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菲利克斯

这趟远征的目的地是阿拉伯菲利克斯——现在的也门——一个以香料、没药、乳香而闻名于世的国度。当时，这个被称为阿拉伯福地的地方正处于疟疾的无边笼罩下，因此，探险者到访后也没能逃脱病魔的侵袭——他们相继不治身亡。

远征队一行6人，冯·黑文，丹麦语言学家，徒劳无功而又狂妄懒惰；彼得·福斯科尔，瑞典自然科学家，绝顶聪明却争强好胜；这两人是冤家聚头，彼此之间的嫌恶很快就促使他们闹翻了脸，弄得整个团队都不得安生；第三位便是尼布尔，德国测绘员，谦逊冷静而又踏实坚韧，他觉得前面二人的明争暗斗行为十分可耻，宁可独善其身也不愿夹在中间。

还没抵达土耳其呢，团队氛围就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等到冯·黑文偷偷买砒霜一事败露之后，队友大吃一惊，惶恐不已。

读者也许认为冯·黑文不大可能会谋杀队友。不过他看起来确实是个宠溺自我的家伙。对欧洲读者来说，远征队所到之处最应当着重考察的地方，或许就是西奈沙漠那一处偏远的小山；世人相信，那里的古老山岩上刻着的铭文是过去以色列人留下的，如此有价值的文字怎么也得抄录下来。照理说，冯·黑文责无旁贷，他应当留下来完成此任，但他太怯懦了，他就那样不管不顾两手空空地走了。相反，尼布尔承担起了这份责任。在西奈沙漠的圣凯瑟琳修道院，冯·黑文作为远征队的语言学家，本可借此机会在世上唯一一座有着3500份手稿抄本的图书馆里展开研究的，但他却知难而退了，原来是他在开罗时忘记事先取得这里的介绍信，导致人到院前却被拒之门外。然而此次错过的远不止这些。谁也没有想到，修道院墙上其实写有世界上最古老而完整的《圣经·新约》，即世人所称的西奈抄本，直到一个世纪之后才被发现。

远征队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是要发现前人未曾有过的发现。

到最后，只有尼布尔一人活着回到了丹麦，却发现自己历经艰辛不辱使命完成的这场冒险事业，早已被国家抛在脑后。国王已经驾崩，连最支持这场远征的国家外交部部长，也惨遭罢免。

尽管如此，尼布尔还是立即投身到写作中去了。

教授推荐了得意门生斯特伦。但冯·黑文听说机会给了斯特伦，心里就有些不是滋味，觉得自己被彻头彻尾地忽视了，内心甚觉屈辱。他写信说，其实斯特伦不堪大任，他本人将欣然前往。他可真是苦口婆心，好像他是一个阿拉伯旅行方面的专家。反正没多久，斯特伦就请求推掉这个重任；而冯·黑文如愿以偿，几近忘乎所以，以至于他对斯特伦描述的那些可怕的生死存亡艰难险恶，统统抛诸脑后，仿佛它们都会瞬间消失掉一样。但，只有命运本身——留意了他说的每句话——对此深思熟虑且铭记在心了。

他们非常希望被选中的这三个人可以彼此欣赏相处融洽，但期待到底还是落空了。作为学者，他们的确可以组成一个整体；但作为人，他们彼此之间差异太大，组成一个所谓的整体后，反而在人性的烘托下呈现出意想不到的戏剧性。

冯·黑文，牧师的儿子，父亲在他11岁那年就去世了。冯·黑文接替斯特伦前往阿拉伯之行的任命时，正值29岁。阅读他在此期间的往来信件——都是用标准而优雅的法语写就——会觉得此人是一个在世间如鱼得水的男子，天资聪慧且风华正茂。他总是一副逍遥自在的样子，好像什么都了解，实则学识并不渊博；圆滑有余而敏锐不足；打扮得倒是风流倜傥，但若论及真正的风度，确是差得远了。冯·黑文用计使同僚斯特伦知难而退一事，让我们对他的品行有了一个大致判断。但他身上绝对也有过人之处，不然的话，他怎么能让伯恩斯托夫、 米凯利斯等这等重要人物妥协让步呢。结合他后来变本加厉的索钱行为来看，若不是因为债台高筑，又能因为什么？所以，说到底就是为了钱，钱才是他给米凯利斯施加压力的真正动机——毕竟身负诸如此类的债务——而不是起先他口口声声说的“渴望排除万难，不辱使命”。可能最初他是存有一丝侥幸心理的，于是也没细加考虑这个疯狂的远征方案到最后究竟会不会成功实施——他觉得不会。但不管怎样，对冯·黑文来说，承担阿拉伯菲利克斯项目所获得的资金扶持，意味着一笔可观收入。他同时每年还能从丹麦国王那里领到一笔津贴。这笔帐算得稳赚不赔。

