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孩子阅读世界的100本童书

1560年，在彼得·伯鲁盖尔完成《儿童游戏》这一精彩绝伦的画作后，我们便能断定，彼时，孩童的玩乐与押韵歌曲和游戏密不可分，兴许这种联系一直就存在。

自苏美尔和埃及早期以来，各个地方的父母们就在寻找各种方法，以使自己的孩子健康、幸福地成长。

教育新生儿的角色总是首先落在母亲 （或者奶妈、养母）身上，传统上， 父亲则通常扮演次要角色，而很多男性家长会因为干涉孩子的教育遭到斥责，比如伊丽莎白时代的一位牧师，就对溺爱自己孩子的父亲进行了严厉的抨击，指责这位父亲对自己的孩子“亲亲抱抱摸摸脑袋瓜， 还要把最好的食物留给他”。 关于如何正确抚养孩子的建议随处可见。

最早的家长指南通常是行为书（conduct books）， 旨在教导儿童文明的行为举止，而不要像斯威夫特（Swift）所著的《格列佛游记》中的类人生物―野蛮人耶胡一样， 放任人性本能中的恶习。《 巴比书》（ Babees Book，参见第66页至第67页）等书籍的主要目的就是帮助父母实现这一目标。正如伊丽莎白时代的牧师托马斯·贝肯（Thomas Becon）所说，“ 在学习中忽视礼仪就像把金戒指放进猪鼻子里”。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指南逐渐成为一种既定的出版类型， 就像任何一家当代书店那样，主要是以自助书籍的形式出现。有一本实用的早期指南是艾德蒙·库特（Edmund Coote）于1596年所著的《校长》（ The Schoolemaister）。 这是一本实用的阅读教学辅助工具书，其目标读者是“那些需要传道授业的从业者（比如裁缝、织工、店主，等等）”。 库特的著作并非个例，这本书大获成功，到1737年， 已经再版了54次，这一年，正是童书出版如日方升之时。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教师在试图强迫儿童学习时经常采用残酷的方法：理查德·巴斯比（Richard Busby）自1638年就任威斯敏斯特学校（Westminster School）校长，直至1695年去世。他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但对于学生的“愚蠢”行为却毫无宽容之心。《 牛津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中轻描淡写地评论他道：“（ 巴斯比）作为一名规训者，素来被那些犯错的学生以及他们的母亲所畏惧。” 而约翰·奥布里在他所著的《简明人生》（ Brief Lives）中就不那么客气了，“ 我听到几位（巴斯比的）学生肯定地说，罚过其罪是常有的事”。 其他大师可能同样苛刻，但到了19世纪，一些专业教师，比如拉格比（Rugby） 的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 还有阿宾汉姆（Uppingham）的爱德华·斯廷林 （Edward Thring）， 在发展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公立学校的基础教学中，采用了更为人性化的方法。

当然，这种残酷的教学方式并不仅限于男性教师，保姆或家庭教师对儿童的虐待行为同样令人感到震惊，例如，后来成为印度总督的库尔松勋爵（Lord Curzon） 就曾遭到他的家庭教师艾伦·玛丽·帕拉曼 （Ellen Mary Paraman）的虐待。他后来在自传中写道：“ 从没有哪个出身高贵、地位尊崇的孩子会哭得那么多、那么惨。”

男孩的教育通常是由牧师提供的，例如17世纪梅登黑德（Maidenhead）的牧师，完善了津贴制度和学制，“ 每名学生一周接受三次专业英文教育”。 于是，很多男孩被送到学校。而对于女孩来说，教育问题就更加复杂了。那些每周收费几便士的女子学校， 有的办得很好，但最糟糕的，则只不过是些几乎没有任何教育意识的文盲妇女开办的托儿服务。对于天主教徒来说，女孩可能会被送到由克拉雷安贫会女修道院（Poor Clares，一个修女组织）经营的学校。在斯图尔特时代，也可能被送到由玛丽·沃德（Mary Ward，1585―1645）在欧洲大陆建立的机构。 对于大多数女孩来说，在家里接受教育是正常的，正如玛丽·沃德自己一样，还有英国圣公会的芭芭拉·约翰逊（Barbara Johnson）， 也是在林肯郡（Lincolnshire）的家中接受她母亲的教育（参见第78页至第79页）。

