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基短篇小说选

萨基（Saki，1870—1916）被誉为英国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准确地说他其实应该算是苏格兰作家，不过却生在缅甸的阿恰布，父亲是缅甸警察局的总督察。他原名赫克托·休·芒罗（Hector Hugh Munro），“萨基”是他写作专栏和短篇小说用的笔名。关于这个笔名的来历有雅俗两种说法，雅的据说取自古波斯大诗人欧玛尔·海亚姆的《鲁拜集》，集中有些部分就是写给“萨基”的，其波斯语的意思是“侍酒人”；俗的说法认为这个笔名取自一只同名的南美猴子，不禁让人联想到《格罗比·林顿的改造》中的中心角色：“一只来自西半球的小长尾猴”，本性中既有温柔的羞涩又不乏恶毒的脾性。 萨基是三个孩子中的老幺，年方两岁母亲就被一头受惊的母牛生生踩死。他从小体弱多病，论起来兄长查尔斯和姐姐埃塞尔都算不得硬朗，他们的家庭医生甚至宣称这三个孩子恐怕都养不大。我们记得《斯莱德尼·瓦斯塔尔》中年方十岁的小男孩康拉丁就被一个“既圆滑又无能的”医生宣称活不过五年，想来小赫克托对此一定跟康拉丁一样心存芥蒂。母亲去世后，父亲把三个孩子留给奶奶和两位姑母照料，一个人去缅甸当差。两位姑母生性古板刻薄，体弱多病又极度敏感的赫克托想来肯定遭了不少罪。我们可以在他的小说中读到无数愚蠢、刻板和专横的姑母形象，自然就是他的“挟私报复”，据说《斯莱德尼·瓦斯塔尔》中那位心胸狭窄的德·洛普太太就直接取自他姑母的形象，他竟然安排她在雪貂的爪子下自取灭亡。

赫克托因为体弱连就学都给耽误了，很长时间都由家庭教师施教。三个孩子在三个古板女人的刻板照顾之下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很少能碰到同龄的其他孩子。他们翘首以盼的不过是舅舅每一年一次的来访以及父亲四年一次（！）的探亲假。他十二岁那年祖母去世，也就在那年才进入埃克斯茅斯的一所私立学校就读，三年后转入贝德福德文法学校。父亲在他年满十六那年退休，不论是父亲还是三个孩子总算享到了点天伦之乐。接下来的几年间，他们随同父亲在欧洲大陆旅行了不少地方。 一八九三年，萨基步父亲后尘远去缅甸就任父亲为他安排的军警之职。他虽一直病病怏怏，竟然颇为享受他的缅甸岁月，他饶有兴致地研究当地大为不同的动物群落，甚至还养过一头小老虎，他在英国就有了收集鸟蛋的嗜好，正好可以继续下去。这一嗜好在《禁鵟》中可见一斑。可是第二年他就发了异常严重的疟疾，只得返回英国。萨基在缅甸总共待了十三个月。 萨基于一八九六年来到伦敦，开始为《威斯敏斯特报》撰写政治讽刺文章，这些文章由著名漫画家弗朗西斯·古尔德爵士配以精彩插图，并特意借用诸多大家熟悉的形象借题发挥，比如《爱丽斯漫游奇境记》的角色，这些文章一九〇二年结集出版时即以《威斯敏斯特的爱丽斯》为题。萨基出版的第一本著作是《俄罗斯帝国之兴起》（1900），这是他师法吉本的历史—文学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撰著的一本严肃的历史研究著作，可惜当时并未受到多少好评。萨基此后也再未进行过类似尝试。自一九〇二年始，萨基任《晨邮报》驻外记者，先后驻巴尔干、圣彼得堡和巴黎等地。一九〇八年萨基定居伦敦莫蒂迈尔街九十七号，并在萨里的山区买了一幢度假小屋，继续为《晨邮报》、《旁观者》、《威斯敏斯特报》和《每日快报》撰稿。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早已超龄的萨基拒绝接受数次军官的任命，以普通士兵的身份参军。按他自己的说法，他在没有战斗经验之前无法期望士兵能随他冲锋陷阵。他在战争期间一直坚持写作，一九一六年九月被擢升为代理中士的下士。一九一六年十月十三日，萨基在法国博蒙－阿梅尔附近被一位德军狙击手射中，据说他最后的遗言是：“把那支该死的香烟灭掉！”萨基的姐姐在他死后毁掉了他的大部分文稿，从她的角度重新描述了他们的童年时光。 萨基的文学成就主要是他的短篇小说，他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雷金纳德》（1904，收十五个短篇）、《雷金纳德在俄罗斯》（1910，收十五个短篇）、《克劳维斯编年史》（1911，收二十八个短篇）、《野兽与超级野兽》（1914，收三十六个短篇）《和平玩具》（1916，收三十三个短篇）以及《方形鸡蛋》（1924，收八个短篇）共六部短篇集。这本《萨基短篇小说选》从这六个集子中共选了六十七篇，大约正是其中的半数。除了最享盛誉的短篇小说之外，萨基还著有两部长篇，分别为《无法容忍的巴辛顿》（1912）以及《当威廉到来之时：霍恩索伦王族控制下的伦敦》（1914）。