林内乌斯希望福斯科尔能给自己寄回来一截正道花期的香脂树枝，希望自己能在有生之年得见此树模样，按照其特征做好分类编目。他说，那一天他的爱徒来告别时，说话结结巴巴的，有几分口吃。林内乌斯觉得这是不祥之兆。同样的情形还发生在他的另一个很有前途的使徒学生身上，那个年轻的彼尔·劳弗令，当时也是在临时前顺道过来拜望恩师，说话也是磕磕巴巴的不顺当。和福斯科尔一样，劳弗令也是一名植物学家，在前往南美库马纳的远征考察途中，他身染疟疾而在痛苦中死去。

显然，福斯科尔的民主平等观念并不包含对大学学历的一视同仁，他仿佛降贵纡尊般地和尼布尔打了个招呼，态度专横。尼布尔既不是教授也不是博士，现在看来，他连硕士也不是。他就是一个地籍测绘员。仅此而已。乏善可陈。

数学和天文学的原理、定律及法则，让尼布尔看到其中纯粹而又清晰的真理，各种存在有条不紊，各种现象也可以被解释，在这个空间里，与之有关的一切都仿佛充满了光。

这个28岁的乡村小伙子漠视荣耀和权力，却对远征考察满怀希望与期待——不过恐怕只有他一人如此——至于丹麦远征队的其他胸有成竹、骄傲自负且能争善斗的大学士们却并不像他那般乐观淡泊。尼布尔并不想要成为什么了不起的人，只要能过得充实、快乐、幸福，对他来说就已足够。

海风再次迎合他们的心意时，已经是1月26日了。经过斯卡恩后，海风转为西向，风力逐渐增强，接近飓风。尼布尔在日记里尽力保持镇定：2月2日，一整天都是狂风大作，我们甚至都没法在船上点灯。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应该过度担忧。当一个人在海上生活时，他必须适应种种不便，也得学会无视这种不尽如人意的情况。我们损失了一名海员，飓风期间，他从围栏横杆那儿掉到了海里，而我们却无法施救。夜太黑，大海太辽阔。

轮船在抵达前陷入了与天气的殊死较量。尼布尔力求镇定地写道：“我彻底把自己交给了全能者，我也完全信赖配置军官和船员们的技术，飓风持续期间，我还能够平静地躺在床上就寝已是十分幸运。”

我们再把镜头对准冯·黑文，就知道什么叫六神无主、失魂落魄了，冯教授可以说整个儿身心崩溃了。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菲斯克，请求放他上岸。

数月以来，阴云密布的天空终于在3月31日黎明曙光中，露出澄明、怡人、清新的面容，我们所有人的精神与思想，都宛若新生。

为什么这个世界尚未麻木沉睡？很可能的一个原因是，即使千钧一发之时，还是会有人心无旁鹜地做事情。会在沙漠里周而复始，也会在代尔夫特的山墙上全神贯注。就是这个男子，在排枪布阵之中正屏气凝神地观察着金星的运行轨迹。

当药剂师把它们一袋袋拿出来放到柜台上时，年轻的丹麦医生不禁惊恐万分，耳边回响起冯·黑文说过的要对付福斯科尔的话，此时此刻，他终于明白那些可怕的威胁具体是什么了。在为旅途订购的药物之中，丹麦教授准备了8阿斯皮尔的黄砷和16阿斯皮尔的砒霜。

他们希望能为自己成就这样的功与名，以穿越日后漫长时间而不被磨灭。这种渴望是发自内心的，他们渴望能被世人记得久一点，再久一点。男人在这方面真是十足天真，他们想要功盖天下，名垂青史，为人生获得历史意义，于他们而言，被人钟爱和铭记是如此重要的事。

