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妥协

总体来说，这本书没有太大的“知识颠覆”，更多的是用材料来证明了之前研究提出的论点。

作者创新的点在于，研究男性农民工，关注的内容在于家庭内部的协商，重点关注男性工人在迁移后对于家庭父母、子女的赡养、照顾方式和策略的改变，除此之外，文章也重点关注了男性工人气质的改变，当然这种改变是在传统的父权制和当今的现实迁徙状态下所做出的的妥协，以期达到一种平衡状态。

人口的城乡迁移不仅仅使中国家庭历史悠久的照料老幼的角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也粉碎了农村父权制的根基。迁移促使丈夫和妻子，以及父母和子女，在其中重新协调 他们的关系。迁移在既定的性别身份中创造了新的张力，也为既有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概念提供了论辩和再造的舞台。尝试探讨除了被迁移中的结构性障碍影响以外，男性农民工的男性气质如何被复杂的家庭机制所塑造，而这种复杂的家 庭机制既是城乡迁移的原因，也是迁移的后果。

男性气质的妥协，这一概念揭示了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迁移对家庭和性别关系的影响具有如下特点：它既反映了现实性的调整，也体现了男性性别身份以及传统意识形态的持续显著性。

这一点很有意思：大规模的城乡迁移可能在照料实践、劳动分工和权力分配方面促进了中国家庭的性别平等，但是这些变迁的实践并没有唤起与之相对应的性别平等观念。

男性气质的妥协为移民家庭的“成功”做出了贡献，但也是有局限性的。具体的男性气质的妥协是实用主义的产物，而不是文化价值观念变迁的结果。这预示着，与这些 妥协相关联的性别平等方面的改善可能是短期的，一旦那些迫使男性 农民工妥协的条件消失，更加传统和保守的性别关系可能会复苏。

中国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支配，传统上基于一套严格的性别隔离系统，即男性主导公共领域，而女性则被隔绝于公共领域之外和局限在家庭领域之中(Mann, 2011 )。

农村男性和女性之间关于性别角色内外分工的重新商讨对中国父权制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如何产生了这些影响，都是非常有趣的议题。

总的来说，以往有关中国的迁移、家庭和性别的研究忽视了三个方面的议题：大量关注结果而忽视了过程，关注结构性原则而忽视了情感因素；研究文献中缺乏男性声音和主体经验；夫妻关系被边缘化。

在这一框架下，男性气质既是一种在意识形态和话语论述层面上的关于男子气概的规范想象，也是一种与国家、工作场所、劳动力市场和家庭等制度紧密相连的制度和个体实践。

某种特定的男性气质及其表达可以根据其所在 的具体历史和文化情境，从四个维度上进行分析：个人维度、人际维度、制度维度和文化维度(Lusher and Robins, 2009 )。

男性农民工在社会中的阈限地位：他们既不完全属于农村社会，也不完全属于城市社会，他们夹在现代价值观念和传统责任义务之间，他们为寻求两方面的平衡而不断地挣扎着，努力着。

换句话说，从夫居作为一种结构使 得女性在自己的原生家庭中是临时成员，而在她们的夫家则是永远的外人，她们在两个家庭里都无法获得资源和权力。

但是，许愎光也指出，中国家庭的“范式”跟实际情况之间有许多的差异(Hsu,1971)。虽然范式剥夺了女性在家庭系统中的权力，但是现实中女性可以通过发展与子女，尤其是与儿子的情感纽带，获取子女的忠诚而建立自己在家庭中的权威(Wolf,1972 )。女性还可以采用多种策略，比如公开挑起冲突来羞辱丈夫、回娘家或者以自杀相要挟来获得家庭权力。即便如此，这些女性所获取的权力也是非正式的，并且来源于她们妻子的身份。在夫妻冲突中，丈夫总是那个最后说了算的人(Stacey, 1983 )。

他们因此构建了一种我们称之为“可敬的男子气概”，将男性气质构建基于男人供养和关爱家庭、使家庭成员感到快乐的努力和责任之上。可敬的男子气概”是一个家庭导向的概念，这是一个被建构出来的对抗性话语,用来应对在城市中占支配地位的“基于金钱的男子气概”和“基于素质的男子气概”这两种理想类型。

家务问题的应对策略有四种模式：扩大的豁免、策略性逃避、选择性接受和主动参与。

正是这种对抗性的男子气概的论述，使男性农民工在经历了二等公民和城市边缘化的耻辱之后、在经历了城乡迁移过程中他们原有支配地位的断裂之后，重获新生。这种对抗性论述是基于男性农民工与女性农民工之间的不平等，以及城市男性和农村男性之间的不平等，但同时也挑战了基于“内”“外”之别的性别不平等和性别分层。

在“新爸爸”的论述体系中，"对子女的关爱和与子女的亲密关系是当代社会中男性所需要征服的新领域”(Brandth and Kvande, 1998：309 )。能够应对子女照料中的各种新挑战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男性特质”(Brandth and Kvande,1998：309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爸爸”形象中的亲密和情感的元素并不会对当代西方社会中男性气概的建构构成威胁；相反，“新爸爸”的形象成为一个新的平台，能够让男性展示他们的男性气概。

男性农民工会采用三种合理化过程来调和他们在照顾 老人方面的观念和实践之间的差异：其一，成年儿子对家庭的义务被重新定义，其重心已经从对年迈父母的照料责任逐渐变为对子女的供养责任；其二，不再强调成年儿子应该直接为年迈父母提供照护；其三，听取和遵循父母的建议被认为是更加重要的身为成年儿子的责任。

