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太空的一年》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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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纳季、米沙和我在被选中为宇航员之前，都曾在本国军队服役。虽然我们从未谈论过这件事情，但我们都知道，那时可能会收到命令而杀死对方。现在，我们正在参加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际和平合作。当人们问起空间站的巨额投资是否值得时，我总会指出这一点。看到两个曾经的敌人将各自的武器转化为运输工具来进行太空探索，追求科学知识，这值得吗？看到以前的敌对国，把各自的士兵变成宇航员和终生的朋友，这值得吗？虽然无法用金钱衡量，但对我来说，这是最值得投资空间站的原因之一，甚至值得我们去冒失去生命的危险。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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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宇航员的基本工资比美国宇航员要低得多，但他们在国际空间站飞行的每一天都会得到奖金。这也使俄罗斯宇航员对空间站上的一切问题的回答都是“很好”“没问题”，不然他们可能会被扣工资。美国宇航员在空间站上工作时每天只能拿到5美元的津贴，但他们的基本工资要比俄罗斯宇航员高得多。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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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次太空飞行中，他都能感觉到眼球充血，这对他的视力造成了明显的伤害。他甚至能感觉到高能量的宇宙射线穿透了他的身体。国际空间站上的二氧化碳去除装置并不稳定，当有人锻炼身体时，或宇航员人数太多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就会超标，他们的心情、工作效率、身体状况都会受到影响，这一切都可能损害宇航员的身体健康。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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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称为254号楼的洞穴般的机库里，我们穿上了索科尔宇航服——这真是一个尴尬的过程。穿戴宇航服的唯一入口位于胸部。因此，我们必须先把下半身伸进胸口的洞中，然后挣扎着把手臂塞进袖子里。同时，我们要闭着眼把头伸进脖子上方的宇航服环套里。这时，如果没有头发就很惨了。作为光头，每次完成穿戴时，我的头皮上都会留下刮痕。接着，我们要用一种令人不安的技术含量较低的方式，将宇航服胸口大洞的边缘拧在一起，并用橡皮筋固定住。第一次听说这种方式时，我简直不敢相信那些橡皮筋就是用来保护我们免受太空伤害的。到达空间站后，有一次我发现俄罗斯人在太空里用同样的橡皮筋密封垃圾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这样做很滑稽；而换个角度，我尊重俄罗斯在技术应用方面的哲学。如果它有效，为什么要改变它呢？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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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科尔宇航服被设计成一件救援服，这意味着，它唯一的功能就是在“联盟号”飞船发生火灾或减压的情况下拯救我们。这不同于我在空间站任务后期的太空行走中穿的宇航服，那套宇航服更结实可靠，也更实用，它本身就是一艘小型宇宙飞船。索科尔宇航服的用途，与我过去在航天飞机上经常穿的、由NSAS设计的橙色压力服是一样的。1986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发生空难之后，NASA才引进了这套服装。在此之前，美国宇航员都穿着简易的宇航服。这和俄罗斯人很像，他们在1971年的一次减压事故中失去了三名宇航员，之后才更换了宇航服。从那时起，宇航员（以及任何加入“联盟号”的新宇航员）都穿着索科尔宇航服。惨剧带来的阴影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包围着我们——迟来的补救措施本可以挽救那些和我们承担同样风险的宇航员。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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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纳季、米沙和我在被选中为宇航员之前，都曾在本国军队服役。虽然我们从未谈论过这件事情，但我们都知道，那时可能会收到命令而杀死对方。现在，我们正在参加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际和平合作。当人们问起空间站的巨额投资是否值得时，我总会指出这一点。看到两个曾经的敌人将各自的武器转化为运输工具来进行太空探索，追求科学知识，这值得吗？看到以前的敌对国，把各自的士兵变成宇航员和终生的朋友，这值得吗？虽然无法用金钱衡量，但对我来说，这是最值得投资空间站的原因之一，甚至值得我们去冒失去生命的危险。
