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正当尺度

我们很容易认为监狱的存在理所当然。对于不触犯法律的人而言，现实生活中的监狱与刑罚在他们的社会意识里显得微不足道。然而在历史上，监狱一次又一次变成公众关注的焦点。这时，监狱就变得问题重重，不再理所当然。

在过去十年中，刑罚问题重新回到了公众讨论的中心。当局者迷，因此现在很难解释监禁（incarceration）为何突然变得如此“醒目”，但我们依然能够找出一些原因。西方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起不断上升的犯罪率使人们开始质疑监禁能否有效地震慑犯罪。与此同时，持续上升的监禁人数使得业已设施陈旧、年久失修的监禁机构中的生活条件进一步恶化。在过度拥挤的设施中涌现出了新一代犯人，他们比起过去的犯人更执意要保护自己的权利。为应对这些压力，倾向于改革的管理者在很多地方尝试让安保和监禁自由化，这在狱警中激起了强烈的反感和公开的反对。监狱人口压力、公众的失望情绪、跌跌撞撞的狱政改革、犯人的好斗情绪与狱警的强硬态度结合在一起，打破了监狱中本已相当脆弱的秩序。秩序崩溃后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发生了一系列劫持人质事件、游行和全面反抗。最初监狱暴乱只是美国特有的现象，但现在已经波及西班牙、法国、加拿大、英国和意大利。这些暴乱是否仅赢得了象征性的让步，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的是，对于旁观的公众而言，这些事件让监狱的情况变得不再理所当然。

反抗与镇压还凸显出了强制力在维系社会秩序中发挥的核心作用。这让很多人感到震惊。当美国记者汤姆•威克（Tom Wicker）抵达阿蒂卡（Attica）监狱，穿过分隔开州警与占领D院的造反犯人的无人区时，他

强烈意识到……他将保证秩序与安全的制度与工具都置于身后了这包括法律，以及配套的法规、警察和枪支。在离开它们保护的一瞬间，他不但意识到自己平时对这一切的存在习以为常，而他之前对这一点并没有注意，甚至毫无察觉，而且他还意识到就算是在文明社会中，法律说到底还需要靠枪来维持。[1]

就像威克意识到的那样，监狱将国家权力的道德性问题以最严酷的形式呈现出来。强制力为维护任何社会秩序所需，那么国家能对反抗者合法地施以何种程度的强制？每一场有关监狱状况和弊端的讨论终将落到这些问题上。阿蒂卡监狱用一种急迫的新方式把这些老问题重新提出来了。

当刑罚的道德性和策略性再次受到检视时，我们有必要重回18世纪的欧洲，那时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和切萨雷•贝卡里亚（Cesare Beccaria）最先把监狱当成他们所属之阶级所关心的社会问题。从他们关于国家对被监禁者能合法行使何种权力的思考中，产生了有关矫正性刑罚的功利主义论点，而这至今依然在影响我们的思想。在他们攻击旧机构时，也留下了现代感化院（penitentiary）这份具有多重含义的遗产。

这些18世纪晚期改革者的术语如今依然在定义我们所面临的刑罚问题。例如，在目前的讨论中，一些有影响的论点主张我们应回归贝卡里亚关于刑罚确定性和经济性的经典理论，而其他人则利用经典传统中的重要制度遗产感化院来质疑其可靠性。

本书描述了1775年至1840年间，英格兰涌现出的刑罚思想。本书记述了这些新思想的社会史变迁，主要探讨努力在感化院中实现这些思想的斗争，及其在犯人和政治激进分子中所激起的反抗，以及这些思想在19世纪40年代获胜之后那些可见和未知的具有反讽意味的影响。本书主要关注规制监狱内部权力运作的现代化规范是如何产生的。本书尝试解读，为什么人们会觉得将犯人囚禁在单人牢房中，让他们穿上统一的囚服，按严格的时间安排组织他们的生活，通过大段的经文和大量的苦工“改良”他们的心灵，是一件公正、合理、人道的事情。1770年至1840年之间，这种“针对心灵”的监狱管教（discipline）取代了一系列“针对身体”的刑罚鞭打、烙印、枷锁和公开绞刑。哪些新需要、哪些有关痛苦的新认识能解释这种刑罚方法上的大转型呢？出现在高墙内的新权威形式一定与高墙外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策略的变化有联系。因此，有关监狱纪律的研究必然不能局限于监狱，还要研究在正在发生资本主义转型的社会里社会权威的道德边界。因此，本书最终尝试着描绘英格兰的权贵阶层如何界定针对穷人的权力外延，以及这种外延在工业社会出现时又会被怎样重新界定。

