是一位不肯“归去”的“谪仙”，他愿意永留人间，陪伴他的兄弟，陪伴君主，陪伴所有的世人。我们从这里听见了“谪仙”的心声，他是如此留恋人世，尽管有许多不平，尽管人世间有许多人给予他的只是打击和上海，他依然深爱这个人间，而为人世的生活唱出衷心的赞歌。东坡居士的“家”，就在人间。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五、但愿人长久
作者: 朱刚
isbn: 7542666630
书名: 苏轼十讲
页数: 448
出品方: 微言传媒
定价: 58.00元
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19-7
装帧: 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