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 · · · · ·
1920年代,革命、战争和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了混乱。与这场巨变相关的许多重大事件都发生在城市中。被铁路、电报、共有的城市心态捆绑在一起的广州、上海、北京等城市,形成了一个竞技场,市民们对当时的一些大问题争论不休——寻求社会和谐与国内和平、保卫人民和国家主权、追寻一个独特的现代中国社会。人们卷入了这些冲突,因为他们知道,军阀的来来往往、抗议者的游行、知识界的言论、工厂的开闭都有可能改变他们的生活。
史谦德检视了1920年代的北京居民如何应对由流动的士兵和政客,以及思想、资本、技术的剧烈运动所造成的变化,剖析了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都城。通过考察人力车夫、警察、工人、僧人等群体的政治经历,史谦德揭示出时代的力量是如何被普通人深刻感受的。这幅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城市社会的群像,强调了经过群众运动、集体政治以及混合了戏剧、示威活动、报纸和茶馆社交的城市文化训练后...
1920年代,革命、战争和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了混乱。与这场巨变相关的许多重大事件都发生在城市中。被铁路、电报、共有的城市心态捆绑在一起的广州、上海、北京等城市,形成了一个竞技场,市民们对当时的一些大问题争论不休——寻求社会和谐与国内和平、保卫人民和国家主权、追寻一个独特的现代中国社会。人们卷入了这些冲突,因为他们知道,军阀的来来往往、抗议者的游行、知识界的言论、工厂的开闭都有可能改变他们的生活。
史谦德检视了1920年代的北京居民如何应对由流动的士兵和政客,以及思想、资本、技术的剧烈运动所造成的变化,剖析了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都城。通过考察人力车夫、警察、工人、僧人等群体的政治经历,史谦德揭示出时代的力量是如何被普通人深刻感受的。这幅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城市社会的群像,强调了经过群众运动、集体政治以及混合了戏剧、示威活动、报纸和茶馆社交的城市文化训练后的普通市民日益成长的政治成熟度。令人惊讶的是,在吸收新的生活、工作和政治参与方式的过程中,旧社会中的很多东西都被保留了。一切似乎都变了,但一切似乎又都没变。经过动荡的年代,北京在地方和大众政治的基础上架起了一座桥梁,将行会和士绅精英的传统世界与社团主义和干部的现代世界连在了一起。
作者简介 · · · · · ·
史谦德(David Strand),美国狄金森学院查尔斯·A.德纳(Charles A. Dana)政治学教授。1979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著有《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未竟的共和:近代中国的言行表率》等。
周书垚,美国德州农工大学教育学硕士。译有《上海秘密战》《拜占庭的成就》等。
袁剑,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教育部基地)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边疆民族研究所所长。著有《边疆的背影:拉铁摩尔与中国学术》,译有《烧钱:中国人生活世界中的物质精神》《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假想的”满大人”:同情、现代性与中国疼痛》等。
周育民,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帮会史》(与邵雍合著)、《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史海试勺——晚清史管窥》、《上海通史》(第六卷)等。翻译或校译《中国民间...
史谦德(David Strand),美国狄金森学院查尔斯·A.德纳(Charles A. Dana)政治学教授。1979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著有《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未竟的共和:近代中国的言行表率》等。
周书垚,美国德州农工大学教育学硕士。译有《上海秘密战》《拜占庭的成就》等。
袁剑,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教育部基地)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边疆民族研究所所长。著有《边疆的背影:拉铁摩尔与中国学术》,译有《烧钱:中国人生活世界中的物质精神》《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假想的”满大人”:同情、现代性与中国疼痛》等。
周育民,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帮会史》(与邵雍合著)、《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史海试勺——晚清史管窥》、《上海通史》(第六卷)等。翻译或校译《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飞鸾》《上海年鉴(1852)》《上海青帮》《上海警察》等。
目录 · · · · · ·
鸣谢 1
拉丁化拼音及货币注解 1