有一天尼布尔想测量一下尼罗河三角洲南部的太阳高度角：“我正忙着，一个庄稼人向我走来，看起来对我手中的物件非常感兴趣。我就将象限仪的目镜调整到对着城市的方向，当他看到所有的房屋都是朝下的模样时，他就吓坏了。他问我的仆人这是怎么一回事，后者回答说，国家政府对这个城市的居民格外不满，派我来毁灭它。这个可怜的农民一听，立刻变得非常悲痛，问我是不是不会给他充足的时间，好让他回去带上自己的妻儿、牛群，转移到安全之处。我的仆人就对他保证会给他两个小时的时间，这个农民一听，就飞也似地向家里冲去了。”

从一开始，冯·黑文就与其他人势不两立。色厉而胆薄，还被强烈的控制欲念攫住了心识，这样的人如何共事？细思极恐而不可思议。尼布尔在信末重复自己的坚决意志，若冯·黑文敢轻举妄动，他必一枪崩了他。他希望在抵达开罗时，他们可以摆脱掉这个心胸狭隘的同事。

由于尼布尔为自己选的助理是一名可怜的学生，接二连三地，这两人总是被迫中断他们的工作。一天下午，一个警察威胁尼布尔，说他不立马消失，当街就会给他一顿毒打。那位穆斯林身份的学生就建议他赶紧撤离。尼布尔被迫屈服于淫威之下，在那群乌合之众的嘲笑声中，收起纸笔等用具，消失了。走在回家的路上，难言的羞耻笼罩着他，让他忧伤，又深感刺痛。最终他向阿拉伯学生倒出苦水，为什么他就应该忍受这些侮辱呢，何况还是来自这样一群无知之徒，而自己却没能力还击？沉默着往前走了一会儿。那位穆斯林回答他了，“狗要吠你，你还能不让它叫么？再有，驴已经踢了你，难道你踹回去，就能让自己好受吗？”

在开罗临摹象形文字这一艰巨的工作，本应是语言学家冯·黑文教授的分内之事。但他在宅邸中，过着豪华生活。冯·黑文在他的巨大斗篷下晃来晃去，翻云覆雨，大言不惭地凭空瞎吹。

对于公民的自由来说，唯一的危险因素，恰是来自于国家中的那些凭借官职、等级或金钱，而拥有无上权力之人。

西奈修道院的这座图书馆里，藏有世界上最著名的《圣经》抄本之一，它被世人称为西奈抄本，可以追溯到公元4世纪。

自从冯·黑文在苏伊士放下尊严向队友发出恳求，随后在西奈半岛一事无成后以来，没人再拿他当回事了。福斯科尔在苏伊士以各种方式与无聊生活对抗了几周之后，他的暴脾气也变得温和了。他们的整体氛围有了改观。其实发生在他们六人之间的这种改变模式，是遵循一种心理学定律的，并且这个定律应该可以运用到所有这样的远征队中：受到胁迫的成员所组成有的团体，起初会形成一种紧张的心理状态，而当这种紧张状态失控时，他们的言行心理就会变得不可理喻，甚至荒唐可笑。因此后来的结果，也是唯一的结果，便是他们会陷入一种态度中，即看起来像是超越了个人的敌意仇恨一样——尽管如此，这种结果其实与友谊并没有任何关系。当人们生活在一种资料共有、权力共享的情境中时，他们很可能会互相之间无法容忍，但同时呢，又没资格驱逐对方。这种情境并没有让他们成为多么要好的朋友，但不管怎么说，至少暂时可以让绝大多数人，都具备一种良好品质。

1762年10月17日这天出现了日食，在红海上可以清楚地看见。福斯科尔预先对船长提起过今天会有日食出现。他们所有人都感到极为震撼，这是一个能够预言日食的男人。所有穆斯林都一致认为，他绝对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医生。于是接下来，他们就像在突然之间都得病了一样。每一个人，都为着自己那点儿小恙不适向他寻医问药。到后来，有一个穆斯林朝圣者上前抱怨自己一到晚上就看不见了，福斯科尔说，点上盏灯试试。此建议一出，听者大噱。于是上一分钟还这儿那儿不舒服的那些闲人，听到这个建议后，都立即笑到病除，健康如初了。