家境富裕的人，通常会聘请家庭教师，而且往往由家中较为贫穷的亲戚来扮演这个角色。辅导皇室成员则需要非凡的品质―其中就包括非凡的勇气：凯瑟琳· 阿什利（Katherine Ashley）于1536年被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 任命为时年三岁的伊丽莎白公主（Princess Elizabeth）的家庭女教师，是她教这位后来学识渊博的公主从精致的银丝织成的入门读本中开始学习ABC。爱德华六世（Edward VI）和玛丽女王（Mary）在位期间，这位女家庭教师在伦敦塔的监狱里度过了一段漫长的时间，直到1558年伊丽莎白登上王位， 凯瑟琳·阿什利的生命安全才得到保障。

英国（尤其是苏格兰）的家庭教师在国外备受尊重，在凯瑟琳之后一个世纪的俄国，年轻的彼得王子（Prince Peter）， 也就是后来的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的导师遭遇了与凯瑟琳同样的命运（参见第74页至第75页）。 1917年以前，来自英国的家庭教师一直在俄国谋生，而他们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在拉丁美洲继续工作。他们带来了彬彬有礼的举止戒律，还有故事和童谣。阿根廷作家维多利亚·奥坎波（Victoria Ocampo）年轻时像小马驹一 样活泼，她的家庭教师同时教授法语和英语。她笔下的家庭教师埃利斯小姐（Miss Ellis）， 会抱怨自己的学生永远不会成为一名淑女，还会唱着“你拍一，我拍一，面包房师傅笑嘻嘻”来安抚她，这首童谣让奥坎波毕生难忘。

除了童谣，孩子们对他们周围的世界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就像那些关注孩子未来生计的父母一样，孩子们对那些关于贸易和职业的书籍也很感兴趣。其中许多杰出的著作诞生于德语国家，比如约斯特·安曼（Jost Amman）所著的《贸易之书》（ The Book of Trades，参见第68页）， 就是英国许多此类书籍的典范。更为著名的，是捷克学者夸美纽斯于1658年在纽伦堡首次出版的《世界图解》。 这本书被翻译成英语之后，立刻成了英美学校教育的基石（参见第70页至第71页）。 夸美纽斯的书让孩子们读来兴趣盎然，他的思路也隐现于后来出版的许多儿童读物之中，比如亚瑟·米（Arthur Mee， 1875―1943）于1908至1910年所著的《儿童百科全书》（ Children's Encyclopaedia，参见第84页至第85页）。

在英国16和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 宗教动荡一直存在着，宗教改革双方无论是英国国教还是罗马公教都有殉道者，亨利八世（Henry VIII）统治下的修道院被解散，而玛丽女王（Queen Mary）在16世纪50年代推行反宗教改革。伊丽莎白一世早期最有名的著作―福克斯（Foxe）于1563年所著的《使徒行传与遗迹》（ Actes and Monuments，参见第83页）的背后，所蕴含的是对罗马的恐惧。福克斯的这部著作通常被称为《烈士记》（ Book of Martyrs）， 这部巨著无论在篇幅上还是形式上都不是为孩子们设计的，但它却被推荐给儿童读者，并被广为传颂。该书插图丰富的手册版本，煽动了宗教仇恨，直到20世纪仍有不俗的出版业绩。

对于那些不相信婴儿洗礼效果的清教徒来说，为孩子忧心忡忡的是，只有对基督教上帝的虔诚信仰才能使他们免受地狱之苦―然而，许多孩子死得太早，实在无法显示出他们的信仰。但本杰明·凯奇 （Benjamin Keach）于1676年所著的《与魔鬼的战争》（ War with the Devil）， 还有詹姆斯·詹韦（James Janeway，1636―1674）于 1671年所著的《儿童的象征》（ A Token for Children，参见第83页）解决了这些担忧。 通过展示一些“得救的”孩子是如何“在耶稣的怀里”死去的，詹韦希望说服儿童读者成为虔诚的信徒。他的书很有影响力，特别是在美国，他的信仰还反映在其他早期的儿童书籍中，如《新英格兰启蒙》（ The New England Primer，参见第80页至第81页）等。 美国早期移民的信仰在未来几个世纪里始终渗透在他们的文学之中。

