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赎者

美洲大陆的划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地理上的，以美洲大陆最狭窄的巴拿马地峡作为分界线而将其划分为南美洲与北美洲，另外一种是文化上的，属于拉丁文化的拉丁美洲以及属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北美洲。第二种划分能够更加清晰地表达美洲大陆地实际情况，这里拥有实际上最发达的国家，也拥有世界上最混乱的国家。从18世纪到19世纪到20世纪，整个美洲大陆都在为摆脱自己殖民地的身份而奋斗，其中发生了多次不同性质的革命。但是对于拉丁美洲的诸多国家而言，他们对于革命热情高涨，但是革命之后的经济发展兴趣缺缺，于是墨西哥就成为了贫穷与富裕的分界线。

为什么会这样，有无数种解释，一种是宗教上的，认为天主教本身就不像新教国家那样追逐物质财富，一种是历史上的，西班牙掠夺性的殖民给这里留下了太多专制独裁的基因，一种是政治上的，认为美国掠夺性的开发资源以及扶持独裁政府阻碍了拉丁美洲的民主进程。而在作者的认知之中，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具有宗教情怀的救赎者太多，能够付诸实施的思想家太少。

第一位救赎者是何塞.马蒂，这位革命者出生在1853年的古巴，西班牙王国最后的殖民地堡垒。当西班牙在1873年建立第一个共和国的时候，马蒂发出了自己的呼声，一个共和国怎么能够否定古巴依照相同的权利宣布自己也成为共和国呢。他曾经被捕，流放，宣布自己是没有祖国的人，自己属于整个拉丁美洲。他活动的基地是美国，积极鼓动古巴独立并且为此筹措资金。他支持独立，但是反对专制，“我绝不赞同将个人专制政权带到祖国的土地上，绝不为这种事奉献哪怕一点力量，这种专制远比祖国现在承受的专制更加可耻和不幸，后果更严重，更难以根除，因为它会裹挟某些价值观一起到来，这些价值观会美化政权的想法，并且因为革命胜利而变得合法化”。他同样反对一些革命者希望借由美国之手驱逐西班牙殖民者的想法，因为“一旦美国被领进古巴的门，谁能把他请出去呢？”他面对的是几个方面的挑战，追逐权力的专制、顽固的西班牙帝国、来自美国希望吞并古巴的压力。他主张，抗争是为了独立，不仅独立于外部的统治者，而且独立于内部的统治者，这体现在他起草的古巴革命党的纲领之中。他致力于建设一个新的独立共和国，致力于发展公民自由与贸易自由。在革命的最后时刻，马蒂告别了安全的纽约，投身到古巴的战斗之中，他不仅仅用自己的笔、用自己心，而且用自己的生命实践对于共和的梦想。多年之后，他被古巴的新政权奉为伟大的革命者，虽然他们建立的并不是马蒂一生都在追求的自由共和国。

在马蒂去世多年之后，他的梦想与梦魇同时实现了，西班牙败在了美国脚下，西班牙的殖民地古巴变成了美国的被保护国古巴。对于美国的仰慕与失望，永远交织在拉丁美洲的自由派之中，他们希望学习美国建立自由的宪政共和国，但是又随时警惕美国的扩张。一个独特的反讽是，在美国内战期间，大量墨西哥人站在美国政府一边反对南方分裂势力，虽然他们被美国夺走了大片的土地，这固然是为了反抗得到法国支持的墨西哥皇帝（支持南方邦联），也反应了美国在拉美人心中的形象：全世界自由和民主的家园。墨西哥自由派知识分子谢拉的这段话非常有代表性：“我希望，面对美国，我的祖国能够有惊人的成就和运气，自豪而有尊严地主宰自己的命运。我并不否认我对美国的仰慕，但是我试图告诉自己，低头只是一时之举，祖国终将直起腰来，变得更好”。