第一章 一座20世纪的城郭 1
摇摇欲坠的国家政权 1
北京与北平:鸟瞰衰落的京城 7
无中央政府下的地方政治 17
第二章 人力车:老少咸宜的谋生方式 22
人力车——一种现代发明 27
乘客 31
车夫 33
第三章 人力车夫:劳苦大众的职业生涯 45
当街谋生 45
大杂院中的贫民窟 53
车厂主与出租人 55
从市井角度观察权力和地位 58
车夫与警察 62
无权势者 65
集体行动:前兆与先例 71
第四章 身为和事佬与街头官僚的警察 76
晚清警察改革 77
招募和部署 85
警察言行 88
暴力执法与道德剧场 94
家长作风、父权制以及警务权限 96
北京警察说辞与理念之比较 102
镇压与调停 105
官僚扩张的代价 109
第五章 珠宝商、银行家和饭馆掌柜:京师商会的权力斗争 113
京师商会的由来 114
安迪生的大起大落 118
银行家的商会 130
孙学仕与社交领域 133
无人问鼎的一年 136
第六章 利益与民生:有轨电车发展的政治 138
各地对技术变革的反应 138
北京电车公司的创办 140
关乎民生的政治 146
北京进入电车时代 153
第七章 工头、行会和工帮:劳资纠纷和工会主义的兴起 163
未工业化城市中的无产阶级政治 163
行会和劳工利益 169
不和、斗争与派系 173
工会主义的兴起 186
第八章 新公共领域下的市民: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 192
公民集会 199
自治 205
五卅运动 209
职业政客和政治暴力 219
第九章 兵临城下:军阀的冲击 227
兵临城下 228
控制保护成本 247
第十章 工会与派别:北伐战争后有组织的劳工阶层 253
干部 256
工会主义 260
群众反抗 264
党派斗争 272
第十一章 机器捣毁者:1929年10月22日电车风潮 276
工会与群众 278
政治意识和阶级意识 287
风潮序曲 298
风潮来临 305
结论 318
第十二章 城市政治中的秩序与趋势 324
错位的发展 324
守势政治 329
冲突与聚合:一种连贯过程 331
参考文献 337
索引 353
译后记 361
· · · · · · (收起)
原文摘录 · · · · · · ( 全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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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座人口略过一百万的城市里,6万车夫每日拉客的人次就有50万社会学家李景汉曾这样估计,这座城市的16至50岁男性中,每2六人中就有一名车夫。人力车夫以及他们的家眷占了北京将近20%的人口。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章 人力车:老少咸宜的谋生方式 22 -
北京车夫中有相当数量(几乎四分之一)的人从前是农民。老舍笔下的祥子,就是禁不起城里机遇的诱惑而进城干起这份行当的。 “ 这座城给了他一切,就是在这里着也比多下可爱……在这里,要饭也能要到荤汤腊水的,乡下只有棒子面。”因为城乡巨大的收入差距,所以就算像拉车这样下贱的工作,也能满足一个农民改善生活的雄心壮志。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车夫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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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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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的书评 · · · · · · ( 全部 25 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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睢园绿竹 (咱们看书吧 529312108)
拉车最难的部分,不是所载的重量,面是乘客对速度的要求平衡感强的车夫能轻轻松松地拉起一位体形丰满或携带行李的乘客。在中国,时至今日拉重物依旧是稀松平常的差事。最难的是要边拉边跑。跑的时候,双手搭住身体两侧的拉杆,保持平衡,不能撞到人或东西,也不能摔跟头,这是需要力量、体能以及一定技术的。头两天干这行会让人心灰意冷。 琼瑶阿姨诚不欺我!杜飞拉车的情景,立刻浮现在眼前。。。第一次拉车。。。哈哈哈2022-02-13 23:26:05 1人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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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听书——— 1920年代北京的城市生活与政治力量的形成。 精华笔记 人力车最早在1886年从日本传入中国北京,民国后越来越受市民欢迎,成为大中城市重要的交通工具。美国汉学家史谦德的《北京的人力车夫》出版于1989年,是第一本描写人力车夫群体的著作。这本书还有个副标题,“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1920年代的北京,大部分时间处于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皖系、直系、奉系军阀,围绕北京的统治权进行了多次军阀混战。...
