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变》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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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自我力量。有一个对解决危机很重要且因人而异的要素，被心理学家称为“自我力量”。自我力量包含自信，却又比自信的范围要广得多。自我力量意味着人作为一个独立、自信的个体，无须寻求他人的认可，也不依赖他人而存活，拥有对自我和对目标的认知，并且接受真实的自己。自我力量包括能够面对强烈的情感，在压力下保持镇定，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准确认识现实，以及做出稳妥决定的能力。这些互相关联的品质对于人们探索新的解决方法，克服通常在危机中产生的无力感和恐惧是至关重要的。自我力量从人的童年时期开始产生，尤其受到父母的影响。对孩子本身的接受度高，不把自己的愿望强加在孩子的身上，不强求孩子早熟，也不要求他们一直扮演自己怀中的稚儿，帮助孩子学会如何应对挫折，对待孩子并非有求必应，但也不是所有的要求都不满足，这样的父母会使孩子具有更高的自我强度，从而使其更好地应对危机。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个人危机 -
经验还告诉我们，一个小国丝毫没有把外交政策方案和情感混为一谈的余地，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情感。一项切合实际的外交政策应当基于对国际政治关键要素的认知，包括国家利益以及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影响。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章 苏芬之战 -
巴锡基维-吉科宁路线扭转了芬兰在20世纪30年代实施的忽视苏联的灾难性政策。巴锡基维和吉科宁从这些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对他们而言，不可忽视的痛苦现实是：芬兰就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它不能对西方盟友的援手有任何的期待；它必须理解苏联的想法，并且时时放在心上；它必须与苏联各级政府官员保持密切对话；它必须向苏联证明自己可以信守承诺、履行协议，从而获得苏联的信任。维持苏联给予的信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芬兰必须竭尽全力。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章 苏芬之战 -
从1957年开始，苏加诺总统通过军事戒严的方式结束了这场僵局，并且以所谓的“有领导的民主”取代了印度尼西亚原先的民主制度，因为他认为这种民主制度更加适合印度尼西亚的民族特点。在“有领导的民主”制度下，印度尼西亚国会应当致力于实现党派之间的“相互合作”或者是“审议后达成共识”，而不像我们通常在民主概念中看到的，立法机构旨在为党派间的相互竞争提供环境。为了保证国会的目标与自已的目标一致，半数以上的国会席位不再由选举产生，而是直接由苏加诺任命，国会成员不再来自不同党派，而是来自不同的“功能集团”。其中军队就是这样的一个“功能集团”。 苏加诺开始坚信自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能力，能够预见并诠释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心愿（包括那些他们自己尚未意识到的心愿），坚信自己就是人民的先知。195年，亚非国家联合举办了万隆会议，会议结束后，苏加诺将自己的宏图扩张到世界舞台上，开始以将印度尼西亚打造成为第三世界反殖民政治的主导者为己任，尽管当时印度尼西亚国内的种种问题已经迫在眉睫。1963年，苏加诺宣布自己为印度尼西亚的终身总统。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五章 印度尼西亚，年轻国家的崛起 -
那些遇难者的亲属为亲人死去自己却活着而感到羞愧，他们失去了在自我身份认同中占据关键位置的人。这场大火动摇了幸存者以及其余的波士顿人（包括当时只有5岁的我）对公正世界的信念。那些受到惩罚的人并非顽劣之辈，更不是恶人：他们只是再普通不过的平凡人、无故丧生的平凡人。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序言 椰林俱乐部大火的遗烬 -
这里的关键词是“选择性”。个人或国家不可能完全改变和抛弃过往的一切，这也不是他们所希望的。真正的挑战在于，在危机中的个人或国家需要取舍，分清哪些部分运作良好，不需要改变，哪些部分不再可行，需要改变。在压力之下，个人或国家必须直面自身的能力和价值。一方面，他们必须判断出自身的哪些方面仍然适用，从而将其保留。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鼓足勇气识别那些必须改变的方面。这就要求个人或国家找到符合自身能力和自身条件的应对危机的新方法。与此同时，他们要划清界限，明确那些对其身份认同至关重要、绝不可以改变的元素。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序言 椰林俱乐部大火的遗烬 -
