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

我们已经了解，暴戾的氛围甚至可以对本无残暴倾向的人产生影响；此外我们亦已探明，劳动分工能够对个人责任感造成多么灾难性的影响。尽管如此，人们在一个问题上依然争论不下：我们究竟应该把艾希曼这样的凶手归类到何处，要怎么看待他呢？艾希曼所呈现出来的面貌因叙述者而异：他或者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却在极权主义之下被调教成缺乏主见的谋杀犯；或者是一名执迷于种族灭绝的偏激反犹太主义者；要不然根本就是一名精神病患，那个政权不过是遮掩其虐待狂本质的幌子罢了。 毕竟艾希曼曾经有过一句名言，声称自己“只不过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毁灭机器上的一颗小齿轮罢了”。然而着实令人诧异的是，各种关于艾希曼的研究文献直到今天依旧乖乖地附和那种论调。尽管这名大屠杀凶手已在其他方面引起了巨大争议，但每个人都还异口同声地认为：在耶路撒冷审判之前，只有一小撮人熟悉“艾希曼”这个名字。

80：阿道夫·艾希曼不是第一个意识到公众形象能够发挥极大作用的人。对象征符号和理念所能产生效果的认知，正是纳粹党成功的秘诀之一。 要是没有合适的公开露面机会，他永远不可能为自己赢得这样的名声，而若无这样的名声，“艾希曼办事处”便不可能长年有这样的权力地位 艾希曼曾解释道：“人们认为我拥有的权力比我实际掌握的大得多，结果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受到监视。”而这只不过是因为人们害怕他所谓拥有的权力罢了。 —— 84：艾希曼的公共形象使媒体夸大了他在人口迁移工作中的角色。他处心积虑地强化别人的印象，让人觉得他隐藏在每件事、每个人的背后。再加上媒体对人口驱逐的报道，那一切所构成的恐怖情景不是外人能够想象的。尽管国际新闻界也报道了过度的暴力，甚至做出加油添醋的宣传，但在当时却反而被艾希曼利用，而没有对他造成伤害。各种报道中越是充满“那是艾希曼干的好事”这种论调，人们越是“纯粹出于习惯把一切事情都算到他的头上”，他的名声也就跟着越发响亮。[插图]艾希曼不仅看透了这种舆论传播的机制，甚至还将其为己所用。 —— 87：艾希曼在以色列法庭上声称，他只不过是帝国保安总局里面一个小小的官员而已，但人们在20年前可并不这么看待他，那么高的官阶显得完全合情合理。 但艾希曼从一开始就已经参与了那个构想。受莫斯科战役的影响，行动方案又发生了改变，而一场灭绝战的暴戾氛围，更进一步让之前人们连想也不敢想的某些“解决办法”变得可以接受 —— 45：党卫队保安局具有双重性质，既是世界观的精英（Weltanschauungselite）又是权力的工具（Machtinstrument）。正因为如此，它对自诩“新而不同”的那一代人深具吸引力。 —— 46：不过艾希曼喜爱的这种匿名状态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当艾希曼与他的同僚赫伯特·哈根（Herbert Hagen）联袂前往中东旅行时，英国特勤机构注意到他们，并阻止二人进入巴勒斯坦。当时拍摄的照片也被保管在相关档案中。[插图]到了1937年年底，这个“党卫队保安局专员”的名字也在柏林的圈子里为人所熟知。对于纳粹通常不予理会的那些事项：犹太复国主义、非自愿移民出境时的钱财转移问题、犹太人内部的讨论，以及各式各样的犹太利益代表团体、人员和协会，艾希曼都“令人费解地一清二楚”。 —— 尤利乌斯·施特莱彻（1885—1946）乃《冲锋报》（Der Stürmer）发行人和纽伦堡地区（中弗兰肯）的纳粹省党部头目。《冲锋报》自1923年起散播反犹太主义，以文字及漫画极尽污蔑犹太人之能事。施特莱彻是1933年纳粹抵制犹太人行动的负责人，最后在纽伦堡审判被判处绞刑并执行。——译注 —— 87：1941年3月20日，艾希曼在宣传部的一次会议上宣布，如果与已获希特勒批准的遣送六万名维也纳犹太人的行动结合起来，驱逐1.5万名柏林犹太人将是可能的事情。根据会议记录，此次讨论的结果为：“委由艾希曼同志针对遣送柏林犹太人一事，为省党部领导人（Gauleiter）戈培尔博士[插图]研拟建议方案。”[插图]这个方案固然暂时还需要从长计议，因为必须考虑到，“当前的生产工作需要每一名具有工作能力的犹太人”，但艾希曼从一开始就已经参与了那个构想。受莫斯科战役的影响，行动方案又发生了改变，而一场灭绝战的暴戾氛围，更进一步让之前人们连想也不敢想的某些“解决办法”变得可以接受。戈培尔马上意识到这个机会，早在1941年8月18日便重新提起“柏林犹太人”的问题。他不但和希特勒讨论这个问题，接着还展开了长达好几个星期之久的反犹太新闻宣传活动。德国境内的第一波遣送行动开始于1941年10月15日，柏林的第一次运输工作则发生在10月18日，将1013名犹太人送往罗兹（Lodz）。 —— 88：这个消息立即得到广泛传播，再一次登上了《建设》的头版。那篇文章给哲学家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把它剪下来拿给自己的朋友特奥多尔·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看，并且保存了下来。[插图]接下来的几天，这一事件受到国际新闻界的普遍关注，以致戈培尔在1941年10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从柏林清空犹太人的行动，尽管只是小规模的初步行动，还是成了敌方宣传的一大主题。”[插图]斯德哥尔摩《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消息正确无误，只不过“5000多人”并非柏林被遣送离开者的数目，而是自10月18日至出刊日期之间被遣送的总人数，还包括了来自维也纳、法兰克福、布拉格和科隆的犹太人。[插图]这些事件过于骇人听闻，以致负责组织的那个人被冠上了如此高的位阶。艾希曼的形象与此一点也不冲突，这表明他后来宣称自己“只负责运输相关事宜”的说法显然只是为了自保而已。对1941年的艾希曼来说，那种角色未免太大材小用了。 —— 91：密切盯着他的不只是艾希曼自己的同僚。虽然世人对疯狂的大规模谋杀感到难以置信，因而起初未曾做出反应，但这并不意味着艾希曼的所作所为没有见诸报纸。国际新闻界在1942年3月即已消息灵通地报道了有关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Theresienstadt）的计划[插图]，从5月起更开始报道了大规模谋杀，而且早在同年春天，报纸已威胁要采取反制行动来收集犯案者的姓名。[插图]流亡者报刊记录了对“鲍姆反抗小组”（Widerstandsgruppe Baum）成员的滥捕滥杀[插图]，而且有证据表明艾希曼曾经参与此事。[插图]同样受到公开谴责的还有华沙的情况[插图]、遣送法国犹太人出境的恶劣情状，以及“儿童转移”（Kindertransporte）列车的背景——今天我们知道是艾希曼下令让那些火车“滚”向毁灭。[插图]1942年11月的报道首度提到海乌姆诺（Chełmno）[插图]，以及艾希曼在当地视察过的毒气卡车。[插图]披露纳粹谋杀计划的报道中所引述的数字非常骇人听闻（但后来证明正确无误）[插图]，以致盟军在1942年12月17日公开威胁要追究所有涉案人员的刑事责任。 犹太人政策方向的改变，意味着新闻媒体失去了可能的用处：只要艾希曼继续跟犹太人讨论移民配额和资金事宜，并为此需要国际组织的合作，威胁恫吓就是有用的手段。然而，等到目标变成谋杀之后，就再也没有进行协商的必要了；之前或许有利于谈判的威逼恐吓的形象，如今已然成为遮掩谋杀意图时的障碍。于是不可再做出威胁，反而要让人安心、放心、转移注意力，并加以安抚，否则就没有办法顺利组织大规模的遣送行动。若必须先把人运送到另外一个地点，然后尽可能不为人知地加以杀害，那么就一定要让这些人或多或少卸除心防，愿意登上火车。