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

弗洛伊德曾经描述过幼童的一种奇行，他发现他们有时会把自己藏起来，好让大人找不着，这时他们会感到格外的紧张，深怕大人会自此忘却他们，甚至趁机抛弃他们。可是在这个躲藏的过程里，他们却又享受着刺激的快感，把它当成一个好玩的游戏。然后，他们或者被发现，或者干脆耐不住性子自己跑了出来，与父母相拥团圆。这就是有名的“去/来”（fort/da）游戏，后来成了精神分析史上著名的模式，引起无数的诠释和争论。有学者认为这是自虐的基本形式之一；先是自我制造一个被舍弃被厌恶的状态，同时暗自咀嚼其中的痛苦刺激，于是可以期待破镜重圆的圆满幸福。正如一人偏执地怀疑伴侣的不忠，把任何小事理解为对方变心的蛛丝马迹，甚或幻想出丰富的情节。表面上他很痛苦，实际上他很享受。当伴侣九牛二虎地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之后，他那失而复得的满足才能达到最高程度。 问题是这个结局并不是真的结局，对爱侣忠诚奉献、对父母全心爱护，以至于对他人的认同，肯定是一个永无止尽的追寻。所以小孩会一遍又一遍地玩着这种游戏，情侣会一遍又一遍地期待誓言与许诺，直至我们真正长大真正自

喜欢这段话，有时候真的觉得很浮躁，但打败浮躁的方式不是喊出来，而是静静地做一个听众：别人的听众，自己的听众。

我只知道这是一个急躁而喧嚣的时代，我们就像住在一个闹腾腾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放大了喉咙喊叫。为了让他们听到我说的话，我只好比他们还大声。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别人到底在讲什么。 也许我们乖得太久了，不想再当个只能听话的傻孩子，所以我们现在都有话要说。周遭如此喧哗，我必须用尽心思把文章的标题起得耸动一点，让我发言的姿态张狂一点。也许我说得没有什么道理，但起码我被人听到了；也许别人没听懂我到底说的是什么，可是说话的语调和姿态要比说出来的内容还重要；因为正是那些语调与姿态让我被人看见。被人看见，所以我存在。

中国人好谈政治，往往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政府的位置，常常以当局的利益及视角为“大局”，乃至于诡异地忘却自身，居然很乐于牺牲自己的权益去配合“大局”，十分地无私。中国文人更有当国师的传统欲望，尤其容易养成这种不把自我当回事的“大局观”，有时还不限于策论，更要主动充当政府发言人，替官抚民。

因为按照自己的学术良心与知识修养说真话，乃是一切知识分子都该共同享有共同认定的根本品格。我们可以不同意一位学者的某些言论，不赞成他的既定立场；可是我们必须尊重他对着权力说出自己相信的真话的勇气和尊严。

