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的本质和互联网

商业的本质与互联网

序言

对创新的理解与企业家特质

约瑟夫·熊彼特：创新是对现有经济与行业格局的破坏，即“创造性毁灭”。颠覆精心维护的现有体系，创新成为企业家特有的唯一的职能。成功或失败取决于企业家的直觉和勇气而非职业经理人的计划和执行。描述企业家的词语是“首创性”、“远见”、“智慧和意志的巨人”，他们的行为适合用心理学而非经济学来解释。

企业家的思维方式非同寻常。从敏锐的观察和丰富的联想中产生创新的念头，面对难以预测的未来，依据经验和模糊的感觉做出重大决策。可能无法说明决策的逻辑，却能分清主次，抓住要害。

企业家拥有自由的心灵和战斗的冲动。梦想找到私人王国，以证明自己的卓越。他渴求成功不是为了成功的果实，而是为了成功本身。

德鲁克：企业家是一种行动，而不是人格特征。最主要的任务是做与众不同的事。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创新者，毕生奋斗的目标是在宇宙中留下一点痕迹。

一、前世网络

从运输网（铁路、公路、电力网）到通信网（电报、电话、电视和互联网）。

网络需要一致性标准。“车同轨”即轨道同宽，TCP/IP标准等。

工业化时期的经济增长与宏观政策无关。供给侧涌现出的新技术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和经久不衰的动力。新经济引起了深刻的经济社会结构的改变，结构性变化带来资源使用和配置效率的飞跃。但仅有技术创新还不足以改变生产方式，市场规模是变革的决定性推手。

新技术不仅催生新的商业模式，而且时常引发下一波的创新浪潮，技术进步呈现自我繁衍和收益递增的趋势。

二、今生互联网

国内三大云服务商：阿里云 腾讯云 华为云

云计算是互联网时代的基础设施。有了云计算，公司、机构和个人不必再为服务器或电脑的有限资源而发愁。从理论上讲，人们只需要一个键盘和一块显示屏，通过移动互联网接到网（也就是“云端”）上，在那里调用近乎无限的存储和计算能力，按照使用量的多少付费给云计算服务商，而不必自己投资建设数据中心和机站。

技术创新有两种：从0到1以及从1到N

三、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

互联网之所以成为当今世界的颠覆性技术，不仅因为网络特有的梅特卡夫效应，而且因为它同时具有传统行业的双边市场效应、规模经济效应（Economies of Scale）和协同效应；不仅因为它一应俱全，从而赋予互联网公司超越传统行业的可能性，并且因为这些效应在互联网所创造的虚拟空间中被放大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令受限于物理空间的传统网络如铁路网和电话网望尘莫及。

规模效应：多多益善，边际成本递减，取决于成本结构，前提是完全相同的产品或服务。固定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越高，单位成本随产量下降的幅度越大，规模经济效益越好。这也是为什么资本密集的钢铁、水泥、重型机械、重化工、汽车、家电等行业中，大型企业居于主导地位。只有产量达到一定规模，才足以分摊固定成本，实现盈亏平衡，产量一旦超过盈亏平衡点，大企业的利润迅速增加。互联网公司的产出是它卖出的电子游戏、电子书、电子支付、订餐、电视等商品和服务，销售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网上的客户数，而网上新增加一个客户的成本不仅是递减的，而且实际上很可能接近于零。但边际成本为0不意味着价格为0，因为要覆盖固定成本。抑制方式：提供差异化产品或服务，化解大公司的规模优势。

协同效应：取决于品种增加带来的收入。电商“长尾商品”很少赚钱，经营品种越多亏损越大，因为采购批量小，议价能力差。传统零售商可以发挥头部商品的规模优势。

互联网公司的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供应商的生产规模，而不是互联网公司的客户规模。

四、梅特卡夫和双边市场效应

二者都具有收益递增的性质。

双边市场效应：不同类型用户之间正反馈交互所创造的价值（同类用户之间没有互动），源于供给和需求的相互吸引和相互促进。

梅特卡夫效应：互联网公司的市场价值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成正比。取决于网络用户之间互动的活跃程度，源于用户的互动方式以及互联网公司的商业模式。（梅特卡夫定理：v=k*n^2，收入或者价值随用户数呈指数级增长）社交平台有着最强的梅特卡夫效应，微信、脸书、推特（Twitter）每家都有数以亿计的使用者，引入游戏、音频、视频、广告、支付、理财等产品或服务，可以将网上巨大的交互流量变成现金收入。

五、新旧零售

零售是指从厂家或批发商那里买断货品，入库、分拣、配送，再卖给消费者的业务，零售商赚取买卖差价而不是租金，符合这个定义的线上零售商是亚马逊、京东和苏宁等公司，我们称之为电商。

电商几乎不具备梅特卡夫效应，双边市场效应也十分有限，其商业本质和传统零售商相同，研究电商需要以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为核心，围绕零售业的两大维度展开，一是商品的性价比，二是客户的购物体验。

电商和店商都没有显著的梅特卡夫效应，又同样具备双边市场和规模效应。效率和消费者体验仍然是零售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两大要素，也是我们理解零售业的关键。

新零售在采购、分拣环节的成本高，利润率远低于店商。且店商可以靠出租店面（店租）盈利。长尾电商是社会净值小于零的商业模式。《长尾理论》仅限于数字产品，即电子书、音乐、视频等产品。数字音像产品一旦被生产出来，线上销售和传送的边际成本确实近似为零，此外再无其他成本。数字产品的另一特殊之处是它的体验也在线上，消费者在试读、试听、预览之后，再决定是否购买。数字产品的长尾理论却不能推广到其他行业，对于一般的实物商品，吃穿住行，边际成本不可能等于零，而且几乎不可能在线上体验。

沃尔玛与亚马逊：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不可兼得，或者单品批量和品种数量不可兼得。沃尔玛是2B的商业模式（业务流程止于类似企业的门店而不是个人消费者），主打头部商品，自觉不自觉地利用规模效应；亚马逊2C出身，相对优势在长尾商品，充分发挥在虚拟空间中的协同效应。

电商的协同效应受到实体供应商规模效应的限制，大型综合性电商如亚马逊想到平台化的解决方案，即向供应商开放自己的销售渠道和物流系统，允许它们在平台上直接向终端客户销售，而不只是卖给亚马逊。2018年亚马逊的平台业务已占整个公司的半壁江山，预计其重要性还会上升。平台化实现了多赢，供应商面向社会需求，生产批量提高，从而规模效益得到提高，亚马逊则可以继续扩展其“万物商店”的产品目录，同时从平台交易中抽取佣金，避免自己经营长尾商品的亏损。

