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皇族》的原文摘录
一九一一年以后的分离运动证明,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大清帝国与称为民族国家的中国完全等同。 (查看原文 )
本书认同以前学者的观点:清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王朝。对于宫廷政治中长期存在的困扰以前各朝代的许多问题,大清都找到了解决之道。 (查看原文 )
本书试图从清朝统治者的视角出发,探讨清朝历史中的民族问题和历史问题。它涉及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课题,即早期满族统治者的成功关键在于他们采取了系统的“汉化政策”。 (查看原文 )
正如杜费奇( Prasenjit Duara)所言,“近代社会的历史意识基数的汉族之中
本上是由民族国家构建的”。中国民族主义的起和聚焦于民族认同的话语直接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学。依梁启超的说法,摆在中国学者而前的任务是丢弃早期历史的王朝框架而书写“民族的历史”。 (查看原文 )
越来越多的二手文献表明,关于基本身份认同意识的构建和维持的议题不仅复杂,且具有历史偶然性。 (查看原文 )
清朝的统治范式不是民族国家,统治的目标不是构建一种民族认同,而是允许多元文化在一个松散的人格化帝国之内共存。近代意义的民族性并不存在,国家也不想去创造这种民族性。 (查看原文 )
满人把许多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人纳入八旗组织,力图把这些人塑造为满人一用同样的法律、着装规范和社会规则来管辖。原有的各种身份认同意识被融入新的八旗认同意识中,至少在18世纪之前是如此一到了18世纪,宫廷内部很大程度上转向以血統来确定身份。即便如此,征服者精英仍然具有明显的多元文化特征。 (查看原文 )
本书各章内容表明,清朝统治者从来没有在观念上淡化自己与明朝遗民的区别,从来没有放弃他们的满族认同。当政治上有利可图时,他们就采用汉人的习俗;当无助于他们实现政治目标时,他们就拒绝这些习俗。 (查看原文 )
相反,本书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清朝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于,它有能力针对帝国之内亚边疆地区的主要非汉族群体采取富有弹性的特殊文化政策。 (查看原文 )
清朝通过在宫廷行政管理中发挥另外一个奴仆集团一皇室包衣的监督作用,解决了由来已久的太监专权问题。与内廷和八旗官员一起,包衣掌控的内务府使皇帝可以在许多领域绕开汉族官员主导的文官系统(外朝官员),其职任远远超出了掌管统治者家庭事务的范畴。宫廷政治自有其动力机制。宫廷奴仆复杂的等级体系清晰地反映了宫廷的内部结构;主仆关系给予受恩宠的太监和包衣破坏正常秩序的非正式权力。统治者对这些挑战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强制推行宫规,让奴仆“安分守己”,就是明证。 (查看原文 )
在构建皇室的统治合法性方面,礼仪是必不可少的。清朝统治者非常清楚,让臣民归顺并不仅仅是通过强制手段实现的,更是成功说服臣民承认其政治统治结构的道德正确性和种族正确性的结果。 (查看原文 )
本书立论的基础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对外开放的大量关于清帝国制度的一手和二手资料:北京和台北保存的满汉文奏折,以及与论述清朝统治者、八旗制度和帝国境内不同地区管理制度的大量著作一同出版的官方档案和法规。要评估这些档案资料对于历史研究的全部价值,我们必须了解这些档案资料产生时的具体环境。 (查看原文 )
征服者精英在清代逐渐演变为一个在法律上与被征服的汉族相隔离的集团。它在大清的治中,特別是(但不仅仅是)在新并入帝国的东北和内亚地区的管理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八旗贵族虽然也出任文职官员,但更主要的是把持内廷要职,以此为皇帝出谋划策。他们的职权既与掌控外朝的汉族文士有重叠,又是对后者的一种补充。这种来源于征服的二元政治结构是大清帝国强权统治的另一个方面 (查看原文 )
清代社会的第一个重大分野是旗人与普通百姓的分野 (查看原文 )
清代的社会政治结构向满洲、蒙古和汉军旗人提供了各种特权。他们都是人,而八放制度是创建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新身份认同的主要制度。 (查看原文 )
八旗遂成为1644年前加入满族大业的部族和人员办理登记、征兵、征税调遣的行政管理单位 (查看原文 )
除了17世纪40年代的一段短暂时期外,旗人(无论是满洲、蒙古还是汉军旗人)都与被征服的汉族民众明显地区別开来。他们是自由人,与世袭包衣截然不同,后者是被编入八旗牛录为奴的蒙古族、朝鲜族和汉族战俘。 (查看原文 )
包衣,特是17世纪末改由皇帝直接掌握的上三旗(镶黄旗、正黄旗和正白旗)的包衣,也被委以内务府的重要职务(参阅本书第五章)。旗人由单独的法律加以约東,禁止他们与被征服的汉人通婚。 (查看原文 )
旗人与八旗贵族的关系是由历史传统和努尔哈赤的建国活动形塑的。 (查看原文 )
并进入清朝的官僚体系。中央政府的六部尚书,一半由旗人担任;总督一般由旗人出任,而巡抚通常是汉人。这是大清联合统治制度的一个基本要素,旨在确保前朝土地不被汉臣完全掌控。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