1、除非你是梁启超，有一支生花妙笔，能够痛快淋漓地把四万万人的心底话都写出来，或者是林行止，香江第一健笔，能日日笔耕，每年一本集子恰恰就是整个时代的记录；否则，把时事评论结册出书又有什么意义呢？2、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3、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志趣；江山不幸诗家幸。4、依照舍勒，怨恨是一种对他人不满的情绪反应，这种情绪是种潜藏心中隐忍未发的怒意，毒蛇般地折磨和扭曲了一个人的正常心智与价值观。所以要隐忍不发，是因为有这种情绪的人根本没有发泄报复的能力。这种怨恨的由来有二，一是受到他人的侮辱，二是嫉妒他人拥有的东西，觉得那东西本该为己所有。可是他人的地位比自己高，实力比自己强；我不只没法抢夺他拥有的一切，没法改变我和他的差距，甚至连对之发作都不敢。这时就会出现“价值位移”（value shifts）的现象了，意思是颠倒价值常规，把自己得不到的说成是不好的，将自己的低下处境说成是高等的。就像阿 Q 和人打了一架之后却以自己的卑贱无能为美，又像中国给列强欺凌之后表扬自己热爱和平。5、20 世纪的德国思想家舍勒（Max Scheler）继尼采之后，深入挖掘了人类的“怨恨”（ressentiment）心理，他的说法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现代中国的阿 Q 心态。6、舍勒认为怨恨不只存在于个人内心，它还可以是社会群体的共有情绪，只要符合了两个条件，它就会产生。这两个条件之一是自己这个群体可以和其他群体比较；之二是觉得被怨恨嫉妒的群体之地位是自己可以达到，甚至本来就应该属于自己的。7、怨恨的表达相当多样，除了颠倒地肯定自我（比如说把随地吐痰讲成是中国人自在随意的表现），它还可以是种稍经刺激就立刻动怒的敏感反应（例如把某些国家的旅游景点特意以中文书写的“禁止吐痰”警告牌单纯地解读为歧视中国人）。更可怕的，是一种自我贬损的冲动。8、这种变态心理的反面表现则是盲目的自我肯定，例如以制造世上最长的拉面或全世界 “寿”字最多的一面墙等古灵精怪的世界纪录为乐。许多个人、团体以至于地方政府乐此不疲地去创造或打破这些纪录，为的就是在那部巨大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上多添一行用放大镜才看得清的“世界第一”。9、战时死亡人数最多的俄罗斯在纳粹德国投降的六十周年，于莫斯 科红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反观死伤数字比得上俄罗斯、战时国体残败犹有过之的中国，对之却表现得相当低调。而且全国上下的官方机构、各级传媒也是多谈当年的苦难国耻，少谈胜战的荣耀喜悦。10、当中国官民不断抗议施压，要求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要再去靖国神社参拜；当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投降六十周年纪念的那一天，日本民众以破纪录的人数前往靖国神社致祭——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如果中国的老百姓想在这一天公开追悼在抗战中死去的平民和军人，他们会去哪里？他们能去哪里？11、所有的死者纪念碑都是一种责任的要求，它把死者的死因与现存者的生活以道德义务的形式捆绑起来，要求生者明确认识自己的活与死者的死有因果关系，要求生者以纪念的方式履行对死者的义务。而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一座典型的无名英雄纪念碑，是现代民族国家用来纪念其创基人，然后凝聚民族认同的常见手段。其无名可以形成一种意义上的空洞，让民族国家的建立超乎个人行为，诉诸集体的牺牲与经历。简单地说，每一座无名的民族英雄纪念碑都在诉说一段故事，一段关于国家诞生的故事，一段现政权合法由来的故事。看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碑文，不难发现它表达了一种从无产阶级革命史观出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故事。抗战在这 1840 年以来的故事里只不过是一个片段。13、我们就会看到中国原来没有一个专门保存战死军人灵位与遗体的国家级墓园，更没有一个全面纪念抗战死难军民的国家级建设。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14、想要与日本促成全面的历史和解，首先要自己与真相和解，舔一舔自己的伤口。15、多年以来，中国和海外的史学界对抗战的历史研究已经推进了不少，可是大家的成果仍然没有进入大众的意识和教育的层面，特别是汉奸那一段往事。今天换上更客观的目光重新审视他们，不是翻案，也不是单纯的学术兴趣，而是为了更好的道德教育。可别忘了，所谓的“是非不分”，并不是指有些人不知是非为何物，而是他们虽有是非观念但不知怎样实践在具体的时空当中。汉奸的历史不就正好说明了这点吗？16、人类学者蔡华教授《一个无父无夫的社会17、假如我有一个孩子，我一定也要让他知道摩梭人的故事。让他晓得，我们习惯的正常其实不是惟一。18、假如你问：“什么是中国？”孩子，这就是中国了。