重塑零售业，并不是用“互联网思维”改造线下商店，而是要认识到零售业从本质上讲没有网络属性，不具备梅特卡夫效应，双边市场效应也偏弱，因此要聚焦线下采购、分拣、配送等环节的规模效应，同时努力上线，借助互联网放大线下的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并推行线下加线上的电商模式，依托众多的门店降低“最后一公里”的配送成本，通过实体店的服务创新不断改进客户体验。

六、金融的本质与P2P崩塌

P2P的兴起得益于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与国内金融市场的结构性扭曲也有很大的关系。长期以来，大型金融机构占据主导地位，小微金融服务的供给严重不足，给了P2P非常大的市场空间。

P2P不具备梅特卡夫效应，双边市场效应也因平台的一项关键功能—信用评级而被大大削弱。P2P能够经营的金融产品极为有限，谈不上什么协同效应。

P2P崩塌与监管的缺失、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不足和投资者风险意识淡薄等有关，但根源在于其商业模式。互联网金融归根到底是金融而非互联网，秉持互联网思维，一味追求客户数量和平台资产规模的快速增长，一开始就违反了金融业“风控第一”的原则。金融的生命线在于风险控制，特点是高杠杆基础上的薄利多销。

坏账是金融的头号杀手，不懂风控就做不了金融。P2P平台本质上出售的是信用风险评级，且风险评级供应商只有评级一家，出借人看的是平台的信誉，与平台而非借款人互动。P2P的风控措施包括调查借款人的背景、征信和借贷行为等，但受限于线上数据，收集不到借款人现金流信息，因此仅能判断借款人的还款意愿，无法判断其还款能力即客户的信用风险，使得坏账不断上升，兑付困难。

金融既需要创造中介价值，也需要创造风控价值。中介价值对应交易佣金，风控价值对应净息差。国内公开市场上的国债交易佣金不超过成交额的2‰，股票交易佣金一般为成交额的3‰，佣金微薄，中介价值低下，证券交易所、券商等中介机构一定要有非常大的交易量才能生存和赢利。对于仅做中介而无风控的P2P公司，佣金不足以覆盖运营成本，实际上大多数平台根本就不收中介费，以息差为主要的收入来源。但不做风控怎么可能赚到息差呢？做规模，只能增加交易佣金；做风控，才能赚取息差。

估算还款能力的最好方法是预测借款人的未来现金流。除此之外，传统商业银行再加一层保险，要求借款人提供抵押品或者担保。大中型企业的抵押贷款市场仍是主流金融机构的天下，互联网金融公司只能聚焦小微企业和个人消费市场。互联网金融公司要想开拓这块市场，必须研究推出无抵押、无担保金融产品，仅凭信用就可发放贷款。无抵押贷款的风险高，P2P公司通常会收取两位数的高利率，用高收益对冲高风险。高利率不仅无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反而带来“逆向选择”的新问题，结果是金融风险的上升。高利率—高风险客户—高违约率—再提高利率，恶性循环把P2P公司拖入资金链断裂的绝境。

纯线上金融之难，难在缺乏数据，难在交易和社交数据“含金量”不高，在当前的信用环境中，单纯依靠线上数据无法做出准确的信用评级，必须同时使用线下数据，才能把握好借款人的风险。

社区互联网：民间信用增强机制，提高对违约惩罚力度。依亲情、乡情组成利益共同体，一人违约，全组信用受损，连环贷款就会中断。既有相互帮助共同发展的动力，也有违约连累同伴的道德压力。选择人品正直、街坊邻里关系好，且有一定商业经验的农民作为乡邻小站的站长，培训他们收取存款和小额贷款等简单的金融操作，利用站长家里的空闲房间作为办理业务的网点，与商业银行合作，开展基于熟人关系的农村金融，有力地支持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站长收入来自为商业银行吸收储蓄的佣金。小额信贷不出村，便于控制风险。

服务小微企业必须依靠分散的、多样化的和本地化的民营中小金融机构，面向社区和当地企业，建立多样化的信贷供应体系，借助移动互联网和当地的社会网络，降低信息成本、风控成本和违约惩罚机制的成本，终极目标是降低利率，让金融服务触达尽可能多的基层经济细胞。

七、平台

平台是一种商业模式，吸引供应商及用户群，通过互动产生交易的多边市场。平台以其巨大的双边市场效应、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成为互联网公司的首选商业模式。

性质：第一，平台是供应商和客户互动的场所，客户可以是消费者，也可以是厂商。第二，平台的使用者在互动过程中产生新的价值。第三，具有进入和退出壁垒。进入壁垒即护城河，是阻止竞争对手的障碍；退出壁垒决定平台客户的黏性。

苹果已转型为软件和服务公司，音乐、电子支付、AppStore、云计算等软件业务成为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

从IOS和Android对比可知，开放或封闭并不是平台的要害所在，应当重点关注的是根据技术优势设计商业模式和经营策略，是持续地为用户创造价值。

互联网时代崇尚轻资产，其实资产轻重不能作为判别公司效率的指标，资产回报率才是关键。唯品会自建仓储物流，保证货品的及时配送，公司看上去是资产过重，正是这些重资产和经验丰富的团队构成了唯品会的城墙与护城河。

八、共享—合作竞争

共享经济典范：Airbnb和优步，本质是租赁中介。

共享经济理论基础是零边际成本，但是在现实中无法实现。

自由开源软件(FOSS)：Linux操作系统、阿帕奇（APACHE）的网络服务器和数据库MySQL，加上网站编写语言PHP，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网络时代开源软件系统。开源软件适用于操作系统这样的底层软件，类似实体经济中的基础设施，带有公共品（public goods）的属性。互联网时代基础设施的构建，由于政府和商业公司能力的欠缺，给个人与社会组织留出了巨大的空间，自由开源是公共品供应短缺的民间解决方案，就像古代中国的乡绅自建宗族祠堂和学堂一样。但开源共享不会成为软件行业的主流模式，而是会和专有营利形成互补和相互促进的关系。营利性公司参与开发，对开源软件的推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安卓的开源是谷歌对抗苹果的精明策略，放弃没有希望击败苹果的硬件市场，构建一个手机厂商的联盟，通过共享的操作系统，将使用手机产生的流量导入谷歌搜索，提高搜索广告的收入。

九、物联网与工业4.0

企业内部机器和人的互联（M2P, machine to people）、机器和机器的互联（M2M, machine to machine），当然也有人和人的互联，被笼统地称为工业互联网（industrial internet）或者物联网。