谁要是不抱着一丝希望，相信事情或许还有转圜余地的话，就完全不会有动机这样做。汉娜·阿伦特很贴切地称之为“较小的恶的逻辑”（die Logik des kleineren Übels/the logic of the lesser evil）。 艾希曼总是有办法引诱他的犹太谈判对手们做出让步与合作。其唯一的凭借就是让他们期待，跟艾希曼进行“谈判”能够防止更糟糕的情况发生。有鉴于此，不难想象一旦那些人发现自己落入了陷阱，会是何等莫名惊骇。在运输途中、在集中营内，以及直接面对灭绝机器的时候，那些非自愿的合作者才终于意识到，他们曾被卷入了什么样的事情。如果在此觉醒的时刻不产生这种印象，认为自己已沦为一个恶魔般的凶手——一个披着人皮的恶魔——的牺牲品，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日后一些令人闻之色变的标签，诸如“卡利古拉”、“大审判官艾希曼”、“无情的怪兽”等等，都根源于被迫认清纳粹犹太政策真正意图的那些时刻，但也源自那种像真正的暴力威胁一般，让人成为受害者的心理机制。 —— 92：就一个权高位稳的操纵者而言，他自己是否名实相符基本上无关紧要。他的名气决定了别人对他的期待，以及相应做出的表现。如果把一名党卫队官员看成生死的主宰者，那么就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余地了。外在的期待会让他变成最受人畏惧的那种模样，于是所看见的一切都将确证相关的谣言，传说也就成了现实。如果谁有办法利用这种相互作用，感受到别人的期望，并有意识地反映别人期望中的形象，便足以完全混淆别人的判断能力。谁要是懂得利用这种依赖、恐惧和期望的循环来玩弄自己的受害者，就能够从一名部门主管升格成为“犹太人的沙皇”。 —— 93：凡是经历过苦难、屈辱和死亡的人，都不希望发现自己是完全平庸之人的受害者。因为掌握着我们生杀大权的家伙竟然什么都不是，这个想法只会比有人控制着我们更加令人难以接受。这种机制让人无法清楚看出罪魁祸首的面目，更推波助澜地促进了象征符号的创造，通过单方面限缩自主判断的空间，强化了当权的一方。最终，迫切地想要起码看上自己的折磨者一眼的愿望，导致了一些众所周知的投射性回忆。艾希曼曾“被看见”出现在会议上、机构中，甚至集中营内，然而证据表明，他从来也没有到过那些地方，或者只是在其他时候去过。但我们不可低估那些回忆的参考价值，尤其是它们反映心理投射的一面：受害者们之所以会把穿着长筒皮靴的咆哮者或傲慢的视察官员都当成艾希曼，那是因为“艾希曼”早就不再只是一个具体人物，而是成了人们受其摆布的权势之象征和保证。至于究竟是谁实际体现出并且粗暴地利用了那种权势，反而变得不再重要。这个名字所造成的潜在威胁，远远超出了任何缺乏个性的匿名官僚体制所能达到的程度。 —— 98：艾希曼于是通过其他手段化解了人们最初的疑虑，成功将特莱西恩施塔特宣传成一座模范的犹太人隔离区。在1942年3月出现的第一批媒体报道中，特莱西恩施塔特仍然被视为“犹太人在保护国的殉难”，是通往灭绝的“恶魔计划”的下一步。[插图]但自从1943年6月安排德国红十字会参观了整理得焕然一新的特莱西恩施塔特之后，舆论便开始转向。 —— 99：人们没有质疑那种被刻意营造出来的环境，而只是怀疑德国人的动机，因而从根本上低估了其暴戾和谎言的程度。艾希曼及其同僚们竟然如此大费周章，为了一天的对外展示而粉饰整座城镇，紧接着第二天又重新回到日常的腾腾杀气，这远远超出外界的想象。顺便值得一提的是，汉娜·阿伦特早在1943年9月的一封读者投稿中，即已反对将特莱西恩施塔特解释成无罪证明（她最晚是在这个时候听到了艾希曼这个名字），然而就连阿伦特也无法想到这种罪行的真实程度。 —— 100：甚至在流亡海外时期，汉娜·阿伦特即已惊人清楚地看出，“大屠杀的发生地要不然是在俄罗斯大草原那样人烟稀少之处，要不然就是在至少可望争取到部分居民或多或少积极参与的地区”。谁要是想对希特勒统治地区的实况进行可信的描述，首先必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解释迫害犹太人的行动与纳粹国家机器之间的关联”。“无罪证明”的想法在此毫无立足之地。 —— 101：然而汉娜·阿伦特的声音依然是个例外。倘若知道国际红十字会在1944年对特莱西恩施塔特进行第二次正式访问之后所撰写的报告有多么脱离现实，就无法不赞叹艾希曼的公关杰作。德国红十字会的代表在报告中写道：“这个居住点给每一位先生留下了非常好的整体印象。”[插图]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工作人员汲取教训，上一个代表团表达的不满，例如过度拥挤，已及时用最粗暴的手段加以改正，所以这次没有任何事情破坏所欲获得的好印象。艾希曼跟他的同僚们创造出一种错觉，让恐怖几乎消失于无形：不期待看见地狱的人，比已经做好最坏打算的人更容易上当受骗。1943年和1944年年初，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其他事项上。虽然原因主要是战事的发展，但我们还是不能轻忽“转移注意力策略”通过有针对性的新闻攻势所收到的效果。更何况艾希曼的做法，比戈培尔通过其煽动性文章进行的笨拙宣传可要高明多了。艾希曼甚至有办法诱使“敌方媒体”为他传播他自己的谎言。 —— 102：即使是最高明的公关工作，也只能把美丽画面的逐渐黯淡推迟很短一段时间。人们慢慢对最终胜利产生了怀疑。当初只不过是因为对胜利充满信心，才使他们不怎么在意清理痕迹的工作。将来还有时间清理现场的希望正逐渐消失，涉事者与知情者对战败后个人声誉和个人前途的忧虑则与日俱增。 —— 106：在党卫队保安局的那些小喽啰粉墨登场之际，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Gustaf Gründgens），当时最伟大的舞台剧演员和最聪明的观察家之一，曾以令人印象深刻的简单方式，向自己的演员们解释了那种机制：“国王总是由别人演出来的。”舞台上权强力大的国王，未必要由杰出的演员来扮演，因为演技精湛的臣仆就足以让舞台上的幽灵变成君主，而所凭借的就是他们对他做出的行为。权力结构是群体互动产生的现象，永远无法由“强人”独自实现，因为“强人”是被那个现象创造出来的。若是看穿了这种现象，不管经由什么途径，便可进而利用其受害者的无助表现来增强效果。艾希曼的同僚们显然在这方面极具才能，更何况他本人也不是随便找来的角色。于是艾希曼也就令人印象深刻地扮演了“强人中的强人”。结果，维斯利策尼（艾希曼显然也一样）甚至宣称自己与希姆莱有亲戚关系，而那只不过是这种尝试的最终强化，以便在变幻莫测的权力网络中攫得一席之地。[插图]但就连这种事情也被人相信了，并且留下深刻印象——不仅艾希曼的受害者和同僚如此，到头来甚至连二战以后的历史学家们也是这样。 —— “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关于这个主题的叙述不多，它们或是参照了维斯利策尼矛盾百出的版本，或是依照了艾希曼的审讯供词，却往往没有标明这些极不可靠的资料来源。例如Klaus Gensicke, Der Mufti von Jerusalem,Amin el-Husseini und die Nationalsozialisten.Frankfurt am Main,1988, insb. 164-167即完全采信了审讯供词。但就连在其他著作中表现杰出的马丁·屈佩斯（Martin Cüppers）和克劳斯—米夏埃尔·马尔曼（Klaus-Michael Mallmann），也未加批判地引用了维斯利策尼的观点。类似的还有Zvi Elpeleg, The Grand Mufti: Haj Amin al-Husseini,Founder of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London,1993。甚至维森塔尔引人注目的早期著作，《大穆夫提——轴心国的大特务》（ Großmufti—Großagent der Achse.Salzburg,Wien 1947），在第37页以后也主要引述了维斯利策尼的说法，却不曾标明出处。