17世纪，只有一本清教徒书比《儿童的象征》更受儿童欢迎，它就是约翰·班 扬（John Bunyan，1628―1688）于1678年所著的《天路历程》（ The Pilgrim's Progress， 参见第72页至第73页）。 这本原本面向成人的书很快就被孩子们所接受，直到20世纪，几乎每个英国孩子都对其耳熟能详。

与其他许多更具煽动性的清教作家不同， 班扬实事求是的风格，与《鲁滨孙漂流记》 的那种方式相比，更为年轻读者所接受。

这种清教徒热情的温和性在艾萨克·瓦茨（Isaac Watts，1674―1748）于1715年首次出版的《神圣歌集》（ Divine Songs）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瓦茨主要是因为他写的赞美诗而为世人所铭记，在这些为儿童写的诗中， 很明显，他意识到，比起让孩子们害怕，温柔的语气更容易吸引青少年的注意力（参见 第76页至第77页）。 这些朴素、天真的诗句至今仍留存于人们的记忆之中，比如，“ 勤劳的小蜜蜂风风火火/点亮着每一个闪烁的时刻”。 维多利亚时代的儿童读者很喜欢刘易斯·卡罗尔在《爱丽丝梦游仙境》（ Alice in Wonderland）中的滑稽模仿。而这些读者不太可能知道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 的《纯真之歌》（ Songs of Innocence）， 因为后者的作品直到维多利亚统治末期才广为人 知，但布莱克创作之时，瓦茨的《神圣歌集》 肯定在他的脑海中回荡。

到了19世纪初，随着印刷方法的不断改进，世界各国政府都在试图改善贫困人口的教育水平，教科书的出版成为出版商的潜在利润类型。这些新成立的公司从经济角度提出了如何生产这些书籍的新想法。 在美国，麦格菲（McGuffey）的读者系列代表了（正如亨利·福特后来所做的）大规模生产的工作方式―提供有助于提高不断扩张的国家民族凝聚力的文本（参见第86页至第87页）。 在英国的部分地区，还有其他现实情况需要考虑。1831年，爱尔兰国家教育委员会成立，希望编写合适的教科书（部分原因在于力图减少宗派分歧）， 一个由罗马天主教徒、长老会和英国圣公会作家挑选的小组设计了“爱尔兰国家读者”系列，并在都柏林出版。

这是一次成功的尝试，19世纪50年代， 它被加拿大（优先于麦格菲）和维多利亚殖民地、澳大利亚所采用，在那里，爱尔兰、 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移民混杂在一起，“ 爱尔兰国家读者”系列是最好的选择。由于运作得很好，它在昆士兰和新西兰也被采用 了。但都柏林的出版商却并没有很好地为殖民地读者改编适合他们的版本，爱尔兰和其沉闷的天主教宗教内容很快就被认为不合时宜。到了19世纪70年代，托马斯·纳尔逊（Thomas Nelson）的“爱丁堡皇家读者” 系列取代之前的作品为殖民地所用，并且进行了修改（参见第88页至第89页）。 尽管已经相当古旧并且早该废弃，但这一系列书籍仍在许多前殖民地国家的教育部门和后来出版的教科书中继续使用了很长时间。

“孩子们常常喜欢（稍微有一点儿）恐怖的故事，尤其是听睡前故事的时候。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在莫里斯桑达克最著名的作品中，可以找到这样富有想象力的故事的极好范例。”

摘抄这段有两个意思。

一是，有点惊讶，原来恐怖故事大概源于人的生存本能，是能激发想象力的。

二是，也说明一下这本书阅读障碍的点。譬如后一句，大意是莫里斯桑达克恐怖故事里可以找到富有想象里的例子。当然专业研究者习惯用许多定语让这个描述更为准确，这就导致翻译成中文，因为长句要被迫做阅读理解。

“公共图书馆为幼儿提供了一种‘可触摸、有声音和气味’的书，只是这些书在吸引孩子阅读方面效果究竟如何呢？”

“纯语主义者或许会反对，但事实证明，感知类图书对于幼儿眼手协调的发展的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建立起孩子于书籍之间的亲密感，使图书成为孩子的安慰，并激发了孩子们的好奇心。”

1940年发行的《拍拍小兔子》 书的左侧写着茱蒂可以拍拍兔子。右侧就有可触摸的兔子，并写道“现在【你】拍拍兔子吧”，十分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