例子：支持数字化工厂运行的是完全打通的IT系统，以板型匹配即CAD为核心，连接客户管理系统CRM（customer relationshipmanagement）、生产管理系统MES（manufacturing executionsystem）、库存管理系统WMS（warehouse manage-mentsystem）、企业资源规划管理ERP（enterprise resourceplanning），再延伸扩展，最终形成系统覆盖无死角、数据流动无断点的一体化企业管理网络，被称为云端的“天网”。

工业互联网不具有消费互联网的梅特卡夫效应或双边市场效应。工业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它具有鲜明的行业和企业属性，不存在各个行业都适用的一般规律。相对于“互联网思维”，工业互联网更需要“行业思维”，由细分领域精通本行的企业来做更具优势。

工业互联网的意义在于和大数据相结合，或者说大数据就是工业互联网的一部分，大数据呈现收益递增的特征。工业互联网以数字化为先行，企业实现经营、生产、管理的全面数字化之后，才能做到工业4.0的万物互联即物联网。

产业互联网的一个悖论：只有行业专家才能开发行业平台，而行业专家开发的平台没人愿意用。日渐流行的替代方案是社会分工，将工业互联网分为三层，应用层（SaaS, Software as a Service）、平台层（PaaS, Platformas a Service）和基础设施层（IaaS, Infrastructure as aService）。SaaS层相当于工业场景中或者2B的App，通常由行业知识丰富的使用者自己开发。PaaS层面向企业应用软件的开发者，为SaaS提供通用的技术支持平台，一般由SaaS的企业使用者和软件公司共同研发。IaaS层主要包含数据库和计算能力，是亚马逊、阿里巴巴、华为等技术公司投资建设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企业依托PaaS开发SaaS，再操作SaaS调用IaaS，实现各种生产和管理的功能。

工业1.0：机械化或动力化。蒸汽机、电动机、内燃机及核动力等代替水力、畜力和人力。

工业2.0：自动化。将单台设备连接起来，形成流水生产线。

工业3.0：计算机、各种职能软件实现经营管理信息化，提高机器自动化速度和管理效率。但存在重大缺陷，信息被封闭在垂直和分立的管理流程中，形成“信息孤岛”或“信息深井”，信息流动不畅，利用效率不高。

工业4.0：基础是物理世界的数字化。IaaS往下是数据产生层，“万物互联”、“万物皆数”，现实世界中的人、财、物和包括文字、图像、声音在内的信息，均转换为虚拟空间中的数字。物联网的世界中到处都是传感器，实时数据被源源不断地上传和存放在IaaS层的数据库里，企业通过SaaS层的应用软件调用这些数据以及也在IaaS层的运算能力，在分析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决策，由电脑或以人机交互的方式，向物理世界中的人和设备发出指令，完成必要的操作。由此打通了3.0分立的系统，促进信息在企业各个业务单元、职能部门间更有效地流动。

数字化和物联网为工业技术带来了质的突破。物联网产生了海量数据，大数据存储和运算的需求催生了云技术，寻求更有效算法的努力则汇集到人工智能上。运用工业4.0技术，大规模个性化定制成为可能，C2M由远景变为现实，实时管理具备了推广的条件。企业管理层级减少，财务核算、员工绩效考核等职能大为简化，企业的组织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人类从万物互联，迈向了万物智能的时代。

大数据下，未来将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数据是在经济活动过程中产生的，不可能提前存在，以供政府制定经济计划之用，集中式权威永远无法获得足够数据。传感器只能收集数据，不能产生数据，产生数据的是市场上交易的人，市场不仅是信息收集器和发布器，更是信息发生器。

私有产权、自由市场、自愿交易，这些现代市场经济的元素仍是到目前为止的技术革命的必要前提，市场的功能目前无法替代。

十、数字化企业的组织变革

企业组织结构的设计取决于多种因素，外部环境和需求的不确定性、市场竞争和创新的压力、信息不对称的程度、经济活动与工作的性质、员工对工作方式的偏好等。在不确定性较低、工作任务相对简单的制造型经济中，为了扩大企业规模，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企业采用了基于职能划分的科层制，以突破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管理幅度的限制。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阿尔弗雷德·斯隆创建的集权—分权式的管理结构是工业3.0时代大公司的标准管理模式。

斯隆体系中有多个业务单元（BU），每一个BU面对自己的市场和客户，承接公司的经营指标，拥有相对完整的对本事业部的管理权，除了来自公司CEO的指令，不受公司其他BU和职能部门的干扰。以公司CEO为首的高管团队在各个BU间配置资金、销售和人力等资源，协调各BU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以达成公司统一的战略目标。直属总部的职能部门协助以公司CEO为首的高管团队进行资源配置，制定相应的操作规范，监督业务单元的操作，控制计划执行过程中的风险。每个BU内部根据类似的职能集权—业务分权原则设工厂1、工厂2……，工厂可以再细分为车间、班组。

科层制解决了管理幅度和公司规模之间的矛盾，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随着层级的增加，总部的战略计划和业务指令向下贯彻的难度越来越大，每一级都会发生信息的跑冒滴漏、理解上的偏差和执行的时间滞后，累积起来的效率损失可以是惊人的。科层制下条块分割，信息流动受到内部组织边界的限制，形成了“信息深井”或“信息孤岛”，信息很少跨BU和职能部门做横向的流动。科层制是制造业经济的产物。制造业流程上各个环节的不确定性较低，因而可以预测和事先做计划，管理层最重要的任务是确保执行到位，公司组织结构类似准军事化的官僚体制，

二战后，发达市场经济体经历了从制造到服务经济的转型，雇员的尽责尽心而非执行力成为客户满意以及公司成功的关键，产生了阿米巴管理方法。德鲁克对科层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企业需要从命令与控制型的科层组织转变为由知识工作者构成的“信息型组织”，从按照职能划分的组织转变为面向任务或工作的团队，即“团队结构”。团队由来自不同领域、拥有不同背景、技能和知识的人组成，为完成某项特定的任务而一起工作，每一个人对团队的成功承担责任。德鲁克所说的“团队”在相当大程度上与稻盛和夫的阿米巴相类似。

相对于科层制，新型的企业组织是扁平的，管理层级减少，每个人都要承担分享信息的责任，创新高度依赖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力，而科层组织严格限定个人的职责和可动用资源，对创新者来说无异于桎梏和罗网。

数字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减少了信息不对称，有效增加了管理半径，使企业实现了层级压缩和职能简化（管理职能的平台化和模块化），企业组织结构趋向扁平化，有助于解决科层制的问题。公司内部的职能变为内部平台上的职能模块或者职能流程。在所有相关流程都顺利进行的情况下，业务人员独立完成采购等环节而不需要职能部门的协助和审批，缓解了上战场的没弹药、有弹药的不上战场的问题。管理层级减少，管理职能简化，企业的市场反应速度大大提高。频繁和密切接触客户的基层单位可以在平台上尽快获得资源和组织生产，及时提供产品和服务。