2022-06-13 07:14:21
喜马拉雅听书———
1920年代北京的城市生活与政治力量的形成。 精华笔记 人力车最早在1886年从日本传入中国北京,民国后越来越受市民欢迎,成为大中城市重要的交通工具。美国汉学家史谦德的《北京的人力车夫》出版于1989年,是第一本描写人力车夫群体的著作。这本书还有个副标题,“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1920年代的北京,大部分时间处于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皖系、直系、奉系军阀,围绕北京的统治权进行了多次军阀混战。与此同时,1925年7月,国民党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中国呈现南北分治两个局面,随着国民政府势力的发展,北京作为传统政治中心地位逐渐削弱。当时的北京市民,已经习惯了北洋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权力更迭。 为了在军阀混战中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不得不慢慢投身于政治当中。市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接受商会为首的行业自治协会的保护,另一个则是接受统治者的拉拢,挑战行业自治协会势力。对北洋军阀、国民党北京党部甚至共产党北京区委来说,如果想要在北京建立稳固的统治或者发展势力,就必须要把市民争取到自己这一边。而对协会来说,他们不得不进行两线作战:一方面要抵抗来自上层的官方和外界经济势力的进攻,另一方面还要承受来自下层市民的压力。 这就让形势变得复杂起来。因此,《北京的人力车夫》并不是一部关于北京工人阶级的研究或者劳工运动史,史谦德以人力车夫为切入点,在收集大量中、英、日语文献基础上,细致描绘了1920年代北京的城市生活,以及北京市民逐渐被政治活动吸引,发展政治意识,形成政治力量的过程。这一过程开始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结束于1929年人力车夫对电车的猛烈攻击。 一、为什么说人力车夫是北京劳苦大众的代表群体? 之所以说他们是一个群体,是因为他们具有社会群体的四个要素: 首先,人力车夫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在北京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非常重要。1920年代的北京,人力车夫则是最大单一类别的工人,最多时有六万人。1926年的北京,这六万人力车夫,每日拉客的人次就有50万,而当时北京的人口也才100万。 其次,北京的人力车夫具备相近的谋生方式和生活水准。每一个人力车夫要养活2到3人。车夫运营所需要的车子都是从车厂租借的,辛苦一天也只能剩下40个铜元。如果是成了家的车夫,生活负担更重。为了赚取足够的钱财来养活自己和家人,车夫就必须要每天工作9-12个小时。 再次,人力车夫行业有一定的行业规范。投入运营的车辆必须要接受警察检验,如果是车厂的车子,厂主需要将车夫姓名、年岁、籍贯、所租赁车辆号数、保人名称登记在册。车夫需要挂号牌、穿号衣。 最后,人力车夫们具备相同的社会心理。城市中的居民,是北京人力车夫的主要来源,占到了人力车夫总数的四分之三:他们一部分是旗人,另一部分是城市失业者、破产的小商人,还有退伍的士兵、警察,落魄的政客或前清的秀才。作为北京社会最底层的民众,人力车夫一方面文化水平普遍偏低,道德与精神境界普遍不高,而且还容易染上很多不良嗜好。 二、警察和商会如何维护北京的秩序? 辛亥革命之后,旧的北京在瓦解,给民国时期的北京留下了两项重要的政治遗产:警察和商会。 首先是警察。1900年,清政府开始推行晚清新政,警察改革是其中的重要举措。清政府建立警务学堂,培养警官和巡警,到1911年,现代北京警察机构基本形成。当时,北京警察数量已经达到一万人,有七千人在各个辖区工作。 在史谦德看来,在北京,警察就是大街小巷和大杂院的政府,他用“和事佬”和“街头官僚”来定义北京警察。人力车夫是城市秩序最大的破坏者,也是警察最主要的管理对象。警察也会维护车夫的权益。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城,到处都是散兵游勇,他们往往坐车不付钱。此外,一些乘客也会不付车费或者对车夫拳打脚踢,这个时候车夫就会向警察寻求保护。 商会与警察同样是清末新政的产物。一开始,商会不过是政治运动的附属品,对政治当局保持一种依赖,成为中央政府统治的附属品。1919年的五四运动改变了这种形势,时任商会会长的珠宝商人安迪生,开始推动商会的民主改革;1922年商会会长竞选,孙学仕获选,商会开始在维护北京的秩序中独立发挥作用。 这时,北京迎来有轨电车的投建。有轨电车的兴建,无疑对人力车夫的冲击最大。这个时候,作为商会的领导者,孙学仕代表了车业行会,也间接代表了广大人力车夫,站出来反对兴建有轨电车,并要求电车公司为失业的车夫兴建一座工厂,来弥补他们的损失。 