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后即弃的人

在本书第一次出版前夕，萨勒玛·明特·萨卢姆（Salma Mint Saloum）逃出了奴隶制。她的奴隶状态似乎更像是 19 世纪的，而不是 21 世纪的。与“地下铁路”（Underground Railroad）中的奴隶一样，她穿越荒野来到一条宽阔的河流面前，自由在河对岸等着。但是她要穿过的“约旦河”不是俄亥俄河，而是塞内加尔河，因为萨勒玛在毛里塔尼亚生为奴隶。

跟哈丽雅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一样，萨勒玛逃向自由后不久，便义无反顾地重回危险之中，一个接一个地拯救她的孩子们。在她离开塞内加尔后，她祈祷自己能够在美国找到一处安身之所。正是在辛辛那提，靠近俄亥俄河的两岸，她告诉了我她的故事：

我五岁就开始工作，过去常常做我母亲做过的事。我清洗盘子并帮助我的母亲，给年幼的孩子洗衣服，为母亲收拾柴火。我为主人工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主人的利益。

有时候，我会听到父母谈论主人们。他们会说希望这一切在将来某天会结束。但其实他们并不想要这一切都结束，因为他们无处可去。他们想要一切结束，但是他们不知道能去哪里，也没有其他人能够投奔。他们想要却不能离开，不，并不。他们不能依靠自己离开，因为即使他们逃走，主人们也会把他们抓回来。

我的父母从未提过逃亡，他们甚至从未想过这件事。我是唯一一个想过如何逃走的。在我 30 岁时就开始思考这件事。有一天，我逃走了，但被他们抓了回来。

我第一次逃走那天，非常疲惫。我再也受不了了，我想我一定要逃走，一定要这么做。前一天，他们在毒打我的母亲，只是因为她做的饭咸了。（我逃走那天）是在深夜，在完成所有工作后很晚很晚的夜里。我对母亲什么都没说。

因为迷路，萨勒玛被邻居抓到并送回给她的主人。她交代了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我们回来后，我手脚被捆，有一个人负责打我。在那之后，我很长时间不会说话。他们也不让我吃任何东西。主人告诉他们，不要给她任何东西吃。我不记得究竟有多久，可能是四天。我记得我的母亲常常深夜偷一些东西带给我。我待在他们捆奴隶的地方，他们在打你之前会把你放在这里。他们在沙地上立起一块钢，在沙地上立起一块非常坚硬的钢，就像钢柱，然后把我的手脚绑在钢柱上毒打我，接着把我扔在那里。母亲时常会偷一点东西过来，但并不是一直如此。她会过来用手喂一些粗麦粉到我嘴里。

他们拿着自制的鞭打奴隶的工具 — 一个缠着皮革的木棍—打我。他们将皮革切成条，然后缠到木棍上，一个木棍上会缠很多条，每条可能有 12 英尺长。他们会拿着木棍，用皮鞭抽打我们。

当我被绑在那里时，我就想，如果这一次不死的话，我还会重来一次，再次逃走。我知道我一定会的。我始终想的都是这些，他们打完我后，我将会重新来过。我一直在想，如果大难不死，我一定还会逃走。这就是我脑子里所想的一切。

萨勒玛只是 20 世纪末数百万个隐形的奴隶中的一个，写作本书是一

场发现之旅，它找到了这些奴隶，并试图理解他们是如何融入我们当今

的世界的。这场旅行带我见到了萨勒玛和其他的奴隶或前奴隶，在整个

过程中我成为担起旧任务的新人：废奴主义者。

你能够用皮鞭打倒我

当我开始努力做研究、写作时，如果那时有人告诉我出自这本书的故事，坦白说，我不会相信。本书改变了我的生命，我也能够谦虚而带有一丝谨慎地讲，它似乎也已经改变了其他人的生命。当然，带给人们一种看待世界的新视野是重要主题，但当我把它写到纸上时，我难以想象它将如何完成。

本书的写作悄然来临，最早的刺激来自一份传单，我在伦敦进行户外活动时捡到它，上面写道，“当今世界尚有百万奴隶”。那是 1993 年，我是一位大学讲师。我承认自己在应对这样大胆的标题时，产生了一种傲慢与自大的不堪混合。作为一个多年参与人权活动的积极分子和学者，我当时想：“如果连我都不知道这些，它怎么可能是真的呢？”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挑战，心灵和头脑花了好长时间才跟上。