自驱动和自适应组织。数字化使得基层的业务单元变成基本业务单元，机械式的组合变为交互融合，由上级根据需要而指定变为自行组织和自行演化，从被动和忠实地执行命令变为自驱动地和自适应地工作，形成了类似阿米巴组织的企业细胞。但阿米巴是将市场机制和利润原则引入企业内部，数字时代的细胞组织结构则是把企业从里往外翻。传统的阿米巴模拟市场的运行，内部的协作单位模拟外部客户；而数字化企业的细胞直接面对市场竞争和外部客户，它像是一个独立的微型企业，可以自行获得客户与社会资源。细胞和完全独立企业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必自建一套管理体系，依托内部的管理平台，完成大部分的管理职能。

扁平化组织的企业边界日益模糊。数字化企业的管理平台不仅为细胞服务，对社会也是开放的。国内的一家知名企业开放了它的管理平台和资源平台，支持自己的员工和社会上的年轻人创业。平台使用者当然要付费，从企业的角度看，相当于把过去仅为内部服务的职能部门市场化了，或者说市场“渗入”了企业。细胞自主地与市场客户及外部资源所有者交互往来。在有闲置能力时，细胞可以承接外部的订单，而当企业内部资源不敷使用的时候，细胞可以寻找和签约外部的第三方供应商。

企业是自适应的。能够根据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变化进行自我调整，体现为规则与流程的自动修改。当人们发现流程和规则不尽合理或者不能适应市场的变化时，任何细胞都可以发起一个动议，由独立的委员会根据事先确定的决策程序。职能部门和业务经理管的是规则和流程，而不是员工和具体业务，他们和细胞之间不存在科层制中的上下级关系。

阿米巴和数字化企业的细胞都是独立核算的，核算面临的难题是内部价格的确定。内部价格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可能会使核算方法的客观性和公正性遭到质疑，增加各个阿米巴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制定内部价格的困难限制了阿米巴的适用范围。因此阿米巴组织的实施需要强大的公司文化和哲学的支持，提倡顾全大局和奉献的精神，以缓和利益相争引起的紧张，协调各个阿米巴组织，确保实现公司的总体目标，适用于内部环节少、容易找到市场参照价格的服务型企业。

数字化企业有望突破阿米巴组织的局限，因为定价有了客观依据。每一项操作都会在系统中留痕，信息实时收集分析也比较容易。成本核算客观、及时而准确。企业可以根据统一的成本毛利率，计算内部转移价格。成本和毛利率的客观性保证了内部价格的公平和公正性，减少阿米巴之间的摩擦和争执，有利于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阿米巴组织。公司可以在业务规模扩大时，继续保持单个团队的短小精干，通过增加团队的数量来提高供应能力，而不必增加层级和管理人员。

企业的组织变革需要强有力的技术支持，特别是内部纵向协作链较长的制造业。细胞（团队）+平台的组织结构要求企业的全面数字化，在数字化的基础上系统地梳理流程，将业务和职能流程从线下移植到平台上。在技术支持不到位的情况下，盲目追逐潮流，推行“扁平化”或“无边界组织”，有可能打乱现有体系的运行，人为造成失控的局面。

十一、估值

新技术的普及之路是由泡沫做铺垫的。2000年3月10号，纳斯达克指数创下其有史以来最高纪录的5049点。2002年10月9号，纳斯达克跌至历史新低的1114点。泡沫的逻辑：一个动人的故事加上资金。

公司的价值，取决于它的盈利能力以及投资者对盈利能力的预期。投资者的赚钱途径包括分红和资本增值。

市盈率：未来对当前利润的比例越大，市盈率越高；或者市盈率越高，说明投资者越看重未来利润。因此要买入市盈率低的股票，卖出市盈率高。但低市盈率表明投资者对公司未来的盈利增长不乐观，“便宜没好货”，他们反而买入市盈率相对较高的公司股票。公司的盈利增长越快，市盈率也就是公司的估值越高，互联网公司的高估值是有道理的。市盈率高的股票虽然显得有些贵，但很可能是价有所值。纳斯达克市场的整体估值明显高于标普500，因为纳斯达克以科技公司为主，而标普500则因包含了传统行业，盈利增长低于纳指公司。

苹果是一家世界领先的科技公司，它的市盈率近年来只有15倍左右，其产品虽然技术含量很高，但是销售手机、电脑等硬件，商业模式既不具备梅特卡夫效应，也没有双边市场效应。虽然苹果有个巨大的App生态圈，经历了高增长，目前已趋于平稳。评价公司的赢利能力，主要看它能否推出热销的新产品，销量越大，则研发的规模经济效益越好。换句话说，从估值的角度看苹果公司，它更像传统的制造企业而不是互联网公司。

社交网络节点的互动最多也最为频繁，产生了最强的梅特卡夫效应，理论上应该具有最高的估值，双边市场效应次之。社交平台脸书的市盈率长期高于谷歌，谷歌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搜索，而搜索的网络结构是一对多的点状放射。苹果公司线下卖硬件，和梅特卡夫效应、双边市场效应不沾边，它的估值又在脸书和谷歌之下。但估值取决于多种因素，网络节点互动的效应仅为其中之一，梅特卡夫效应和双边市场效应能否转化为公司的收入，归根结底要看公司的产品和服务。

非理性”是面对无法解释的现实，理论家们摆脱尴尬的遁词。严密的演绎逻辑只是理性的一种而非全部的表达方式，看上去松散的、不那么可靠的和不那么“科学”的归纳法同样属于理性的范畴。市场是复杂的，演绎逻辑的推理只能提供极为有限的答案，基于简单规则的决策虽然谈不上“最优”，却是可行的且经常产生不错的效果。