此外他还跟卡斯特纳进行过谈话，从他那里听到了艾希曼的匈牙利故事。 —— 108：哈吉·穆罕默德·阿明·阿尔—侯赛尼（Hadj Muhammed Amin al-Husseini），耶路撒冷的穆夫提，在20世纪30年代被视为中东各种谈判的敲门砖。这位昔日的士兵在1921年时被英国人授予了这一宗教职务。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的角度来看，他都是贸易伙伴炙手可热的接触对象，因此，纳粹德国和阿尔—侯赛尼之间存在着不止一个联系渠道。其中之一是德国情报部门派驻耶路撒冷的赖歇特（Reichert），可直接通达党卫队保安局的犹太事务部门（此外还有当地的线人、艾希曼早年上司米尔登施泰因的朋友奥托·冯·博尔施温）。有人猜测艾希曼与哈根在1937年前往中东旅行时曾经会晤过阿尔—侯赛尼，否则至少也见到了他的亲信。这种猜测的根据是艾希曼提出的服装津贴申请——他希望购置新的西服和一件风衣，因为“我的旅行计划包括与阿拉伯权贵们谈判”[插图]。 虽然阿尔—侯赛尼在那批党卫队保安局人员抵达之前不久，便因为煽动阿拉伯人起义反抗英国占领当局而仓促出逃，但这个事实似乎并没有推翻日后形成的推测，即认为双方仅仅是因为这个意外才没能见面。但无论实情为何，阿尔—侯赛尼曾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发函祝贺，并从1937年开始加强他与纳粹德国之间的联系。经由安卡拉和罗马逃脱后，他于1941年11月6日在柏林获得政治庇护，之后一直留在德国，直到战争结束为止。其间他带来了形形色色的头条新闻，更造成了巨大的费用开销。1941年11月28日获得希特勒接见之后，二人于12月9日再度会面。[插图]这位穆夫提也在纳粹帝国的其他方面大显身手。1942年12月18日，他在柏林伊斯兰研究中心的揭幕仪式上发表演说。他还成立了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志愿兵组成的“党卫军第十三武装山地师（克罗地亚师）”，非但在自己的党卫队部队里面有了穆斯林战士，而且他还对所谓的“犹太人问题”兴致盎然。希特勒的激进反犹太主义在穆夫提那里找到了知音。后者通过收音机广播，用激昂的煽动言论将仇恨从开罗传播到德黑兰和孟买：“不管你在哪里找到了犹太人，都要杀死他们。这可以取悦真主、历史，以及我们的信仰。”[插图] —— 117：在纳粹时代的最后几年，艾希曼已经开始面对昔日成功塑造出的形象所带来的危险后果。假使他名不见经传的话，根本就不必担心自己的战后声誉。但如果艾希曼希望自己会被人遗忘或忽略，那将是非常不切实际的想法。原因有二：首先，他并非浪得虚名，无缘无故就成了纳粹犹太政策的象征。其次，恰恰是这种名气使他成为一个理想的投射面，让别人把自己的罪责推得一干二净。既然艾希曼老是喜欢出风头，人们如今很容易就能躲藏在他的背后。这种倾向在1944年的时候即已显现出来。 —— 256：塔登则对重新引进阿根廷的鲁德尔一事头脑清醒：“就个人方面而言，他似乎是非常适当的人选。然而他对德国国内的政治往往有着完全错误的看法，这显然是因为他始终只跟某一类型的昔日同志打交道所造成的结果。”（“圈子影響思維與眼光，還有思想與格局。”） —— 257：联邦宪法保卫局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制作的鲁德尔和弗里奇的文档，至今仍不对外公开，尽管其中至少一部分应被分类为“可归档”。德国外交部同样密切关注此类新右派活动，因为自1950年以来，鲁德尔和弗里奇就奔波于南美洲各地，为同志工作会募款，并为即将到来的革命进行宣传。联邦德国在智利的代办处甚至传回警讯，面对如此广泛的对纳粹的公开怀念，有人担心德国在海外的名声恐将受到损害。然而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馆对相关询问的回答让外交部感到放心不少：它表示在1953年年底的时候，公开怀念纳粹的总共只有50～100人，而且他们都毫无重要性可言，根本不值一提，也无须列举出来。[插图]美国中情局的看法显然与此大相径庭。同一年他们关于阿根廷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和新纳粹主义者活动的报告长达58页。[插图]我们至今还不清楚联邦德国情报部门的报告到底有多长。 —— 257：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家社会主义者和形形色色法西斯主义者所进行的各种活动看起来像是一场巨大的全球性纳粹阴谋，但它最后没有成功。其实进行这种阴谋行动的外在环境并非完全不利。联邦德国在战后最初几年并未像战胜国所希望的那般，通过“启蒙”（Aufklärung）和“再教育”（Umerziehung）等措施达成民主共识。可即便如此，那批心怀夺权梦想的纳粹忠实信徒在战后世界还是欲振乏力。如果仔细观察一下这个诡异戏码中的那些角色，便可以明白为什么会这样。那些人来自截然不同的世界，更何况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国际”在本质上即已矛盾百出。不管再怎么期盼推动阴谋，他们缺乏一致的宣誓效忠对象，除了负面目标之外并无共识，更何况他们对旧时代的记忆也千差万别。最根本的，他们是着眼于旧日图景的阴谋家，因此没有关于现在究竟该如何夺权的实际想法。这样一个纯粹感时伤情的团体无法激发对自身力量的信心，无论在彼此之间还是对潜在的选民来说都是如此。 —— 263：在1953年的时候，除了纽伦堡的判决书之外，一本这样的书也找不到，相反只有企图模糊一切、否认一切的犯案者和知情者，以及几乎没有重新找到自己声音的幸存者。即使在新成立的联邦共和国，其议员针对国家社会主义罪行所发表的声明，读起来往往也像照本宣科，说出政治正确的言论——实际上只是讲一些自己知道不得不讲的话，而并没有真正认同它们的含义。 —— 293：尽管这些人没有资格宣称“我什么都不知道”，然而他们的确有着很大的知识空白，因为他们总是只想知道自己想知道的“事情”。他们或许坚持谎言、偏执一词，但最终，即使是最坚定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也免不了面对一个让人不安的问题：在他们自己的推测和各种新闻报道中间，到底有哪些是真相，哪些是谎言呢？希特勒对那一切真正知道多少？确实存在毒气室吗？毒气卡车呢？真的枪毙过游击队员吗？究竟有多少人被杀？ —— 308：大卫·切萨拉尼总结道：“艾希曼并不像后来报纸所描绘的那样，是一个残暴的好色之徒，但他同样也不是一名麻木不仁的公务员或者宛如机器人一般的官僚。权力——决定生死的权力——腐蚀了艾希曼。时至1944年，权力已经让他从内到外完全烂透了。” （“大卫·塞萨拉尼（David Cesarani） 欧比 （1956年11月13日至2015年10月25日）是一位英国历史学家，专门研究 犹太历史， 尤其 大屠杀.[1] 他还写了几本传记，其中包括 亚瑟·科斯特勒（Arthur Koestler）：无家可归者的心灵 (1998)。 2005年，他出版了SS-Obersturmbannführer 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标题 艾希曼：他的生活与犯罪，它具有迄今未使用的主要原始资料。该书尤其因其对以下方面的评价而著称：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关于艾希曼被捕，审判和判刑的说明。在评论中 每日电讯报，英国历史学家 伊恩·克肖（Ian Kershaw） 写道：“塞萨拉尼的深入和令人信服的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表明阿伦特对艾希曼的有影响力的解释是多么的错误，以及如何证明对'邪恶的平庸'一词的误导。”