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通史(珍藏本)》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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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谷公男有一段值得关注的评论:“倭五王执拗要求承认其在半岛南部的军政权,是希望通过获取中国王朝的官爵,显示其是这一小世界的统治者。但是对自认为是‘天下’唯一统治者的中国皇帝来说,承认倭王为‘天下’中的小世界的统治者,根本没有可能。因此自倭王武开始,列岛统治者终于意识到其以往外交政策的矛盾。于是,倭王决意脱离册封体质,与中国王朝诀别,开始踏上作为独自的‘天下‘的世界王者的道路。使之决意踏上这条道路的根本原因,是倭王维持作为列岛统治者的地位,已不需要借助中国王朝的权威。”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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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强调的是,公园4世纪至5世纪,由于“大和朝廷”积极推动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交流,因此诸多从大陆和半岛有大量人登陆列岛,并因此传入了灌溉等“农业技术”、打制铁制品等“工作技术”,为日本列岛的生产活动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进而传入了汉字和学问、宗教、思想。为了留住人才,大和朝廷给予了他们“氏”的身份,并赠与土地。据9世纪的《新撰姓氏录》记载,在1182个氏中,有373个氏(30%)是“渡来人”的氏。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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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佛教文化传入日本有三条路径,并因此形成了三种不同的风格。第一条路径,是位于大陆北部的北魏佛教文化经高句丽传入日本列岛。事实上,法兴寺明显留有北魏佛教文化的痕迹。例如,仅就佛像而言,法兴寺飞鸟大佛、法隆寺药师三尊、释迦三尊等由止利佛师雕琢的佛像,均具有古拙涩硬的风格。第二条路径,是位于大陆中部的北齐、北周的佛教文化,经百济、新罗传入日本列岛,以广隆寺、中宫寺的弥勒佛像等为代表,具有理智、柔和的风格。第三条路径,稍后从重新统一中国的隋朝直接传入,因此,以播磨国一乘寺的观音菩萨像、播磨国鹤林寺的圣观音像为代表,当时的佛像具有严肃中透出一种轻妙的风格。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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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普遍认为,“天皇‘这一称号本身,即始于天武朝时期。天皇神格化的观念,亦确立于这一时期。史家同样普遍认为,天武朝是日本律令制国家的正式形成期。因为,作为中央集权国家的律令制之枢纽的政治机构,是官僚制和支撑官僚制的各个机构,依此判断,8世纪初标志律令制正式形成的大宝、养老令制之原型的各种制度,在天武朝专制集权体制的背景下相继设定。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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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将’倭国‘改称’日本‘?”
“日本即太阳升起的地方。”
"'倭国’确实在大唐东面即太阳升起的方位。但是在日本本土,太阳岂不是在国家的中间升起?"
“因为从唐的方位看,太阳是从东方升起的,所以称自己的国家为‘日本’。”
通过对历史的”瞻前顾后“,我们不难发现,被喻为”日出之国“的日本,其实颇有宇宙中蒙受太阳光泽的月亮的特征。因为毫无疑问,日本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国家的产生,无不受到周边,特别是中国的强烈影响。换言之,就社会现象而非自然现象而言,真正太阳升起的地方不是列岛,而是大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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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皇朝惯例,如果天皇驾崩后产生皇位之争,当由皇后作为“过度”天皇即位避免事态恶化。推古、皇极、持统三位女皇,均属此类”过渡“天皇。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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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在这种政治运作方式的背后,上皇下达的敕旨和诏令往往对重大问题的裁断有重大影响。换言之,即作为天皇的父亲乃至祖父的上皇,继续利用以往的政治机构和执政形式左右国政,包括立选东宫以及厚待宠臣并因此奠定了经济基础,而不是以院政取代国政,这才是院政的实质。院就是基于其和摄关政治不同的、院独特的立场出发,强调与帝王的关系。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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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三条奠立了自己决定皇位继承者的立场。虽则他的构想因翌年5月40岁时去世而未能实现,但因此提供了由院掌握皇位继承决定权的关键,并使由院‘监护’天皇这一导向院政政治形态的可能性。就这个意义而言,似可以认为后三条的让位就是院政的开始。”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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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清盛去世后)翌日,平清盛的儿子平宗盛向后白河法皇表示,以后诸事均听命于院宣。而源赖朝见朝中局势发生变化,亦认为是接近院政的良好时机,遂于8月1日密奏法皇,称原先行动皆为翦除反法皇的平氏乱党,绝无叛意。如能既往不咎,愿与平氏共同奉事朝廷。法皇当然希望此种局面出现,遂向平宗盛作了传达。然平宗盛决意遵循父亲遗训,和源氏抗争到底,拒绝了这一建议。但是,当时的平氏已经今非昔比,法皇亦燃起了报复心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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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源赖朝是日本绵延600多年的“二元政治”,即“至尊的天皇和至强的幕府“同时并存的始作俑者。如下向井龙彦如是写道”赖朝在设置守护、地头的同时,要求朝廷果断进行政治改革,并以此宣布‘天下草创’。于是,王朝国家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新的国家在朝廷和幕府构成的庄园公领制的基础上得以成立。”