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运用系统探究模式对诗词吟唱曲、沪剧唱词、中国式鼻音语言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个案进行实例应用,即本书的第三个维度,此部分充分体现唱词音声解析的现实意义。 个案一选用的《李明吟唱曲集》是包含广州话、长沙话、成都话等多种方言谱写而成的诗词吟唱曲,因此,该曲集是同词不同“音”的典型代表,作者选择由广州方言与成都方言谱写的两首诗词吟唱曲《读诗》,运用了图解手段与国际音标对两地方言吟唱曲进行音声比较,量化展示两地吟唱曲的地域性音乐异同,列举广州、成都语音特色,指出:两支唱腔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两地唱词音声本体的差异。 个案二选取的沪剧唱词则是戏曲类的代表,使用图解手段与国际音标等手段梳理沪剧唱词的地域性音乐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是音声本体价值,沪剧存在入声、浊声等及长元音与短元音、长鼻话元音与后鼻辅音尾的组合特色,正是沪剧唱词音声的丰富性,决定了沪剧唱词不需大量乐音词来增加音声本体的音乐性;其次是唱词音声对唱腔影响,上海话的习惯性语调也影响沪剧唱腔由高向低的进行趋势;最后是文化阐释,如由入声用韵的减少,引申到演员群体外地人员比重增加,反应的是一种文化嬗变现象。 个案三较前两个案例相比,选择的是一个大范围的共性现象,中国式哼鸣——鼻音语言对中国传统声乐的影响,鼻音在汉藏语系传统声乐品种具有普遍性,而汉藏语系人口数占中国人口95%以上,因此,鼻音语言对声乐品种的影响在中国音乐特色中很有代表性,多用鼻音走腔才能体现中国韵味。
> 我来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