1924年12月16日,就在电车公司开业前一天,孙学仕动员了数千名车夫计划通过卧轨来阻碍电车公司开业。当时已有数千名车夫聚集,周作民就派人找到孙学仕,警告他如果明天出现意外,警察总监李达三会把他抓起来。 李达三是段祺瑞任命的亲信,迫于政治压力,孙学仕退缩了,他背叛了愤怒的车夫。在这场反对电车公司建设的事件当中,商会和警察最终联合起来,人力车夫成了斗争的牺牲品,什么利益都没有争取到,就连最初电车公司允诺为人力车夫兴建工厂的2万元,也被警察拿去发工资了。 三、人力车夫砸毁电车事件始末 20年代的北京,警察与商会最终联手,成为北京社会秩序主要的维护者。而人力车夫受到有轨电车影响,生计趋于困顿,已经从街道秩序的破坏者,转化为潜在的群体骚乱者,最终在1929年酿成了人力车夫砸毁电车事件。 这一事件发生在1929年10月22日下午,车夫将数百辆人力车排列在第一和第三电车轨道上,禁止电车通行。全市大约25000余名车夫群起响应,他们手拿铁器,见车就砸,并且拆毁铁路设施。事后统计,被毁电车多达60辆,各路电车人员全部逃跑,站台多半被毁坏。晚上9点,千余名人力车夫还准备焚烧北京电车公司的房屋及车厂、电厂,在军队的保护下,人力车夫才撤退,法华寺电车厂得以保全。事后,警察逮捕了一千余人,最终判处死刑的有四人,人力车夫工会也被强制解散。 人力车夫捣毁电车事件,从表面看起来,是人力车夫为了反对现代化的运输方式,是一种自发的行为。实际上,这一事件的源头要追溯到1924年底电车公司成立,是北京市民逐步参与北京政治运作的结果。 1925年之后,北京市民对政治的参与度逐渐提高。一方面,军阀忙于争夺北京的统治权,实际上放松了对北京市的管理,商会、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在争夺对北京市的控制权,他们就通过兴办报纸、建立工会的方式,争取北京市民的支持。虽然北京的人力车夫是最大的单一群体,但职业的特性决定他们的流动性、分散性很强,没有产业工人集中,不利于共产党进行宣传引导,所以共产党人将目光投向在工厂工作的数千名工人当中。工人运动在共产党的引领下影响力日益增大,1925年的1月,电车公司成立之后的一个月,司机和售票员就举行了罢工,抗议逃票士兵的骚扰。而国民党无法获得工厂工人的支持,就转而向手工业者。 就这样,北京的劳动者就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所建立的工会,他们包括铁路工人、电车工人等;第二部分就是国民党需要大力争取的传统的手工业者,包括人力车夫、挑水的水夫、木匠等,他们是北京数量最大的劳动者,大多加入了各种各样的手工业协会,这些手工业协会是商会传统的势力范围。 行业协会在维护手工业者的利益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通货膨胀和铜钱贬值的20年代,行会不遗余力地替会员们与企业主谈判来增加工资。行业协会也开始参与到社会政治活动当中。1925年5月30日,英国殖民者在上海打死了12名抗议的中国工人,史称“五卅惨案”。惨案在全国引发了一系列抗议示威、罢工和集会。北京市民、行业协会、工会、商会都加入了游行集会当中。 五卅运动,是北京市民第一次全体参与的政治活动,对北京政治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1929年电车捣毁事件就是这一运动的延续。一方面,在运动中,北京手工业者行业协会在集会游行中纷纷成立了工会,例如人力车夫工会就在这个时候成立的。工会的成立,使得他们可以通过集会游行、罢工的方式为自己谋取利益,这也成为1929年人力车夫电车捣毁运动的组织基础。 另一方面,工会的兴起导致了市总工会成立。为了拉拢传统行业协会,1928年6月,在北伐军进入北京之后,国民党北京党部成立了市总工会。总工会兼收并蓄,不仅有电车公司、电信公司等现代化企业,也有人力车夫、理发师、清洁工等手工业者。 总工会的权力斗争也直接引起了捣毁电车事件。总工会领导人张寅卿在国民党内部属于汪精卫派系,与蒋介石所属的CC系针锋相对。1929年10月,改选总工会时,当时多数工会已经接受党部的领导,张寅卿知道一旦工会改选,他必然会落选,于是唆使他的表弟陈子修,利用人力车夫工会西单支部的人员,蓄意捣乱破坏,带领1000 余人手持木棍,前往北京市总工会“声援”,最终引起了震惊中外的北京捣毁电车事件。 人力车夫砸毁电车事件影响巨大。一方面,它是是北京在20世纪唯一一次大规模市民骚乱。另一方面,在这个事件当中,北京社会的所有重要的群体——人力车夫、城市贫民、警察、商人、政客、军队、电车公司、媒体、工人和国民党——通通登上了舞台,可见民国时期北京城市政治的复杂性和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砸毁电车事件就是北京市民形成政治意识,展示政治力量的一次偶然的暴力行为。 四、结语 本书并不是一本历史学著作,而是政治学方面的专著,作者运用了行为主义政治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作者通过影响力的方法,展示了他所认为中国式的城市公共政治模式,北京通过建立警察队伍、发展社会团体,以调节和控制社会秩序,同时依靠商会、工会等社会团体,以提供社会安定和经济保障的强力支持,培育了公共领域和有政治意识的社会阶层,最终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和生活秩序,为1949年之后北京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书名:《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作者:(美)史谦德 今日解读:不敏 解读人简介:青年学者,自由撰稿人 播读:石头 策划编辑:周向荣 总编辑:左宓
