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地上

然而柏林对我来说就像个怪物,我不觉得它有什么有趣的。它是个奇怪的样本,是大都市精神分裂的特例,以至于它的狂妄和伪善都那么引人入胜。但它也是蠢货的天堂,很难想象有人在这里待过一段时间后仍然神智健全。这是座古老的城市,它本身已经存在了700年;但在纳粹的统治下它分崩瓦解,由城市变成一种象征,然后演化成一个概念,经过“二战”后的反思,最终沦为谬论。现在柏林仍然是个很糟糕的概念,并且越来越糟。任何理智的人都会把它当作愚昧、任性和顽固不化的永恒例证。如果它不是那么可悲的,那起码是可笑的,因为纳撒尼尔·韦斯特说过,没有什么比真正的荒谬更让人悲伤。

“但我跟朋友们讲,实际上没有六年那么久,只有三年——因为每天晚上天黑以后我就睡着了,我梦见自己的童年,梦见我的朋友们,梦见夏天,梦见家人,梦见鸟语花香,梦见我读过的书,还有以前所有快乐的事。只有醒来的时候,我才会回到监狱。我就是这样坚持过来的。”

这些游客中,每个人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让我感到惊讶。我认识到,如果不是和他们坐火车同行了一万英里,我永远也不会真正了解其中任何一人。在伦敦时我曾暗地里对他们品头论足,但与第一印象相比,他们所有人都有更好的方面,也有更糟的方面。现在我已经对他们无可指责了,因为他们都证明了自己不过是普通人而已。

书上说暴政一旦有所放松,人们就会更加肆意妄为有时候突如其来的自由会带来混乱,但并不是因此就要反对自由。

如今与之有关的一切——教堂、异教徒、书籍、图像、城市——都已荡然无存,但我却对它更加心驰神往。眼前只有阳光倾泻在泥砖和残壁之上,所有的宗教、贸易、战争、艺术、财富、政府和文明都已化成灰烬。然而,这样一片寂静而无垠的废墟又自有其壮丽。 我一点也不想离开吐鲁番,这是我在中国见过的第一座不像中国的城市,我很好奇为什么会这样。它也是我到过最炎热、地势最低和最新奇的地方,在苍茫的野外,有面色阴沉的老头,有贪得无厌的妇女,还有喜欢向人扔石头的顽童。我并没有觉得这些会给我带来什么危险——实际上我喜欢见到有人打破中国人惯有的沉闷,对一本正经、假仁假义的政客形象发出挑战。在这样的地方,民族自尊和民族文化得以完整保留是件不寻常的事,它的文化里有甜瓜、手鼓和伊斯兰跪拜礼。它是死气沉沉荒野中的一方绿色小岛:乘火车来到这里时会让人感到非常兴奋,如果乘坐的是气喘吁吁并且慢吞吞淌着蒸汽的老客车就更好了。

“你那时候做什么工作？”“给文宣队拉小提琴，拉来拉去都是一样的，什么《东方红》《毛泽东思想万岁》，还有《大海航行靠舵手》，都是这种，而且下雨了还要拉。我说：’不能拉，小提琴会散架的。’他们不知道小提琴是用胶粘成的。于是我就在雨中拉啊拉，然后它就散架了。但是他们又给了我一架，’除四害’的时候命令我去树底下拉，为的是赶走停在树上的麻雀。”

中国人的谴责永远只针对高层领导：下属总是无辜的。“文革”之后，他们正是凭借这样的方式克服了深重的罪恶感。这一阵跨越十年的恐怖之风，曾经波及中国的每一个城市与乡镇，而它的始作俑者则是被称为“四人帮”的四个恶魔。对于任何恐怖行为，没有哪个红卫兵被要求以个人名义负责 —— 没人审判他们，而除了一些无关痛痒的叫嚷之外，我也从未听过任何人揭露他们的丑行。

在上海的最后一天，我试着搞清楚自己到底为什么讨厌大城市。不仅仅是因为噪音、灰尘和不停的奔走 —— 我实在受不了路上拥挤的交通和气急败坏的人群，以及人们被推来擦去的感觉一也因为有太多人来来往往，在这些地方工作甚至死去，而就在他们故去的地方，如今又会有另一些人在生活，想到这里，我不禁毛骨悚然。虽然在我的印象中荒野总是同无知联系在一起，但置身于这样的城市，我却无法不觉得自己身边有鬼魂出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