商业的本质与互联网 序言 对创新的理解与企业家特质 约瑟夫·熊彼特：创新是对现有经济与行业格局的破坏，即“创造性毁灭”。颠覆精心维护的现有体系，创新成为企业家特有的唯一的职能。成功或失败取决于企业家的直觉和勇气而非职业经理人的计划和执行。描述企业家的词语是“首创性”、“远见”、“智慧和意志的巨人”，他们的行为适合用心理学而非经济学来解释。 企业家的思维方式非同寻常。从敏锐的观察和丰富的联想中产生创新的念头，面对难以预测的未来，依据经验和模糊的感觉做出重大决策。可能无法说明决策的逻辑，却能分清主次，抓住要害。 企业家拥有自由的心灵和战斗的冲动。梦想找到私人王国，以证明自己的卓越。他渴求成功不是为了成功的果实，而是为了成功本身。 德鲁克：企业家是一种行动，而不是人格特征。最主要的任务是做与众不同的事。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创新者，毕生奋斗的目标是在宇宙中留下一点痕迹。 一、前世网络 从运输网（铁路、公路、电力网）到通信网（电报、电话、电视和互联网）。 网络需要一致性标准。“车同轨”即轨道同宽，TCP/IP标准等。 工业化时期的经济增长与宏观政策无关。供给侧涌现出的新技术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和经久不衰的动力。新经济引起了深刻的经济社会结构的改变，结构性变化带来资源使用和配置效率的飞跃。但仅有技术创新还不足以改变生产方式，市场规模是变革的决定性推手。 新技术不仅催生新的商业模式，而且时常引发下一波的创新浪潮，技术进步呈现自我繁衍和收益递增的趋势。 二、今生互联网 国内三大云服务商：阿里云 腾讯云 华为云 云计算是互联网时代的基础设施。有了云计算，公司、机构和个人不必再为服务器或电脑的有限资源而发愁。从理论上讲，人们只需要一个键盘和一块显示屏，通过移动互联网接到网（也就是“云端”）上，在那里调用近乎无限的存储和计算能力，按照使用量的多少付费给云计算服务商，而不必自己投资建设数据中心和机站。 技术创新有两种：从0到1以及从1到N 三、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 互联网之所以成为当今世界的颠覆性技术，不仅因为网络特有的梅特卡夫效应，而且因为它同时具有传统行业的双边市场效应、规模经济效应（Economies of Scale）和协同效应；不仅因为它一应俱全，从而赋予互联网公司超越传统行业的可能性，并且因为这些效应在互联网所创造的虚拟空间中被放大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令受限于物理空间的传统网络如铁路网和电话网望尘莫及。 规模效应：多多益善，边际成本递减，取决于成本结构，前提是完全相同的产品或服务。固定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越高，单位成本随产量下降的幅度越大，规模经济效益越好。这也是为什么资本密集的钢铁、水泥、重型机械、重化工、汽车、家电等行业中，大型企业居于主导地位。只有产量达到一定规模，才足以分摊固定成本，实现盈亏平衡，产量一旦超过盈亏平衡点，大企业的利润迅速增加。互联网公司的产出是它卖出的电子游戏、电子书、电子支付、订餐、电视等商品和服务，销售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网上的客户数，而网上新增加一个客户的成本不仅是递减的，而且实际上很可能接近于零。但边际成本为0不意味着价格为0，因为要覆盖固定成本。抑制方式：提供差异化产品或服务，化解大公司的规模优势。 协同效应：取决于品种增加带来的收入。电商“长尾商品”很少赚钱，经营品种越多亏损越大，因为采购批量小，议价能力差。传统零售商可以发挥头部商品的规模优势。 互联网公司的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供应商的生产规模，而不是互联网公司的客户规模。 四、梅特卡夫和双边市场效应 二者都具有收益递增的性质。 双边市场效应：不同类型用户之间正反馈交互所创造的价值（同类用户之间没有互动），源于供给和需求的相互吸引和相互促进。 梅特卡夫效应：互联网公司的市场价值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成正比。取决于网络用户之间互动的活跃程度，源于用户的互动方式以及互联网公司的商业模式。（梅特卡夫定理：v=k*n^2，收入或者价值随用户数呈指数级增长）社交平台有着最强的梅特卡夫效应，微信、脸书、推特（Twitter）每家都有数以亿计的使用者，引入游戏、音频、视频、广告、支付、理财等产品或服务，可以将网上巨大的交互流量变成现金收入。 五、新旧零售 零售是指从厂家或批发商那里买断货品，入库、分拣、配送，再卖给消费者的业务，零售商赚取买卖差价而不是租金，符合这个定义的线上零售商是亚马逊、京东和苏宁等公司，我们称之为电商。 电商几乎不具备梅特卡夫效应，双边市场效应也十分有限，其商业本质和传统零售商相同，研究电商需要以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为核心，围绕零售业的两大维度展开，一是商品的性价比，二是客户的购物体验。 电商和店商都没有显著的梅特卡夫效应，又同样具备双边市场和规模效应。效率和消费者体验仍然是零售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两大要素，也是我们理解零售业的关键。 新零售在采购、分拣环节的成本高，利润率远低于店商。且店商可以靠出租店面（店租）盈利。长尾电商是社会净值小于零的商业模式。《长尾理论》仅限于数字产品，即电子书、音乐、视频等产品。数字音像产品一旦被生产出来，线上销售和传送的边际成本确实近似为零，此外再无其他成本。数字产品的另一特殊之处是它的体验也在线上，消费者在试读、试听、预览之后，再决定是否购买。数字产品的长尾理论却不能推广到其他行业，对于一般的实物商品，吃穿住行，边际成本不可能等于零，而且几乎不可能在线上体验。 沃尔玛与亚马逊：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不可兼得，或者单品批量和品种数量不可兼得。沃尔玛是2B的商业模式（业务流程止于类似企业的门店而不是个人消费者），主打头部商品，自觉不自觉地利用规模效应；亚马逊2C出身，相对优势在长尾商品，充分发挥在虚拟空间中的协同效应。 电商的协同效应受到实体供应商规模效应的限制，大型综合性电商如亚马逊想到平台化的解决方案，即向供应商开放自己的销售渠道和物流系统，允许它们在平台上直接向终端客户销售，而不只是卖给亚马逊。2018年亚马逊的平台业务已占整个公司的半壁江山，预计其重要性还会上升。平台化实现了多赢，供应商面向社会需求，生产批量提高，从而规模效益得到提高，亚马逊则可以继续扩展其“万物商店”的产品目录，同时从平台交易中抽取佣金，避免自己经营长尾商品的亏损。 重塑零售业，并不是用“互联网思维”改造线下商店，而是要认识到零售业从本质上讲没有网络属性，不具备梅特卡夫效应，双边市场效应也偏弱，因此要聚焦线下采购、分拣、配送等环节的规模效应，同时努力上线，借助互联网放大线下的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并推行线下加线上的电商模式，依托众多的门店降低“最后一公里”的配送成本，通过实体店的服务创新不断改进客户体验。 六、金融的本质与P2P崩塌 P2P的兴起得益于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与国内金融市场的结构性扭曲也有很大的关系。长期以来，大型金融机构占据主导地位，小微金融服务的供给严重不足，给了P2P非常大的市场空间。 P2P不具备梅特卡夫效应，双边市场效应也因平台的一项关键功能—信用评级而被大大削弱。P2P能够经营的金融产品极为有限，谈不上什么协同效应。 P2P崩塌与监管的缺失、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不足和投资者风险意识淡薄等有关，但根源在于其商业模式。互联网金融归根到底是金融而非互联网，秉持互联网思维，一味追求客户数量和平台资产规模的快速增长，一开始就违反了金融业“风控第一”的原则。金融的生命线在于风险控制，特点是高杠杆基础上的薄利多销。 坏账是金融的头号杀手，不懂风控就做不了金融。P2P平台本质上出售的是信用风险评级，且风险评级供应商只有评级一家，出借人看的是平台的信誉，与平台而非借款人互动。P2P的风控措施包括调查借款人的背景、征信和借贷行为等，但受限于线上数据，收集不到借款人现金流信息，因此仅能判断借款人的还款意愿，无法判断其还款能力即客户的信用风险，使得坏账不断上升，兑付困难。 金融既需要创造中介价值，也需要创造风控价值。中介价值对应交易佣金，风控价值对应净息差。国内公开市场上的国债交易佣金不超过成交额的2‰，股票交易佣金一般为成交额的3‰，佣金微薄，中介价值低下，证券交易所、券商等中介机构一定要有非常大的交易量才能生存和赢利。