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与高塔》的原文摘录
随后，作为1/8的廓尔喀部队的军官，他在瓦济里斯坦与伊皮的法基尔作战中表现出色，成为伏击技术专家。1944年，沃克接管了4/8廓尔喀部队的指挥权，经过两个月的培训，他组建了一支强大的战斗部队，为自己建立了直属部队。 (查看原文 )
1958年，沃克负责老虎行动，99个廓尔喀人消灭了在柔佛州活动的最后一批共党人 (查看原文 )
与边境巡防队密切合作的是来自22个英国空军特别部队的大约70名士兵 (查看原文 )
关于信息革命，我们需要理解三个要点。第一，这几乎完全是一项基于美国的成就，尽管来自世界各地涌入硅谷的计算机科学家和降低硬件成本的亚洲制造商也做出了贡献。其次，美国最重要的科技公司现在仍然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优势地位。第三，正如我们看到的，这种优势会转化为巨额资金。面对这场来自美国的网络革命，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有两个选择：妥协并加以监管，或者抵抗并发起竞争。欧洲人选择了前者。想要找到欧洲本土的搜索引擎、在线零售商和社交网络的尝试基本上是徒劳的。最大的欧盟互联网公司是声破天（ Spotify），这家总部设在斯德哥尔摩的音乐和视频流媒体公司成立于2006年。FANG已经深深地扎进欧盟国家，乃至整个欧洲。欧盟委员会用来骚扰这些美国科技巨头的方法包括：反垄断指控、追溯税收账单以及更严格的隐私和数据保护规则，更不用说就业权利了。可以肯定的是，欧洲人率先确立美国公司不能独立于国家或欧洲法律在其领土上运营。正是法国人马克·诺贝尔提出，雅虎不能在其拍卖网站上为纳粹纪念品做广告，这不仅是因为法国用户访问该网站的服务器位于欧洲（斯德哥尔摩），还因为雅虎（如其声称的那样）不能区分法语用户和其他用户。一些欧洲国家（不仅是法国，还有英国和德国）已经通过法律，要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阻止其公民观看违禁内容（如面向恋童癖的色情片）。然而，欧洲政治精英现在实际上依赖脸书等美国公司代表他们进行审査，这似乎忽视了脸书的“社区标准”最终可能比欧洲法律更严格的风险。
相反，中国人选择了第二种方式：竞争。这对于美国来说有些出乎意料，美国人原以为中国政府会简单地试图“控制互联网”一一比尔・克林顿总统把这一行为比作“试图将果冻钉在墙上”认为这样做是徒劳的。四一位美国学者在2003年写道：“互联网是一个渗透性极强的网络，如果中国人想要从硅谷的网站获取信息，即使是最无所不能的政府也很难阻止他们。”⑧但事实证明他并不是完全正确的... (查看原文 )
可想而知，类似的打击让美国公司很沮丧。然而，中国在与硅谷的较量中获胜的方式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仅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和战略上，这都是一个明智的举措。中国政府现在有了其所需的大数据来密切关注中国网民。而与此同时，如果美国国家安全局想要从中国收集元数据，就必须通过长城防火墙。 (查看原文 )
中国人对待社交媒体的方式远不是把果冻钉在墙上，而是越来越多地利用微博所揭示的公民的担忧。当来自中国香港瑞典和美国的研究人员在2009年至2013年间在新浪微博上挖掘了超过130亿篇博客文章的数据集时，他们惊讶地发现，有382万篇文章隐含了社会冲突，多达250万篇文章提到了大规模抗议，如罢工。如果政府现在正在利用社交媒体来监控异议和腐败行为，那么值得注意的是，680名在微博上被控腐败的官员中，最终被起诉的官员被提及的次数几乎是未被起诉官员的10倍。1另一个数据集（2010年至2015年间因腐败被调查的1460名官员）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控制着中国的网络，而在这个例子中，该网络是“老虎和苍蝇”的网络，其不当行为已经成为政府的主要打击目标。1信息和计算机技术有可能让中国政府建立一个“社会信用”系统，类似于西方的金融信用系统，根据官方的说法，这将“让守信者处处受益，让失信者寸步难行”。1 (查看原文 )
本书主要讲述了历史的飘忽不定、潮起潮落。它试图区分两个时代：一个是时间更长、人类生活被等级结构主宰的时期；另一个是新兴但颇具活力、因技术变革而产生的网络时代。简而言之，当世界的主要秩序属于等级制度时，你只能通过一个垂直机构中（如国家、企业等）一级一级的等级阶梯来获取属于你的最大权力；而当网络系统取得优势时，你就能够在一个或多个水平组织的社交团体中获取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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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中心论点是：尽管历史学家迷恋研究国家等级制度，但是社会网络在历史上的地位比他们所认为的更加重要，尤其是在两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是“网络化时代”，在15世纪印刷术传入欧洲之后，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第二个就是我们当今的时代，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我认为，我们与硅谷有关的技术革命，与其说是等级制度危机产生的原因，不如说是其后果。而从18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这段时间，出现了相反的趋势：等级制度重新确立了它的控制权，并成功摧毁或收编了网络。20世纪中叶，等级制度组织的权力达到顶峰——一个极权主义政权和全面战争的时代。 (查看原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