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微信公众平台《文学报》
评论家张柠近期推出长篇小说《三城记》，这部书写“80后”成长史的作品，在聚焦主人公命运变迁的同时，直面当下中国城市生活，辐射各阶层的精神和生存状况。在为本报《新批评》专刊所撰写的文章中，张柠提出，长篇小说的外在形式有不确定性，也是“未完成”的，但其内在形式则是确定的，那就是作家对美和完满，对人和未来的坚定信念。
好的艺术永远不会过时
我们从托尔斯泰出发，一直走进了后现代的迷宫。人走路走累了，只想倚靠在大树上歇一歇，没有人会靠在一根芦苇上。托尔斯泰就是大树。艺术正是一个脚踏泥土向上飞翔的姿态，或者就是飞翔本身。托尔斯泰属于少数在最高空翱翔的艺术家。后现代大师约翰·巴思在《枯竭的文学》中曾经表示，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都过时了。我们发现，托尔斯泰没有过时，约翰·巴思才过时了。文学没有枯竭，约翰·巴思早就枯竭了。
托尔斯泰晚年，在创作和思想上遇到障碍的时候，他就去读书，读民间故事和民间歌谣，读东方哲学，读老子、孔子、孟子、墨子“极高妙的智慧思想”。他还特别喜欢读普希金。80多岁的托尔斯泰还在读普希金的作品。他告诫青年作家们说：“别把时髦人物（颓废派作家）作为楷模，要学习普希金和果戈里。”他认为普希金的作品，符合他评判艺术的三个重要标准：内容新鲜，语言惊人，态度真诚！同时，托尔斯泰认为，态度真诚是最重要的标准，只有在此基础上，内容才会新鲜而重要，形式才会惊人而精准，而不至于“虚伪和做作”。最终的检验标准，就是艺术的感人程度，它能否让人在被各种类型的暴政分割的地方，重新和解，拥抱在一起。
托尔斯泰不怎么重视对“艺术才能”的讨论。但他会夸奖割草农民或朝圣香客的才能，说：“人民的语言多么美啊！”他会看着边走边唱的农妇说：“最好的作曲家就是人民！”他会让农民普拉东成为贵族彼埃尔的老师。这是一种典型的民粹主义美学观。他把人类概括为人民和天才，或者群众和英雄，然后模糊两者的界限。他试图消除大地和天堂的藩篱，写作由此而神圣化，作者由此而成了“神”。洞悉一切的“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成了小说的基本叙事方式。
现实和艺术缺一不可
二十世纪的小说叙事，在诟病十九世纪文学观念的基础上，力图摆脱以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为代表的叙事方式，并将一种“资产阶级工匠”式的写作推到了极致。小说工匠们貌似很精准、很科学、很客观。他们对写作者喊叫：“不要再出现‘他心想’这种句子了！与此同时，小说工匠们又不甘寂寞，他们很想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但又不敢大胆说出来，躲躲闪闪，吞吞吐吐，法国新小说就是这样，后期的乔伊斯也是这样。
小说工匠的另一个怪癖，就是为创新而创新，他们试图通过不断改变产品的外在形式，来获取存在感和价值依据。小说被创新的“疯狗”赶进了死胡同。
二十世纪下半叶，走进死胡同的叙事文学开始另辟蹊径，重新开出两条道路，一条是师从亚非拉后发达国家和地区原生态文化、民间生活及其表达形式；还有一条就是重返伟大的十九世纪传统。辛格和索尔·贝娄都厌倦了那种玩儿技术的形式探索，他们的创作都在向十九世纪致敬。
在长篇宏文《什么是艺术》中，托尔斯泰认为，人类进步必须具备两种工具，一是传递思想信息的语言，一是传递情感和希望的艺术，它们的最终目的，都是要促成人类的团结。所以，托尔斯泰在提出文学艺术的三个重要准则之外，又从写作的角度补充说，作家还必须具备另外两种素质：
“第一，确知什么事应该有。”（应然世界）
“第二，坚信什么事应该有。”（对应然世界的信念）。