2022-06-13
回应 2022-06-13 07:14:21 -
找不到你 (想发声,想要话语权)
对于那些像人力车夫这样没有组织的穷苦劳工来说,民族主义和工会主义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能有机会诉求公民和同志应有的道德平等。对于像水夫那样已经有一定地位和保护的工人而言,则主要是运动政治的开放性为他们获得了战术优势。而对人力车夫而言,五一劳动节和其他国定纪念日则蕴含着真正突破地位和权力束缚的潜力。2022-03-29 21:5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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睢园绿竹 (咱们看书吧 529312108)
对车夫来说更糟糕的是,给他们的拨款连一个子都没见着。确切地说,警局用其保管的三万元拿去发拖欠已久的工资了。商会所赠的一块闲置地皮一直空在那儿,就剩下“人力车夫工厂”的牌子作为这一工程的唯一证据竖在那儿。经过了这么多谈判、调解、威胁,打了这么多通电话,个个争得面红耳赤,车夫们却仍然嗷嗷待哺、满腹委屈。地方、地区乃至全国的精英们借车夫生计为由精心起舞,却没能给出任何具体的补偿。 人力车夫的底层人民被...2022-02-21 21: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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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听书——— 1920年代北京的城市生活与政治力量的形成。 精华笔记 人力车最早在1886年从日本传入中国北京,民国后越来越受市民欢迎,成为大中城市重要的交通工具。美国汉学家史谦德的《北京的人力车夫》出版于1989年,是第一本描写人力车夫群体的著作。这本书还有个副标题,“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1920年代的北京,大部分时间处于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皖系、直系、奉系军阀,围绕北京的统治权进行了多次军阀混战。...
2022-06-13 07:14:21
喜马拉雅听书———
1920年代北京的城市生活与政治力量的形成。 精华笔记 人力车最早在1886年从日本传入中国北京,民国后越来越受市民欢迎,成为大中城市重要的交通工具。美国汉学家史谦德的《北京的人力车夫》出版于1989年,是第一本描写人力车夫群体的著作。这本书还有个副标题,“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1920年代的北京,大部分时间处于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皖系、直系、奉系军阀,围绕北京的统治权进行了多次军阀混战。与此同时,1925年7月,国民党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中国呈现南北分治两个局面,随着国民政府势力的发展,北京作为传统政治中心地位逐渐削弱。当时的北京市民,已经习惯了北洋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权力更迭。 为了在军阀混战中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不得不慢慢投身于政治当中。市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接受商会为首的行业自治协会的保护,另一个则是接受统治者的拉拢,挑战行业自治协会势力。对北洋军阀、国民党北京党部甚至共产党北京区委来说,如果想要在北京建立稳固的统治或者发展势力,就必须要把市民争取到自己这一边。而对协会来说,他们不得不进行两线作战:一方面要抵抗来自上层的官方和外界经济势力的进攻,另一方面还要承受来自下层市民的压力。 这就让形势变得复杂起来。因此,《北京的人力车夫》并不是一部关于北京工人阶级的研究或者劳工运动史,史谦德以人力车夫为切入点,在收集大量中、英、日语文献基础上,细致描绘了1920年代北京的城市生活,以及北京市民逐渐被政治活动吸引,发展政治意识,形成政治力量的过程。