前者描写的是一位生性挑剔、可爱却无法适应环境的主人公的种种际遇，在某种意义上预示了后辈作家伊夫林·沃早期作品的主题；后者描述了如果德国皇帝统治了英格兰会是一种什么情形。此外萨基还著有五个剧本。 萨基的早年经历与其后辈作家乔治·奥威尔简直如出一辙，或者应该反过来说才更合适，毕竟萨基是奥威尔的前辈。奥威尔也是从小难得见到供职于印度殖民地的父亲一面，虽还有母亲陪伴，也是个体弱多病、孤独敏感的小男孩。而且奥威尔在伊顿公学毕业后竟然也放着大学不读，决定步父亲后尘到缅甸担任军警。可他的缅甸岁月显然没有萨基般惬意，反而给他留下颇为深刻的精神创伤，使他认识到阶级、种族的残酷，直接导致他迹近自虐的精神状况。论起萨基幼年的精神创伤，则无疑就是姑母的苛待。他缺少正常的母爱，父亲的形象又几乎全付阙如，终于导致他成为同性恋者。他后来曾与小他十六岁的诗人、小说家西格弗里德·萨松出双入对，而且据说他在缅甸和伦敦的居处均蓄有“侍童”。说到性取向问题，他前辈后辈的作家中与他有同好者所在多矣，本无可厚非，而且反而更会强化他们对伪善的社会规则和习俗的敏感，不过具体到萨基，除了使他讽刺爱德华时代（1901—1910）社交界的锋芒更加尖锐之外，他的性取向以及他对姑母的不喜亦使他的某些作品带上了“厌女狂”的症状。比如，他几乎一得到机会就会刺当时那些争取女性投票权的女人一下，《“易怒者”赫尔曼——“大悲恸”的故事》以及《节日庆典》则直接拿她们“开涮”。 萨基短篇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形象当然就是两个串场人物：雷金纳德和克劳维斯，其实两者可以视作一人——他们正是愚蠢、古板、刻薄的姑母形象的反面：“堕落”却不邪恶，满嘴绚烂多彩的怪话和模棱两可的悖论，可以睥睨一切唯独外表马虎不得，像极了那位唯美主义大师奥斯卡·王尔德。比如开篇的《雷金纳德》：在这位活宝几乎把所有人都得罪光之后，“我”能将其劝走的最后一张牌即是提醒他提防潮气毁了他“右边眉毛上那精心弯转的发鬈”。再如，克劳维斯在《帕克尔泰德太太打虎》中就直接显摆“我的身材可是跟俄罗斯芭蕾舞团的小伙子一般完美”。萨基当然是把自己的一大部分授予了这两个角色，特别是克劳维斯，他赖以确立其文名的众多“警句”和“悖论”（paradox）也大多出自这两个人物之口。最早的短篇集《雷金纳德》中有好多篇甚至干脆就是雷金纳德就诸多话题发表的“评论”。我们在阅读萨基小说时的大部分乐趣也端赖这两个人物简直令人眼花缭乱的信口雌黄与貌似无辜的插科打诨。譬如《寻子记》中那毫无心肝的故意打岔：“她竟然纵容自己自私地沉溺于年轻母亲的丧子之痛，全然无视克劳维斯对芦笋酱汁的焦心。”借用王尔德《道连·葛雷的画像》中的说法：“既像玩杂耍，又像变戏法；刚刚让它滑过去，随即又把它抓回来；忽而用想象的虹彩把它点缀得五色缤纷，忽而又给它插上悖论的翅膀任其翱翔。” 萨基短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当然并不限于可恶的姑母，“正面的”起码可以举出两类，一是冷静自持、敢做敢当的少女，如好几个短篇中那个不知是否一人的“薇拉”，用他小说中的评论就是“浪漫传奇随口就来可是她的专长”。再就是富于幽默感，同样敢做敢当的几个贵妇形象，最突出的当属《沙茨－梅特克拉姆教学法》中的卡洛塔女勋爵——她们其实就是女版的雷金纳德和克劳维斯。 除了讽刺伦敦和乡居圈子里社交界的浮华与无聊之外，萨基的短篇小说还有诸多方面的主题，即以本书选入的作品为例略举一二：如具有浓厚异教色彩的作品《加布里埃尔－厄内斯特》、《山上的乐声》等，其中野狼化身的俊美、邪恶少年以及潘神化身的笑声“灿若金石又含混莫测”的黝黑英俊少年自然有作者性意识的投射；再如前面已经提及的《斯莱德尼·瓦斯塔尔》，则是对作者童年伤痛的惨淡一瞥。 萨基的小说中的人物虽像极了那位唯美主义的悖论大师，可他的小说的基调或者说总体感觉并不会跟王尔德的作品混淆。他的基调其实是“冷嘲”：他更加自持，更加无情，更加含而不露。他的克劳维斯虽“臭美”得要命，可透过作品你会发现萨基本人在对社会和他人进行无情的冷嘲的同时也并没有太把自己当回事。他的小说“真实到足够有趣又不会真实得令人生厌”（《圣韦斯帕鲁斯的故事》），虽可以当作笔墨游戏于茶余饭后消闲解闷，可他却从不会哗众取宠、粉饰太平——他丝毫无意为所谓爱德华时代的生活方式辩护，他的冷嘲有时真会如匕首投枪般力透纸背，比如《拉普洛什卡的灵魂》、《托比莫利》、《预警》、《“马品式”人生》等诸篇。诚如他的后辈作家V. S. 普里切特所言：“萨基写起来就像个仇敌。社会已经使他厌烦到几乎想杀人的程度。一两声响亮的嘲笑不过是恐惧的嘶喊的替代物。”古人讲“长歌当哭”，萨基不过是“长笑当哭”罢了。 冯涛 二〇〇五年岁末 二〇一七年年中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