打个比方，我说：“太阳明天将要升起。”你说：“你不是上帝，你怎么知道明天的事呢？”我坚持说：“太阳明天必将升起！”你说：“也有可能不升起啊。”我说的是“应然”甚至是“必然”，你说的是“或然”。如果文学艺术就是你说的那样，我们要文学艺术干什么？文学艺术对这种“应然世界”的想象，就是在关注现实的基础上对现实的超越，就是对“完满”或“美”的想象，也就是对“未来”或“人”的信念。这就是托尔斯泰总能从现实中超拔出来，并将现实转化为艺术的法宝。这就是托尔斯泰，作为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和一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的超人之处。 所谓关注现实，不是让我们去“复制现实”或者“抄袭现实”，而是要求我们“选择”“建构”“想象”另一种现实，也就是呈现托尔斯泰所说的那种“应有之事”。同时还要对这种“选择”和“建构”有坚定的信念，像普希金那样的信念，像《巨人传》那样的信念，像《悲惨世界》《双城记》那样的信念，像《穷人》《死屋手记》《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的信念。
现代派艺术是胆小鬼艺术
你明天有两种可能：一是活着，一是死掉。你的爱人明天有可能还爱你，也有可能爱上别人。对任何事情如果都用“或然推理”来判断，生活就充满不确定性，世界就真的会出意外。然而，意外还是出现了。那种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坚定信念”的逐渐丧失，其实在托尔斯泰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大约从爱伦·坡的时代，从《地下室手记》的时代，从《恶之花》时代就开始了。由此开启了托尔斯泰称为“颓废派”文学的时代。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培育了一批胆小如鼠的人。尤其到了二十世纪，经历了“经济大萧条”、“一战”和“二战”，这种类型的“人”更为普遍，渐渐地，他们开始拉帮结伙，嘲笑十九世纪的“人”。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不相信，不确定，不肯定。他们一边想着好事，一边想着更多的坏事，然后就像老鼠一样，拼命地打洞，朝地底下钻，听见敲门声就发抖，看到陌生人就逃跑。
对长篇小说而言，黑格尔所说的“市民社会的史诗”中，没有了“史诗”，只剩下“市民”，也就是卢卡奇所说的“衰变时代的问题人物”。本雅明则用“机器复制时代”做论据，论证出“经验”的消失，进而推论“讲故事艺术”的消亡。某种意义上说，理论批评的混乱，导致叙事艺术的衰落。叙事艺术的衰落，导致理论批评的消亡。理论批评和叙事艺术凑在一起互相伤害。于是成长小说变成了退化小说，行动小说变成了沉思小说，想心事和做梦替代了情节和动作，叙事成了治疗法和催眠术，最终，小说叙事变成精神分析学猜谜和形而上学推理。然而，该走的都已经走了，该在的还在，世界美如斯，到处都充斥着“事故”和“故事”。有什么样的心态，就有什么样的信念，有什么样的眼神，就有什么样的经验，大象嘴巴里露出的才是象牙。
现代经验就是城市经验
施宾格勒说：“城市是现代文明风暴的中心。”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段关于城市文化的话，说得非常透彻。他将城市与乡村的分离，视为野蛮向文明的过渡，同时也发现了资本与劳动分离导致的异化后果。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文化，就是城市文化，就是告别沉思走向行动的商业文化和欲望文化。与此相应，也衍生出一系列副产品：进城的农民，失败的市民，赤贫化的失业者，不愿回到泥土上的流浪汉等等。与稳定的乡村和永恒的自然相比，城市是人工制造品，是“人造天堂”的冒险实践，它充满了不确定性。有人很快就适应了，比如施蛰存和张爱玲。有人一辈子也不适应，比如废名和沈从文。
就当代中国情形而言，多数“50后”和“60后”，他们最熟悉的是乡村经验。“70后”和“80后”，他们对乡村经验很陌生，即使出生在乡村的人，也不知乡村为何物。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城市是乡村的“剩余物”，那么今天，乡村就变成了城市的“剩余物”。城市文化成了主导文化，能说你不熟悉城市文化吗？关键在于你“确信什么事应该有”的信念之中，是否有城市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位置。
