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脏话文化史》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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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女人纳闷男人何以把这么多恶毒字词用在她们身上,也情有可原吧。当然是憎女心理作祟,但这种心理从何而来?有个概念相当吸引我,主张男人本质上对女人抱着暧昧模棱的态度:一方面有种离心力,希望逃脱女人(母亲、妻子、小学老师)的掌控;另一方面,又有种睾丸酮驱动的、鲜少减退的向心力,追求性满足。“女人应该有乳无口”这句话,据称出自古鲁丘·马克斯之口;虽然是玩笑,但此言与其说描述女性,不如说对男性心理有更多揭露。
这种下半身思考的心态一如果光鲜亮丽杂志说的话可以相信一宣称年轻男人每五秒就冒出一个关于性的念头。那么,男人只要想到女人,不管负面还是正面念头,似乎总是充满“性”趣,或许也就不足为奇。玛格丽特·爱特伍(Margaret Atwood)曾指出,男人用性相关字词当作侮辱也当作夸奖。男作家的作品常被称赞为“有种”,女作家的作品也可被称赞为“有种”,但何时有谁称赞过女性(或男性)的作品“有奶”?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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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权力中心操在男人手里,也既然他们有能力将外包指称最私密女性部位的字眼用做最难听的辱骂词,因此他们便这么做了。
就像那个老笑话:公狗为什么要舔自己的卵蛋?因为它舔得到。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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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笑话说法国人小便后不洗手,反而在小便之前洗。之前洗,是因为他们的手即将触及一样神圣的东西,而之后当然不会洗,因为若想象神圣的东西是脏的,就等于不敬。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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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提出,支撑“娟妓”与“天使”这两大原型的,是根深蒂固、充满宗教意味的两个角色榜样:夏娃和马利亚。这两个女人(或者我该说“女士”?)提供了“女性性格的对立榜样。一面是夏娃一不听话,脚踏大地,肉感而具诱惑力,让人联想到罪恶、受苦、罪咎与羞耻一一另一面则是马利亚一一顺从,虚无缥缈,纯洁无瑕,是救赎的媒介与象征。
夏娃是不纯洁的情妇形象,与人类堕落的神话紧密地相连,对她而言,怀胎是种悲伤的诅咒。马利亚是纯粹的母亲形象,是潜能无限的恩典工具,对她而言,怀胎是神恩的来源。修斯提出,这两个原型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场景合而为一,由堕落的抹大拉的马利亚代表,她是“伤感的”妓女,而“伤感的”(naudlin)一词正是“抹大拉”(Magdalene)的变体,其意义则与泪汪汪的悔罪相关。此种二分法在许多其他场景也一直出现。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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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菲力普斯看来,不敬语“代表缺乏自制力”,而人们对之愈来愈司空见惯,显示公共道德败坏,大家不再为别人想。一如据称江河日下的识字水平,咒骂也逐渐变成放诸四海皆准的代罪羔羊—它是新千禧年大部分罪恶的症状兼起因兼结果,而过去几千年的那些问题无疑跟它也脱不了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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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如今要好几个/干/才能达到一个/干/在十年前能达到的效果。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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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奇怪的是,语言学家竟一直让自己受到这项禁忌的影响,导致相关的探讨研究少之又少。毕竟,人体的某些下方部位也是不登大雅或儿童不宜的;但我们还是有泌尿专家、直肠专家、妇科专家,他们都不怕把这些某某专家的称谓跟自己姓名并列在大门门牌上。我们不会只因为蜗牛长得丑,就禁止生物教科书提到她们;社会学家也照样研究犯罪心理,不管犯罪内容多么变态。如果这些专家可以研究他们自己选择的领域,并不因此表示赋予那些对象价值,也不必受限于其他人的审美判断,那语言学家为什么不可以?