我把传单塞到口袋里，在回家的路上阅读。里面全是些逸事：一个斯里兰卡的孩子被奴役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骆驼骑师的故事；一个东欧妇女被贩卖为妓女的故事；关于一个印度农村家庭陷入世袭债务质役的描述。这都是些感人的故事，但是那数百万的奴隶在哪里？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我想要的不仅仅是逸事，而是证据、数据。我差点把传单扔掉，因为我认为这些不过是狂妄的指控。但是有些事开始在我心里犯嘀咕，如果是真的呢？如果真的有数百万人生活在奴隶制下又怎么办？如果真的只是我们所有人—政府、人权组织、媒体、公众—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呢？真的可能会有数百万人生活在奴隶制下而公众一无所知吗？毕竟，所有人都知道奴隶制已经在 19 世纪结束了，可能这些只是 血汗工厂中薪资低廉的工人，他们重新被贴上奴隶的标签，以此夸大自己的悲惨处境。如果真有数百万人在奴隶制中，它怎么可能会如此隐蔽，我们又能做什么来解放他们？数百万隐藏的奴隶看起来不太可能，但我挥之不去的想法是，如果真有这么多人仍在奴隶制中，那么找到他们就是像我一样的社会研究者的任务了。

我在大学图书馆，以“奴隶制”为关键词在学术文献中检索。顷刻便得到超过 3000 篇期刊文章的题目和摘要，远超我的预料。我坐在那儿与它们打了个持久战，在一天就要结束的时候，我已经发现数千篇文章都是研究历史上的奴隶制的，只有两篇涉及当代奴隶制。它们都没能回答我的问题，数百万的奴隶究竟在哪里？

我开始广泛撒网，寻找更多信息来源，人权组织、政府报告、联合国、“反奴隶制国际”（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等，后者在 1993 年只是过去宏大反奴隶运动的残余，坐落在一个老建筑潮湿而阴暗的地下室。这些信息源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案例，我按照国家和奴隶制的类型将它们组织起来。由于信息源一个接一个，我把学生们拉进来帮助挖掘和筛选信息，同时聘请一位研究员，以便能够看得更长远些。一个模糊的全球奴隶制分布图逐渐浮现，而我也开始理解为何它会隐藏起来。

奴隶制隐藏在无知的厚幕之下，被奴隶制已经灭亡的常识假定遮蔽。由于奴隶制在每个国家都属违法，犯罪的奴隶主们将其行为隐藏。20 世纪 90 年代大多数人都非常确信，奴隶制已经不存在了，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既然每个人都知道奴隶制仅仅存在于过去，任何不这么认为的人便会被视为怪人。公众如此确信以致“奴隶制”一词迅速丧失它的含义。有人声称乱伦是奴隶制，还有人认为房贷是一种奴隶制的形式，更有人说监狱里的人都是奴隶。在美国，右翼政客则鼓吹税收是奴隶制。随着真实情况被假定远去，甚至词义几经偷换，真正的奴隶制遁入无形。

现在，很奇怪的是，我不得不妥协于另一件和奴隶制同样严重的事情—人们总是一边说“人人都知道它不存在”，一边离（我）这个明显的疯子远一点。甚至当在大学研讨课上摆出证据时，我也从未能够带着听众越过关于奴隶制界定的知识混战阶段。不久，我便停止了这样的尝试，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通过思考得出一个工作定义来组织我的研究，并且暂时保密。

在我建立起奴隶制的图景后，每一组新的事实会产生新的问题。我开始意识到，一个更大规模的研究计划是必须的。然后，在一次长途汽车旅行中，金尼·鲍曼（Ginny Baumann）和我试着写下所有理解当下奴隶制必须回答的问题。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展开了现代奴隶制的研究。

见到用后即弃之人

我认为我很坚强。1996 年年底，在去泰国开始我首次研究之旅的时候，我相信我能够妥善处理遇到的所有事情。毕竟，我在监狱里工作过，也研究过酷刑，但这都在我与奴隶们面对面谈话之前。整个奴隶制的核心是暴力，而我已经低估了我将目击的暴力的深度、复杂、残忍、无情和强烈。

许多读者告诉我，书中对奴隶制的暴力的描述令人不忍卒读。一些读者说要小剂量阅读，还有读者说他们读一会儿就会停下来，因为眼泪开始止不住地流。真相是我隐去的远比已写的多，我见到了如此多的暴力和苦难，但就是不能将它们一一道出。我觉得，苦难的书写和阅读存在一个界限，越过了这个界限就只剩下麻木和困惑。我开始更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困惑。当我花更多的时间和这些身处奴隶制地狱中的人们在一起，我便将地狱的一部分带入我的头脑和心灵。恼人而可怕的梦魇，无法抑制的怒火、失眠、感情麻木开始侵蚀我。我发现有一些经历，我一讲述甚至一想到，就忍不住哭出来。无论我感到多么镇定或有控制力，也不论我多么努力去控制，一旦我开始讲某些故事，眼泪便喷涌而出。