但应该注意到,如上所述,从文治元年(1185年)设置守护、地头,以及源赖朝致函九条兼实要求明确区分朝廷和幕府的职能,到对大姬入内的强烈欲求,源赖朝孜孜以求的,是强化同朝廷的关系而不是与之对立,既竭力维护御家人的权益,又对朝廷采取妥协政策。终其一生,幕府和朝廷的矛盾并未显现。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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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将军”政子对聚集于她官邸的御家人发表了演说:“我们应众志成城接受挑战,发出我们最后的吼声。自故右大将军(源赖朝)惩罚朝敌、草创关东以来,赐官位,给俸禄,其恩情比山高,比海深,故殿知恩,何时才能回报?更何况今日朝廷听信逆臣谗言,下此不义之纶旨。为了报恩,为了生存,三代将军之墓,岂容京家马蹄践踏?我现申明,如欲听从宣旨,请首先杀尼,烧毁镰仓,然后赴京请赏。”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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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在很长时期,幕府将军一直由皇族出任。如果说平安时代“年幼的天皇接连登基”是摄关政治得以确立的基本前提,那么镰仓时代“年幼的天皇接连登基”无疑是执权独裁得以巩固、形成所谓“得宗专制”的基本前提。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表现形式各有不同。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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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研究显示,在镰仓时代前期,即至13世纪前半叶,代价的支付大部分为稻米,而中期的13世纪后半叶,约50%以钱币支付,至末期的14世纪上半叶,这一比例已上升至近100%。综上所述,似可得出以下结论:第一,13世纪以后,货币流通范围非常广泛,已划时代的达到全国规模;第二,货币经济的参与者分属社会各阶层,成员非常广泛。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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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忽必烈征伐日本的目的及失败的原因,西嶋定生提出的见解颇值得关注:“第一,忽必烈对日本实施征伐,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征服欲,而是因为自宋代以后,东亚地区虽然已经形成了所谓东亚贸易圈的经济世界,但是因为自宋代以后,东亚地区虽然已经形成了所谓东亚贸易圈的经济世界,但是维护这一经济世界之秩序的政治机构却没有相应建立。于是,已经在东亚确立了霸权的蒙古皇帝以确定那种秩序为己任,发动了对日征伐。第二,征伐日本最终未能成功,并非仅仅因为暴风雨导致远征军的覆灭这一偶然因素,还因为中国国内对元王朝统治的反抗,以及元帝室的内讧。换言之,在东亚贸易圈确立一种秩序,首先必须有在中国国内能确立以强有力的统一王权为依托的社会秩序这一基本前提,没有这一前提,想在东亚贸易圈确立新秩序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所谓的东亚秩序,并不仅仅是国际关系问题,它同时也关联着各个国家的国内问题。”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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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家物语》艺术地再现了平安王朝末期旧的贵族阶段日趋没落,逐渐为新兴武士阶层所取代,而上升到政治舞台上的武士集团,由于被贵族同化,又被地方上拥有实力的武士集团所吞没的历史画卷。尽管作者有意把平氏的消亡归咎于他们为所欲为的恶行,但在客观上却道出了“贵族化”才是平氏走向衰败的症结。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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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前,楠木正成问其胞弟:“你还有什么愿望?”楠木正季的回答是:“愿与兄长七生报国,消灭朝敌!”“七生报国”遂成绝世名句,楠木正成亦成世代武士楷模。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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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和一族往往因自身难以决定继嗣而尊重家人和从者的意见,因为只有后者的支持,主人的地位才可能稳固。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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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王朝通过外交手段平定倭寇侵扰的政策,为李氏王朝所承袭。李氏朝鲜王朝太祖李成桂在即位当年(1392年)即派遣觉X前往室町幕府,要求抑制倭寇。足利义满令绝海中津书写复函,告知其已令镇西守臣禁止贼船,送还被俘获的朝鲜人之旨意。之后,朝鲜多次提出同样要求,并获得日本方面相应。与此同时,李氏朝鲜王朝加强了半岛的沿海军备,对防范倭寇亦产生了有效作用。
除了外交斡旋和充实军备外,朝鲜方面还对倭寇采取了怀柔政策。首先,规劝倭寇首领降服归顺,对顺应者赐以田地家财,并让其娶妻安顿。有些归顺者甚至成为李氏朝鲜王朝的高官和专业技术人员,成为朝鲜王朝的中坚力量。其次,准许通商。随着朝鲜史籍关于倭寇记事的消失,朝鲜与西日本豪族频繁通交的记事开始出现。
尽管亦有倭寇继续从事海盗的营生,但是他们的活动区域从朝鲜半岛转向大陆方向。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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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勘合贸易”,是持有明朝与他国交易时发给的、证明其为合法船只的许可证——勘合符进行的贸易,以区别于走私和海盗贸易。“勘合符”一般由明朝礼部代表皇帝颁发。日本和明朝之间的勘合由“日”和“本”两字组成,顺次编号,明朝持“日”字号勘合,日本持“本”字号勘合。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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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所谓日本文化,主要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自16世纪中叶以“南蛮学”为开端、不断流入、自明治维新后急速流入的西方文明;一是明治以前形成的传统文化。以是观之,中世纪文化至为重要。因为“中世文化是以前此贵族文化、武家文化、民众文化等各阶层文化为中心的文化,以及从中国传入的文化融合,在南北朝动乱期以后逐渐形成和确立的、传承至今的日本独特的文化”。 (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