毋庸置疑，个人危机产生的形式、缘由以及发展轨迹是多种多样的。有些个人危机始于一个出其不意的冲击，比如深爱的人突然离世，在未被提前告知的情况下突然被解雇，遭遇严重的事故或自然灾害。这些冲击带来的损失之所以会引发危机，不仅仅是因为损失本身的实际影响（例如失去配偶），还因为它所带来的情感上的痛苦，以及导致的人们对公正世界的信仰遭受打击。对椰林俱乐部大火中遇难者的亲属和好友来说，正是如此。还有一些个人危机是因为问题逐渐累积，直至最终爆发，比如一段婚姻关系瓦解，自身或亲友患上严重的慢性病，还有那些与金钱或职业相关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些是发展式危机，它们通常会出现在人生命中主要的过渡时段，比如青春期、中年、退休以及晚年。举个例子，身陷中年危机的人会觉得人生的黄金时期已然过去，只能试图从余生中寻找满足感。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个人危机 -
英国在新加坡基地陷落后，澳大利亚的反应是去责备英国的“背信弃义”，而不是反思自己在二战前没有承担起发展国防的责任。 一战后的德国则是一个拒不承担责任的极端例子，这最终为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二战后的日本依然否认自己国家发起战争的罪行。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结语 借鉴、思考与展望 -
当身处其中时，你没法停下来思考“危机”的学术定义，但你明确地知道自己身处危机当中。当危机过去，你终于有时间回顾时，你可能会把它定义为这样一种情况：你发现以平日应对问题的方法难以克服此时面临的重大挑战，因而你试图找到新的应对方法。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个人危机 -
为了尽可能高效地利用其全部的生产力，芬兰的教育体系旨在为每一个国民提供良好的教育，这跟美国现在的教育体系很不同，后者仅仅为少数人提供良好的教育。芬兰的学校大部分是奉行平等主义的高质量公立学校，只有少数私立学校。美国的富人可能会感到吃惊的是，在芬兰，那些为数不多的私立学校得到的政府资助和公立学校是一样的，并且私立学校不允许通过收取学费、杂费或者接受捐款的方式筹集资金！在美国，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较低，而且教师的主要来源是成绩中下等的大学毕业生。芬兰中小学教师的任用则须经过一个竞争十分激烈的筛选过程，申请者都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最好的高中和大学的人，他们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甚至高于大学教授），薪水优厚，有很高的学历，并且对自己的教学方式有很大的自主权。因此，芬兰学生的识字率数学计算能力以及解决问题能力在世界各国的排名中数一数二。芬兰在培养人才方面不存在性别歧视，女性的潜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它是世界上第二个赋予女性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国家（第一个是新西兰）。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章 苏芬之战 -
和芬兰一样，日本进行了诚实的自我评估，并且耐心地尝试了不同的解决方案，直至找到有效的解决路径。与芬兰不同的是，日本实行选择性变革的范围要广泛得多，而且拥有更大的选择自由。因此，明治时代的目本和上一章探讨的芬兰提供了一对很好的研究案例。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章 近代日本的起源 -
没有任何一项法律能够允许反人性的罪行。无论一个国家的政府宣扬什么,每个人都必须要有明辨是非的意识,并坚守这种意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六章 重建德意志 -
排在第三位的是南欧，来自这一地区的移民带来了我在1964年时常光顾的那些意大利餐厅和希腊餐斤。澳大利亚的移民支持者“惊奇地发现”：“若是经过精挑细选，意大利人也能成为绝佳的公民！！”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七章 澳大利亚：我们是谁 -
为了让这场规模宏大的借鉴西学运动得到日本传统派的认同，日本明治时代的创新和借鉴活动往往舍弃了“新”的称呼，反而被冠以回归日本传统的名号。一个例子是，1889年，天皇颁布了日本的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德国宪法，但天皇在他的演讲中称己所登上的“皇位是几个世纪以来从未中断的直系相传的结果”以及自祖先传承而下的国家君主的权利'”。同样地，明治时代为皇室制定的新礼被宣扬为万古长青的传统仪式。 这种由创新包装而成的传统，经常被其他国家的创新者称为“创造性传统”，它对明治政府领导者大幅度改革的成功起到了帮助。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章 近代日本的起源 -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明治时代的日本发生了哪些具体的选择性变革。这些变革影响了日本人生活的各个方面：艺术、服装、国内政治、经济、教育、天皇的角色、封建制度、外交政策、政府、国民发型、意识形态、法律、军队、社会以及科技最迫切的变革发生在明治时代的最初几年，其目的是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国家军队，废除封建制度，建立国民教育体系，以及通过税收改革保障政府的收入。接着，明治政府将关注点转移到法务改革，致力于制定宪法，进行海外扩张以及修改不平等条约等。在解决这些迫切的实际问题的同时，明治政府领导者还致力于打造统一的国民意识形态。 军事改革拉开了序幕，日本开始购置西方的现代化军备，招募来自法国和德国的军宜作为军队教员，后来还以法国和英国的海军为型尝试打造一支现代化的日本海军。改革的结果表明，明治政府在借鉴最佳的西方模式这方面颇有技巧：在打造日本军队的各个分支时，日本政府并非仅参考一个国家的军队模式，而是分别以德国陆军和英国海军为模打造了日本陆军和海军（这是因为，在19世纪末的欧洲，德国拥有最强大的陆军，而英国则拥有最优秀的海军！）。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章 近代日本的起源 -
