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松茸

松茸是一种与某些树木关联的地下真菌的子实体，它生长在被人类烧毁的森林之中，以一种与宿主树木转化性的互利共生方式生存，这种共生的协作方式使它并不能通过人工培育的方式被人为种植。同时，松茸又是一种定价高昂的全球性商品，但松茸采摘者却大都是被工业经济所淘汰的少数群体。松茸的生长和商业采摘处处体现了不稳定性，而这本书正是通过讲述与松茸有关的商业贸易、生态及其二者之间的缠绕来探索在“进步”框架下常常被忽视的——缺乏稳定前景的生活。

当代商业贸易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得以运作，而现代资本主义造成了对自然景观和生态的长期破坏。因为现代资本主义使人们陷入了“进步”的迷思，加速异化技术的传播，即将人类和非人类从相互缠绕的生存空间中抽离出来，成为可投资的资源。什么是“进步”的迷思？我们大多数人都在现代化和进步的框架中长大，认为人与其他物种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一直在向前展望未来，而其他物种只能依赖我们生存。每个人都期望经济增长、科技进步，我们认同只有进步才能创造的观念。这种进步的思潮不仅成为一种时代旋律，也内化到个人梦想。然而事实上，不只是人类才能够创造世界，所有有机体都在以充满分歧又相互联合的方式构建着世界，这是一个多元物种共存的世界。20世纪的进步逻辑的扩张过于强调人类中心主义，助长了现代人类的自负，以至于忽视其他物种的生存逻辑和对于世界的重塑方式。当进步不再有意义，历史脱离进步的时间观，我们要从那些被迷思忽略的事物中寻找多重方向的可能性。

作者引入复调式的集合体来观察不同物种结局开放式的聚集和资本政权的运作方式，但有时生存方式的聚集会通过交染成为“突发事件”，并最终大过所有部分的总和。集合体是不稳定的，它们无法扩大规模，但同时它们也在创造着历史。每个人都带着被交染的历史，这为我们揭示了不稳定性的价值所在：随着环境而变化是生存之本。对前提的不同假设造就了关于生存的不同理解方式，学者们以每个人都是自足的个体行动者推导出生存是个体利益的提升，从而把经济学与生态学变成“进步等于扩张”这条公式的实践场。但作者指出不稳定的生存问题证实了这个前提本身就是错误的，人类并非自足的个体，我们永远需要来自他者的服务来帮助我们生存，因此生存意味着要相互协作。而我们自身的演化已经被遭遇过的历史所交染，因此互相缠绕的协作创造出了多样性。

松茸即是这种多样性的产物。美国俄勒冈州的国家森林深受伐木和救火史的扰乱，伐木工急切想要开采西黄松，而当地林业局需要找到能够得到木材巨鳄们支持的保育措施。因此林业局组织了森林火灾的发生，而伐木工疯狂砍伐西黄松。但事实上火灾的被阻止导致了西黄松无法繁殖，与此同时，冷杉和扭叶松快速生长起来。在这片被毁掉的工业景观中，西黄松、冷杉和扭叶松通过人类干扰而快速生长，成为了具有交染多样性的物种，并且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新的价值——松茸，它验应了交染所创造的多样性。

交染的多样性虽然处处存在，但因为其自身的复杂、丑陋和卑微，而无法被下简单的道德判断，且受交染的多样性无法被总结，它诞生于相互关联中，没有自足独立的单位，因此也很难作为公式被认识和理解。现代知识的特点是总结，而倾听这些人类世界和非人类世界里“互相关联的故事”，仍然是人类认识世界、重新在世界上生存、实践和创造历史的方式。罗安清跳出现代知识的固有框架，以“反种植园”方式来研究松茸。松茸是一种不可规模化复制的物种，它需要与其他物种的多样性保持交染关系。松茸的采摘者非经过严格异化的劳工。松茸贸易和生态也并不独立存在，它们依赖于规模化和它埋下的祸根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规模化又工业化的林业废墟里，诞生了松茸这样一种不可规模化的森林经济。

在论述规模化和不可规模化的同时，作者又将眼光投向了资本主义中的供应链，由规模化和不可规模化在资本主义中的相互作用，洞察了一种经典资本积累模式之外的在新时代所出现的“攫取资本主义”。在经典资本主义中，资本家通过规模化来积累财富。而攫取资本主义则找到了规模化的计算方式和不可规模化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管理之间的衔接，通过供应链将各种环境下生产的价值转译成资本主义库存。这种模式下，资本家们只需要将账本规模化，而不需要将生产规模化。松茸的供应链证实了这种模式的存在，松茸采摘者们自发采集松茸，创造保值票市场，并且认为这只是他们寻找财富的过程而不把此称之为劳动，这里既不存在固定资本，也不存在经济学意义上的竞争市场，松茸因其与采摘者自由价值的联系而更多被当成一种礼物经济，此时的松茸还没有被异化成与劳动分离的商品，无论是生产还是采摘都是不可规模化的。但当松茸经由散货船商的仓库分级后，它就成为了完全被异化的商品，作为库存可以被用来计算为出口商和进口商提供的利润，供应链通过转译方式最终实现资本主义的攫取式打捞。