对于仅做中介而无风控的P2P公司，佣金不足以覆盖运营成本，实际上大多数平台根本就不收中介费，以息差为主要的收入来源。但不做风控怎么可能赚到息差呢？做规模，只能增加交易佣金；做风控，才能赚取息差。 估算还款能力的最好方法是预测借款人的未来现金流。除此之外，传统商业银行再加一层保险，要求借款人提供抵押品或者担保。大中型企业的抵押贷款市场仍是主流金融机构的天下，互联网金融公司只能聚焦小微企业和个人消费市场。互联网金融公司要想开拓这块市场，必须研究推出无抵押、无担保金融产品，仅凭信用就可发放贷款。无抵押贷款的风险高，P2P公司通常会收取两位数的高利率，用高收益对冲高风险。高利率不仅无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反而带来“逆向选择”的新问题，结果是金融风险的上升。高利率—高风险客户—高违约率—再提高利率，恶性循环把P2P公司拖入资金链断裂的绝境。 纯线上金融之难，难在缺乏数据，难在交易和社交数据“含金量”不高，在当前的信用环境中，单纯依靠线上数据无法做出准确的信用评级，必须同时使用线下数据，才能把握好借款人的风险。 社区互联网：民间信用增强机制，提高对违约惩罚力度。依亲情、乡情组成利益共同体，一人违约，全组信用受损，连环贷款就会中断。既有相互帮助共同发展的动力，也有违约连累同伴的道德压力。选择人品正直、街坊邻里关系好，且有一定商业经验的农民作为乡邻小站的站长，培训他们收取存款和小额贷款等简单的金融操作，利用站长家里的空闲房间作为办理业务的网点，与商业银行合作，开展基于熟人关系的农村金融，有力地支持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站长收入来自为商业银行吸收储蓄的佣金。小额信贷不出村，便于控制风险。 服务小微企业必须依靠分散的、多样化的和本地化的民营中小金融机构，面向社区和当地企业，建立多样化的信贷供应体系，借助移动互联网和当地的社会网络，降低信息成本、风控成本和违约惩罚机制的成本，终极目标是降低利率，让金融服务触达尽可能多的基层经济细胞。 七、平台 平台是一种商业模式，吸引供应商及用户群，通过互动产生交易的多边市场。平台以其巨大的双边市场效应、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成为互联网公司的首选商业模式。 性质：第一，平台是供应商和客户互动的场所，客户可以是消费者，也可以是厂商。第二，平台的使用者在互动过程中产生新的价值。第三，具有进入和退出壁垒。进入壁垒即护城河，是阻止竞争对手的障碍；退出壁垒决定平台客户的黏性。 苹果已转型为软件和服务公司，音乐、电子支付、AppStore、云计算等软件业务成为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 从IOS和Android对比可知，开放或封闭并不是平台的要害所在，应当重点关注的是根据技术优势设计商业模式和经营策略，是持续地为用户创造价值。 互联网时代崇尚轻资产，其实资产轻重不能作为判别公司效率的指标，资产回报率才是关键。唯品会自建仓储物流，保证货品的及时配送，公司看上去是资产过重，正是这些重资产和经验丰富的团队构成了唯品会的城墙与护城河。 八、共享—合作竞争 共享经济典范：Airbnb和优步，本质是租赁中介。 共享经济理论基础是零边际成本，但是在现实中无法实现。 自由开源软件(FOSS)：Linux操作系统、阿帕奇（APACHE）的网络服务器和数据库MySQL，加上网站编写语言PHP，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网络时代开源软件系统。开源软件适用于操作系统这样的底层软件，类似实体经济中的基础设施，带有公共品（public goods）的属性。互联网时代基础设施的构建，由于政府和商业公司能力的欠缺，给个人与社会组织留出了巨大的空间，自由开源是公共品供应短缺的民间解决方案，就像古代中国的乡绅自建宗族祠堂和学堂一样。但开源共享不会成为软件行业的主流模式，而是会和专有营利形成互补和相互促进的关系。营利性公司参与开发，对开源软件的推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安卓的开源是谷歌对抗苹果的精明策略，放弃没有希望击败苹果的硬件市场，构建一个手机厂商的联盟，通过共享的操作系统，将使用手机产生的流量导入谷歌搜索，提高搜索广告的收入。 九、物联网与工业4.0 企业内部机器和人的互联（M2P, machine to people）、机器和机器的互联（M2M, machine to machine），当然也有人和人的互联，被笼统地称为工业互联网（industrial internet）或者物联网。 例子：支持数字化工厂运行的是完全打通的IT系统，以板型匹配即CAD为核心，连接客户管理系统CRM（customer relationshipmanagement）、生产管理系统MES（manufacturing executionsystem）、库存管理系统WMS（warehouse manage-mentsystem）、企业资源规划管理ERP（enterprise resourceplanning），再延伸扩展，最终形成系统覆盖无死角、数据流动无断点的一体化企业管理网络，被称为云端的“天网”。 工业互联网不具有消费互联网的梅特卡夫效应或双边市场效应。工业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它具有鲜明的行业和企业属性，不存在各个行业都适用的一般规律。相对于“互联网思维”，工业互联网更需要“行业思维”，由细分领域精通本行的企业来做更具优势。 工业互联网的意义在于和大数据相结合，或者说大数据就是工业互联网的一部分，大数据呈现收益递增的特征。工业互联网以数字化为先行，企业实现经营、生产、管理的全面数字化之后，才能做到工业4.0的万物互联即物联网。 产业互联网的一个悖论：只有行业专家才能开发行业平台，而行业专家开发的平台没人愿意用。日渐流行的替代方案是社会分工，将工业互联网分为三层，应用层（SaaS, Software as a Service）、平台层（PaaS, Platformas a Service）和基础设施层（IaaS, Infrastructure as aService）。SaaS层相当于工业场景中或者2B的App，通常由行业知识丰富的使用者自己开发。PaaS层面向企业应用软件的开发者，为SaaS提供通用的技术支持平台，一般由SaaS的企业使用者和软件公司共同研发。IaaS层主要包含数据库和计算能力，是亚马逊、阿里巴巴、华为等技术公司投资建设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企业依托PaaS开发SaaS，再操作SaaS调用IaaS，实现各种生产和管理的功能。 工业1.0：机械化或动力化。蒸汽机、电动机、内燃机及核动力等代替水力、畜力和人力。 工业2.0：自动化。将单台设备连接起来，形成流水生产线。 工业3.0：计算机、各种职能软件实现经营管理信息化，提高机器自动化速度和管理效率。但存在重大缺陷，信息被封闭在垂直和分立的管理流程中，形成“信息孤岛”或“信息深井”，信息流动不畅，利用效率不高。 工业4.0：基础是物理世界的数字化。IaaS往下是数据产生层，“万物互联”、“万物皆数”，现实世界中的人、财、物和包括文字、图像、声音在内的信息，均转换为虚拟空间中的数字。物联网的世界中到处都是传感器，实时数据被源源不断地上传和存放在IaaS层的数据库里，企业通过SaaS层的应用软件调用这些数据以及也在IaaS层的运算能力，在分析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决策，由电脑或以人机交互的方式，向物理世界中的人和设备发出指令，完成必要的操作。由此打通了3.0分立的系统，促进信息在企业各个业务单元、职能部门间更有效地流动。 数字化和物联网为工业技术带来了质的突破。物联网产生了海量数据，大数据存储和运算的需求催生了云技术，寻求更有效算法的努力则汇集到人工智能上。运用工业4.0技术，大规模个性化定制成为可能，C2M由远景变为现实，实时管理具备了推广的条件。企业管理层级减少，财务核算、员工绩效考核等职能大为简化，企业的组织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人类从万物互联，迈向了万物智能的时代。 大数据下，未来将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数据是在经济活动过程中产生的，不可能提前存在，以供政府制定经济计划之用，集中式权威永远无法获得足够数据。传感器只能收集数据，不能产生数据，产生数据的是市场上交易的人，市场不仅是信息收集器和发布器，更是信息发生器。 私有产权、自由市场、自愿交易，这些现代市场经济的元素仍是到目前为止的技术革命的必要前提，市场的功能目前无法替代。 数字化企业的组织变革 企业组织结构的设计取决于多种因素，外部环境和需求的不确定性、市场竞争和创新的压力、信息不对称的程度、经济活动与工作的性质、员工对工作方式的偏好等。