塞萨拉尼（Cesarani）的主要指控是，由于对检察官东欧犹太人背景的偏见，阻碍了阿伦特对艾希曼（Eichmann）的审判的陈述， 吉迪恩·豪斯纳（Gideon Hausner）。 克肖称赞塞萨拉尼的“通过谎言，欺骗和矛盾的网络为专家提供的指导，这些谎言植根于艾希曼对他的生活和职业的各种倾向性描述。他重述了这一信息，即艾希曼不仅仅只是勤奋地，无情地执行命令，还深信不疑。反犹太主义的思想家处于关键位置，他本人可以发起行动并使事情发生。”他将塞萨拉尼（Cesarani）对艾希曼（Eichmann）的“对阿伦特的解释的修订”描述为“一个勤于工作的思想上的官僚，是寻求职业发展的原型中层管理人员，但除此之外却没有动机–'经典的台式杀手，机械地，漫不经心地安排了工作。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常规和消毒过程或破坏的最终结果。””“肯定是正确的”。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提出了一个有争议且备受推崇的作家的批评。纽约时报书评，巴里·格文（Barry Gewen）赞美塞萨拉尼（Cesarani）书中的“事实密度”，却将他所说的塞萨拉尼（Cesarani）对阿伦特的“敌意”视而不见，甚至暗示塞萨拉尼需要“撕毁阿伦特以为自己腾出空间”。他进一步说：“切萨兰尼相信他的细节与阿伦特的平庸官僚格格不入，但令人惊讶的是他的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加强了她的基本论点。”他以Cesarani的陈述为特征：“她与Eichmann有很多共同之处。法庭上有两个人视德国出生的法官为德国之最，并视检察官为可怜的Ostjude：一个人是Eichmann和另一个是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作为“诽谤”，“表明作家无法控制自己的资料或自己”。 https://upwikizh.top/wiki/David_Cesarani”） —— 311：负责检查的心理学家什洛莫·库尔恰尔（Shlomo Kulcsár）指出：“他在访谈中第一次和唯一一次拒绝合作，就是在我们询问他的性经历之际。在艾希曼的案子中，性行为是如此遭到压抑、隐瞒和掩饰，以致很难重建事实的真相。”[插图]库尔恰尔的妻子也是那个经验丰富的心理学家团队的成员之一，在评估了进行过的各种测试之后，他们得出结论如下：艾希曼“在性生活这个主题方面非常拘谨”。参与检查的三位心理学家都推测那是一种“性虐待情结”（sadomasochistischer Komplex）。他们确信艾希曼的情况不同于那一代人所特有的对私密行为的拘谨不安。然而他们所能进行的各项研究，仍不足以在他们一致判定的“潜在攻击性”（latente Aggression）方面更进一步。 —— 318：联邦总统特奥多尔·豪斯（Theodor Heuss）在一次演说中直接对杜勒出版社那帮人开门见山地表示：《路径》“依然是一份令人汗颜的刊物”，可是“在过去几年的选举中，百姓用选票十分清楚地表现出，尽管有人大放厥词——或许正因为有人大放厥词的缘故——他们已经具备相当的免疫力”。 —— 319：法国纪录片《夜与雾》（Nacht und Nebel）更展现了纳粹政权如何有计划地让反对者消失于集中营，以及集中营内的恐怖日常生活。观众大为震惊，以致联邦德国政府甚至试图阻止该片公开放映——不仅在德国电影院禁映，而且阻止其登上戛纳电影节。尽管德国历史学界只是不情愿地展开其实早该全力投入的工作，有关应该如何面对过去的公开辩论，还是连续几个月登上报纸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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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纳粹党人对公开焚毁堆积成山的图书的热衷，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其实国家社会主义非常重视——或许过于重视——书面文字的力量。他们之所以烧书，正在于他们认为书籍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换句话说，因为他们对书籍心生畏惧。对诠释主导权的害怕，就是国家社会主义者的主要行为动机之一。20世纪初期的人们早就对图书这个大众媒介有了丰富的经验，足以明白历史不只是发生而已，更是为后世后代撰写出来的。这吻合了希特勒侵略性的基调，“创造性”总是以对现有创造物的抗争和破坏为前导。 —— 340：纳粹党人改写历史的意图不仅着眼于行动，从一开始就更是一个文化与文学的项目：他们将文化产业诋毁为“被犹太化”（verjudet），把整个学术分支贬斥为“被过度异化”（überfremdet）。于是书籍被视为敌人——尤其是犹太人——最有力的武器之一。把书籍挑出来加以焚毁，正如后来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人类一般，不过是第一步而已。第二步则是维护和培育自己的种族，以及建立自己的文化和科学。于是纳粹在科学和艺术方面都需要自己的书籍，因为他们相信以国家社会主义特有的方法为基础，终究能够把科学和艺术创造成为德国的科学和德国的艺术。国家社会主义的图书生产规模因而异常庞大，并且从一开始就非常粗暴地重新诠释了现有的各种科学成就。 —— 341：例如艾希曼最初的上司之一利奥波德·冯·米尔登施泰因，就是一位相当出名的作家。1933年，米尔登施泰因在前往中东旅行之后，于纳粹党的《攻击报》（Der Angriff）上发表了文章《一个纳粹的巴勒斯坦游记》，引起轰动。该报甚至郑重其事地为那个报道系列制作了纪念币，其正面和背面分别令人震惊地印着卐字标记与大卫之星。[插图]艾希曼非常钦佩他的上司，并且（至少在记忆中）试图仿效之。米尔登施泰因的继任者赫伯特·哈根，更在1937年带着艾希曼前往中东展开自己的行程。他还举办晚间读书会并规定了巨大的阅读量。此外，书评、新闻评论，以及时而为公务目的和教育用途制作的“导报”（Leitheft）也不断增加。艾希曼对这些小册子非常着迷，以致坚定地声称自己也写过一本，而且还被“印刷”了出来。[插图]“我在那篇报告中客观介绍了犹太复国主义世界组织的架构、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它的支持来源和困难，并强调了其所面临的挑战——因为犹太复国主义本身也在寻求解决办法，它在这方面符合了我们自己的意愿。”然而“导报”原则上不会被印刷出来，因为它是用打字机打印的。这种“导报”是专供党卫队保安局内部使用的机密册子，不要与同名的杂志《党卫队导报》（SS-Leitheft）或出版物混为一谈。[插图]艾希曼提到的那本册子迄今还未发现，但其架构听起来相当接近一本反犹太主义著作：1939年以“迪特尔·施瓦茨”（Dieter Schwarz）这个笔名出版的《世界犹太集团：组织、权力和政治》（Das Weltjudentum:Organisation, Macht und Politik）。但维斯利策尼声称，那个册子是哈根与弗朗茨·阿尔弗雷德·西克斯合力编撰的。他们的部门为此感到骄傲。虽然艾希曼巴不得自己就是作者，但其语言风格显示，该书与艾希曼无甚关联。随着对所谓“写作活动”回忆的展开，艾希曼自称由他撰写的党卫队保安局“导报”数目也跟着不断增加。 —@ 352：在犯罪者脑海中所发生的一切 ——即使在他没有说实话的地方—— 都对理解历史的这一篇章至关重要。 ——摩西·齐默尔曼 —— 356：真正的战争罪犯和反人类罪犯总是喜欢集体罪责的论调，因为这让他们得以消失在犯罪者的茫茫人海当中，并让其他人相信，每一个人都是他们的共犯。同样，普遍的罪责在这里也成为艾希曼脱罪的借口。首先，其他每个人都应该明白并且承认，他们都和艾希曼一样有罪，然后他才会跟着认罪。因为当每个人都有罪的时候，也就不再有人有罪，于是任何形式的招认都沦为空话，根本不会带来刑法上甚或道德上的后果。