本书出版几年之后，在一次聚会上，我与一位女士聊天。她问了我的研究，提了几个温和的问题，如睡眠、噩梦、麻木，然后问我：“你知道你得了创伤后压力失调症，对吗？”我当时没明白。我以为这个诊断只适用于亲身遭受惨剧的个人，因此她开始向我讲到人道主义救援的工作者，讲到受影响最大的并不必然都是那些经历极端条件的人，更多的是那些面对极端苦难情景却无能为力的人。为尽量保证客观，面对极端的苦难，除了观察并迅速收集信息外，我什么都没做，当我从无辜者的痛苦旁走过时，我的内心反抗了如此冰冷的逻辑，它千疮百孔。

有时候，心碎是对的事。研究之旅结束后，我将回到家再次体验这些经历，将它们组织起来写进书中。我必须理解它们才能讲述这个故事，这对我也有所帮助。为省察我见到的生活，我同样必须省察自己的生活。为倾听我记录的声音，我必须倾听我自己的声音。如果不是内心支离破碎，我不认为这本书会如此真实，不仅仅是因为它的事实，而是它以纯粹而痛苦的方式改变着我，甚至它已经从我身上滑落到纸面上。

种子

一颗破碎的心能够带来希望。如此近距离地观察到奴隶制的恐怖，并且意识到数百万人深陷这个地狱之中，我作为老师的工作开始显得苍白。我热爱教学，但在心底里，我知道必须做一些与奴隶制相关的事情。它就像一个召唤，在我内心生长，经受我的困惑、质疑和考验。一些种子落在贫瘠的土地，生根发芽，迅速成长，如若不根深蒂固，它们便会倾倒枯萎。那不是我想要的。如果我要承担起奴隶制，必须做得恰当：小心翼翼，考虑周全，勇于奉献。我必须培育些深根，正如贵格派所说，这才是领导，而我希望这条路能够开花结果。

还有，在英格兰，我成为“反奴隶制国际”理事会的成员，并在那里遇见了杰出人物—雷吉·诺顿（Reggie Norton）。他是一位律师，但更为人所知的是乐施会的人权与救助工作人员，同时也是美国乐施会的创立者之一。1998 年，恰在本书出版前，他和我讨论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反奴隶制运动的现状，并对美国没有基础广泛的废奴组织感到惊讶。毕竟，美国有着长久的废奴传统，同时背负着奴隶制丑陋的遗产和1865 年拙劣的解放运动。本书在 1999 年出版后，我因此得到了在美国休假的机会，趁此机会我决心查明美国是否为承担奴隶制做好了准备。

为了度过假期，我在密西西比州的牛津镇安顿下来，开始了巡回售书活动，在书店和大学做讲座，接受广播采访。在华盛顿特区，我见到了一位叫乔琳娜·史密斯（Jolene Smith）的年轻女性，她在国际政策中心工作。回到牛津镇，我接到了一个加利福尼亚女人的电话，名叫佩吉·卡拉汉（Peggy Callahan），她跟我说自己刚好读完《用后即弃的人》，并打算在美国成立一个反奴隶制的组织。不久后，乔琳娜·史密斯以同样的想法联系到我，我们约定在 2000 年的春天一起商讨成立美国的反奴隶制组织的事情。加上金尼·鲍曼和雅各布·巴顿（Jacob Patton），我们五人围坐在饭桌前，绘制出了组织的雏形，它就是后来的“解放奴隶”。这之后不久，乔琳娜把她原来的工作改成了兼职，“解放奴隶”的第一个办公室就在她自己的小公寓里。

其间另有几件事似乎也同时发生。改编自本书的一部电影在美国HBO 电视网和英国第四频道上映，名为《奴隶制：全球调查》（Slavery: A Global Investigation），它采用相似的案例研究的方式，但是增加了新的故事，首次曝光了西非可可园的奴隶制。《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谈论了本书及它的发现。有几个人找到我，几乎异口同声地说“让我们一起放手干吧！”这些人有着广泛而了不起的才能。他们都是新废奴主义者，尽管其中一些人立根尚浅，很快消失，其他人则着手创造着今天全球的反奴隶制运动。善意的循环已经开始，奉献之人不断向他人讲述，与他人分享书籍、电影，寻找产生影响的方式。无论年龄、体型、肤色或政治派别，对于这些人来说，意识到奴隶制仍然存活，他们就必须采取行动，开启他们的废奴之旅。

