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城者

原文摘录   · · · · · · 

• 《造城者》的一大贡献是在实证的基础上丰富了对城市开发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理论工具。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有关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与权力结构研究开始在美国的政治经济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城市舞台摇身变为城市战场，底特律的种族间仇恨演化成暴力对抗、西岸校园暴乱、东岸简・雅各布斯对時罗伯特・摩西，都成了60年代西方城市运动的标志。学者们开始反思城市政策的影响，探寻谁是这些政策的受益者、谁左右了決策。城市更新不再被简单地看作一种进步的进程，城市开发的政策与其社会经济根源和决策过程联系起来，成为后续城市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正如罗伯特・达尔（ Robert Dahl）研究耶鲁大学所在城市黑文的书名一样《谁在管治？》，卡斯特尔（ Manuel Castells）在1977年的《城市问题》（ The Urban Question）中指出，城市的政治冲突已经在空间上表现为从生产领域（如工厂）到消费领域（如住房和公共空间）的转移。新马克思主义修正了古典经济学中聚集经济的观点，提出空间集聚源自资本的驱使，而不是劳动者或者消费市场的自主选择，正如大卫・哈维（ David Harvey）一直以来不断论述的观点，“资本积累和城市化如影随形”，资本流动带来空间集聚的同时也带来日渐增长的隔离和碎片化；并且，任何集聚都是不稳定的，因其带有内在的冲突，资本主义需要地理的扩张和重构来释放持续的资本积累需求所带来的压力，在随时可能爆发的危机阴影下，无穷尽地寻求空间修复（ spatial fix）的更新版本。“我像是在一台上市公司的跑步机上。那些分析师们无时无刻不在盯着你。” ——《造城者》中一位大型英国房地产公司投资总监如是说。 (查看原文)

  momo 1赞 2021-04-23 18:22:08

• 在此前提下，城市增长机器论（urban growth machine）结合美国城市政治经济的具体情境，提出为了增加税收、募集竞选资金和扩大商业利益或者政治影响力等多种目的，政府官员和经济精英往往会结成增长联盟，推行有利于资本利益的公共政策，规避会给资本增值带来负担的再分配政策。……费恩斯坦夫妇认为，增长不足以涵盖所有地方的政治经济本质，根据他们的观察（和展望），至少可以分为维持型、发展型、进步型和机会扩张型四种类型的地方政体。在这里，政体（regime）一词专指政府和私营部门、地方精英、社会团体之间所建立起来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通过这种制度安排实现政治经济利益的交换和城市的治理。 (查看原文)

  momo 1赞 2021-04-23 18:2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