我们大可将这种逃避的花招称为“用指控来帮自己辩护”，于是优等民族再一次制定了规则。这份以“通论/私事”为题的简短手写思路大纲，奠定了一份大型手稿的框架，并将作为其导言出现。 —— 368：今天我们很容易就能识别出艾希曼的谎言和歪曲，因为50多年来的研究提供了足够的论证和抵抗力，让人得以在谎言发挥作用之前认清其背后的事实，更重要的是看清艾希曼的动机。然而在1956年时，落入艾希曼陷阱的危险却相当大。更让人感兴趣的是仔细观察这个人用何种方法来混淆视听和操弄真相。毕竟这篇文字是艾希曼在战后第一次做出声明，因而也是他重新夺回历史解释权的首次尝试。这第一份文稿当中的一些细节泄露了内情，可以帮助我们观察艾希曼的手段是如何发展和精进的。 —— 378：艾希曼在这一部分的开头，立即向我们表明了其关于个人罪责问题的答案：“我完全不必摆出比拉多（Pontius Pilatus）[插图]那样的姿态就可以宣布，我在法律面前和我自己的良知面前都没有罪，因此战争期间作为我下属的那些人也没有罪。因为我们全部……都是帝国保安总局机器上的小齿轮，从而在当时成为战争那个杀人机器的巨大传动系统里面的小齿轮。”[插图]“不论在我方还是敌方”，约束所有人的效忠誓言都“成为个体之最高义务”，因此是人人必须服从的规范。[插图]毕竟全世界的指挥官都只下达一道命令：“消灭敌人。”[插图]对艾希曼来说，这是一场旨在消灭敌人的全球性总体战的说法是一个事实。那源自激进的生物主义，严格说来更像是一种对“最终胜利”的信念，～四～族彼此对抗的战争必不可免，而且最后只有一个种族会胜出。 —— 387：对艾希曼而言，世界观绝非闲暇的娱乐或理论上的多余枝蔓，而是对他所作所为的重要许可。因此解释、传播和落实世界观的工作，从一开始就是掌握权力的一种手段。艾希曼想要权力，但既不是通过专横的行动和猖狂的侵犯，亦不是凭借制服或命令，而是经由一套思想和价值体系的合理化，让其所作所为看上去是“正确的事情”。他所想要的就是自我授权，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但事情并没有因此变得更简单，因为他的合法化理论并不只是遵从了惯用的纳粹口号。艾希曼1956年的文稿中提出的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明显不同于其他国家社会主义者。与试图把所有德国名人都为纳粹所用的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Alfred Rosenberg）和官方宣传不同，艾希曼并不认为康德这位大思想家可以被简单地纳入新的“德意志思维”之中。艾希曼并不赞同罗森贝格那个自封的第三帝国思想领袖所说的，“绝对律令”意味着“按照你的本性过生活，捍卫你自己种族的价值观”[插图]，而是相当清楚地意识到，康德的学说，或者其他任何哲学，根本无法与种族生物斗争相调和。 —— 389：弗里茨·卡恩在《原子》（Das Atom）一书中谈到了艾希曼在其书稿里使用的“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等概念。艾希曼在自己的那一本《原子》上批注道：“我在精神上‘吸收’了这本书和其他相关书籍，并发现了对国家社会主义‘神的信仰’（Gottgläubigkeit）的奇妙确认。”那种“信仰”“发乎内心、十分自然，而且一直生气勃勃”。[插图]“对神的虔诚信仰”于是成为必不可免的种族最终决战所信奉的教义，进而为种族屠杀以及民族内部的“筛选”——亦即艾希曼同样毫无保留地支持的“安乐死”计划[插图]——提供了理论基础。任何想要罔顾一切地排斥和消灭他人的人，都必须充满了对生命怀有敌意的念头，以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多么卑劣。艾希曼就是这种情况。 —— 390：世界观不仅意味着权力，同时更是一种宗教，在凶手自己都对罪行感到惊恐的时候带来安慰。按照艾希曼的看法，唯一的希望寄托就是“在自然界中找到或许能够通往慰藉的路径”。[插图]从鲁道夫·赫斯的札记中即可看出，艾希曼并非唯一有此想法的人。那名昔日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回忆道：“1942年春天，在农庄花开正艳的果树下，数以百计年华正茂的人不疑有他地走向毒气室，走向死亡。这种生长与消逝并存的画面，直到现在都还清楚地浮现于我的眼前。”[插图]想到这种生长与消逝并存的永恒循环，让数百万人的毁灭变成了一个自然事件，凶手本身则俨然成为一种自然力量，变成了自然法则的执行者。根据这种法则，参与屠杀的凶手们非但没有永远遭到正直人类社会的唾弃，反而通过他们的行为证明了自己是民族共同体的一员。对此的任何怀疑都是“一种感情用事的道德观的残余”，可以通过对自然法则的省思来克服。在后来的文章中，特别是他在以色列写下的内容涉及最广的《偶像》草稿当中，艾希曼举出了具体的实例，说明他如何通过这种方式寻求慰藉。在白天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视察的行程之所以变得可以忍受，是因为艾希曼的勤务兵会准时在傍晚现身，开车载着这名勇敢的犹太人问题专家离开，以便准时参加他自己的“宗教活动”，让谋杀行为充满“天经地义”的味道。“一级突击大队长先生，太阳在15分钟以后就要下山了！” —— 391：与我们所期望的不同，艾希曼面对独处完全没有问题。在阿尔腾萨尔茨科特、在图库曼、在阿根廷的彭巴草原，他都很享受辽阔的空间、在阳台上独酌葡萄酒，以及独自骑马驰骋原野的乐趣。对他来说，大自然的美学绝不至于引发道德上的反思。恰恰相反，尽管我们只会把他的行为看成对文明不可饶恕的冒犯，但他却在自然之美中看到了对其行为的反映和认可。当初本可以把这个人囚禁好几十年，从而避免他的自言自语像今天这样引起读者反感。我们很容易耸耸肩膀，对那种毫无依据的胡诌不屑一顾，因为它毫无疑问就像所有教条一般，终究只是拙劣的哲学罢了。但实际上正是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思想逻辑架构，为历史上最高效的大屠杀凶手之一提供了内在的支持，而我们无法仅通过理性思考就动摇它。 —— 463：玩世不恭、无同情心、蔑视人性、道德沦丧、不知收敛与节制——这些用语都不足以形容艾希曼、萨森和他们的同侪在1957年时所表现出的模样。它们完全无法让人联想起什洛莫·库尔恰尔笔下那名耶路撒冷的囚犯：“进行调查的心理学家非常熟悉纳粹文献的风格。艾希曼的风格却截然不同，枯燥许多，缺乏强有力的表达。他选择这种风格并不是要引起情绪反应。”[插图]汉娜·阿伦特虽曾非常正确地指出其“骇人的荒谬”（makabre Lächerlichkeit），导致恐怖有时会因此变得滑稽，不过基于阿根廷的文件，她关于艾希曼“缺乏思考能力”以致“无法表达自己”的说法却显然站不住脚。[插图]艾希曼在阿根廷的发言与其他谈话人一样，并非没有思想的胡言乱语，而是基于一套完整思想体系的逻辑一贯的言论。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说，这些判断言过其实。在此缺少的并非论据基础，而是批评极权主义结构的基本意愿。其原因正在于这些人自己的自以为是。这些人强调暴力的一致性，无论承受暴力的是自己还是别人。暴力本身成了目的。战争结束12年之后，他们仍未意识到与暴力保持距离的必要性，至少弗里奇、萨森和艾希曼依旧是正在战斗中的世界观战士。然而他们除了语言和夸夸其谈之外，已经失去了所有武器。正因为如此，直面他们的语言可以帮人打开思路，以便处理那些仅靠对历史事实的认知与想象力无法解读的文件。从这种语言中可以清楚看到对文明的抛弃，让国家社会主义者对人类犯下可怕的罪行。正如系统化的大规模屠杀不能用一连串偶发事件和零星暴行来解释，而是一个彻底扭曲的政治思想所造成的后果，萨森家客厅内进行的访谈也严重偏离了一切道德准则。如果“无存在价值”一词[插图]果真有适用对象的话，那就是这些人在阿根廷的言论所依据的思想体系。