我们通常把“脏”(foul)话跟“无礼”(rude)、“粗鄙”(vulgar)、“猥亵”(obscene)混为一谈,这些字词本身又细分出个别的次意义。
“脏”一字表明,许多时候咒骂涉及个人层面可以接受、但社交语言不可接受的话题和领域——也就是生理功能和生理产物(或排溢物[effluvia])。
贬语(invective)
较为精致的侮辱,用于正式场合脉络:一个重要的例子是国会,在那里这可能被视为一种具体而微的艺术形式。贬语的含蓄程度不一,运用尖锐反讽、机智妙语、双关语、文字游戏,或以上皆是。它的特质偏向侮辱而非咒骂,因为其意图在于避免情绪字眼或脏话这些传统咒骂词,说着通常无需实用禁忌字眼或违反社交礼仪,便能侮辱对方(比方字首音互换的方式如“you shining wit”)。
注: 字首音互换,原文为spoonerism,源自英国牛津新学院院长W. A. Spooner (1844-1930);此处You shining wit(你这闪亮的机智妙人)一语应为You whining shit(你这爱抱怨的狗屎),就是利用字首音互换的方式暗着骂人。
每当遇上新辞典,我都用干这个字当基本测试。我首先直接翻到F字部,找出干(fuck),看看辞典怎么说。如果书上的定义不令人满意,不符合我对这个字在现实生活中各种行动脉络里实...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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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他妈是怎么想出这定理的?——毕达哥拉斯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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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咒骂和诅咒(在美国称为“干谯”)这两个词几乎可以互换使用,原因很清楚。同样清楚的是,何以杜林(以及许多其他人)强烈反对法律限制使用猥亵及污蔑字眼的言论自由,主张咒骂这种需求“来自我们原封不动的灵长类无意识”,是这部分将我们的言语和“灵长类的叫声”联结起来。这是一种自开天辟地以来就必须满足的需要。“打从第一个穴居人走出山洞要去撒尿、不小心撞到头开始,咒骂就一直存在——很可能早在字词、战争、战争的字词以及字词的战争发明之前。”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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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劳伦斯认为,文艺复兴时期肆虐英格兰的梅毒让男人如惊弓之鸟,怕染了性病,而这点很方便用作嫌恶女人的借口。但他倒似乎忘了,这种事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另一套解释则认为,这种畏惧加厌恶/吸引力的拔河,原因在于阴道是隐蔽的,而隐藏则造成神秘感——唔,不过中耳就没有神秘感啊。(我的批注:废话!中耳虽隐蔽,却长在头上,并无遮掩,外耳清晰可见。而女性不可能终日裸体出行,也不可能穿着开裆裤任人观瞻,因而阴道与中耳的隐蔽性根本不可能同日而语!作者在此的质疑是多此一举,大惊小怪。前人关乎隐蔽性导致禁忌的解释很在理。)但如果从隐蔽到神秘只有一步之隔,那么从神秘到边缘也只有短短一步,接着就从边缘变成邪恶,从邪恶变成畏惧。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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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他社会与政治不平权现象的脉络看来,比较可能的原因似乎是,憎女心理是整体心态的一部分。事实上,修斯对性的历史语义学做了全面研究之后,迟疑达成的结论是:男人用在女人身上的难听词语之所以长久、大量、占压倒性优势,根本上是”一种群众心理语言学现象“,不受整体社会发展影响,也不会有相应的变化。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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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另有一个重要的变数,由于没有更好的词,我便称之为“涉入程度”(embeddedness),借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所谓的“随军记者”(embedded journalist)。涉入程度表示一个人被视为社会主流或边缘的程度。
列出一份边缘元素的清单,本身就很具挑战性,且取决于你自己的涉入程度!安德森(L.-G.Andersson)与楚吉尔列出的“边缘人”包括罪犯(离中心最远)、酗酒者、失业者和年轻人。我推想,年轻人被列在边缘名单上,是因为他们还没找到自己在世上的定位。一旦他们进了法学院,无疑就移到“主流”地位。(想想看:有多少年轻人读法律是为了政变世界、颠覆体制,甚或建立一套比较公平的司法系统?)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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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母语不是英文的人,都觉得用英文咒骂比用母语自由得多。这并不是因为,比方说,英文比其他语言“自由主义”,而是因为非母语的咒骂者没有经过通常限制阻止那些字词使用的社会化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正如一个母语是瑞典文的中年人告诉我的,咒骂让人挺有解放感。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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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对话,是我某个星期一在附近的肉肉店跟友善的老板闲聊,而前一个星期六我买了大量的肉准备烤肉:
我:早,丹尼斯。
肉店老板(1):嗨,露丝,星期六的雨有没有扫你们烤肉的兴?
