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捷/文
古代货币史研究,一直是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最困难的一支,学术进展步步艰难,一般的经济学者都不愿意碰这个领域。经济史研究更关注长时间、大范围内的经济活动。所以,经济史学者不仅要探讨一个时期有无铸币,还需要解答一个时期的铸币数量、应用范围等经济学问题。唐宋以前的货币史问题都极富挑战,传统文献不能提供完全可靠的证据,简明可靠的新方法也不知在何方。对于今天的中青年学者而言,这个领域令人绝望。没有现成的路径可以依循,想要学习识别历代钱币都不得其门而入。
而台湾东华大学陈彦良教授的《币制兴衰四百年》,勇敢地采用历史与考古结合的研究方法,在中古货币史领域提出一系列新见,为沉寂已久的货币史研究带来一阵清风。此书堪称货币史方面的杰作,受到诸多经济史研究学者的交口称赞。
我在学习古代货币史的过程中,感受货币史研究难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由汉末至唐初,历代铸钱的外观造型都颇为相似。汉武帝推行五铢钱以后,除了新莽短暂时期,大多时候都是五铢钱的天下。历代铸造的五铢钱,形制相似,可能只有细微差别,非经验丰富的专家不能分辨。
第二,中国历代都有因袭前朝甚至更古老货币的习惯,所以前朝货币往往在后朝也广泛流通。同时,只要货币价值发生波动,人们就有融化前朝优质货币、重新铸造劣质新钱的冲动。收藏家都喜欢收藏优质古钱,而市面上真正流通的多半只是劣钱。
第三,在中古时代,多种货币并行是很常见的事。有时一个地区铸造新钱,但数量远不足应付市场货币交易,就会同时允许流通前朝旧钱。货币本身就有流通特性,所以古钱经常会跨越时空、跨越地域地起到流通作用。
第四,货币史关注的重点是经济活动、货币活动的真实情况,所以要研究各种铸币的实际铸造数量和使用范围。考订某一时期是否曾经铸币,只是第一步,后续更重要的工作是研究这些铸币的数量。因为前朝货币经常被后世融化重铸,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古钱都只是流通中的偶然或意外,很难反映实际的情况。
从经济动机看,历代政权都有利用铸钱来掠夺财富的习惯。掠夺手段一般可分为两种:铸小钱和铸大钱,背后的原理相通。所谓铸小钱,就是铸劣钱,发行含铜量更低、铸造水平更差的新钱,规定它与含铜量更高的旧钱等值,可以相互兑换,从而掠夺拥有旧钱的人民手中的财富。铸大钱,就是铸质量还比较好的钱,但让它贬值,强行规定它“当十”、“当百”甚至“当千”,而它的实际含铜量可能只是“当二”、“当三”。通过这种做法来掠夺财富更为直接,但也更容易引发人民的反抗。
经过几代钱币收藏家和研究者的考订工作,中国学界现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古钱序列。古钱的铸造和流通数量终究还比较大,所以中国好几家大型博物馆都有完整的历代古钱收藏和陈列。现在拿到一枚古钱,对照样本进行断代考订已不是什么难事,下一步就是研究这些古钱在各个时期经济活动中的实际作用。
近年来中国各地积极推动基础建设,发掘出大量的古墓,古钱是古墓中最常见的物品。现代考古趋于规范,会记录各个古墓中出土古钱的形制和数量。积少成多,当各地发掘古墓数量达到一定程度,考古断代逐步明晰,墓中出土的古钱形制和数量就有了统计学意义,一种全新的方法逐渐开始在货币史学者手中流行。
当然,陈彦良教授很清楚,通过统计分析各地古墓出土古钱来推断当时当地的货币活动,这种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能保证古钱在地下的分布与当时地上的分布相一致。但是我们仍能有把握地推断,两者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按照“事死如事生”的葬俗,或者按照方便处理的常识考虑,墓中古钱应多为当时日用之钱。所以结合考古蕴含的时间、地理信息,就能对古钱的流通做一些推断。
陈教授的创见极多,不妨举我印象最深的两个例子。
第一例,有关三国时期魏蜀吴各国的铸币情况,学界公认,汉末货币制度崩坏以董卓铸小钱为发端。董卓占据长安之后,指使手下挖坟掘墓,到处搜集铜材来改铸小钱。小钱质量太劣,以至于“文章轮郭不可把持”,而物价就此飞腾,“谷一斛至数万”。