当大学和读书会开始采用本书时，我感到很吃惊，更吃惊的是它被翻译成德语、西班牙语、挪威语、日语、土耳其语、葡萄牙语、俄语、意大利语、韩语和阿拉伯语出版发行。当毛里塔尼亚民主选举的新政府，请求帮助它制订一个消除本国奴隶制的计划时，我喜出望外，在该计划刚有所进展时，一场军事政变将它扼杀，这令我非常沮丧。但更多时候，我特别激动，尤其是看到“解放奴隶”团队奉献自身，去帮助人们逃离奴隶制，重建新生活时。“解放奴隶”组织成立之初，便致力于确保我们的资金和工作投入解放行动中—毕竟，如果一个废奴组织不能从奴隶制中拯救人们，要它何用？

由于“解放奴隶”找到了合作组织，并制订了解放与再融入的计划，我听到了更多重获生活的感动故事，通过密切的关注，学会了如何更有效地打击奴隶制。我意识到讲述这些故事同样重要。在本书中，我打算去解释全球奴隶制问题的规模和状况，但我实际上没有关于解决方案的线索。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逃离奴隶制，我决定写一写解放运动，讲述印度家庭重回自由的故事、加纳被营救的儿童的故事，以及一位被贩卖到美国的年轻女性依靠帮助获得自由的故事。我开始计划写一部描述解放与再融入运动的书，但它将会是一本显得不适当的书，因为对于一场全球运动来说，一本书总是太渺小，太平庸了。幸运的是，乔琳娜·史密斯，“解放奴隶”的执行理事，她对现代反奴隶制运动有着远见卓识，知道什么是真正需要的。她对我说，如果《用后即弃的人》描述了问题，那么下一本书就必须提出解决方案，不仅是为了这个家庭或那个孩子，而是为了随处可见的所有奴隶。这个观念如此宏大而有力，我依稀记得那一刻，她的话简直重置了我心中的想法，当时我们坐在出租车的后座上，车在华盛顿特区沿着康涅狄格大道行使，正要穿过石溪公园上面的桥。

乔琳娜的洞见带来了另一本书—《终结奴隶制：我们如何解放今日的奴隶们》（Ending Slavery: How We Free Today’s Slaves），它是《用后即弃的人》的姊妹篇。另一次历时七年的研究和写作，旨在发现奴隶制全球解决方案的大小和规模，它们也带来了诸多惊喜。很快就明了，没有解决奴隶制的单独良方，但是我们拥有一整套的“工具箱”可以使用，这些工具包括联合国、商业组织、教会、学校，尤其是那些已将奴隶制列为非法但无力执行这些法律的政府。

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中，我同样发现了一些真正的英雄，这些前奴隶们复制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和哈丽雅特·塔布曼的一生，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帮助他人获取自由。然而，与奴隶制在20世纪90年代不可见一样，这些勇敢的解放者在21世纪几乎同样不可见。身处北美和欧洲的我们，如果不能理解“解放与我们所做的一切相关——不管是买巧克力还是手机”这一理念，如果还不开始明白我们必须服务于这些解放者，听从并支持他们，因为他们承担了我们不敢承担的风险，那么他们就仍有可能身处黑暗之中。好消息是，我们可以和反奴隶制组织如“解放奴隶”并肩作战，以此支持这些在“战场上”的解放者们。

断言

本书有很多断言。如果以学术文本的形式写作，这些断言将会被拆分成正式的理论和假设，但我知道那将会变得极端沉闷，而我也不希望本书只到达几位学者那里。令我担心的是，一些读者直接将断言当作事实，跳过了它所建基于其上的发现和证据。举个典型的例子，我的一个断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奴隶的价格遭遇了全球暴跌的趋势，证据是获取奴隶的成本实际上远远低于我所读到的历史先例。通过这个例子，我想说明，大多数读者可能只知道内战前美国南方的奴隶价格，但是我知道那不过是个理论假设，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确定，在现代奴隶价格暴跌之前，奴隶是否真的保持了数个世纪的高价。