这些阿拉伯人最感兴趣的，便是我的天文望远镜了，因为通过它看到的所有景象都是倒置的，这简直令他们叹为观止。我让他们对准远处的某个正在穿过集市的女人。他们吃惊得哟，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为什么看到的这个女人可以在空气中行走，但她的裙摆却没有落下来？这奇观令他们情不自禁地欢呼道：真主至上。

冯·黑文也拾起了自己那份——不太好界定范畴的——语言研究工作，他告知伯恩斯托夫“我所负责的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情况还请您谅解，手头上实在是累积了这样或那样的资料亟须整理，因此考虑到成果尚如此之不完善，自然也就不能这样堂而皇之地寄回祖国。对此，我必须花时间进行细细考究。同时我还在思索一个问题，即语言学的研究精华难道真的就在这些收集来的各色资料中吗？这不禁令我心生质疑。”

实不相瞒，既然冯·黑文愿意花时间深思这类问题，那远征考察的重任又像过去那样落在了尼布尔和福斯科尔肩上。

尼布尔全心全意地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他的喜悦就在这系统而不受干扰的持续劳动中，在独居而简单纯粹的生活里，就像那一片沙漠一样广袤无垠。这喜悦如此丰盛，以下便是他在菲利克斯的幸福快乐的时光：相信我，如果一个人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带着对此知足的态度踏上他的也门之旅，那么就算是到了晚上，他也许只能在咖啡小茅舍买到一点干巴巴的高梁面包，他也还是会觉得很快乐，他会深感满足和幸福，就像我一样。不可否认，确实是越有能耐的阿拉伯人旅行起来也会越舒适。但这种情况不仅是说他会带非常多的钱上路，更是意味着他必得忍耐很多的恼火麻烦事儿，因为他还带了那么多的侍从仆人呢。再说了，一个有钱人行在途中根本不安全，哪像一无所有的人，可谓省心极了。

忽然之间，福斯科尔瞥见前方远处隐约有一抹奇异的亮色。福斯科尔一下子反应过来了。那是一棵正值花期的树，繁盛茂密，就在不远处的路边小山坡上。眼下他真是喜不自胜。确定无疑了，他们眼前就是——整场远征中要完成的——植物学领域最伟大的发现了。是的，他们终于找到了名副其实的麦加香脂树！

冯·黑文是一位不合格的语言学家。他在整个远征期间的唯一念头就是回家。对他来说，美酒佳肴才是生活最值得追求享受的愉悦。而在阿拉伯半岛，远征队所有成员都只能吃单一的食物，喝变质了的饮用水，他一开始是沮丧，继而失望，大失所望后便觉得走投无路，常常怨毒咒骂，甚至迁怒于其他同事。他生性好吃懒做。他还总是盛气凌人，表现出一副目空一切不可一世的样子。他总觉得自己是我们所有人里最优秀出色的成员，觉得自己是远征队当之无愧的领头人。最后他所遗留下来的文件都是些毫无价值的纸张，真的是连一点点有价值的研究发现都没有。

这山因花闻名于世，漫山遍野花海烂漫，其种类之繁盛，据当地人的说法，全世界的所有花儿都在这里了，仿佛感天地而万物生，不需要你翻山越岭不需要你艰难跋涉，这欣欣向荣之景象你每天都能看到，就在眼前，你触手可及。

福斯科尔是远征队里最博学的。他勤勉，孜孜不倦，同时又吃苦耐劳，无畏无惧于任何艰难险阻。他的缺点就是争强好胜，固执己见，以及骨子里的或冷漠或激愤的性情。

饱经忧患，备尝艰辛之后，这片土地再也不是他心中的人间福地了。尼布尔在日记中写道：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不希望由于我们的悲惨经历，欧洲君主便不再支持类似的远征考察，也不希望学术界的专家人才由此对这种远征望而却步。要是我们能对寒热症候多加警惕和防范，要是我们从一开始就依照东方本土习俗生活，要是我们远征队每一位成员彼此之间更多一份信任，少一点因怀疑和争斗而带来的怨恨和挫败，那我想，或许我们全体都能幸福快乐地回到欧洲。