这正是为什么相比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言论，萨森抄本读起来甚至更加费力。在接受审讯和审判的过程中，不仅艾希曼明显收敛了许多，而且另一方的声音至少都是以理性和正义为导向，例如来自审讯官、法官和检察官的声音，更何况还有对这一切做出评论的新闻媒体。他们让我们有机会重新找回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让我们感到自己和他们一样是多数人。而在阿根廷的访谈中，我们完全只能依靠自己。 —— 544：1963年，联邦德国外交部任命恩斯特—金特·莫尔（Ernst-Günther Mohr）担任驻阿根廷大使，才终于设法采取措施扭转了其高级外交人员对德国过去的可怕无知。[插图]人们至少可以确定，莫尔知道艾希曼到底是谁。因为1941年在海牙担任大使馆参赞时，莫尔曾经针对遣送荷兰犹太人的行动撰写过详尽的进度报告，而提交对象正好就是艾希曼的事务处。艾希曼还记得那回事，因为他在1961年的自传《偶像》中提到了莫尔的鼎力合作。[插图]这种维持延续性的努力不仅限于阿根廷。胡贝特·克里尔（Hubert Krier）大使退休之后，仍然不以为然地说：“我在1965年年底调任巴拉圭，就任前就接获外交部的指示，不必针对有关门格勒的事情采取任何行动。”[插图]假如艾希曼也能像门格勒那个集中营“医生”一样小心谨慎，只把自己对犹太人深恶痛绝的仇恨，以及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赞扬歌颂默默留在日记中的话，他或许也有很大可能在进行休闲活动之际死去。1979年，门格勒在海中游泳时溺水身亡。 —— 559：索比布尔是“莱因哈德行动”的死亡集中营之一，按照纳粹的规划，那里本不会留下任何活口。[插图]因此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场囚犯起义，才有至少47人成功逃脱。总共只有62人从那个地狱存活下来，其中更只有两个出生于波兰的犹太人果真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移民巴西，分别为1923年出生于伊兹比察（Izbica）的哈伊姆·科伦菲尔德（Chaim Korenfeld），以及索比布尔起义的策划者之一，1927年出生于普瓦维（Puławy）的斯坦尼斯瓦夫·“什洛莫”·施迈斯纳（Stanisłav “Shlomo” Szmajzner）。我们对科伦菲尔德在巴西的生活所知无几，只晓得他在1949年经由意大利来到巴西。施迈斯纳原本打算移民以色列，之前只打算到里约热内卢探访亲戚。他于1947年抵达巴西，结果却在那里度过了余生。他开了一家珠宝店，并在十年时间里将它打造为一家成功的企业。1958年把它卖掉后，他用赚来的钱买下了热带雨林中的一座岛屿，转而经营畜牧业。[插图]他在1968年出版了《索比布尔：一个少年犹太人的悲剧》（Sobibór: Von der Tragödie eines jugendlichen Juden）[插图]。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相比，那个书名反而显得轻描淡写。当施迈斯纳在1942年5月来到索比布尔集中营的时候，他是带着自己的工具包一起过去的，因为当时他还不到15岁，天真地相信了有关“人口迁移”的谎言。正是工具包救了这名金匠学徒，使他没有立刻遇难，因为索比布尔的党卫队人员钟情于饰有SS符号的金戒指，以及皮鞭握柄上的鎏金字母图案。[插图]副指挥官古斯塔夫·瓦格纳（Gustav Wagner）看出了那个少年的天分，而且幸运的是，金币和金牙一应俱全，不虞匮乏。施迈斯纳从一开始便知道，他必须用来打造金饰的材料从哪里来。此外他也知道，自己的父母和手足如何在索比布尔惨遭杀害。强迫劳动使施迈斯纳认识了瓦格纳和营地指挥官弗朗茨·施坦格尔（Franz Stangl），二人的面孔从此不可磨灭地烙印在那个年轻人的心中。许多年后，施迈斯纳再次与那两个人相逢。1968年，施迈斯纳在巴西利亚的街头遇见了施坦格尔。在西蒙·维森塔尔的有效施压下，施坦格尔被送上了法庭。[插图]古斯塔夫·瓦格纳则在1978年被他昔日的囚徒指认出来。虽然瓦格纳侥幸逃过了被起诉的命运，却还是自杀身亡——至少警方的正式报告是这样的。另一位索比布尔的幸存者曾说：“施迈斯纳让人感觉得出，他与瓦格纳之死并非完全无关。”[插图] —— 561：斯坦尼斯瓦夫·施迈斯纳是一名来自波兰的犹太人，在巴西以经商为生。假如他听说过有关艾希曼定居阿根廷的消息，那么他很可能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就已经实际利用了这方面的情报。那位住在巴西的前波兰犹太人完全有可能知道艾希曼的下落，毕竟巴西和阿根廷之间商务往来频繁。不仅汉斯—乌尔里希·鲁德尔很早便去过巴西，甚至埃伯哈德·弗里奇也曾造访这个国家。佩德罗·波比耶辛那名来自波兰、与纳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做生意、帮萨森采购录音机的德国前国防军士兵，也出差到过巴西。对一个足智多谋的人来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纳粹社区进行调查绝非难事，特别是如果他已经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的话。1959年的时候，假如鲍尔想要找人在阿根廷暗中调查，那么施迈斯纳可能是一个理想人选。既然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弗里茨·鲍尔的讲法，那么一切迹象便都显示，确实有两名拉丁美洲的犹太线人，以及一名前党卫队成员向鲍尔提供了关键的线索，从而使艾希曼能够被带上耶路撒冷的审判庭。 —— 590：随着以色列的审判在媒体的密集报道中日益逼近，为什么世上没有任何人想跟艾希曼牵连在一起，也变得越来越显而易见。各种事实已逐渐浮出水面。人们首度开始讨论它们，而非逐项加以辩驳。然而艾希曼的出庭受审，同时也为欧洲史上最惊人和最成功的一次耍赖行动提供了机会：站在玻璃隔间内一张小桌子后面的不起眼男子、堆积如山的文件，以及满口让人难以理解的德语——怎么可能会是什么重要人物呢？艾希曼把自己形容为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人，于是从未踏进其办公室的昔日同事们得以冠冕堂皇地声称从未见过他本人。没有人认得机器上的“一颗小齿轮”，尤其那些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更是如此。这种撇清关系的策略在20世纪60年代大获成功，而直到今天都还能在几乎每一本关于犹太人大屠杀的书中见到这种策略的事实让人感到惊恐。我们只需瞧一眼1960年5月24日的报纸即可看出，当记者们使用诸如“最终解决方案的经理人”之类的大标题来撰写艾希曼的专文时，预设其读者拥有了何种程度的相关知识。[插图]早在审判开始之前，艾希曼的名字就已经成为一个无需进一步解释的象征。而我们直到今天都还在向世人解释，为什么1960年之前没有人知道这个人，可他的被捕却引发了从纽约到华沙、从波恩到特拉维夫的情绪震荡——这种情绪反应只有在世界历史瞬间变得清楚，无需进一步说明解释的时候才会出现。 —— 592：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德国百姓就像门格勒和艾希曼一样，陷入了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狂热。若是没有他们，门格勒和艾希曼都不可能变成他们后来成为的那种人。他们二人不但把自己看成元首命令的执行者，更是在为全体德国百姓执行任务，如今他们却无法从德国百姓那里得到自认为应得的尊重。这个民族已经不想再跟他们扯上任何关系了。艾希曼的担忧与日俱增，他劝告自己的家人说：“暂时不要经常去德国。我觉得你们最好还是小心为妙。”