进一步落实到文学层面。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文学，就是城市文学，或者从乡土文学向城市文学迁移途中的迁徙文学。乡土文学的基调是抒情的，面对缺少变化的日常生活的叹息和幻想，由此衍生出传奇和寓言。城市文学的经验基础，就是无限多样地展开的日常生活本身（18世纪的简·奥斯汀和理查逊），以及日常生活展开受阻的故事（19世纪的巴尔扎克和狄更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作家，曾经提供过很好的借鉴。
在当代中国文学中，存在一种初级阶段城市文学，他们以为只要写点街道、高楼、超市、酒吧、邂逅、夜总会、逛街和购物，就是城市文学。这种仅仅满足于城市外在形态的写作，是一种浅薄的城市文学。真正的城市文学，跟乡土文学一样，也需要处理一些人类永恒的棘手的问题，比如生死，是非成败，成长或蜕化，苦难和罪孽，信仰和救赎。不同之处在于，乡土文学是在泥土上或茅屋里处理，城市文学是在人造石头（水泥）上和高楼里处理。乡土文学面对的是“血缘宗法制”的宗族，城市文学面对的是“商品拜物教”的宗族。他们的公分母是希望和信念，而不是仇恨和簌簌发抖。
没有现实，艺术什么也不是，没有艺术，现实也微不足道，艺术是现实精神和超越精神共同孕育的结果。现代经验就是城市经验，与城市相关的文学肯定“日常生活”并使之变成艺术。“颓废派”艺术是被“坏世界”吓破了胆的艺术，它的怀疑和虚无，是长篇小说衰落的根源，必须重返一种确信的世界和艺术。好作家应该“确知什么事应该有”，并且坚信它。长篇小说的外在形式有不确定性，也是“未完成”的，但其内在形式则是确定的，那就是作家对美和完满，对人和未来的坚定信念。跟胆小如鼠的艺术相比，好的艺术，有信念的艺术，永远不会过时。
匮乏与拯救是永恒的主题
长篇小说《三城记》是以北上广三座城市为背景，书写“80后”的成长史，聚焦主人公顾明笛的命运，呈现了一个当下城市青年的奋斗史、情感史、挫败史，刻画了一个书斋里的青年是如何成长为社会人。
我的写作动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的一流作家比较擅长写乡村，城市题材的小说相对缺乏，一些年轻的作家虽然在写城市题材的小说，但他们的城市经验往往过于碎片化。我尝试完成都市青年成长的小说。此外，小说主人公是出生于1980年的城市青年，尽管他与“50后”、“60后”也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比如生死问题，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的具体问题，差距是很大的。五六十年代的人在现实中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匮乏”，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匮乏感一直是他们小说叙述的主调。“80后”一代，总体上看，不存在这种“匮乏”，他们面对的是“过剩”带来的烦恼和无聊。主人公顾明笛大学毕业，在国有企业办公室上班，家里有两套房，但他质疑生活的意义，整天焦虑不安。他辞职离开上海去了北京、广州闯荡，先后进入媒体、高校、互联网企业工作……
当物质匮乏的问题解决之后，人的意义在哪里？这是一种新的匮乏。匮乏与拯救，是永恒的主题之一。这个主题不仅在我的小说里存在，我的评论里也常有触及。写评论的时候，我经常想，如果我来写小说，会怎么处理这种问题？我在教学中与年轻人接触也很多，因此，我塑造这么一个“80后”人物形象，让他直面这代人的真问题，去行动，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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