在明治天皇统治日本的45年中，他在东京以外的日本各地出行多达102次，而在长达265年的德川幕府时期（160-1868年），历任天皇出行的次数加在一起也只有3次。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章 近代日本的起源 -
日本在历史上首次建立国民教育体系。1872年，日本开始设立初等义务教育机构1877年，日本创办了第一所大学；1881年，日本开设初级中学；1886年，日本开办か了高级中学。一开始，日本的教育体系以高度中化的法国模式为蓝图，在1879年改为效仿美国的地方治理模式。又在188年改为德国模式。这场教育体制改革的最终结果是日本成为当今世界上国民识字率最高的国家（达99%）。为日本的崛起和繁荣提供人力资本。19世纪80年代，日本中央政府机构的人员招募考试改为考西方知识而不再是儒家哲学。国民教育体系的形成以及世袭制职务的正式废除削弱了日本传统的等级分化，因为现在高等教育水平代替出身成为进入政府高层的垫脚石。这在定程度上导致了在世界上最大的14个富裕民主国家之中，日本在财富的平均分配方面做得最好，是亿万富翁占总人口比例最低的一个国家。美国在这两方面则恰恰相反。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章 近代日本的起源 -
除了这些正面的借鉴，明治时代的日本还从中国吸取了教训：中国被西方列强侵略的不幸使日本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避免什么。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章 近代日本的起源 -
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感受不到某种统一的意识形态，这个国家便分崩离析的风险。在打造统一的意识形态方面，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理念和表达。比如，美国的理念是民主、平等、自由、开放、机会，相应的表达用语有“白手起家”“大熔炉”“自由之邦”“人人平等”“无限潜能之地”。政府需要有意识地打造并强化这种统一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在刚独立的国家，比如印度尼西亚（见第五章），或者是在像明治时代的日本这种处在剧烈变革之中的国家。明治时代的日本是怎么做的呢？ 1890年，日本天皇颁布了一份教育诏书。第二年，一条针对该诏书的评论广为流传，表达了明治时代的日本对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的需求：“日本…是一个小国。由于现在大国吞并小国并不受到惩罚，我们必须与全世界为敌…因此，每一个真正的日本人都必须有社会责任感，视自己的生命轻于鸿毛，昂首奋进，做好随时为自己的祖国牺牲的准备……这份诏书的目的是通过培养孝、悌、忠、信的美德来强化国家的根基，并通过培育集体爱国主义精神做好应对任何紧急状况的准备……如果我们的人民不能团结起来，再多的防御工事和战舰也不足以抵抗敌人。如果我们的人民团结一致，那么即使有百万强敌也不能伤我们分毫。” 明治时代的最后20年，在完成了税制改革和制定法典等浩繁且紧迫的任务后，明治政府得以分出更多精力向日本民众灌输一种公共责任感。这项任务的达成，一部分来自政府对传统宗教的支持，但更多得益于政府对教育的重视。传统日本宗教通过宣扬皇权神授、爱国精神、公民义务、孝道、敬神等共同信念来凝聚日本的民。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章 近代日本的起源 -
但是，只要苏联觉得不安全，芬兰也没有办法安全。说远一些，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冲突都有可能让苏联感到不安并因此对芬兰提出要求，所以说，芬兰必须积极地维护世界和平。巴锡基维和后来的吉科宁成功地与斯大林，以及后来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建立了深厚的互信关系。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章 苏芬之战
作者: [美] 贾雷德·戴蒙德
副标题: 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
原作名: Upheaval: Turning Points for Nations in Crisis
isbn: 752171203X
书名: 剧变
页数: 500
出品方: 阅微
译者: 曾楚媛
定价: 98.00元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 2020-4
装帧: 精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