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经常实施网络欺凌的人的特点是寻求权力感和控制感（Diamanduros et al.，2008）。他们喜欢主宰一切，而且他们经常选择那些在同伴中较孤独和地位较低的人作为欺凌对象，不过也并非总是如此。在许多情况下，他们自己也会受到欺凌（Barlett&Gentile，2012；Bauman，2010；Li，2007）。换句话说，个体在受到伤害后可能会在网上去伤害他人，可见他实施欺凌的动机是报复性的（Barlett&Gentile，2012）。在这种情况下，报复性动机指的是欺凌那些曾经的网络欺凌者的倾向，因为这些人欺凌过他或他的朋友。许多年轻人说，他们之所以实施网络欺凌，是因为他们首先遭受了网络欺凌。网络欺凌的被害人也更容易在网上进行报复，因为在网上他们是匿名的、隐身的，并且不用担心自己的体格比对方弱小（Underwood Ehrenreich，2017）
巴利特和金泰尔（Barlett&Gentile，2012）还提出了一个基于传统学习理论的模型来预测持续性的网络欺凌——巴利特和金泰尔网络欺凌模型（TheBarlett and Gentile Cyberbullying Model，BGCM）。模型涉及的变量有：对网络欺凌的态度、对网络匿名性的看法，以及认为体格（特别是肌肉是否发达）无关紧要的信念（因在网上看不到体格）。专栏14-2介绍了有关该模型的更多内容。该模型已经得到检验，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后续研究的证实（Barlett&Kowalewsi，2018；Barlett，Gentile，&Chew，2017；Wright，2013）。显然，有些年轻人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传统意义上的“欺凌”；相反，他们在描述自己的行为时，说这些行为只是“恶作剧”，或者使用其他一些与道德无关的说法。尽管传统的面对面欺凌与网络欺凌是不同的，但实施传统欺凌的人也参与大量网络欺... (查看原文)
目前关于美国军人家庭（包括现役军人及退伍军人）的亲密关系暴力的研究越来越多。一些研究表明，美国现役军人和退伍军人比非军人的同龄人经历了更多的亲密关系暴力（Dichter，Cerulli，&Bossarte，2011；Gerber et al.，2014）。将这一主题与执法部门人员的亲密关系暴力研究放在一起讨论是因为这两种职业有很多相同的特点。一方面，执法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类准军事化的职业，大多数从业者都接受过许多主张服从绝对权力的军事化培训。而且很多军人在退伍之后会从事执法工作。另一方面，军事领域存在执法领域所没有的特点，例如，更容易出现与战争有关的不良情况，如创伤后应激障碍、颅脑损伤、与家人分离、不熟悉服役地区的文化、退役后需要重新适应并融人日常生活等。已有的研究发现，创伤后应激障碍和亲密关系暴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Gerlock，2004；Sayers et al.，2009；Taft et al.，2011）。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