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全一百六十四册）

国之重宝 重放光华

——《永乐大典》仿真影印出版前言

张忱石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皆有修纂类书的举措，如三国曹魏有《皇览》，六朝梁代有《寿光书苑》、《类苑》，隋有《北堂书钞》，唐代有《初学记》、《艺文类聚》、《文思博要》等，宋元两代的类书不仅种类多，且卷帙庞大，其中以《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最为著名。但气魄之雄伟，内容之宏富，当推明代的《永乐大典》，它是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修纂的一部百科全书性质的大型类书。

《永乐大典》是永乐元年（一四○三）在南京文渊阁修纂的。朱棣抢夺其侄建文帝（朱允炆）的皇位，自立称帝，他为了炫耀文治，笼络士大夫，消弭朝野不平之气，即位不久，便把修纂大型类书的任务交给了解缙，并交代了修纂宗旨：“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察之便，如探囊取物……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明实录》卷二十一）明成祖的这些话可用二句话来概括：编排上要统之以韵，易于考察；内容上要备辑众书，毋厌浩繁。解缙召集一百四十七人，匆忙编纂，第二年十一月完成了《文献大成》，明成祖阅后，认为“尙多未备”，不符合他的原意，下令重修。

永乐三年（一四○五）任命太子少保姚广孝、刑部侍郞刘季箎及解缙为监修，征调朝野文人雅士、宿学老儒、高僧道师等优秀人材，约达二、三千人，故当时形容其人材之盛为“天下文艺之英，济济乎咸集于京师”。这些修纂人员分别担任编辑、审阅、校订、录写、绘图、圈点等工作。启用皇家图书馆文渊阁的藏书，还派人赴全国各地征集图书。在整个修纂过程中，国家在人力、物力诸方面供给充足，故编纂顺达。永乐六年（一四○八）冬，全书吿成，共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另有目录六十卷，装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姚广孝等上表进呈，明成祖审阅后，非常满意，亲撰序言，命名《永乐大典》。

根据《永乐大典》的修纂凡例，以《洪武正韵》为纲，按韵分列单字，每一单字下详注音韵训释，备录篆隶眞草字体，然后列出含有该字的词汇，依照“用韵以注字，用字以系事”的编辑方法，将各种典籍中的有关资料，一字不易，整段整篇，甚至整部编入，据统计辑入古今图书，包括经、史、子、集、戏剧、平话、工技、农艺、医药、占卜、释藏、道经等门类，约七、八千种，达三亿七千多万字。

《永乐大典》修成后藏于南京文渊阁，永乐十九年（一四二一）北京新宫建成，迁都北京，《永乐大典》和南京文渊阁大部分藏书北迁，贮藏于宫内文楼。大约过了一百五十年，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一五五七）宫中大火，危及文楼，幸抢救及时，《大典》幸免于难。明世宗为防止《大典》再遭不测，命令大学士徐楷、礼部左侍郞高拱等重录副本。嘉靖四十一年（一五六二）秋，召集一百零九名儒生，摹写副本，规定每人每日抄写三页，至明穆宗隆庆元年（一五六七）四月，始吿完成，历时五载。从此《永乐大典》备有两部，原书称之永乐正本，重录本称之嘉靖副本，副本格式尺寸悉同正本。

虽然《永乐大典》有正副两部，但其命运却是饱经风霜，多遭厄难。正本只是重录时犹“卿云之一见”，其后不知所终，一般人估计毁于明亡之际；但也猜测殉葬于明世宗之永陵，两种说法，史籍均无明确记载。副本原藏皇史宬，雍正间移藏翰林院敬一亭，清干隆间修纂《四库全书》时，曾对《大典》作过清点，发现已佚二千四百二十二卷，嗣后清王朝的腐败，对《大典》保管极为不严，以至官吏偷盗，鼠啮虫咬，亡散日多。光绪二十六年（一九○○）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翰林院与使馆毗邻，该地沦为战场，《永乐大典》惨遭焚劫，絶大部分为兵火所焚，幸存少数亦为侵略军劫走，运往日、英、美、德等国家，清末将残存的《大典》移交教育部时，仅存六十四册，这部出类拔萃的文化典籍，遭此厄运，令人扼腕痛惜。