国际空间站是从1984年开始建造的。当时，里根总统在国情咨文演说中宣布，NASA正在设计一个“自由号”空间站，它将在10年内被送入轨道。但国会的抵制导致了多年的预算削减和政府重组，而“自由号”并没有进入实际建造阶段。1993年，克林顿总统宣布，该空间站将与俄罗斯联邦航天局提议的“和平2号”空间站合并。随着代表欧洲、日本和加拿大的航天机构加入，国际合作已经包括了15个国家。为了将这些零件送入轨道，人类总共进行了100多次发射，并通过100多次太空行走来组装这些零件。国际空间站是国际间科技合作的杰出成就。从2000年11月2日以来，一直有人住在里面，也就是说，人类并非全都同时待在地球上。这一状况已经持续了14年。国际空间站是迄今为止让人居住时间最长的太空建筑，接待过来自16个国家的200多人来访。这是和平时期有史以来最大的国际合作项目。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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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车平稳向前，令我们昏昏欲睡。过了一会儿，大巴就慢了下来，停在了发射台前。我们互相点头致意，下车，站在各自的位置上。我们都解开了一个小时前仔细检查过的橡皮筋封条。我站在右后轮胎的前面，把手伸进宇航服。我真的不需要小便，但这是一个传统：尤里·加加林在前往发射台进行他历史性的首次太空飞行前，要求在我们现在所站的位置上靠边停车，然后在大巴车的右后轮胎上撒尿。之后他上了太空，又活着回来了。所以现在我们都必须做同样的事情。这个传统非常受人尊重，连女宇航员都会带着一瓶尿液或水，洒到轮胎上，而不需要完全脱掉宇航服。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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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没有迹象表明我们已经成功对接探测器，可能出问题了。
从“双子星座号”飞船开始，两个航天器的对接过程几乎没有变化：一个航天器（指我们）伸出一个探测器，将它插入另一个航天器（指国际空间站）中一个被称为“锥”的接收器中，建立连接。大家把这个过程戏称为性交。在打开舱门前，我们会先检查一下接口，然后向新的宇航员同事打招呼。在过去50年里，这一对接过程一直很可靠，但这次，探测器似乎没有起作用。
我们三人对视了一眼，露出了国际通用的“我简直不敢相信”的表情。很快，国际空间站就隐约出现在窗口，它的8个太阳能电池阵列翼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就像一只巨型昆虫的腿。然而，如果没有对接探测器，我们就无法连接并登上国际空间站。那样的话，我们只能返回地球。什么时候才能执行下一次任务，取决于下一艘“联盟号”飞船什么时候才能准备好，那可能要等上几周或几个月。我们完全有可能错过这次机会。
我们想象着回到地球会发生什么，那该是多么可笑的场景。我们爬出返回舱，再次向人们问好，而我们刚刚才举行过世界上最盛大的告别仪式。我们与地面之间的通信间歇性地进行着，他们无法帮我们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转过身去，看着米沙的脸。他失望地摇了摇头。
然而，等到根纳季和米沙将计算机软件切换到新的工作模式时，我们发现，实际上探测器已经部署完毕。只是软件和我们开了个玩笑。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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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航天器必须采用手动对接方式，因此这是一出节奏缓慢的“芭蕾舞”，几乎不允许出现任何错误。但是，“联盟号”飞船通常会采用自动对接方式连接国际空间站，在双方接近的最后几分钟里，飞船会高速旋转，开启发动机，调整飞行姿态。虽然我们早就知道这一点，但它仍然很吸引我。我看着窗外的景色，亮晶晶的金属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仿佛着火了一般。我们听到了发动机短暂点火的声音，并感受到了加速度。剩余的燃料燃烧着，火焰在阳光下闪烁。点火结束后，飞船重新回到原位，向对接口移动。
当最终连接到国际空间站时，我们听到了探测器撞击的怪异声音，并感受到震动。然后，探测器摩擦着进入“锥”中，发出一种金属间的摩擦声。最后结束时，它们又发出了令人满意的撞击声。现在，国际空间站和“联盟号”飞船都收到了命令，双方连体，进行自由飘移——它们不再控制自己的姿态，而是在太空中自由旋转，直到双方之间建立更加牢固的联系。飞船上的对接探测器被收回，两个航天器更加接近。然后，通过对接端口的驱动挂钩，两个航天器之间的连接得到了加强。成功了！我们高兴地拍拍彼此的胳膊。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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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渴望见到国际空间站上的队友，但我们需要确保“联盟号”飞船和空间站之间密封良好。完成泄漏检测要将近两个小时。我们必须让两个对接舱之间的空间充满空气，然后进行测试，确定空气压力是否下降。如果下降的话，就说明密封不够完好，如果那样就打开舱门，国际空间站和“联盟号”飞船就会发生漏气事故。我们在等待检测结果时，偶尔会听到另一侧的宇航员友好地敲击舱门。我们也做出同样的回应。
