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革之际

列强原则上也承认关税，治外法权等问题不公平，但是强调这种改变要与中国自身的改革相联系。如自主关税，要与废除厘金相关联，取消治外法权要与中国建立近代法制相联系。晚清以来，西方列强的对华影响一直就是两面性的，一方面给我们带来了屈辱和压迫，另一方面，近代以来的中国许许多多的进步，也确实是迫于外力。今天看来，别人逼着我们进步，当然让我们不爽。但是扛着这些压力，坚决不改革（慈禧时代），难道就很爽吗？所以，对于这些进步，应该秉持谭嗣同的态度，压迫要抗争，改革更要主动，华人之不为之，其祸可胜言哉？民国时期的外交，就是一面抵御外辱，一面推进改革。

有关在华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至今引起非议。秦晖老师的观点是，只要这些照顾操之在我，就谈不上国耻。

我们应该明白，现代民族主义的本质本来就是“国民主义（nationalism）”，而不是“国家主义（statism）”。

对外依附的代价，尤其是在一些明显有损于中国，却有利于自己党派利益与个人利益的问题上，持何种态度？外援并非无私的，通常都是有代价的，而这个代价不是仅仅口惠，必须是实至，能做到这一点必须有相当权力。所以历史上的专制者都是爱国的，国几乎是他的个人私产，他岂能不爱国。但同时也只有他们是最能卖国的，老百姓想卖国也卖不了啊。孙中山在密谋革命争取外援的时候，曾经对日本有着很糟糕的许诺，但是当时的孙中山是在野力量，没有什么权力，日，俄在华攫取的权益并非是他奉送的，如果他当政后真的那么做，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当年日本侵占英制下的香港，香港人民并没有认为只是换了个主子，而是支持港英抵抗。香港同胞对港英时代的感受，当然不同于韩国人或者我国东北人民对日治时代的感受。不要说这是因为英国人的“奴化教育”比日本人成功，中国人其实最清楚其中两者的区别。当年中共在上海的所有活动几乎都是在英法租界，他们一旦被抓，就要尽一切努力防止被引渡给中国政府哦，因为落到英法帝国主义手里还能生存，如果落到中国主权下，必亡。但是，落到日本人手里，会比被国民党抓住强，毫无疑问，日本法西斯远比英法野蛮，残暴，这不是“黄种反对白种”“东亚反对西方”的日式反帝诡词所能颠倒的。

晚清中国人实际上经历的探索历程是 西化，反西化，现代化。在经历了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两次文化浩劫之后，辛亥革命成为了一场纯粹的制度革命，他既没有西化色彩，也没有反西化色彩，他追求的是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更进一步看，近代以来的中国的发展更像是两条线，一条线上人们努力的追求制度的变革；而在另一条线上人们在反复不断的折腾文化，不断的在西化和反西化之间反复。太平天国搞西化，义和团搞反西化。十多年后的新文化运动再次提倡西化，但当时的反传统按照王元华先生的说法则是反儒不反法。到了二十世纪下半期又开始大力反西化，开始反资本主义，接着反修正主义，文哥原说是封资修一起反，看来是要彻底虚无了。但是到了文哥后期忽然大搞起反孔扬秦，批儒捧法，出现全民读韩非，全面大专政的奇观。

关于保路运动

川路公司靠摊派“租股”筹资，之后盛宣怀通过政治手段强制将商办改为国有，其手段为把商办铁路公司的全部资金冻结，核算后，将原始股份转化为国有公司股份，这个过程中，无任何资金变动，仅仅是把所有权给改变了，原出资人除了将来获得可能的红利之外，失去了大部分权益，而盛宣还则是毫无代价的掌握了这些资金的控制权。

对于保路运动，原本矛盾点在于乡绅与民间，但是国有介入后，将乡绅的黑锅同样继承了过来，这样，就落入了历来朝代大规模民变的传统由头，“官逼民反”。川路公司的摊派不至于灭亡清王朝，但是盛宣怀将之国有化的后果就打响了辛亥革命的前戏。

保路运动并没有保住“私产”，而且后来国有化的条件比盛宣怀给出的条件还差，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种意义就在于争取一个“必须经过我的同意”的权利。国会征税经过民选代表讨论同意，税款使用也受国民的监督，这就比“皇粮国税”有了道义合法性。公共资产由民选政府主持，在公共参与下“民主私有化”，就是比黑箱操作的权贵化公为私更有公信力。

有人认为既然晚清四川强制摊派“租股”形成“商产”加重了农民负担，清王朝把商产强行国有化就是减轻农民负担，而农民不领情，反而汇入保路运动，这说明农民素质差，不能把握自己的利益。其实这不是农民素质的问题，而是体制素质的问题。类似案例我国历史上一再重现：

1. 西汉末年豪强霸占土地，农历受其害，王莽以此为由发动土地国有化，说是打击豪强，农民却受其害更深，结果农民和豪强联手，一场农民风暴把号称为了农民的王莽给干掉了。

2. 北宋王安石痛恨兼并，说是为了保护小农要用官府垄断来制裁大农富工，结果在垄断过程中出现了蔡京这样的巨贪，农民反而跟随着不堪政府压榨的方腊一起掀起了两宋最大的民变浪潮。

3. 南宋贾似道号称为了反兼并而推出的公田同样加速了赵宋王朝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