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深圳学习

Q1、特区的溯源，特区的概念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深圳的榜样是谁？

今天的“特区”概念主要是在i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国家在特殊内给外来的投资者和企业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当今世界特区兴起的主要推动力来自那些寻求当地廉价劳动力的游资。

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只有少数国家通过制定一些不同的规则来吸引投资者。直到1958年，真正树立开发区样板的是爱尔兰的香农。

1966年台湾在高雄建立了出口加工贸易区，直到1879年，每年的平均增长率在26.5%左右。1974年韩国在马山建立了首个出口加工区。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中国的台湾地区和香港。通过出口加工使经济发展开始腾飞。

到了深圳建立经济特区的年代，通过进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思想已经深入入心。

深圳经济特区诞生于1980年，此时恰逢全球经济开发快速扩张的阶段。

Q2、全球工业化的助力：长途运输能力的提高（集装箱）和计算机技术的进步（技术支持。

1956年人们发明了集装箱运输船，1961年建立了相关国际标准。20世纪50年代，货物运输费用约占产品成本的25%，现状降到了微乎其微。

（古代都是稀有物才出口，因为物流成本高于人工成本）

Q3、深圳和香港：典范、镜子和导师。同时建立的j特区，为什么深圳最成功。

建立特区最先是在1979年4月提出的，不仅仅是吸引外资，同时也为深入改革提供更多的空间，最终对外宣布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4个经济特区。其中深圳与香港交界，也是最大的。选在沿海城市，原因之一就是吸引来自台湾和香港的投资。(为什么深圳成功了？）

作为深圳学习的成功典范是香港，它不仅为特区落脚在深圳提供了合理性也贡献了深圳大部分的境外投资。

在特区建立以前，业已经存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完全是在中国本土之外产生的，是海外华人创造了繁荣昌盛“的海外华人经济”特区的经历把这一繁荣的“海外华人经济”的资金甚至相关人才读重新吸引到内地。这一广泛的海外联系特别是香港的联系，才是深圳一步步从局部到整体进行市场改革的一个根本助力。

Q4、宝安县中的深圳墟到深圳市宝安区

明万历元年(1573年），东莞一分为二，设立东莞县和新安县，新安县包括现今的深圳和香港

1898年，清政府和英国官员将深圳河作为新安县（1914年更名为宝安县，深圳建市前的名称）。和英国殖民统治下实行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的香港之间的边界。

宝安县的县治在现南头古城。

深圳墟，（今罗湖区老街一带）。接近于九龙铁路，交通便利，人口较多工业发达.是内地和香港的经济及交通中枢。因以上原因，宝安县将县治迁到深圳墟。

1979年3月，宝安县改设为深圳市。

1980年8月，建立深圳市经济特区（约327.5平方公里），包括深圳、沙头角、附城、福田、南头和蛇口等公社。

1981年恢复宝安县（约1625平方公里），作为深圳市下辖的一个行政区。

Q5、带状组团式发展，各区之前相互连接但各自功能相对独立。

”南头半岛模式”

1979年7月，成立蛇口工业区，受交通部下属企业招商局管辖。

李先念给袁庚“半个岛”。在地图上画了个小圈。兴办了23家工厂，开通了国际微波和直通香港的货运码头。其后又吸引外资兴办企业，在较短的时间内建成了初具规模的现代化的工业小城。蛇口特区标杆， 经济特区的“试管” .

1983年将南头半岛与陆地相连的一侧拨给深圳大学。占地面积2.9平方公里。

1984年，合资企业南海石油深圳开发服务总公司成立，政府将蛇口和深圳之前约23平方公里的土地给给该公司，南油开发区比较混乱，没有一个与四周相连的交通网络。

特区的其他地段的发展，也是在复制南头半岛的组团式开发模式。

深圳的每个开发区或者工业园都是独立规划和开发的，所以它们的规划目的、作用、规模和形态都各式各样。

来源：深圳特区报 2020年08月21日 版次：A06

■ 深圳特区报记者 焦子宇

一头短发，一身休闲装；成语脱口而出，网络语言挂在嘴边。如果只听说话，不看面孔，马立安给人的感觉是一位说着方言的中国人。25年的深圳生活为马立安带来了更多体验与思考，她以自己独特的视角观察、解析这座城市的成长轨迹。

近日，美国人类学学者、《向深圳学习》作者之一马立安，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她从1995年开始在深圳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多年来一直关注着深圳的建筑、城市规划及人文变迁。马立安的研究活动包括在深圳白石洲创办“握手302”艺术空间，同深圳飞鸟剧场进行合作。获得莱斯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后，马立安在布朗大学修了博士后，也在芝加哥大学、罗德岛设计学院、香港浸会大学、深圳大学等高校进行研究工作。如今，她的研究着重于深圳的文化地理，变动中的城市创造性文献以及文学翻译等。

因为能说普通话所以选择深圳

1994年，马立安在休斯敦念书。由于深圳和休斯敦是友好城市，当时深圳派了一个代表团去休斯敦考察，马立安是他们的翻译。后来，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表示，可以帮她写信介绍到深圳大学做人类学研究。就这样，马立安的深圳之旅开始了。