在不确定性较低、工作任务相对简单的制造型经济中，为了扩大企业规模，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企业采用了基于职能划分的科层制，以突破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管理幅度的限制。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阿尔弗雷德·斯隆创建的集权—分权式的管理结构是工业3.0时代大公司的标准管理模式。 斯隆体系中有多个业务单元（BU），每一个BU面对自己的市场和客户，承接公司的经营指标，拥有相对完整的对本事业部的管理权，除了来自公司CEO的指令，不受公司其他BU和职能部门的干扰。以公司CEO为首的高管团队在各个BU间配置资金、销售和人力等资源，协调各BU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以达成公司统一的战略目标。直属总部的职能部门协助以公司CEO为首的高管团队进行资源配置，制定相应的操作规范，监督业务单元的操作，控制计划执行过程中的风险。每个BU内部根据类似的职能集权—业务分权原则设工厂1、工厂2……，工厂可以再细分为车间、班组。 科层制解决了管理幅度和公司规模之间的矛盾，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随着层级的增加，总部的战略计划和业务指令向下贯彻的难度越来越大，每一级都会发生信息的跑冒滴漏、理解上的偏差和执行的时间滞后，累积起来的效率损失可以是惊人的。科层制下条块分割，信息流动受到内部组织边界的限制，形成了“信息深井”或“信息孤岛”，信息很少跨BU和职能部门做横向的流动。科层制是制造业经济的产物。制造业流程上各个环节的不确定性较低，因而可以预测和事先做计划，管理层最重要的任务是确保执行到位，公司组织结构类似准军事化的官僚体制， 二战后，发达市场经济体经历了从制造到服务经济的转型，雇员的尽责尽心而非执行力成为客户满意以及公司成功的关键，产生了阿米巴管理方法。德鲁克对科层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企业需要从命令与控制型的科层组织转变为由知识工作者构成的“信息型组织”，从按照职能划分的组织转变为面向任务或工作的团队，即“团队结构”。团队由来自不同领域、拥有不同背景、技能和知识的人组成，为完成某项特定的任务而一起工作，每一个人对团队的成功承担责任。德鲁克所说的“团队”在相当大程度上与稻盛和夫的阿米巴相类似。 相对于科层制，新型的企业组织是扁平的，管理层级减少，每个人都要承担分享信息的责任，创新高度依赖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力，而科层组织严格限定个人的职责和可动用资源，对创新者来说无异于桎梏和罗网。 数字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减少了信息不对称，有效增加了管理半径，使企业实现了层级压缩和职能简化（管理职能的平台化和模块化），企业组织结构趋向扁平化，有助于解决科层制的问题。公司内部的职能变为内部平台上的职能模块或者职能流程。在所有相关流程都顺利进行的情况下，业务人员独立完成采购等环节而不需要职能部门的协助和审批，缓解了上战场的没弹药、有弹药的不上战场的问题。管理层级减少，管理职能简化，企业的市场反应速度大大提高。频繁和密切接触客户的基层单位可以在平台上尽快获得资源和组织生产，及时提供产品和服务。 自驱动和自适应组织。数字化使得基层的业务单元变成基本业务单元，机械式的组合变为交互融合，由上级根据需要而指定变为自行组织和自行演化，从被动和忠实地执行命令变为自驱动地和自适应地工作，形成了类似阿米巴组织的企业细胞。但阿米巴是将市场机制和利润原则引入企业内部，数字时代的细胞组织结构则是把企业从里往外翻。传统的阿米巴模拟市场的运行，内部的协作单位模拟外部客户；而数字化企业的细胞直接面对市场竞争和外部客户，它像是一个独立的微型企业，可以自行获得客户与社会资源。细胞和完全独立企业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必自建一套管理体系，依托内部的管理平台，完成大部分的管理职能。 扁平化组织的企业边界日益模糊。数字化企业的管理平台不仅为细胞服务，对社会也是开放的。国内的一家知名企业开放了它的管理平台和资源平台，支持自己的员工和社会上的年轻人创业。平台使用者当然要付费，从企业的角度看，相当于把过去仅为内部服务的职能部门市场化了，或者说市场“渗入”了企业。细胞自主地与市场客户及外部资源所有者交互往来。在有闲置能力时，细胞可以承接外部的订单，而当企业内部资源不敷使用的时候，细胞可以寻找和签约外部的第三方供应商。 企业是自适应的。能够根据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变化进行自我调整，体现为规则与流程的自动修改。当人们发现流程和规则不尽合理或者不能适应市场的变化时，任何细胞都可以发起一个动议，由独立的委员会根据事先确定的决策程序。职能部门和业务经理管的是规则和流程，而不是员工和具体业务，他们和细胞之间不存在科层制中的上下级关系。 阿米巴和数字化企业的细胞都是独立核算的，核算面临的难题是内部价格的确定。内部价格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可能会使核算方法的客观性和公正性遭到质疑，增加各个阿米巴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制定内部价格的困难限制了阿米巴的适用范围。因此阿米巴组织的实施需要强大的公司文化和哲学的支持，提倡顾全大局和奉献的精神，以缓和利益相争引起的紧张，协调各个阿米巴组织，确保实现公司的总体目标，适用于内部环节少、容易找到市场参照价格的服务型企业。 数字化企业有望突破阿米巴组织的局限，因为定价有了客观依据。每一项操作都会在系统中留痕，信息实时收集分析也比较容易。成本核算客观、及时而准确。企业可以根据统一的成本毛利率，计算内部转移价格。成本和毛利率的客观性保证了内部价格的公平和公正性，减少阿米巴之间的摩擦和争执，有利于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阿米巴组织。公司可以在业务规模扩大时，继续保持单个团队的短小精干，通过增加团队的数量来提高供应能力，而不必增加层级和管理人员。 企业的组织变革需要强有力的技术支持，特别是内部纵向协作链较长的制造业。细胞（团队）+平台的组织结构要求企业的全面数字化，在数字化的基础上系统地梳理流程，将业务和职能流程从线下移植到平台上。在技术支持不到位的情况下，盲目追逐潮流，推行“扁平化”或“无边界组织”，有可能打乱现有体系的运行，人为造成失控的局面。 估值 新技术的普及之路是由泡沫做铺垫的。2000年3月10号，纳斯达克指数创下其有史以来最高纪录的5049点。2002年10月9号，纳斯达克跌至历史新低的1114点。泡沫的逻辑：一个动人的故事加上资金。 公司的价值，取决于它的盈利能力以及投资者对盈利能力的预期。投资者的赚钱途径包括分红和资本增值。 市盈率：未来对当前利润的比例越大，市盈率越高；或者市盈率越高，说明投资者越看重未来利润。因此要买入市盈率低的股票，卖出市盈率高。但低市盈率表明投资者对公司未来的盈利增长不乐观，“便宜没好货”，他们反而买入市盈率相对较高的公司股票。公司的盈利增长越快，市盈率也就是公司的估值越高，互联网公司的高估值是有道理的。市盈率高的股票虽然显得有些贵，但很可能是价有所值。纳斯达克市场的整体估值明显高于标普500，因为纳斯达克以科技公司为主，而标普500则因包含了传统行业，盈利增长低于纳指公司。 苹果是一家世界领先的科技公司，它的市盈率近年来只有15倍左右，其产品虽然技术含量很高，但是销售手机、电脑等硬件，商业模式既不具备梅特卡夫效应，也没有双边市场效应。虽然苹果有个巨大的App生态圈，经历了高增长，目前已趋于平稳。评价公司的赢利能力，主要看它能否推出热销的新产品，销量越大，则研发的规模经济效益越好。换句话说，从估值的角度看苹果公司，它更像传统的制造企业而不是互联网公司。 社交网络节点的互动最多也最为频繁，产生了最强的梅特卡夫效应，理论上应该具有最高的估值，双边市场效应次之。社交平台脸书的市盈率长期高于谷歌，谷歌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搜索，而搜索的网络结构是一对多的点状放射。苹果公司线下卖硬件，和梅特卡夫效应、双边市场效应不沾边，它的估值又在脸书和谷歌之下。但估值取决于多种因素，网络节点互动的效应仅为其中之一，梅特卡夫效应和双边市场效应能否转化为公司的收入，归根结底要看公司的产品和服务。 非理性”是面对无法解释的现实，理论家们摆脱尴尬的遁词。严密的演绎逻辑只是理性的一种而非全部的表达方式，看上去松散的、不那么可靠的和不那么“科学”的归纳法同样属于理性的范畴。市场是复杂的，演绎逻辑的推理只能提供极为有限的答案，基于简单规则的决策虽然谈不上“最优”，却是可行的且经常产生不错的效果。