本书出版五年之后，我终于有机会去验证我的断言。那会儿，我认识了温思罗普·乔丹（Winthrop Jordan），他是研究奴隶制历史的知名学者。温思罗普向我开放了他丰富的个人藏书，唯一的恰当描述是我将它翻了个底朝天，充分利用它及其他资源，我将能找到的历史记录中提到奴隶成本的所有资料汇编到一起。奇怪的是，当以金钱为标准列出奴隶的成本时，问题便来了。1850 年的 1 美元尚能换算成今天的价格，但是一个罗马银币今天的等价物是什么呢？与此同时，公元 1 世纪的记录显示，一个罗马士兵的年收入为 225 个银币，而买一个女性奴隶却要花费大概 4000 个银币，这有力地支持了我的断言。货币制度和面额随时代而变，因此，我将衡量标准换成了不太会变化的东西—牛、土地和劳动。我过去没料想到，历史记录中奴隶的价值经常用牛标识出，我是从亚里士多德的名言“牛是穷人的奴隶”中得到这一消息的。最后，我设计出了一个奴隶价格随时代变动的表格，它表明过去大部分时间里，奴隶都是高价物，即使有时候供过于求会导致价格下跌。与此同时，我还在收集更多今天的奴隶的价格，以相对的标准看它们一律都很低，即便考虑到在印度北部奴役一个家庭所需的 30 美元，在当地可以买到的东西比在美国超市的多。我现在相信，奴隶价格全球下跌的趋势是事实，而不只是一个断言。

书中还有一些断言：奴隶制现在的利润率要高于过去；因为自身脆弱而被奴役的人数比过去更多（不过这更多是人口爆炸的作用，而不是其他原因）；个体被奴役的时间比过去更短；因奴隶的低成本和易替换，奴隶主对他们的关心更少了；民族和种族的差异不像过去那样重要，其重要性让位于对奴隶制的合理化与正当化。一些学者，尤其是历史学家，难以接受本书对奴隶制属性的变化趋势下的断言，这有一定的道理。遗憾的是，大多数历史学家只是用一个叫作“采樱桃谬误”的技术来回应，即以个体案例或数据去推翻一个立场，但忽视了相关案例或数据中的重要部分。然而，本书的断言描述的是趋势，而非个案。奴隶制终究和其他人类活动类似：它在不同的情境下采取不同的形式。当有人告诉我他在过去发现了便宜的奴隶，或是在今天发现了昂贵的奴隶，我会认真对待，但除非有人能够证明趋势是错误的，否则我会继续相信这些例外只是说说而已，并不是通则。

如果有可能，我将会修改书中强调的“新”“旧”奴隶制度的观念。20 世纪 90 年代末，我拿田野中发现的奴隶制去和历史上的奴隶制对比，不可否认的是，我对后者的认识极为有限。我在脑子里建构出一套类型学，只是为了帮助自己以及其他人理解我所看到的。不出所料，我的分类简单易懂，直入人心。我在一章中写“新”奴隶制，另一章则全是关于农奴等级制的旧形式，以及它如何在印度大量存在。我了解得越多，越意识到奴隶制永远是以连续体的方式存在并反映了它置身其中的文化与社会，强行将它纳入两个概念分类中是不公允的。但是，和许多简单想法一样，“新”“旧”奴隶制的概念受到记者青睐。整洁的对比有利于阐明并解释，既然奴隶制已是过去之物，为何在 21 世纪还会有这么多人身处其中？令我稍感遗憾的是，这一有缺陷的概念工具成为流行。

在我眼前

我希望，如果能将“新”“旧”奴隶制的问题抛到一边，那我就能将其他一连串有关奴隶制的困惑列入本书。有两种类型的奴隶制尤其可能并应该列入本书，但我有意把它们剩下。一个是强迫婚姻中的奴隶制，另一个是政府非法囚禁人民，将其用作苦役。1956 年的联合国公约中，强迫婚姻被视作与奴隶制相同的实践。年幼的女孩，她们的婚姻在尚未有决定能力时就已经发生；年轻的女性因为无从选择，只能在身体上被迫接受婚姻。数百万女性以这种方式被奴役。但是在 1999 年，在公众尚不相信奴隶制还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大概需要经历更艰难的时刻才能接受，有些婚姻是奴隶制的前线。复活奴隶制的幽灵是一回事，表明婚姻仪式无异于一场拍卖是另一回事，尽管过去和现在的很多女性可能早就知道这一点了。关于全球奴隶制，我引入了一套宏大的理念，要是再加上强迫婚姻巨大而丑恶的面相，多少会令读者难以接受，因此我把它省去。