凡是经历过苦难、屈辱和死亡的人，都不希望发现自己是完全平庸之人的受害者。因为掌握着我们生杀大权的家伙竟然什么都不是，这个想法只会比有人控制着我们更加令人难以接受。这种机制让人无法清楚看出罪魁祸首的面目，更推波助澜地促进了象征符号的创造，通过单方面限缩自主判断的空间，强化了当权的一方。最终，迫切地想要起码看上自己的折磨者一眼的愿望，导致了一些众所周知的投射性回忆。

他把不自由的媒体作为世界观斗争的武器，以宣传来反制宣传。

“国王总是由别人演出来的。”舞台上权强力大的国王，未必要由杰出的演员来扮演，因为演技精湛的臣仆就足以让舞台上的幽灵变成君主，而所凭借的就是他们对他做出的行为。权力结构是群体互动产生的现象，永远无法由“强人”独自实现，因为“强人”是被那个现象创造出来的。

即使一个建立于某种意识形态之上的国家已经分崩离析，该意识形态的坚定支持者们也不会停止忠于自己的信念，不会失去彼此休戚与共的归属感。

谁要是曾经受到迷惑，自视为未来世界的精英，并且参与塑造了曾撼动世界长达12年之久的德意志帝国政治，那么他将无法再满足于正常的生活。

纳粹党人对公开焚毁堆积成山的图书的热衷，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其实国家社会主义非常重视——或许过于重视——书面文字的力量。他们之所以烧书，正在于他们认为书籍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换句话说，因为他们对书籍心生畏惧。对诠释主导权的害怕，就是国家社会主义者的主要行为动机之一。20世纪初期的人们早就对图书这个大众媒介有了丰富的经验，足以明白历史不只是发生而已，更是为后世后代撰写出来的。

纳粹党人改写历史的意图不仅着眼于行动，从一开始就更是一个文化与文学的项目：他们将文化产业诋毁为“被犹太化”（verjudet），把整个学术分支贬斥为“被过度异化”（überfremdet）。于是书籍被视为敌人——尤其是犹太人——最有力的武器之一。把书籍挑出来加以焚毁，正如后来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人类一般，不过是第一步而已。第二步则是维护和培育自己的种族，以及建立自己的文化和科学。

艾希曼或许确实有着异常强烈的秩序感，但至少在书写方面并非如此，因为无论是其笔迹还是他随意使用各种尺寸纸张来写字的习惯，都一点称不上有序。而他的表达与想法至少同样古怪，显示出他是一个对语言本身和用字遣词没有特别感觉的人。汉娜·阿伦特带着她被德国古典文学训练出来的对语言和概念的敏感，将艾希曼的语言形容成一种由欠考虑的恐怖、玩世不恭的思想暴力、自怨自艾的牢骚、无心的闹剧，以及难以置信的人类苦难构成的“冷热水交替浴”（Wechselbad）。什洛莫·库尔恰尔更进一步指出，艾希曼的文体并不属于典型的纳粹风格或官样文章。就两方面而言，阅读他的文字需要特别集中注意力：读者必须不断运用自己的判断力，并时刻记住作者是谁以及他在写作之前做过什么事情。

在解读艾希曼的阿根廷文稿这种自我辩解之词的时候，我们不能期待直接从中获得对历史事件的新认识，因为写下辩解词的那个人既非历史学家，也不是编年史家。更重要的，任何为了如此明确的个人利益而公开“思考”的人，根本无法作为可靠的时代见证者，因为每一个日期、每一个细节都有可能是谎言。这些文稿只可靠地证明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每一次写作甚至说谎时所泄露出来的思维方式。因为即便是弥天大谎，也必须建立在写作者所认为的真理之上。通过解读艾希曼的自我陈述和他对历史的篡改所能发现的新历史事实，就是他自己的思维方式本身。

艾希曼接着表示，他所做的一切都秉持着“纯净的良知和虔敬的心灵”，因为他确信“民族正处于危急状态”，而且“当时德意志国家领导人”向他“灌输”的“总体战之必要性”，促使他恪尽了自己的爱国本分。“基于这些考量，我与生俱来的爱国主义道德（!）根本不允许我像我相信应该做的那样，承认自己在战争期间协助杀人是有罪的。所以就像对方奉命执行相同任务的先生们显然所做的那样，我也应该以相同的方式听从自己内心的道德。”