这一过程开始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结束于1929年人力车夫对电车的猛烈攻击。 一、为什么说人力车夫是北京劳苦大众的代表群体? 之所以说他们是一个群体,是因为他们具有社会群体的四个要素: 首先,人力车夫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在北京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非常重要。1920年代的北京,人力车夫则是最大单一类别的工人,最多时有六万人。1926年的北京,这六万人力车夫,每日拉客的人次就有50万,而当时北京的人口也才100万。 其次,北京的人力车夫具备相近的谋生方式和生活水准。每一个人力车夫要养活2到3人。车夫运营所需要的车子都是从车厂租借的,辛苦一天也只能剩下40个铜元。如果是成了家的车夫,生活负担更重。为了赚取足够的钱财来养活自己和家人,车夫就必须要每天工作9-12个小时。 再次,人力车夫行业有一定的行业规范。投入运营的车辆必须要接受警察检验,如果是车厂的车子,厂主需要将车夫姓名、年岁、籍贯、所租赁车辆号数、保人名称登记在册。车夫需要挂号牌、穿号衣。 最后,人力车夫们具备相同的社会心理。城市中的居民,是北京人力车夫的主要来源,占到了人力车夫总数的四分之三:他们一部分是旗人,另一部分是城市失业者、破产的小商人,还有退伍的士兵、警察,落魄的政客或前清的秀才。作为北京社会最底层的民众,人力车夫一方面文化水平普遍偏低,道德与精神境界普遍不高,而且还容易染上很多不良嗜好。 二、警察和商会如何维护北京的秩序? 辛亥革命之后,旧的北京在瓦解,给民国时期的北京留下了两项重要的政治遗产:警察和商会。 首先是警察。1900年,清政府开始推行晚清新政,警察改革是其中的重要举措。清政府建立警务学堂,培养警官和巡警,到1911年,现代北京警察机构基本形成。当时,北京警察数量已经达到一万人,有七千人在各个辖区工作。 在史谦德看来,在北京,警察就是大街小巷和大杂院的政府,他用“和事佬”和“街头官僚”来定义北京警察。人力车夫是城市秩序最大的破坏者,也是警察最主要的管理对象。警察也会维护车夫的权益。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城,到处都是散兵游勇,他们往往坐车不付钱。此外,一些乘客也会不付车费或者对车夫拳打脚踢,这个时候车夫就会向警察寻求保护。 商会与警察同样是清末新政的产物。一开始,商会不过是政治运动的附属品,对政治当局保持一种依赖,成为中央政府统治的附属品。1919年的五四运动改变了这种形势,时任商会会长的珠宝商人安迪生,开始推动商会的民主改革;1922年商会会长竞选,孙学仕获选,商会开始在维护北京的秩序中独立发挥作用。 这时,北京迎来有轨电车的投建。有轨电车的兴建,无疑对人力车夫的冲击最大。这个时候,作为商会的领导者,孙学仕代表了车业行会,也间接代表了广大人力车夫,站出来反对兴建有轨电车,并要求电车公司为失业的车夫兴建一座工厂,来弥补他们的损失。 1924年12月16日,就在电车公司开业前一天,孙学仕动员了数千名车夫计划通过卧轨来阻碍电车公司开业。当时已有数千名车夫聚集,周作民就派人找到孙学仕,警告他如果明天出现意外,警察总监李达三会把他抓起来。 李达三是段祺瑞任命的亲信,迫于政治压力,孙学仕退缩了,他背叛了愤怒的车夫。在这场反对电车公司建设的事件当中,商会和警察最终联合起来,人力车夫成了斗争的牺牲品,什么利益都没有争取到,就连最初电车公司允诺为人力车夫兴建工厂的2万元,也被警察拿去发工资了。 三、人力车夫砸毁电车事件始末 20年代的北京,警察与商会最终联手,成为北京社会秩序主要的维护者。而人力车夫受到有轨电车影响,生计趋于困顿,已经从街道秩序的破坏者,转化为潜在的群体骚乱者,最终在1929年酿成了人力车夫砸毁电车事件。 这一事件发生在1929年10月22日下午,车夫将数百辆人力车排列在第一和第三电车轨道上,禁止电车通行。全市大约25000余名车夫群起响应,他们手拿铁器,见车就砸,并且拆毁铁路设施。事后统计,被毁电车多达60辆,各路电车人员全部逃跑,站台多半被毁坏。晚上9点,千余名人力车夫还准备焚烧北京电车公司的房屋及车厂、电厂,在军队的保护下,人力车夫才撤退,法华寺电车厂得以保全。事后,警察逮捕了一千余人,最终判处死刑的有四人,人力车夫工会也被强制解散。 人力车夫捣毁电车事件,从表面看起来,是人力车夫为了反对现代化的运输方式,是一种自发的行为。实际上,这一事件的源头要追溯到1924年底电车公司成立,是北京市民逐步参与北京政治运作的结果。 1925年之后,北京市民对政治的参与度逐渐提高。一方面,军阀忙于争夺北京的统治权,实际上放松了对北京市的管理,商会、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在争夺对北京市的控制权,他们就通过兴办报纸、建立工会的方式,争取北京市民的支持。虽然北京的人力车夫是最大的单一群体,但职业的特性决定他们的流动性、分散性很强,没有产业工人集中,不利于共产党进行宣传引导,所以共产党人将目光投向在工厂工作的数千名工人当中。