幸存于世的《永乐大典》残卷约四百余册八百一十三卷，散藏在十余个国家及地区的数十个公私藏家，调查和征集《永乐大典》是十分艰辛的工作，近百年来，北京图书馆诸同仁长期不懈地努力，克服重重困难，使《大典》收藏数不断递增，至一九三四年，已达九十三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的民族开始复兴，国家逐步走上了统一富强的康庄大道，《永乐大典》残卷也结束了亡佚流散的命运，开始重新聚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苏联三次将沙俄和日本侵略者劫走的六十四册归还我国。一九五五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亦归还德国莱比锡大学图书馆所藏三册。国内许多收藏单位和私人藏书家，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下，纷纷把珍藏多年的《永乐大典》零册捐献国家。一九五一年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通过，将原藏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的二十一册捐献出来。张元济创办的涵芬楼，曾是大江以南藏书最为宏富者，且多珍本秘籍，惜毁于“一二八”日本侵略上海的炮火，此二十一册《大典》是涵芬楼历年辛勤搜集而幸免于难者。北京大学图书馆亦将该馆所藏水字韵四册交北京图书馆统一收藏。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的顾子刚，是第一个私人向国家捐赠《永乐大典》的人，他在一九五一年捐赠了三册。这三册原系北洋军阀徐世昌所有，后从徐家散出，为顾先生所购得。此外，周叔弢、赵元方、张季芗、郑广权、王富晋、陈李蔼如、赵玉林等先后各捐一册，归国家统一保管。由于这些藏家的慷慨捐赠，使北京图书馆的《永乐大典》馆藏骤增至二百二十一册（包括抗战时期寄存美国的六十册，一九六五年运存台湾“中央图书馆”），超过了世界各国收藏量，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中国图家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诸同仁在收集和保护《永乐大典》残卷上，居功至伟。

《永乐大典》的最大功绩在于它保存了我国十三世纪以前的一大批古籍。中国古代典籍，常称浩如烟海，但亡佚亦相当严重。清代修《四库全书》时曾利用《永乐大典》辑出佚书三百八十五种，之后清代学者徐松、缪荃孙等仍抢救出许多珍贵文献。时至今日，虽现存《大典》残卷仅及原书百分之四，由于每一册犹如一个资料小渊海，故仍可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其次，有的古书虽然流传下来，但《大典》辑录的典籍，皆据明初宫内所藏宋元旧本，文字优于今本，往往一字之是正，足可振聋发瞶，因此其又有校勘古书的价値。

为此，民国以来不少出版机构刋印过《永乐大典》，但全面系统又大规模刋印的只有两家——中华书局和台湾世界书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华书局首次推出缩印线装三十二开本，书名套红，余皆墨色，共收七百三十卷，分装二十函二百册。紧随其后，世界书局印本在中华书局印本的基础上增加了台湾地区及德国柏林的十二卷，凡七百四十二卷，精装三十二开本一百册。八十年代中期，中华书局又将近二十年来征集到的六十七卷刋印为续印本，仍为线装，凡二函二十册。嗣后又将两次印本凡七百九十七卷一并影印为十六开精装本。这些影印本体现了海峡两岸学者在调查收集《永乐大典》上的贡献。毋庸讳言，这些刋印本亦存在一些问题，如中华书局印本，开本过小，文字漫漶，稍失《大典》风韵；世界书局印本，一色印刷，书名批写眉头，版面凌乱，颇伤书品。此类疵瑕，为时代与技术条件限制所造成。

《永乐大典》残卷是历经沧桑而幸存的“国之重宝”，除文献价値外，其历史文物价値亦不可估量，采取一般的缩印，很难充分体现其风采。値《永乐大典》修纂六百周年之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承担了《永乐大典》仿眞工程，从版式、行款、用料、装帧等全仿嘉靖副本，几近乱眞。这一出版成果不仅使《永乐大典》永无灾厄之虞，同时亦是惠及学林，泽被千秋的宏伟事业。出版社采取先近后远的做法，首先出版的一百六十三册，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及上海图书馆（一六二册）和四川大学博物馆（一六三册）所珍藏的（另有南京图书馆藏一叶），然后延及海外，与各国《永乐大典》公私收藏家精诚合作,仿真出版尚存于世的大典残卷。衷心希望一切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朋友们共襄盛举，使这一人类伟大的文化遗产重现于世，为这项事业作出贡献的机构和人士必将彪炳靑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