怀特还指出，因为农民工在迁移过程中接触并了解了西方价值和现代文化，城乡迁 移可能会弱化他们对孝顺的接纳程度，也会弱化他们回馈父母付出的义务感。

作者归纳了三种男性农民工用以调和他们实际提供的照顾和孝顺的文化理念之间差异的过程：重新划定代际义务的边界、重新阐释孝顺的意义和通过移动通信进行情感支持。

夫妻之间的男性气质妥协：可敬的男子气概

对待子女：“新爸爸”的形象

对待父母老人：孝顺（内涵有些变化）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市场转型使得中国农民工的总人数持续增长，但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政府和城市居民对农村流动人口的敌意并没有逐渐消退，如农民工曾被长期排除在城市公共服务和福利体系之外，这些敌意使农民工们在取得经济机会与履行传统家庭职能之间陷入难以平衡的困难境地；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劳动力缺口扩大，农民工的利益和权利开始受到一定的政策保护，因此在经济收入以外，新生代农民工迁移的动机还包括个人发展，如发展事业和体验现代城市生活，这些梦想使得农民工们在乡村和城市、理想和现实中纠结与挣扎。 在一个传统上家庭会对个体成员生活和福祉产生关键影响的社会里，迁移会同时影响进行迁移的人和他们留守在乡村的家人，他们在城市的生活、在农村的生活都会被迁移所重塑。因此，农民工们在迁移中所陷入的难以平衡的困难境地以及纠结与挣扎，也将影响他们的家人和家庭。在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家庭中，性别关系和代际关系被重新定义和讨论。男性农民工不得不应对这样一种压力与纠结：一方面他们受到强调经济实力的城市成功男性话语体系的影响，而另一方面他们不得不看清自己处于城市边缘位置并具有极为有限的经济资源的现实。 基于此，他们还需要重新界定自己多重的家庭角色和性别身份，以此来应对新环境下对“好恋人”、“好丈夫”、“负责人的父亲”和“孝顺的儿子”等角色的评判标准： 1.亲密关系中的男性农民工在寻求现代价值观念和传统责任义务的平衡之间不断挣扎。城乡迁移拓宽了农村男性的在亲密关系中的选择，同时也在多个层面制造了张力。男性农民工渴望现代浪漫爱情，但是他们无所依托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他们的亲密关系经常是短暂的；城市恋爱实践也在提醒他们，农民工的经济能力与恋爱关系中标志着男性成功的铺张的消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农民工们虽然也吸收了强调伴侣之间情感和精神上契合的观点，但他们仍有很大可能在追求浪漫与顺从传统之间的妥协（如返回农村老家迎娶父母认可的本地女孩）。 2.城乡迁移粉碎了农村父权制的根基，男性农民工开始重新调整他们在夫妻关系中的权力与策略。传统的“从夫居”模式在城乡迁移的现实问题中被动摇，原有的家庭范式在曲折中发生着变化。妻子被仍被期望是温柔和顺从的，但同时男性农民工开始需要一种微妙的平衡，需要他们的妻子能够“管住”丈夫和管理“他”的家庭（如赞同由女性掌控家庭开支，以此控制自己在抽烟喝酒方面的开支）；在“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根深蒂固以及农村男性普遍不做家务的情况下，出于家庭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农民工家庭并不恪守传统分工模式，男性农民工开始部分承担家务，并且赞同她们的妻子更多地参与到经济生产中。 3.“父亲”和“儿子”的双重角色向男性农民工提出了调整传统文化规范的要求。传统男性性别气质的重要组成之一，即父职的核心，被认为是在经济上供养子女，而在城乡迁移中，由于男性农民工与留守儿童的长期分离，强调男性公共生活和赚钱能力的传统男性气概开始逐渐转向关注男性的私人关系（如男性农民工是否与子女有较强的情感联结），能够应对子女照料中的各种新挑战开始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男性特质”；城乡迁移创造的反常的代际机制使得男性农民工采取多样化的方式来解决照顾老人的问题，与以往的家庭分工模式不同，男性农民工通过重构“孝顺”的含义或利用移动通信，来实践新的照护策略。

大規模的城鄉遷移可能在照料實踐、勞動分工和權力分配方面促進了中國家庭的性別平等，但是這些變遷的實踐並沒有喚起與之相對應的性別平等觀念。從農村流動到城市的男性農民工可能會在他們在家庭中的傳統支配地位受到挑戰的時候做出妥協讓步，但是這些妥協仍然建基於有關男性氣質的意識形態。因此，男性氣質的妥協這一概念概括了男性在重新協商他們變化的家庭角色和性別身份的時候所體現出的能動性和策略性，這些變化都來源於人類近代歷史上最重要的人口遷移之一——中國的城鄉遷移。這一概念同時概括了實踐與觀念之間的差異，描述了結構變遷和文化變遷之間的不協調，闡釋了個人與家庭的不一致所帶來的張力。

男性氣質的妥協這一概念描述了男性農民工在遷移之後在家庭中所做出的改變和調整的過程。正式通過做出這些妥協，男性農民工積極地維護著跨地域的“家庭”，即在多個地方維持並進行著家庭生活。我們可以認為，男性氣質的妥協為移民家庭的“成功”做出了貢獻，但也是有局限性的。具體的男性氣質的妥協是實用主義的產物，而不是文化價值觀念變遷的結果。這預示著，與這些妥協相關聯的性別平等方面的改善可能是短期的，一旦那些迫使男性農民工妥協的條件消失，更加傳統和保守的性別關係可能會復甦。當然，這是悲觀的論調。從樂觀的角度來講，由男性氣質的妥協而產生的新的行為模式也可能最終成為個體“慣習”的一部分，從而對性別機制產生持久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