在格洛斯特的感化院之外，当年管教热潮最令人难忘的代表作就是杰里米・边沁名为《全景监狱》或《督査所》（ Inspection House）的感化院规划。方案于1791年出版之后，边沁开始了一场为期12年集宣传、诱骗、奉承和骚扰于一体的活动，旨在说服政府各部大臣来支持感化院的建设，并让他处在工作的中心一一用埃德蒙・伯克的话说，就像蜘蛛网中间的蜘蛛那样。

阅读霍华德有关“苦役院”的法案初稿点燃了边沁对全面机构的热情。全景监狱计划其实是他在尝试重拾国立感化院这个弃置已久的理想。他的监狱设计所参考的范本，是他的弟弟塞缪尔为凯瑟琳大帝在俄罗斯修建的一座工厂。它有一个圆形分层的蜂窝式结构，蜂窝中的开放式牢房都围绕着监狱中央的监控塔。所有囚犯都看不到这座塔，但从那里看守对每间牢房一目了然，权力那不知疲倦、令人顺服 第的目光会一直注视着。这种不间断的监控将有效避免囚犯间的秘密沟通，让锁链和其他限制身体的器具变得毫无用处。罪犯每天在自己的牢房里要工作16个小时，而全部的利润都归私人承包商一一边沁本人所有。他会监管这里。边沁欣喜地预想，比起依靠自由劳动力的工厂，他将会有很大的比较优势：

其他工厂能怎样限制工人，怎么能跟我的工厂相提并论的呢？如果其他工厂主看到工人无所事事，他们能罚他们挨饿而又不把他们逼走吗？有哪个工厂主能保证，未经他同意，他的工人不会醉酒？谁不但不用给工人加薪，反而有义务只给工人开出于他自身最为有利的微薄工资？

与此同时，边沁坚持要求不受政府干涉。边沁认为，政府无须监管全景监狱，因为维持一支健康而富有生产力的劳动队伍本身是符合承包商利益的，就像纵容会削弱刑罚的威慑力，也对承包商不利一样。因此，应该允许市场利益的自我监管机制自由调节全景监狱中的恐怖和人道程度。它应该像资本主义企业一样来运营。

这种监狱管理理念从表面看采用了政治经济学的新术语，但它绝不新鲜。这是17世纪晩期开始许多济贫院和改造所所用的承包制的变种。这种体制中，制造商，通常是纺织业的制造商，会与治安法官签订承包合同，获取剥削济贫院和布莱德维尔式监狱中劳动者的权利。郡里通常会支付犯人的伙食费。对于承包商而言，这种交易几乎都无利可图，因为他们缺乏管理大规模分工劳动的技能，而在押人员交上来的产品质量很低。无良承包商会盗用一部分郡里发的伙食费。这种欺诈的结果当然都得由犯人来承受。到1782年，反对将穷人“外包”的呼声最终导致法律取缔了这种做法。然而，直到边沁的计划遭到拒绝，不能运营资本主义企业一样管理监狱的原则才得到最终的确立。边沁想通过引入两种对承包商自由裁量权的制衡，来回应承包制的反对者。首先，他同意让公众随意进出中央监控塔，这样公众监视的目光会一直盯着承包商和他的下属。第二种制衡是财务上的。为确保承包商不会把囚犯累死，每当全景监狱中的死亡率高于伦敦地区监狱年平均死亡率时，边沁同意每瘐死一人，他就向国家交纳五英镑的罚金。然而承认这种制衡的必要性，就是承认道德顾虑还需要用经济利益来强化。

和其他改革者不同，边沁不相信光靠规则和督查就能约束看守人员的自由裁量权。他坚持认为，只有符合监管人员的经济利益时，他们オ会遵守规则。他还对任命外部督察员来监视看守的行为持怀疑态度。他预计督察员会被本应接受他们监视的入员所收买。此外，还有必要建立一套经济上的奖惩制度，让看守人员自身的利益与他们的明业责任保持一致。

边沁对全景监狱感到异常乐观。他坚持认为，不但监狱，连学校精神病院、工厂、济贫院和医院都可以依照“督查原则”来运作。建筑物的设计能确保无论谁来领导，犯人都会受到恒常不变的监视，就像通过奖惩制度，承包管理制能确保不花政府的钱管教穷人。边沁夸口道：