检测终于完成，根纳季打开了我们这侧的舱门，国际空间站上唯一的俄罗斯宇航员安东·什卡普列罗夫（Anton Shkaplerov）打开了他那一侧的舱门。我闻到了一股奇怪而熟悉的味道。没错，这是一种强烈的金属灼烧的味道，就像独立日烟火的味道一样。暴露在真空环境下的物体会散发出这种独特的气味，有点像焊接时的气味——这就是太空的味道。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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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的太空飞行中，驾驶技术是关键因素。而在21世纪，我们之所以被选拔为宇航员，是因为我们有从事许多不同类型工作的能力，我们能与他人相处融洽，尤其是在长期工作紧张和环境拥挤的情况下。我的每一位同事，不仅是各种高强度工作的密切合作者，也是我的室友以及全人类的代表。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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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太空的味道渐渐消散，我开始闻到国际空间站的独特气味，它就像我童年时家的味道一样熟悉。这种气味主要来自仪器设备和其他东西，在地球上我们称之为“新车的气味”。在国际空间站，这种“新车的气味”更为强烈，因为塑料的微小颗粒是失重的，就像空气一样，所以它们会混入我们的每一次呼吸中。其中还混杂着一股微弱的垃圾和身体的味道。虽然我们尽可能地把垃圾密封起来，但只有当货运飞船每隔几个月到达空间站，并在回程变成一辆垃圾车时，我们才能把垃圾处理掉。
风扇的声音和电子产品的嗡嗡声很响，但我们又无法逃避。我觉得必须提高嗓门才能让声音盖过噪声，让别人听到我说的话。根据以前的经验，我知道我会习惯这一点的。俄罗斯舱段的噪声格外强。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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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飘浮状态下睡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你没有练习过的情况下。我的眼睛是闭着的，但宇宙的闪光偶尔也会照亮我的视野，这是因为太空辐射击中我的视网膜，眼睛产生了光的幻觉。在阿波罗时代，宇航员第一次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但眼睛产生幻觉的原因，我们至今仍然不完全清楚。我会习惯的，但现在，这些闪光对于我是一个警示，提醒我大脑正在受到辐射的影响。在尝试一段时间后，我没能成功入睡，就吃了一片安眠药。昏昏欲睡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是我接下来在这里的340次睡眠中的第一次。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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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试图向那些对空间站知之甚少的人解释其中的原因时，我会告诉他们，国际空间站更像是一艘在海上航行的船，而不是一架飞机。大学期间，我当过一段时间的海军学员，参观过美国海军的“拉霍亚号”潜艇。国际空间站就像潜艇一样能够自动运行。我们无法驾驶空间站，因为它是由软件控制的，即使它需要人工干预，我们也要通过空间站或地面的计算机干预。我们住在空间站里，就和你住在大楼里是一样的；我们在空间站里工作，就和科学家在实验室工作是一样的；我们还要研究空间站，就像机械师研究船只一样。如果这艘船在国际性的水域漂流，海岸警卫队就无法前往救援。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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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漱包挂在我左膝下方的墙上，用来装牙膏和牙刷。我在睡袋里刷牙，刷完后用吸管从袋子里吸一小口水，把牙膏吞下去，这是因为没有什么好办法能让我把牙膏吐在太空中。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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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部看，国际空间站就像是一个个巨大的空的汽水罐，一个接一个地首尾连在一起。国际空间站的长度由5个纵向连接的舱段（3个美国舱段、2个俄罗斯舱段）的长度决定。其他的舱段，包括来自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舱段，分别连接到左舷和右舷，还有另外3个俄罗斯舱段上下相连（我们称这些方向为天顶和天底）。从我第一次去空间站到现在，它已经增加了7个舱段，这些舱段占了国际空间站的很大一部分体积。这样的舱段增添并不是无计划的，而是遵循了自20世纪90年代国际空间站项目开始以来，早就已经计划好的舱段装配顺序。