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茗堂批评红梅记

總 序

范景中

二〇〇〇年以來，中國的版畫史研究已然一派新的景象，既不像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前，重心都在通史的著述，也不像八九十年代着眼于地域的風格和小説、戲曲、佛教等分類的編纂。從廣度上看，文學史、宗教史、社會史、政治史、經濟史，乃至園林史都被納入視野。從精微上講，圍繞着一套版畫作博士論文者已屢見不鮮。辨别版本、記録刻工、檢索著録，這些文獻學的基本手段已成了版畫史研究的普通知識，而形式分析、圖像學之類的專業方法也開始發揮效用。

大約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高居翰先生希望我能編一本他的文選在中國出版。我欣然接受委托，一方面是感謝高先生的雅意；另一方面是想結束西方美術史學史和科學哲學的介紹，回到我想從事的中國繪畫史，也回到我心愛的書史上。後來，我很快意識到，大套明清文獻叢書的影印、圖冊和工具書的出版，尤其是拍賣會的風起雲涌，必定會形成一種合力，激發出新思想、新觀念和新的研究方法，以至使明清畫史的研究産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這當然也包括明清版畫。因此我一直企盼着這一領域的燦爛前景。

具體到版畫而言，我們確實已産生了新的觀念，對版畫史有了新的看法，我們已重新論定了明萬曆以後的更高成就。例如，對套印本《閔刊西厢》《蘿軒變古箋譜》《十竹齋箋譜》的研究都有了新的進展，而對它們更爲深入的探討，也許能讓我們上追其前的《湖山勝概》及馮德堡先生收藏的《花營錦陣》《風流絶暢圖》等套印本，重新理出彩印版畫的脉絡譜系，梳理出它們的風格傳承和演變，從而得出風格變化的新理論，看出地域之間的風格傳播和互動，也許我們會認爲，套印本不是從徽州，而可能是從杭州向湖州、金陵等地擴散遷移的。

當然，此處不會低估，更不會排斥徽州一大批著名刻工的貢獻，衹是需要我們换用新的眼光。他們刊刻的《方氏畫譜》和《程氏墨苑》，即使外行也能看出其精妙絶倫，而巨幅長卷《環翠堂園景圖》更是版畫史上的奇迹。至于他們刊刻的人物畫，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黄懷英刊刻的八卷本《古列女傳》，每卷一圖，其精微之處油然漾出一種難言的靜謐氣息。這種氣息我們還能從日本德山毛利家舊藏的《橘浦記》，甚至從一些影印本，例如陶湘的《明刻傳奇圖像十種》上領略一二。令人驚奇的是，這種氣息竟然是用鋼鐵的刻刀和堅硬的木板造就，的確不可思議。實際上，這就是我們給予繪畫最高贊美的“氣韵”，可它是如何達到的，似乎還很少研究。

這樣的成就讓我們想起繪畫，而這也正是自晚明以降，版畫製作與名畫家關係日益密切的重要篇章。除了對陳洪綬、蕭雲從等人已有較多研究之外，大概還有幾個方面值得我們關注：一是從明嘉靖以來不斷增多的畫譜。其實，研究畫譜的文章不能説少，但可惜令人拍案的未曾一見。在這方面還是日本學者走在前面。二是像《泛槎圖》《鴻雪因緣圖記》《悟香亭畫稿》之類可能衍生自《孔子聖迹圖》的行迹圖。這自然也包括皇家刊印的《萬壽盛典圖》。這類版畫與繪畫的關係極爲密切，尤其在清代，它給文人的生活點染出了熠熠風采。三是清内府刊刻的版畫，包括《耕織圖》《避暑山莊三十六景圖》《圓明園四十景圖》及各種銅版畫，以至于《古今圖書集成》那樣大規模的版畫，由此也可延伸到西洋風的版畫 。這三個方面若從繪畫史的角度考慮，大概很能開拓我們的視野。當然，更重要的是，研究畫史的人不會忘記沃爾夫林的教導：繪畫得益于繪畫的，要比得益于自然的還多。看看黄鳳池編輯的《唐詩畫譜》，或許能找到《十竹齋箋譜》的一些圖像來源，但也必須看到它取益于當時文人畫的方方面面。

這樣説，當然也不會排斥其他的研究路徑，就視覺文化而言，福建刊刻的一些日常用書，其圖像最能引起印刷文化學者的興趣，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日本學者已在這類書籍中得到了法制史、教育史、經濟史、醫學史等方面的收穫。但美術史學者的任務依然是美術史，儘管他們可以旁騖，可手中的風格問題、趣味問題、藝術品質問題，其他領域的學者却很難幫得上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