国家支持的奴隶制的形式情况类似，它在诸如缅甸等国家实行，在那儿人们因为一些原因而获罪，被逮捕并投入监狱工厂，被迫进行工作，为全球市场生产出口的商品。通常人们被捕后并不会经过审判，而是直接送到监狱工厂待上十年或更长时间。当没有正式的法律程序，当正义在某人被锁起来强迫工作时无能为力，那么我们就是在讨论奴隶制。这种国家奴隶制的形式同样以连续体的形式存在，并在 1865 年到 20 世纪 30年代成为美国南方的一般特征。那时，腐败的法律机制导致成千上万的非裔美国人在矿山、工厂、种植园、砖窑厂、松节油工厂成为奴隶。 与纳入强迫婚姻带来的紧张一样，我担心讨论监狱工人将会扰乱读者掌握“奴隶制存活得好好的”的观念。我不希望《用后即弃的人》被抵制，因为人们感到我正在将所有的婚姻称为奴隶制，或者声称所有的罪犯都是奴隶。十年过去了，我认为我们应该准备好承担起强迫婚姻和监狱奴隶制的丑恶面相，我非常期待看到更多的书籍和运动，将这种奴隶制带到公众的视野中。

在我实地研究奴隶制时，发现还有各种各样难以察觉的破坏和剥削形式，它们一旦成为焦点，就会像打在脸上的巴掌。其中一种，也是我见过的用在奴隶们身上的形式，它不仅摧毁他们的生活，更要连带摧毁他们周围的环境。巴西森林的毁坏尤其厚颜无耻，树木被烧成焦炭，成为钢铁工业的燃料。印度世袭奴隶的状况同样指明了奴隶制与环境破坏之间的联系，他们生活在一片尘土飞扬的剥蚀平原上，但这里在地图上被标记为“国家森林”。在《用后即弃的人》一书中，我只能简单触及这层关联。现在我们则可以更好地理解它，因为我们正在废奴主义和环境运动之间搭建桥梁。

法律缺失，冲突和奴隶制之间的联系同样发现得较为缓慢（当然，对我来说如此）。尽管我们经常寻找奴隶制的法律解决方案，力主将奴隶主绳之以法，但很多奴隶生活在法律根本不起作用的地方。当社会堕入内战或民族冲突时尤为如此，奴隶制在战争的混乱中更加繁盛，战争受害者，经常是难民，极为易受奴隶制的伤害，因为有可能保护他们的法律消失了。在战争中研究奴隶制非常危险，但我们需要更好地去理解，为何冲突会与奴隶制组合到一块儿。

悖论

我写完这本书后，关于奴隶制有一件事我一直不明白，在我们生活的独特时代，奴隶制的存在是个奇怪的悖论。当下是历史上一个特殊时刻，2700 万奴隶实际上只是迄今为止生活在奴隶制中的全部人口的一小部分。他们为奴隶主生产的大约 400 亿美元的利润相较于其他产业产生的利润简直微不足道。我猜测奴隶制仅代表了全球经济的极小部分，它是如此微小，以至于不会有国家或产业因为它的消失而破产，只有控制奴隶的暴徒会有所损失。随着奴隶制在每个国家的非法化，以及自由人权上达成的一致协议，奴隶制已经到了彻底根除的阶段。奴隶制正在被推向全球黑暗而隐藏的边界，并已站在自我灭亡的边缘，我们从未有如此大好的机会，可以一劳永逸地废除它。

自《用后即弃的人》出版以来，奴隶制对成百上千的人来说，已经终结。那些曾被奴役的人，也在意识和预防计划的控制下保持自由。在不同地方，各种奴隶制正经受着攻击和清除。书出版那年，反奴隶制运动风起云涌，并做了诸多尝试：有失败，有成功，但每一次尝试都获益匪浅。试验解放的不同方式，可以为更多重要路径提供概念验证。简言之，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如何帮助人们脱离奴隶制。缠绕我们的问题也不再是“人们能够摆脱奴隶制吗？”而是“我们能够拯救多少，并且多快？”答案有赖于我们能够为解放与重建生活奉献多少资源。

如果估量一下解放的成本，以及与重获自由的奴隶一起重建生活的成本，你会发现自由真的是一场交易，而成本却异常低廉，因为大多数奴隶生活在收入和花费很低的国家，比如印度。根据目前的解放工作来看，2700 万奴隶的解放成本正好低于 110 亿美元，将花费 25—30 年的时间。那确实是不少钱，但放在全球范围，不过是个零头。它相当于港珠澳大桥的造价，或者是西雅图单轨列车系统的成本。钱真的不是问题，除非我们没有。