董卓铸小钱、大破坏彻底破坏了原有的五铢钱系统,而要让老百姓重新恢复对旧有五铢钱的信心,是十分困难的。而且时局混乱,很长一段时间,无人主导铸币,市场上的流通性极为不足,使得货币经济必然地向实物经济倒退。
董卓小钱对于后来盘踞中国北方的曹魏政权,影响最大。现有考古证据表明,曹魏五铢确实存在,但质量极差,远不能与汉五铢相比。同时,曹魏时期古墓中的曹魏五铢数量也极为稀少,远不能与汉五铢相比。这说明曹魏的货币制度不健全,当时仍以汉五铢为主。而且大量文献表明,曹魏采用实物租税,同时在各地都大规模推行屯田。在强有力官营经济模式下,货币的使用范围被缩小,货币使用的机会也大大降低。这种官营经济确实保证了曹魏的社会稳定,但缺乏流动性,也阻碍了经济潜在的发展壮大。
对比一下,蜀汉政权的货币政策就不如曹魏那么稳健。蜀汉政权是外来政权,基础不稳,尤其需要铸币来充实财政。所以刘备一入成都,就听从谋臣的建议铸造“直百五铢”,利用贬值的大钱来敛聚财富。从刘备到刘禅,始终没有停止铸大钱的进程。在蜀汉早期,市面上还以汉五铢为主要流通货币,而到了后期,由于诸葛亮持续北伐,军费耗费极大,铸大钱的频率迅速增加,直百五铢、太平百钱等成为市面上最主要的货币。而蜀汉政权最终也在货币趋于失控的背景下消亡了。
蜀汉政权一直发行劣币,而且劣币的数量颇为不少,但与孙吴政权相比,却又算不上什么。孙权在称王之后,马上就铸造了“大泉五十”。这种劣币与蜀汉的直百五铢相比,还算克制。可是十多年后,孙权又铸了“大泉五百”、“大泉当千”,这就较为离谱了。近代考古甚至发现,孙吴政权曾铸造过“大泉二千”、“大泉五千”,这些货币不可想象,必然会遭到严厉抵制。
不过考古也证明,孙吴政权的这些大钱并未得到广泛流通。孙吴时期的古墓中,数量占优的货币竟然不是自己的货币,而是蜀汉的直百五铢。这说明蜀汉与孙吴的经济关系十分密切,蜀钱能在吴国广泛流通。同时这也说明,蜀汉与孙吴的铸钱数量严重不足,都面临流动性不足、通货紧缩的问题。两国都没有耐心铸大量足值的五铢钱来逐渐满足市场需要,都采用了急功近利的铸大钱方法。最终,两国的经济秩序都趋于崩溃,政治统治也宣告终结。
历史上的政治、军事教训,经常为后人所总结。可是经济、货币上的教训,却一直少有人总结。中国铸币不足、通货紧缩的状况,到了两晋时期,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变本加厉。后人用“两晋不铸币”,来形容这一时期中国总体的货币政策。不铸币的后果是,日常交易需求难以满足,货币经济向实物经济退化。仅从这一事实出发,我们就能推断两晋时期悲惨的经济水平。这个基本的道理,直到近代经济学昌明,才逐渐为人所理解。
第二个例子是对“短陌”的研究,这也是经济史中另一桩学术公案,吕思勉、陈寅恪等很多学者都有论述。南朝萧梁时期,废除铜钱,推行铁钱,开始铸“铁五铢”。在中国,铁矿远比铜矿易得,铸造成本也更低,官僚亲信与民间一同私铸,导致市面上铁钱数量大增,价值大跌。民间交易一般以“陌”为单位,即一百枚钱。在推行铁钱时期,有些地方以七十当百,有些地方以九十当百,把这些数量的铁钱就视为一陌,被称为短陌。而且各地短陌“短”的程度不同,离首都越近,短陌越长,而离首都越远,短陌就越短。铁钱与短陌交互作用,最终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皇帝不得不下诏“通用足陌”,这种举措当然遭至严重反弹,最终铁钱与陌制共同瓦解。
细读此书可以发现,虽然币制变迁反复,花样繁多,但根本性问题即流动性不足、通货紧缩的现象,历代都未彻底解决,直到唐初仍然如此。历代统治者都不理解大量铸币满足日常流通需要的经济学原理,只是在财政危机的时候,通过铸小钱、铸大钱来掠夺财富,最终导致经济崩溃和政权瓦解。陈教授用一句话来概况自己对中古货币史的总体看法--“长期通货紧缩背景下的反复通货膨胀扰动”,是颇有洞见的。
货币史所揭示的秘密,可能正是我们认识王朝更替、历史变迁的重要视角,这也是《币制兴衰四百年》蕴含的宝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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