道德改造好——卫生保持好——勤劳鼓动好——教导传播好——公共负担少——经济坚如磐石——《济贫法》中的戈尔迪之结没被砍断，而被连在了一起——一切都靠一个简单的建筑理念实现！

内政部对他的简洁理念一直没有兴趣，在经过20年的曲折谈判后，边沁怀着满心的厌恶放弃了这个计划。

明确的回绝出现在1810年。下议院委员会开会商讨他的提议，他们的讨论深受G.O.保罗反对意见的影响。保罗认为边沁太过强调剥削犯人劳力了。保罗坚持认为，感化院不是工反，而是宗教革新的场所。“囚犯的劳动……至关重要，但它只从属于通过隔绝进行改造这一远大目标。”在他的设想中，劳动是罪的改悔，而非可用来剥削、营利的商品。他认为，更重要的是教会罪犯工作中的道德良善，而不是从他们的劳动中获利。保罗警告说，在任何“权力和影响力……都落入想要取得囚犯劳动力的承包商之手”的监狱中，“囚犯的改造”必然会变成“次要的关切”。保罗认为边沁忽视了囚犯的宗教教育，甚至在大规模的劳动分工有需求时愿意牲单独囚禁制度。此外，承包制管理为腐败和非法的自由裁量权留出了空子，这都会让旧制度中最恶劣的陋习死灰复燃。下议院委员会接受了保罗的意见，这让边沁悲愤填膺。

全景监狱遭拒是监狱史上的重大事件。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不但不支持像工厂一样运营监狱的理念，同时还拒绝按照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来构建政府和囚犯之间的权力关系。这意味着拒绝使用市场奖無机制来管理公务员和在押人员之间的交往。

为取代靠市场激励机制进行规制的边沁式权威观，保罗等改革者成功维持了一套官僚形式主义，依靠督査和规则保证犯人不受虐待，确保刑罚得到严格执行。对承包制的反对者而言，刑罚这种极为微妙的社会功能不能留给私人企业家来运作。国家权力要想保持合法性绝对不能让自身沾上商业的污点。

虽说全景监狱的管理原则遭拒，它的设计对米尔班克（ Millbank）感化院的圆形建筑、比万（ Bevan）1817年的少年感化院计划、伯里1805年的新监狱，以及许多拿破仑战争之后兴建的郡立监狱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边沁的主要贡献在于找到了一种建筑样式，这种样式最能体现改革者将人置于管教的监视之下的愿望。

虽说边沁的特质很容易让人把全景监狱理解为他个人妄想的产物，它实际上是当时管教思想中显著特征的象征性体现不过边沁确实怀疑单独囚禁的改造作用，而且他的承包制管理与保罗的机构监管原则相悖。此外，他不赞同改革者们将囚禁当成宗教改悔的想法。然而，较之感化院和全景监狱之间的相近之处，差异显然是次要的。

二者都用故意而施的痛苦取代了疏忽而致的痛苦，用规则的权威取代了习惯的权威，用苦役制度取代了闲散无序。在这两种机构中，一种新的社会距离观把罪犯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统一囚服高墙和铁窗都体现了这种观念。占统治地位的形象都是政府的眼晴公正、人道、警觉——用它无处不在的目光将“违法乱纪者”禁锢在了那里。

杰里米・边沁对这个问题进行的思考影响最为深远。

他的刑罚观在他有关鞭刑的探讨中体现得最为生动。鞭刑的严厉程度取决于施刑者的力量，以及罪犯在公众心中激起的愤慨。刑罚的严厉程度会因施刑者和观看者的情感而有所变化，边沁认为这不公正、不理智。在他看来，刑罚的严厉程度应该只取决于罪行的严重性。因此，他设想出一种鞭刑机，一种由藤条和鲸须制成的转动连枷，操作者可以选择打多少鞭，机器会用相同的力量抽打每名罪犯的背部。끼因此，在边沁有关痛苦的认识中，理性就是不受个人影响，不受个人影响就是人道。刑罚不应由君主的愤怒之手随意散播，而应针对每项罪行精心分配，就像市场为商品定价一样。理想情况下，机器应该能精确给出罪行应付的代价。刑罚应该变成一门科学，变成一种客观利用痛苦的方法，政府能用它来规制人们自私自利的小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