要知道，在他身处的那个时代里，欧洲人可觉得自己是优人一等的，觉得自己是至高无上的。在这东方国度里，无论尼布尔还是劳伦斯，都被隐姓埋名的生活方式深深吸引而无法自拔，用一句东方谚语来说，他们都是敢于放下身份的人。一个名字而已，不过是障眼法，真正的旁观者始终没有谈过，就是这个放下身份的人。

从现在开始，尼布尔小心行事，让自己的存在躲避一切可能会吸引旁人注意的事物。

32个兽皮缝制的气囊紧紧扎在一起，再捆上一木排，就是整只船了。眼看着这些筏主——怎么看怎么不靠谱，他记得驴友们在前面的旅途中就一直在谈论，千万不能当着雅兹迪人的面说魔鬼的坏话，甚至连撒旦这个名字都不能提，惹恼了他们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些人一旦火起来，二话不说就翻筏子的。但是，没有人愿意答应筏主的要价。双方一言不合，接着口角之争爆发，尼布尔如实说道，自巴格达以来的整个旅途中，从没见过他的驴友们如此激烈地骂架，凶狠极了，还不带撒旦这类的脏字儿。

彼时有一头驴子被大水冲走了，岸上的主人遂即冲着那负责人咒骂不绝，而后他回过身来，朝着自己剩下的驮畜走去，不料它们都仰躺在地，已经全部被割喉了。

他的行李和鞍子都已在木排上装载完毕——尽管木排看上去很不牢靠，这时船家发令了，尼布尔得平躺到这些东西顶上。横竖都得照办，恭敬不如从命。随后，这个披散着发怒的赤裸的魔鬼崇拜者，便将木排缓缓推离了河岸——出发了。尼布尔倒是一如既往，每当可能陷入危险处境的时候，他总是会用自己别具一格的幽默感苦中作乐：“听着身下的河水哗哗冲过，我理所当然地以为我会和我的魔鬼崇拜者一起被卷入其中。然而没想到的是，上帝竟然出手相助，让我们渡到了对岸。”

他总是和阿拉伯人一样，和衣而眠，一件不脱。

一天傍晚，商旅突然陷入紧急状态，看样子很需要那150个士兵的保卫。说时迟那时快，急报瞬间传遍了整片营帐：一大帮强盗正飞奔疾驰而来，他们要突袭我们啊！此消息一炸锅，可把那些驮兽的主人急煞了。一时间众人骚动不安，乱作一团。然后就有一探报的哨骑飞奔回来，大声疾呼道，他目测营帐前方有2000名库尔德人。骚动与不安愈演愈烈。紧接着又有一个阿拉伯人跳下马来，上气不接下气地汇报，据他所见，不是2000名，是4000……

幸运女神又一次眷顾了他。那些探哨冲进大营，都顾不得下马，便声嘶力竭地汇报敌情，几乎喜极而泣。那铺天盖地的尘云中不是4000个库尔德人，而是一群牧羊人和4000只绵羊。

我们无从知晓。只知眼前这一切太美好了，不是吗。就好像昨天他们还在激烈争吵呢，转眼就拥有了幸福与恬静。何曾想过来去迅疾。转眼拥有，转眼即逝。始料未及可以是喜悦，更可以是悲痛和沉重——仿佛就等在明天。想到终成一梦，不禁觉得眼前这一切，实在太美丽。

他们希望能为自己成就这样的功与名，以穿越日后漫长时间而不被磨灭。这种渴望是发自内心的，他们渴望能被世人记得久一点，再久一点。男人在这方面真是十足天真，他们想要功盖天下，名垂青史，为人生获得历史意义，于他们而言，被人钟爱和铭记是如此重要的事。

1月11日收到这本书，是未曾谋面的友人的馈赠，也是近年来收到的最有意义的新年礼物。草草翻了翻，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数十万字，凝结了译者的心血和不易。不知为何，大受感动，决意好好将它读完。今日看了前言，对这段历史，我不熟悉，就当作一个故事来读吧。从字里行间嗅到它的气质，我想，这一定是个迷人的故事。在这个世上，许多人都固执地想要做成一件大事，完成一个壮举，留下一些名声，可是许多人费尽心力，终究还是被埋入时间的黄沙，然而故事已经被写成，即使它不能重见天日、广为传诵，但它既已完成，就已宣告了它的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