“我对深圳最早的印象是罗湖火车站，那里排队的人很多，队伍很长，的士不打表，也没有交通管制。”马立安笑着对记者说，“刚到深圳时，我打了一辆出租车从火车站到深大。的士司机问我要了200元港币，我认为他在宰客，但下车时，他又帮我把行李从校门口搬去宿舍，这一丝人情味又让我很感动。‘宰’我让我不爽，但人情味让我觉得这座城市很有意思。”

那时候，在美国对中文或汉学感兴趣的人不是去北京就是去上海、广州，几乎没有人来深圳。但对马立安来说，能用普通话交流是她决定留在深圳的重要原因。“上世纪90年代，我去中国其他城市出差。期间，当我用中文在街上买包子时，商贩震惊的反应让我觉得不舒服。他们认为外国人说中文很奇怪，甚至有些吓人。但在深圳，我没有这样的感受。这里是一座移民城市，有着各种方言，对口音的要求没这么‘霸气’。比如当时，罗湖区很多人说粤语和潮汕话，南山区很多人说粤语、四川话和湖南话。没有人因为我是一个能说普通话的外国人而感到震惊，他们在惊喜之余更愿意与我交流。在这里，外国人的普通话是交流的工具，而不是被人们议论的现象。这种开放的态度让我决定留在这里。”

“学习”不是简单地模仿

说到深圳的发展速度，马立安笑着对记者表示，“我刚来深圳的时候，到处都是18、19岁的小朋友，这里充满了活力和纳新的能力。对我而言，向深圳学习，更多的是依据自身条件，借鉴深圳长处，为我所用。”

马立安认为，《向深圳学习》是一份历史档案。“人类学家不会跟人下‘好与坏’的定义，只会阐述一个事实。深圳是一个样本，学习深圳的意义不在于一味地模仿、成为另一个深圳，而是提供一种借鉴的可能性，择其优而学，怎么学，要自己判断。”马立安说，

“向深圳学习”，学什么？在马立安眼中，深圳有三大优势可学。一是深圳人的好奇心。来到深圳的年轻人愿意在新的环境中寻找机会，开放、创新、包容、敢拼、透明让深圳成就了很多“不可能”。“深圳是有人情味的地方。这里能接纳陌生人，他们能拥有更多的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获得合理的报酬。通过工作展现自己的才能和潜力，而这个潜力又变成了他们在这座城市生活的机会。”二是深圳谦虚、低调的态度。马立安认为，深圳最可爱的一点是善于借鉴、学习别人的优点。“来这里的人都想改善自己，愿意采纳、学习不同意见。这种主动接受别人改变自己的氛围很可爱。”三是深圳重视选择的权利。“很多企业勇于大胆尝试，愿意引进新的东西。虽然会碰到挫折，但正是他们选择坚持正确的做法，才成就了如今的辉煌。”

在马立安看来，建设国际化城市是社会结构的变化，不是一种城市景观。“高楼大厦、地铁系统、车水马龙固然重要，但以为通过简单模仿就能变成深圳是错误的。先抛弃什么、后改善什么，次序的重要性决定了一座城市的样子。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国家可以成为他人发展的参考资料，用好样本，首先要结合自己的实际。”

回不去老家的“深圳人”

自由地与邻居聊家常，每周都会参加社团活动，马立安去过深圳很多街道和社区，文化圈里的人都爱称呼她为“老马”。25年的深圳生活，如今的“老马”调侃自己，家乡是“回不去了”。

认识丈夫杨阡是老马在深圳最有趣、最难忘的事。“杨阡是一名记者，1993年因为工作调动，从天津来到深圳。他跟我一样对这座城市充满好奇，特别愿意和我交流、交换想法。”马立安举手投足间是对丈夫的赞赏。“文化差异不是宽泛的，是很具体的。比如，外国人觉得对一个人好是支持他的选择，而不是‘有一种冷是别人觉得你冷’的‘强迫’，因此，跟外国人在一起的细节会让很多中国人受不了。我是一个思考问题比较理性的人，一直在分析和看情况，杨阡也愿意去跟我一起这样思考和分析。他知道我在做的研究课题，会主动帮我联系采访对象、看法律文书。”2003年，杨阡与朋友一起成立了“胖鸟剧坊”。一位人类学家，一位作家，因为志同道合，马立安与丈夫一起留在了深圳。

对“老马”来说，另一件有趣的事是学习汉语，在她看来，中文使用词语表达意思，英语是用语法传递信息。“到现在我都听不懂‘车来了’是什么意思。”她笑着摸着额头，无奈地对记者说，“是‘车在路上，快到了？’还是‘车已经到了？’所以，每次听到这句话，我都有很多问号，‘车到底在哪里？’”此外，口音在马立安看来是正常的事情。“18岁刚开始接触中文时，我的汉语老师就表示，外国人说中文永远都会有口音，而我们能做的只是让口音变得可爱一些。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英语口音不重要，语法一定要对。”

对于深圳未来的发展，马立安表示，希望深圳能更加自信且不骄傲。“人类学家很八卦，我们对社会很感兴趣，很爱猜想这个社会的种种可能性。未来，我希望深圳能培养出更多本地艺术和本地文化，少一些‘进口’元素。自信，是不怕被别人瞧不起，希望深圳能更自信而不骄傲。”马立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