无论哪一类网络，它们对企业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不仅体现在工具效率的提高，而且因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市场规模，深化社会分工，从而驱动经济增长。网络的第三层效益是孕育新的商业模式和生活方式，铁路网之于百货商店，互联网之于电商、社交，都是这样的例子。

看到一半，有些疑惑。某些结论似乎有明显的问题，尤其对于亚马逊京东这样的电商， 给出了这个拓扑图， 意思是说所有交易需要通过B点，减弱了供应商和消费者之间的链接效果，其网络价值只能是n(供应商数)+m(用户数)， 而天猫这样的平台因为没有B点，供应商和消费者直接链接，则网络价值可以是n*m。所以亚马逊京东这样的电商不如平台价值高。 然而， 如果京东增加供应商数量及商品种类，显然会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来。或者京东通过促销等手段吸引更多活跃用户来， 供应商也会更有意愿过来，即n和m之间显然是有相互拉动的，即书里所讲双边市场效应，其网络价值显然不是n+m这么小。

对长尾理论的反驳也似乎不妥。许教授认为，长尾部分需求量小，制造成本高且履约成本高，但又不能提高价格，因为有传统零售的价格制约，贵了就没人买了，所以长尾理论对电商没有经济性。但如果是同样的长尾物品，同样情况不是依然适用于传统零售？ 制造成本是一样的，传统零售还需要实体空间去储存，还可能最终卖不出去。电商则没有这些问题。 如果书中的意思说传统零售可以专做一些品类提高效率，电商在这方面并没有劣势。 Costco的例证也不太恰当， 它的商业模式特殊，主要靠收会员费，不具有普遍零售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