我:其实没有,很奇迹的,雨一直等到客人都走了之后才下。
肉店老板(2):那很好啊!
(3):好,今天想买些什么?
当然我们很难知道丹尼斯这么友善是因为他喜欢人,还是因为他琢磨出友善的态度有助生意,但这点在此并不重要,这段对话中,他的第一句话就是社交取向的语言,第二句也是,直到第三句才转为资讯取向。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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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多样性”既是文化“之间”也是文化“之内”的建构。我们知道,即使同一文化的人,表达能力也有极大的差异。若不记住这一点,就会落入刻板印象的老套,如英国人全都矜持内敛,澳洲人全都轻松随意,美国人全都大嗓门德国人全都爱吵闹。不同文化的人各有不同,同一文化的人也各有不同,这点只消看看我们自己的家人就能明白。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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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用自己育儿经验的一个有趣故事来说明这一点我发誓,我儿子说出第一句完全合乎文法、用对情境的骂人话(当时他两岁)是“天杀的富豪驾驶”。这句话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它出现的场合并不在车上,甚至根本不靠近马路。当时我儿子在家中地上玩乐高积木,想把几块拼在一起但是拼不上,于是挫折之余就冒出了“天杀的富豪驾驶”这么一句。
小家伙完全不知道富豪是一种车,也不知道开富豪的人有某种名声。他只是常常搭母亲的车,而这个母亲习惯在交通状况不顺时用言语表示不满,于是他有样学样。这是一种被称为过度概括(over-generalization)的语言学习策略——小孩会因此说出“getted”,而非“got”——他把整句话(两岁小孩分不出字与字的界线)用在一个无关但类似的话语情境这句话绝对有助他发泄挫折,八成也带来他所需的片刻平衡这就是咒骂的功效不管你年龄如何、在什么情况下。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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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不会寻求家族长辈或部落长老的指点,也不会寻求教士阶级的权威。言谈的限制少数来自法院,大多数来自社会规范。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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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历史观点视之,对咒骂的限制或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最早的限制存在于地区、家庭和社群,在这些范围内,如前述的一些澳洲原住民的例子,若干行为的禁忌是依照现存的亲戚关系模式加以定义、禁止及合并。随着组织化的宗教日渐巩固,对咒骂—尤其是渎神一的限制就有了非常特定的宗教面向。第三个阶段则是今日存在于西方社会的当代俗世规定或法令,汇聚了各种意识而极具影响力,而那些意识可说是透过礼仪来规范社会关系。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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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很令人惊异。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禁忌话题上,例如死亡:“undertaker”(葬仪业者)一词的意思一度广泛、通用得多,但随着它变成与丧礼和死亡有关的委婉用语,其语义范围也跟着窄化。污名和禁忌非常有传染性,轻易就能忘恩负义地附着在字词上,因此它们的委婉语通常有效期限都很短基于这个原因,性、生理功能以及死亡,都有庞大的语意领域。
简言之,每当污名或禁忌重新附着于当下使用的委婉语,该词就无法继续使用,需要新的字词。日前我与人交谈时用了“失能”(disabled)一词,结果对方告诫我该找个“更好”的词语,这反应显示“失能”已逐渐步上“残障”(handicapped)的后尘,我们又需要物色新词了。难怪我们有多达两千五百个字词指男性与女性生殖器!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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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之下,厌恶好像是一种自然、天生、正常且放诸四海皆准的感觉,但其实不然。这是一种后天习得的反应。大人教导小孩说,排泄物和呕吐物是恶心的、冒犯的。杜林写道:“拉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纯粹幸福一直到我们的父母带着他们的敌意看法插手干预”
这种教导在小小年纪就开始了。脏尿布很快就被换掉,大小便后要立刻冲水,大人会说:“恶心!别碰!”上完厕所要把“肮脏”的手洗干净,而且不会自己控制大小便的小孩会被排除在幼稚园的社交环境外,这些在在都对孩童传达很明显的信息。 (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