回到与松茸有关的问题上，作者指出物种间“捕食者-猎物关系”世界观之外另一种有趣的反常现象，即共生关系。以松茸为代表的真菌挑战了物种间自我创造的故事核心，它们的生存模式与历史的偶然遭遇息息相关。早在蘑菇生成之前，真菌的身体就在森林地下以网状结构和束状结构伸展开来，与植物根部和矿物土壤结合在一起，与许多植物形成共生关系，这显示出另一种结论：自然可能是在选择“关系”，而不是选择个体或基因组。真菌反抗自我复制的牢笼恰好也隐喻了不可规模化的资本主义供应链。

作者在本书的后半部分通过观测不同地区的松茸森林景观和管理模式来阐明考量在受人类干扰的地球上众生共存的可能性。在日本里山的保育者们认为，人类刻意干扰森林是森林保育活动中的重要一环。而在美国，人们认为保育森林最好的方式就是自我恢复。里山实验是对“荒野与城市对立”的二元论的质问，它为我们展现了一种缠绕的可能性，人类与自然共存的场面。我们总想像有一个未受人类玷污的大自然，而事实上世界上的森林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往往是由包括人类在内的许多物种共同创造的，同时，人类也不可能完全建立起对生态环境的控制力。正如里山有人类干扰，但它的生存也不仅仅只依靠人类的干扰。在鼓吹人类干扰之前，我们必须评估这个生态系统的复杂程度和被允许接受的干扰程度。

在人类现代化的过程中，人类想要完全掌控自然的需求造就了地球上的环境灾难，但在饱受人类干扰和破坏的景观中，森林遭遇破坏后又复苏的能力显现了另一种可能，缠绕于干扰中的不稳定的生命力。树木有其自身创造历史的方式，它不可逆的周期性的时间轨迹，不规律的时间节奏，创造出了不均质的森林景观。芬兰工业化树木种植园中，将树木变为一种现代资源的途径是令其自主的历史活动停滞，使树木历史的创造只为人类而进行。但即使在这种针对不规律的强制管理中，也永远无法将树木转化为没有历史的生物，间歇而突发的松茸结实现象提醒着协调的不稳定性。

立足于统一的进步时间观之上的幻想将“标准”个体作为分析单位，而忽视了游离在秩序边缘的个体。松茸采摘者大部分正是那些在贪婪、暴力、工业化梦想破碎和环境破坏的历史下的幸存者。他们怀着对森林自由求同存异的信念，每年来到森林中寻找松茸，拓展他们幸存生活的意义。白人退伍军人在这里回味创伤，高棉人治愈战争之伤，苗族人回忆战斗的场景，老挝人挑战极限。这些历史潮流中的每一瞬都使得松茸采摘成为不可复制的对于自由追求的实践。不确定的遭遇也形塑了两种亚裔美国人完全不同的公民身份展演，日裔美国人在美国吸引性政策和强制性命令的影响下通过服从强制同化来成为一个美国人，而东南亚难民通过自发支持美式自由来获得保护。正是这种差异使他们在松茸采摘时显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度。

松茸采摘者们往往怀着一种对熟悉森林的依恋来开展采摘活动，他们寻找松茸的方式是通过感官、动作和方向来追寻它们的生命轨迹。这种观察方式把他者的生命表现融入到自己的生命中，实现了不同可能性之间的相互缠绕。允许不同可能性的存在，也是布朗所倡导的政策性倾听。把采摘者聚集在一起，允许差异的存在，去干扰过于简单的决策。因为任何聚集都具有潜在的政策未来。不确定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节点。作者在政策性倾听中学习到制度化的异化中，那些缠绕的瞬间都可能存在着潜在的公有地。云南乡村乡村拍卖方案中，松茸规避开契约制，以一种不被官方承认的途径在充满变数的公有地中繁荣生长，这进一步为我们显示了私有蘑菇和真菌森林交易之间一种持续的、无法厘清的缠绕。这些云南老板的创业想法与松茸形成了巧妙的相互照应：在难以捉摸的、转瞬即逝的公有地上结果，从未被承认的缠绕中汲取价值。

这本书并未以知识和观点的总结来讲述每一个章节，而是以一些“互相关联”的故事来作为理解的方法。从松茸的诞生衍生到现代资本主义再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内容根据作者的探究经历在各部分随机转换，每一部分又都相互补充，正类似于松茸的生长方式。它最大价值是为我们呈现了在缺少进步框架，在资本主义废墟——资本主义准则、规模化和废弃种植园上，我们仍可以通过那些破碎的不稳定的边缘，来捕捉到那些尚未实现的可能性，多元物种能既不和谐又无需争夺地一起生活。这同样是一则体现人类与非人类“结盟”后潜力的寓言，假如我们停止对环境进行征服或扩张，我们有机会挖掘出人类与非人类世界合作的潜力。正如在松茸所展示的人类与非人类界限模糊的世界里，每一次偶然的聚集，都会衍生出意想不到的存在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