工人运动在共产党的引领下影响力日益增大,1925年的1月,电车公司成立之后的一个月,司机和售票员就举行了罢工,抗议逃票士兵的骚扰。而国民党无法获得工厂工人的支持,就转而向手工业者。 就这样,北京的劳动者就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所建立的工会,他们包括铁路工人、电车工人等;第二部分就是国民党需要大力争取的传统的手工业者,包括人力车夫、挑水的水夫、木匠等,他们是北京数量最大的劳动者,大多加入了各种各样的手工业协会,这些手工业协会是商会传统的势力范围。 行业协会在维护手工业者的利益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通货膨胀和铜钱贬值的20年代,行会不遗余力地替会员们与企业主谈判来增加工资。行业协会也开始参与到社会政治活动当中。1925年5月30日,英国殖民者在上海打死了12名抗议的中国工人,史称“五卅惨案”。惨案在全国引发了一系列抗议示威、罢工和集会。北京市民、行业协会、工会、商会都加入了游行集会当中。 五卅运动,是北京市民第一次全体参与的政治活动,对北京政治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1929年电车捣毁事件就是这一运动的延续。一方面,在运动中,北京手工业者行业协会在集会游行中纷纷成立了工会,例如人力车夫工会就在这个时候成立的。工会的成立,使得他们可以通过集会游行、罢工的方式为自己谋取利益,这也成为1929年人力车夫电车捣毁运动的组织基础。 另一方面,工会的兴起导致了市总工会成立。为了拉拢传统行业协会,1928年6月,在北伐军进入北京之后,国民党北京党部成立了市总工会。总工会兼收并蓄,不仅有电车公司、电信公司等现代化企业,也有人力车夫、理发师、清洁工等手工业者。 总工会的权力斗争也直接引起了捣毁电车事件。总工会领导人张寅卿在国民党内部属于汪精卫派系,与蒋介石所属的CC系针锋相对。1929年10月,改选总工会时,当时多数工会已经接受党部的领导,张寅卿知道一旦工会改选,他必然会落选,于是唆使他的表弟陈子修,利用人力车夫工会西单支部的人员,蓄意捣乱破坏,带领1000 余人手持木棍,前往北京市总工会“声援”,最终引起了震惊中外的北京捣毁电车事件。 人力车夫砸毁电车事件影响巨大。一方面,它是是北京在20世纪唯一一次大规模市民骚乱。另一方面,在这个事件当中,北京社会的所有重要的群体——人力车夫、城市贫民、警察、商人、政客、军队、电车公司、媒体、工人和国民党——通通登上了舞台,可见民国时期北京城市政治的复杂性和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砸毁电车事件就是北京市民形成政治意识,展示政治力量的一次偶然的暴力行为。 四、结语 本书并不是一本历史学著作,而是政治学方面的专著,作者运用了行为主义政治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作者通过影响力的方法,展示了他所认为中国式的城市公共政治模式,北京通过建立警察队伍、发展社会团体,以调节和控制社会秩序,同时依靠商会、工会等社会团体,以提供社会安定和经济保障的强力支持,培育了公共领域和有政治意识的社会阶层,最终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和生活秩序,为1949年之后北京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书名:《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作者:(美)史谦德 今日解读:不敏 解读人简介:青年学者,自由撰稿人 播读:石头 策划编辑:周向荣 总编辑:左宓
2022-06-13
回应 2022-06-13 07:14:21 -
找不到你 (想发声,想要话语权)
对于那些像人力车夫这样没有组织的穷苦劳工来说,民族主义和工会主义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能有机会诉求公民和同志应有的道德平等。对于像水夫那样已经有一定地位和保护的工人而言,则主要是运动政治的开放性为他们获得了战术优势。而对人力车夫而言,五一劳动节和其他国定纪念日则蕴含着真正突破地位和权力束缚的潜力。2022-03-29 21:5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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睢园绿竹 (咱们看书吧 529312108)