艾希曼依然深信“民族紧急状态”（Volksnotstand）存在，而且它合法化了一切，因为自己民族的利益高于其他任何民族。只有“猪狗不如的杂种和叛徒”（Schweinehund und Verräter）才不这么认为。那么良心呢？良心只不过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爱国主义”，艾希曼也称之为“血统的呼声”。在我们心中并没有人类的普世法则，就好比每个人都无权拥有星空一样。对德国人来说，法律就只是德国的法律。

真正的战争罪犯和反人类罪犯总是喜欢集体罪责的论调，因为这让他们得以消失在犯罪者的茫茫人海当中，并让其他人相信，每一个人都是他们的共犯。同样，普遍的罪责在这里也成为艾希曼脱罪的借口。

艾希曼希望“理性且实事求是地”描述“真相”，不带个人判断地说明“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只是讲述自己的亲身经验。他急于向萨森和读者阐明，他这位作者才是唯一幸存的真正内部人士，其他人都已经死了。只有他能够帮助“今日和未来的历史撰写者”，获得“圆融、真实的图景”。

自我推销和瞒天过海的手法理应使他重获对书写历史的控制权。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客观地”永远确立真理的道路。此类将自己的解释表述为客观真理的做法，传统上被称为“布道”（Verkündigung）。

我在法律面前和我自己的良知面前都没有罪，因此战争期间作为我下属的那些人也没有罪。因为我们全部……都是帝国保安总局机器上的小齿轮，从而在当时成为战争那个杀人机器的巨大传动系统里面的小齿轮。

艾希曼自己提出了“那么道德呢？”（Und die Moral?）这个问题，而他给出的回答惊人地挑衅：“道德价值观有许多种，有基督徒道德观、伦理道德观、战争道德观、战斗道德观。到底哪一种才对？”艾希曼接着运用熟练的修辞技巧，彻底颠覆了哲学的提问方式，而且还援引哲学家支持他的论证。

包括死亡集中营在内的任何构想，都因为“一切有机生命所面临的永恒、持久的严酷命运”，摇身一变成为必要的创造性战争手段。艾希曼可以毫不困难地认同这种诠释方式，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全无滞碍地把它看成自己行为的理想框架。具有“国际性”的不再是思想或道德，而仅剩下战争状态。胜利只能是民族的，只有明白这一点的人才能在战斗中存活下来。

艾希曼想要权力，但既不是通过专横的行动和猖狂的侵犯，亦不是凭借制服或命令，而是经由一套思想和价值体系的合理化，让其所作所为看上去是“正确的事情”。他所想要的就是自我授权，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

“对神的虔诚信仰”于是成为必不可免的种族最终决战所信奉的教义，进而为种族屠杀以及民族内部的“筛选”——亦即艾希曼同样毫无保留地支持的“安乐死”计划——提供了理论基础。

艾希曼属于那种陶醉于论辩游戏的人，享受文字的力量，也同样享受自己的操控能力。到处都可看出他渴望文字产生作用、诱导读者，并强迫他们接受自己的思想体系。艾希曼曾经历过那样的时代，用他不符合一切文明社会规则的呈文、提案和计划成功地影响官方政策。正是艾希曼的想法影响了犹太人政策的发展，促成它走上灭绝之路。如果有人能够真正体会白纸黑字的力量，那个人就是艾希曼。文字足以决定生死，而在以色列的时候，艾希曼正希望借此拯救自己的性命。

朗格尔博士和艾希曼都给人一种印象，即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协助创造出来的这一切如何得到了完全实现。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自我中心态度，在其他许多作恶多端者的叙述当中都可以找到，一直到希姆莱都是如此，其著名的“波森演说”（Posen-Rede）里充满了对那些既可怜又受尽折磨的谋杀凶手的体谅话语。

这种加害者与受害者角色的翻转，从精神动力学的观点来看是一个减轻负担的做法。它不仅攸关犯罪者事后的回忆（亦即事后的抑制），而且正是这种对意识的抑制，当初才使犯罪者得以付诸行动。

寻获艾希曼的经过，是通过复杂的关系网取得成功的最佳范例。人类的活动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是单一原因的，通常是许多不同参与者各显神通之后所产生的累积效应。

我们总是在各种文件和声明当中寻找与我们自身经验和知识的关联，换句话说，我们想要理解。与此同时，“世界观的精英”却看出了这种“想要理解”的愿望的脆弱性。可以利用这种对逻辑一致的渴求来混淆人们的判断，从而使他们无法采取行动。

阿根廷的文稿和谈话内容不仅确切证明了，艾希曼在以色列的各种撰述中所表达的对不公不义的认知、对上级的失望，尤其是对理性和世界和平的呼吁，是多么虚伪不实，那些文字更让我们得以看清艾希曼的操控手段如何运作，以及他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打算运用谎言和虚假信息的方法。

他就像一面镜子，随时随地反映出人们的恐惧和期望，无论他们是在担忧自己的性命，还是希望能够通过他证实一种关于邪恶的理论。而在所有镜像的背后，艾希曼非常有效地伪装成勤奋的模样，隐藏起他的权力意志和控制人们思想的欲望。只有一件事情总是让艾希曼疏忽大意因而容易暴露弱点，那就是他想得到认可的强烈欲望。一个经常隐藏在面具后面的人，难免总是会想冒险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控制的意图和操纵的欲望最终需要的正好是艾希曼所认为的最大精神负担，亦即“个人的匿名状态”。

萨森深信，一个能开口说话的艾希曼正是“那些犹太人”所害怕的。他曾写信给艾希曼的辩护律师，表示这场审判“将如当年的德雷福斯（Dreyfuss）事件一般，在公众舆论的层面决定结果”。

艾希曼对这场惊险赌局的盘算已昭然若揭：他希望在对抗世界观敌人的最后一场战斗中，再次自行决定自己在历史撰述中的地位。然而正因为如此，艾希曼也落入了国家社会主义错误的陷阱，因为一个人从来都无法自由选择其在历史上的地位，更遑论把它强加给后世了。他能够用手段操弄，以及用谎言转移人们注意力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对艾希曼而言，世界观绝非闲暇的娱乐或理论上的多余枝蔓，而是对他所作所为的重要认可。因此解释、传播和落实世界观的工作，从一开始就是掌握权力的一种手段。艾希曼想要权力，但既不是通过专横的行动和猖狂的侵犯，亦不是凭借制服或命令，而是经由一套思想和价值体系的合理化，让其所作所为看上去是“正确的事情”。他所想要的就是自我授权，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但事情并没有因此变得更简单，因为他的合法化理论并不只是遵从了惯用的纳粹口号。艾希曼1956年的文稿中提出的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明显不同于其他国家社会主义者。与试图把所有德国名人都为纳粹所用的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 Alfred Rosenberg）和官方宣传不同，艾希曼并不认为康德这位大思想家可以被简单地纳入新的“德意志思维”之中。艾希曼并不赞同罗森贝格那个自封的第三帝国思想领袖所说的，“绝对律令”意味着“按照你的本性过生活，捍卫你自己种族的价值观”，而是相当清楚地意识到，康德的学说，或者其他任何哲学，根本无法与种族生物斗争相调和。对艾希曼来说，康德同样代表着“所谓的”道德要求，只会让灭绝政策的执行变得困难重重，因为那种要求不是“民族的”，而是“国际的”。这表明了艾希曼多么始终如一地坚持国家社会主义，更显示出他一直多么渴望掌握绝对权力。原教旨主义思想的力量远远超过上级命令，因为即使在昔日的上司们已经死亡殆尽，而他自己身处阿根延的一间兔子养殖场时，那种权力仍然继续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