所有政府花在废除奴隶制上的钱的总和，简直处在从怜悯到羞辱的范围，远不及打击其他犯罪的花费。这越发令人沮丧，因为废除奴隶制是在省钱。经验告诉我们，自由的社区在当地经济中尽享高速发展，环境破坏和政治腐败的成本则会下降。结束奴隶制带来的是纯自由红利，解放行动很快会为自己买单。

令我欣慰的是，书中我遇到的尚存在奴隶制的地方的确在发生着改变，它证明《用后即弃的人》讨论到的每一种奴隶制都可以废止，但这并不意味着书中描写的奴隶制已经走向终结。在泰国，仍然存在着庞大而残酷的性产业，像西瑞（Siri）一样的乡村女孩，以及越来越多来自老挝和缅甸的女孩被骗到妓院，经受奴役和虐待。在马特·弗里德曼（Matt Friedman）、莉萨·伦德·泰勒（Lisa Rende Taylor）及其同事领导下的联合国机构间项目（UNIAP），正在制定更为可行的方式去阻止女孩的招募，同时切断妓院受害者的供应。在巴基斯坦，尽管有几个组织冒着暴力和威胁，帮助数百个家庭重获自由，但砖窑厂奴隶制的总体情况并未好转。 在毛里塔尼亚，2007 年自由选举直接促成废奴计划，激动人心。非常遗憾的是，2008 年的一场军事政变，让这场改革如昙花一现。但毛里塔尼亚反奴隶制的运动是顽强的，不管多少成员被捕，它依然继续坚持。毛里塔尼亚的瘫痪尤为令人难堪，因为它不过是弹丸之地，并且严重依赖国外援助。法国和美国本可帮助（压制或命令）毛里塔尼亚实行他们国家的废奴计划。可悲的是，这些富有的强权国家往往觉得其他地缘政治问题更重要，对于那些坚持奴隶制旧方式的国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曾在印度的北方邦（Uttar Pradesh）见到农奴，数以千计的人们和无数被奴役的村庄已经重获自由。今天这些村庄不仅解放了奴隶，它们已经对奴隶产生了免疫。这是因为“解放奴隶”和它的搭档们为正在实施的解放运动开发了一种新的社区组织模型，它被称为社区警戒委员会（Community Vigilance Committees, CVCs），主要由之前的奴隶组成。基本上，社区警戒委员会要学习如何挑战维持奴隶制的残暴权力。他们的反贪腐工作保护了居民，同时改善了村庄。这些团体同样也证明了，自由能够像病毒一样传播，自我复制，简直强大到不可能被遏制。

一次又一次，当村庄获得自由，它们便会扩展到仍处奴役中的临近社区，和他们一起共事，并在他们争取自由的过程中给予支持。它是奴隶制如何终结的强大而鼓舞人心的示范，但是资源再一次成为问题。随着这些村庄走向自由，北方邦人口暴涨，容纳了大概 1.99 亿人。如果北方邦是个国家，那它将拥有世界排名第五的人口量。除去城市和乡镇外，该区域大约还有 10 万个村庄。2011 年，“解放奴隶”拿出大约 10 万美元，与 250 个村庄合作，内容包括在每个村庄待 3 年，帮助它从奴隶制过渡到稳定而持续的自由状态。基于此，一个极为粗略的估计是，帮助北方邦所有村庄实现奴隶解放并不再受奴隶影响将会耗费 2 亿美元。对于一个人权组织来说，那是很大一笔钱。另一方面，它还没有俄国亿万富翁安德烈·梅尔尼琴科（Andrey Melnichenko）买新游艇花的钱多，或者说比美国部队在阿富汗维持一天的花费还低，从全球角度来看，简直是九牛一毛。

巴西传来了好消息。我在巴西南马托格罗索州见到的奴隶制已经几乎完全灭绝，它很大程度得益于政府政策的改变和一位充满斗志、无所畏惧的官员—路易斯·安东尼·卡马戈·德·梅罗（Luis Antonio Carmago de Melo），他介入并强力实施反奴隶制法律。反过来，卡马戈·梅罗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绩，得益于路易斯·达·席尔瓦在 2002 年 10 月竞选成为巴西总统，他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卢拉。卢拉有工会背景，这使得他预先就有意向采取真正反对奴隶制的行动。他在一个贫穷的工人家庭中长大，能够深切地理解贫穷。卢拉四年级的时候辍学，14 岁时在铜熔炼厂谋得一份工作，19 岁时因为工厂事故失掉了一根手指，从那以后便在工会运动中活跃起来。作为总统，卢拉认为，奴隶制的历史依然在阻碍着巴西的发展。在 2006 年 10 月的一次发言中，卢拉说：“奴隶制将财富集中到权贵精英阶层，在国家的生活中制造了巨大的社会鸿沟。”