每当访问国际空间站的航天器停泊到这儿，比如俄罗斯的“进步号”飞船、美国的“天鹅号”飞船、日本的HTV飞船或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的龙飞船等，国际空间站都会增加一个新的“房间”，这些房间通常位于空间站朝向地球的一侧。要进入其中一个房间，我必须“向下”（即往朝向地球的方向）运动，而不是向左或向右转。当我们把垃圾打包装入货运飞船后，这些房间会变得更宽敞一些。等空间站里填满垃圾后，房间会又一次变小。但这并不是说我们非常需要飞船带来的新空间，美国舱段的空间尤其宽敞。事实上，我们也可以失去一两个这样的空间。但是一想到飞船突然被搬空，然后再被随意丢弃的垃圾填满，这总是有点奇怪。过去，不载人的货运飞船都是一次性使用的，它们从空间站分离后，进入大气层时被烧毁。技术较新的SpaceX的龙飞船则能完好无损地返回地球，这给了我们更大的灵活性。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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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号”实验舱里有科学实验设备、电脑、电缆、照相机、各种小工具、办公用品、冰箱，还有到处都是的垃圾。实验室看起来很乱，强迫症患者可能很难适应这里的生活和工作，但我会把常用的东西放在一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在失重情况下，由于没有重力，很多东西我会抓不住，因此物品经常乱丢。地面人员经常发电子邮件，其中就有丢失物品的公告，就像美国联邦调查局在邮局张贴的那种公告。我们当中，偶尔会有人找到已经丢失多年的工具或部分设备。迄今为止，丢失物体重新被找到的最长纪录是8年。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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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龙飞船运载了重达4 300磅的物资，包括：食物、水和氧气；生命支持系统的零部件和原料；医疗用品，如针头和抽血用的真空吸管、样品容器、药物；衣服、毛巾和浴巾。对所有这些物资，我们都将尽可能延长其使用时间。龙飞船也将带来新的科学实验用品以及新的样本，现在开展的实验项目也继续进行。在科学实验中，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拥有了20只活的老鼠。我们将开展一项研究，目的是了解失重环境怎样影响骨骼、肌肉和视觉。货运飞船会带来我们期待已久的家人送给我们的小包裹，还可以让我们享受几天的新鲜食物，直到我们吃完或食物变质。这些新鲜食物非常珍贵。在这里，水果和蔬菜似乎比在地球上腐烂得更快一些。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但看到水果和蔬菜快速腐烂的过程，我担心类似的衰败也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体细胞上。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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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一些辐照加工过的香肠串放入金属公文包式样的食品加热箱，把装了鸡蛋的袋子剪开，我们没有水槽，所以只能把剪刀舔干净（当然，我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剪刀）。我把鸡蛋从袋子里舀出来，放到玉米饼上——表面张力把它们固定在一起，很方便——加入香肠和一些辣酱，卷起来。然后，我吃着玉米饼，同时还赶上了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早间新闻。从始至终，我都用右脚的大脚趾夹住地板上的扶手，以此固定自己。每个舱段的墙壁、地板和天花板上都安装了扶手，来帮助我们穿过舱段或待在原地，而不是被迫飘动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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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航天局对宇航员的补贴制度跟美国的也大不相同：他们的基本工资比我们要低得多，但他们在太空飞行的每一天都会得到奖金。（虽然我每天只能拿到5美元的太空飞行补贴，但我的基本工资要比他们高得多。）然而，一旦他们犯了“错误”，他们的奖金就会减少，而对这些错误的判定相当武断。我怀疑，宇航员们的抱怨，甚至是非常合理的抱怨，都会被判定为一种错误，宇航员会被扣奖金，并有可能被剥夺再次进行太空飞行的机会。因此，他们对每件事的回答都是“很好”。
所有这些与世界各地控制中心的沟通可能听起来很费时间，但没人会建议改变这些制度。有这么多太空机构参与合作，让每个人都知道别人在做什么是很重要的事。原定的计划可以被迅速改变，而一旦产生误解，人们可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甚至是致命的代价。每周工作5天，每个工作日的早上和晚上，我们都要与地面控制中心通话。我已经不再去想在回到地球前，我一共要做多少次这样的事情了。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