你我何其幸运，生在这样的一个国度，同时拥有儒家、道家、伊斯兰和藏传佛教等深厚的传统可以学习，有几十个民族多姿多彩的文化可以继承，有大陆的本土左翼思想脉络，有香港的英式法治文化，有台湾的民主实验……这一切一切都是中国。想象一下，它们的交流冲撞，会爆发出何等巨大的能量呢？我们为什么热爱中国？那是因为它的多元是如此地美丽。19、最后，我们发现再古老的形象也可以焕发全新的气息，威权霸道如皇冠也能够变成可爱的象征。问题只在于有没有想像力，有没有敢于突破陈规的创造勇气，有没有真正的高手去执行工作。 再回到中国龙的争论,我们的问题就很清楚了。新形象的念头来自何处？它有没有全新的施政风格去配合呢？这个形象是做给自己人看的呢，还是纯粹指向外人？国民认同这个新形象吗？又有什么程序去保证这点？谁有资格去负责这项重要的计划呢？就是吴友富教授吗？20、以故宫的现状看来，它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让美国连锁咖啡店轻易进场，甚至也不是我之前所说的没有品位；而是它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不晓得要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与其争论高而大的文化入侵，大家不如一齐探讨故宫究竟是个什么东西。21、什么叫做“计划形象”？什么是“正面”效应？我们看看北京奥运开幕式上的两桩“造假”事件就知道了。 首先是那场先声夺人的巨型足印烟火秀。原来北京奥组委深怕现场效果不如理想，所以预先以计算机动画技术录制了这个场面，然后把它加插在当晚的实况直播里头。虽然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在事后的访问中立刻承认此事，但我们还是不能不说，这个手段已经完全改变了大家对“实况直播”四个字的一贯认知。顾名思义，“实况直播”就是实时地把发生在某一地点的事件直接传送给观众。如果主办机构明明知道自己会在这次演出里插进如此一段加工画面，但又不立即以字幕等形式坦白声明，这晚的“实况直播”难道还不是一个骗局吗？ 其次则是赢尽全球观众欢心的林妙可被揭发只是那段《歌唱祖国》的幕前替身，真正在演唱的其实是背后的杨沛宜。按照中国媒体的习惯说法，这是不折不扣的“假唱”，不止有违职业操守，甚至还可能触犯了国家为打击“假唱”歪风而专门订立的政令。就算退一万步讲，你也总该还幕后代唱的杨沛宜一个名誉，让全球观众知道是谁在演唱吧。即便是电视电影这些娱乐产业，也总会把替身演员的名字全部列出。如今一场史上最多观众收看的电视大秀怎能公然做出这么不公平的劣行呢？ 根据开幕式音乐总监陈其钢的说法，这么做是为了“国家利益”。因为林妙可虽然长得很漂亮，但歌声的音域却不够宽；而杨沛宜的演唱美则美矣，却又坏在正处换牙期，形象不佳。也就是说，无论是一个相貌可爱但歌唱得不好的小女孩，还是一个声比天籁但样子不够动人的小女孩，都不能恰当地满足“国家利益”。这番话传出之后，舆论哗然，大家都不能理解这等小事何以会上升到“国家利益”的高度；更有许多人为杨沛宜抱不平，觉得她清丽可人，丝毫不下于林妙可。 音乐圈的人都晓得贵为现代音乐大师梅湘(Olivier Messiaen)关门弟子的陈其钢，实乃当世华人作曲家中的佼佼者，艺术成就甚至要比他的同学谭盾还高。而且他一向爱惜羽毛，从不苟且，是个很有个性的艺术家。这回怎么会做出这等既违反艺术原则又不符国际常规的事呢？其实陈其钢也把答案说出来了，那是因为一名政治局委员表达过意见。后来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他更明言自己有责任道出真相 ，要还杨沛宜一个公道。 故事仍未结束。这个事件曝光之后，不只令外界对美轮美奂的京奥开幕式的印象打了折扣；也让当局非常尴尬。于是两日之后，这条消息就迅速地被内地各大网站删去，变成一则失踪的事故。 这个故事恰巧说明了中国政府“计划形象”工程的盲点。所谓“计划形象”，我指的是一种由官员主动构想出来的抽象的政府和国家形象，然后以各种刚性手段将它套在现实之上的工程。22、假如城市只是一面地图，政府当然可以大胆规划，任意在上面修大道开运河；假如社会只是一张白纸，政府也能够为所欲为，在上头画出自己理想中的“正面形象”。 但是现实社会不是地图也不是白纸，尤其现在的社会，阶层分化，媒体发达，所有人都有不同的渠道去发放和获得各种信息。就和计划经济总是难以掌握全部经济信息一样，计划形象也不可能获知和垄断所有和政府形象有关的信息与反馈。23、我们的心愿是什么？我们暗地里的期盼是把两岸关系当成兄弟般的关系，政治的纷扰化成自家人的误解；只要是兄弟，又怎能不一笑泯恩仇？只要是自己人，又有什么是谈不拢的呢？“汪辜会谈”之所以成为传说，是它的个人色彩掩盖了政治本质，少了明刀明枪的硬朗，多了曲折朦胧的蕴藉。这正是中国式的政治协商谈判，把一切公共的都转化成私人的，将两个阵营的事压缩成两个朋友的轻酌浅唱。在这个意义上，“汪辜会谈”不只是一出当年两岸合演的好戏，还是投射了中国人集体记忆的两岸关系之具体而微的象征。24、不用明言的国际常规，它的根源就是“西敏寺体系”(Westminster System，源于英国的议会内阁制)里的“部长问责”了。所谓“部长问责”，意思是一个内阁部门里头只要出现了贪污、政策失当和行政措施的失误，不管它的部长事先知情与否，也不管他是不是直接参与了那些犯了错误的决定，他都要负起责任；而负责的终极体现就是自己辞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