上任四个月以来，卢拉为“废除奴隶工人”成立了全国委员会，并将它作为政府永久的一部分，同时将废除奴隶制作为一项任务写入国家计划。这可能是整个解放运动中，政府第一次踏上了正确的道路。委员会整合所有政府相关机构，包括警察局和国家执法部门，同时还有反奴隶制和人权组织，在当时这些组织承担了主要的工作。这是解决问题的最佳团队，在计划实施的七年来，接近四万人摆脱了奴隶制。巴西成为一个明显的示范，展示了当一个政治领袖重视奴隶制时所能取得的成果。

自由是不可分割的

这之后的十多年，好消息不断，但算不上非常好。书中发现的 2700万奴隶，他们大多数尚处在奴隶制中。仍将会有更多的人被奴役，他们有的在奴隶制中出生，有的在奴隶制中死去。许多可能会被奴隶主杀死，实际上，处在奴隶制中的每一个妇女和儿童，仍将会被奴隶主强暴。尽管我们对奴隶制了解了很多，我们仍然缺乏将知识付诸实践的资源。公众意识持续增长，但奴隶制并未成为燃眉之急。我们还没到达临界点，但我确信临界点即将到来，因为对奴隶制的了解就是强有力的知识，而知识可以改变人，它也改变了我。

当我即将完成本书时，其中一个知识点突然变得清晰，它是有关置身自由中的我们和奴隶制的关系的一个理解。我开始明白，废除奴隶制不单只是伸出双手，解放这一罪行的受害者。废止奴隶制要远比看到地毯纺织厂的孩子、深陷妓院遭受虐待的女孩时的同情更深刻，我现在知道了，要想理解奴隶制，必须向内自省，找到一种可能性的感觉，它使我们完整。我们不得不抓住这样的可能性，想象它的失去对我们将意味着什么，并下定决心使用我们独一无二的潜能，去保证其他人永远不会失去我们所珍视的东西。废止奴隶制实际上是在拯救我们自己的灵魂，奴隶制是我们人性的晴雨表。

约翰F. 肯尼迪曾这样说：“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当一个人被奴役，我们所有人都不会自由。”现代基因学已经证明，人类作为一个种族也是不可分割的，我们的确是一个全球大家庭。理解并废止奴隶制是服务我们自己和所爱的人的最基本而简单的方式，不能结束奴隶制将会使我们持有的最基本的信念受到质疑，它们是我们赖以成为个体和人类的前提。如果我们是所声称的自主的存在，如果我们能够下决定并采取行动，却无法保证所有人有同样的自由，那将极为不当。

但是，我相信我们肯定好于此。

自《用后即弃的人》出版后，成千上万的人愿意献出他们的智慧、财富乃至生命，下决心一定要废除奴隶制。人数每天还在增长，而他们的使命的绝对正直告诉我，奴隶制终将结束。

最近，来自“解放奴隶”合作组织的一个团队，正在印度北部一个被奴役的村庄工作。虽然刚刚起步，但那里已经建起了一个粗略的过渡性学校，许多孩子在采石场工作的同时，愿意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在那里学习。奴隶主们开始担心会有事情发生。当解放组织的工作人员在教孩子们，并和这些家庭混在一起时，暴徒们便开始四处晃荡，让人们到他们手中的武器，确保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正被监控。尤其对于村庄的女性来说，这既残忍又令人害怕，她们一生的时间备受这些暴徒的强暴和侮辱。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改变，尽管她们恐惧，并冒着风险，但仍然推动着她们的男人、孩子和整个社区靠近自由。一个解放组织的工作人员问她们如何做到这一点。一位女性，表情因担忧而显得扭曲，抑制住她的恐惧，然后解释：“我们现在有希望了。当我们知道在世界的另一边，有像你这样的人和我们站在一起时，我们怎么能不成功呢？”

马里兰州 塔科马帕克

2011 年 11 月

过去，卖女儿是为了应对眼中的家庭财务危机。在失去抵押的稻田、面临贫困时，一个家庭可能会卖掉女儿抵债，但大多数时候女儿被卖，价格和一个工人差不多。现代化和经济增长改变了一切。现在，大量20年前都没听说过的消费品涌入，父母在购买这些消费品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而卖掉女儿可以轻而易举地支付一台新电视机的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