对车夫来说更糟糕的是,给他们的拨款连一个子都没见着。确切地说,警局用其保管的三万元拿去发拖欠已久的工资了。商会所赠的一块闲置地皮一直空在那儿,就剩下“人力车夫工厂”的牌子作为这一工程的唯一证据竖在那儿。经过了这么多谈判、调解、威胁,打了这么多通电话,个个争得面红耳赤,车夫们却仍然嗷嗷待哺、满腹委屈。地方、地区乃至全国的精英们借车夫生计为由精心起舞,却没能给出任何具体的补偿。 人力车夫的底层人民被...2022-02-21 21: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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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图片都是马赛克放大版 | 来自ᡨ᠋ᡳ᠍ᠶᡝ ᠰᠠᠨ 铁 | 2021-11-22 15:16:43 | |
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北京的人力车夫如何在1920年代... | 来自希庇亚 | 2021-11-20 17:55:3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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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有用 Alphonse樣 2021-09-17 00:03:04
原本Rickshaw Beijing一标题译为《人力车时代的北京》,因为本书侧重点并非人力车夫,而是20年代北京政治生态,但因版号报备问题故只得使用《北京的人力车夫》为题。
6 有用 kemi 2021-10-07 13:41:42
很好看,尤其是对1920年代的各种群体之间关系的描写很好看。最后两章高潮和结论部分尤其精彩。
0 有用 瞎逛的熊 2022-03-13 20:20:47
核心是指出在晚清走向民国时期,在这权利散乱期,城市没能形成一个能缓和调解阶级、族群冲突,防范引发分配权利和财富的暴力(革命)的具有隔离政治作用的社会防御性组织——联合商会。
0 有用 Fal Conde 2022-02-05 07:49:58
以骆驼祥子群体为关注点开题,对1910-30年代汗八里各自组织体的生态及相互间互动进行介绍。作者认为人力车在汗八里能流行的原因有三:一是给华北进城农民和辛亥后破落的八旗子弟提供了一个来钱快的工作机会(类似现在的快递小哥);二是因为速度、成本的优势,确实能够为逐渐开始【近代化】却并未建立起完备城市公共交通且路况推板的汗八里居民在出行辰光提供一定的便捷;三是填补了日益松动但仍然等级色彩浓厚的北洋时代在... 以骆驼祥子群体为关注点开题,对1910-30年代汗八里各自组织体的生态及相互间互动进行介绍。作者认为人力车在汗八里能流行的原因有三:一是给华北进城农民和辛亥后破落的八旗子弟提供了一个来钱快的工作机会(类似现在的快递小哥);二是因为速度、成本的优势,确实能够为逐渐开始【近代化】却并未建立起完备城市公共交通且路况推板的汗八里居民在出行辰光提供一定的便捷;三是填补了日益松动但仍然等级色彩浓厚的北洋时代在代步工具上阶级区分的空白,成为高于步行和挤电车,但低于坐马车和小轿车的一种中产阶级身份象征。这也就决定了人力车夫成为了一个消息渠道相对较多,总体生活质量较纯苦力体面,但和真正中产仍有很大鸿沟的蓝领群体,在北洋相对松弛的氛围下,他们尚有能力互通声气维护利益,但在清ti白nie普照下,却成为一种奢望了 (展开)
1 有用 宋查理 2022-03-06 14:23:07
正标题误人,其实是要讨论北京各个阶层的政治活动和纷争,人力车夫不过是要牵扯出电车的问题,然后旁移到警察、商会、工会等组织团体,试图还原一种地方政治生态,只不过整体上以故事为主,没什么太深刻的洞见。
0 有用 这么近,那么远 2022-06-16 21:44:25
“这幅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城市社会的群像,强调了经过群众运动、集体政治以及混合了戏剧、示威活动、报纸和茶馆社交的城市文化训练后的普通市民日益成长的政治成熟度。”这书应该被归为城市政治史而不是社会生活史。
0 有用 废柴呆利 2022-06-11 10:55:46
一个世纪前和现在竟没有什么不同
0 有用 大鼓楼的人 2022-06-09 14:24:29
长辛店 粪阀 警察和商会 电车
0 有用 朵朵小时候 2022-06-03 15:44:52
不慌不忙,做了大量铺垫,手法很赞,立场也公允。作者这是读了多少报纸/老舍,写的如此接地气。好希望作者能再以滴滴司机与外卖骑士为抓手写写今天的这个命题。思考之处,一是作者认为所谓市民联合在五零年是短暂现象;二是工会与行会的区别。另,get了守常同志与吴佩孚一节。
0 有用 Jerry 2022-06-02 19:42:57
史景迁评价此书道,“史谦德把我们带入了前所未见的都市中国,他为近年来有关上海、天津等城市劳工的研究提供了值得敬佩的锦上添花之作……他描述了1920年代一个边缘的或下层的、令中国城市当局感到持久焦虑的世界。”诚如其所言,《北京的人力车夫》以其细腻独到的研究,向我们展现了“昨日的中国”和逝去的时代,对于了解1920年代的中国,提供了一扇明亮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