美国击败西班牙，在拉丁美洲带来了多重回响，这固然是一场共和对专制的胜利，但是也敲响了西班牙文化的丧钟。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希望争取自己国家的独立，摆脱西班牙人的统治，但是也同时希望保护自己的文化，来自西班牙的文化。于是，一种反对美国文化的运动开始在南美洲出现，而在其思想内核上，有着德国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于是在德国文化潜移默化的渗透中，拉丁美洲南部各国对于德国有了更多的好感，这也引发了这些国家（比如阿根廷）在二战期间对于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支持。

在拉丁美洲出现过一位知识分子，来自乌拉圭的罗多，他呼吁，拉丁美洲虽然在政治上无法再统一，但是应该在精神层面保持团结。他希望拉美人坚守西班牙文化与天主教的生活方式，换而言之，就是天主教拉丁主义。

从反对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角度而言，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社会主义。如果说德国的浪漫主义带来的是思想，那么俄国的社会主义带来的就是行动。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者坚定的认为如果希望自身强大，就必须加强教育，强大的民众才能带来强大的国家，因为落后国与强国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不是资源的多少，而是使用资源的知识。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者号召所有国家的学生们联合起来（来自何塞.恩里克.罗多）。反美主义成功的将自由派、保守派、天主教徒、思想家、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团结了起来。

墨西哥的独立，带来的并不是新的生活，原有的征服者退却了，新的征服者来临了，他们不停的争夺权力，并且用革命与政变推翻自己的前任。其中一位胜利者是波菲里奥.迪亚斯，属于他的时刻在1876年来临。

对于迪亚斯而言，他有理由认为自己是墨西哥的救世主，在长期的革命、内战以及外敌入侵之后，墨西哥进入了一个长期稳定发展的时期，铁路、港口、矿产与石油，都在说明墨西哥正在迈入现代国家的行列。可是权力总是有限的，无法长期集中在一个人身上。1910年，墨西哥爆发革命，墨西哥当政35年的独裁者迪亚斯流亡，政变的发起者马德罗被称为“民主的使徒”，他号召“有效选举，不得连任”，但是理想不等于现实，在当选总统仅仅两年之后，一场军事政变夺取了他的生命，墨西哥的权力掉落在了地上，有无数人开始争夺，主导之后政治的势力被称为卡兰萨主义，他们主张土地改革并且强调民族主义，新宪法赋予总统巨大的权力，很多权力至少是迪亚斯当年在合法的层面上不曾拥有的。墨西哥曾经经历和很多次救赎，从西班牙帝国手中、从天主教会专制手中、从迪亚斯独裁手中，它还需要更多的救赎。一些知识分子，比如墨西哥大学的巴斯孔塞洛斯，希望通过教育的普及提升墨西哥人的道德水平与政治意识，他经常使用正义、自由、平等这样的词汇，但是这样的词汇，在墨西哥太过理想主义，军人，而不是知识分子，才能够在墨西哥掌握真正的话语权。在残酷的政治实践中，巴斯孔塞洛斯终于放弃了幻想，可是他缺乏马蒂那样放弃生命的勇气，于是最终选择了流亡。于是，满腔怒火的知识分子不再相信民主自由平等，巴斯孔塞洛斯投身纳粹德国的怀抱，发动了持续的反犹宣传，他批判忘恩负义的墨西哥人没有像德国人拥护希特勒一样拥护他这位思想家，即便是纳粹德国倒台，他也继续支持其他各种独裁政权，从佛朗哥到庇隆到巴蒂斯塔，当知识分子背叛自己的事业时，往往会成为自己最大的背叛者。而让他愤怒的墨西哥，其实也掌握在专制政权的手中，在幕后操纵的是拥有强大军方背景的国家革命党，失意的政治家并不反对专制，只是愤怒自己为什么不能成为那个专制者。

稳定的生活与经济的发展曾经让墨西哥看上去已经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这里没有集中营，没有意识形态，政府的绝对权力悄悄隐藏在帷幕背后，让人感受不到。只是在学生们受到巴黎学生运动的激励，认为自己也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的时候，才发现警察与军队在使用手中武器的时候没有什么限制。如果说墨西哥距离独裁有什么差异的话，就是总统执政满六年不能再次参加选举，而在这六年之中，总统就是拥有无上权威的绝对统治者，一个没有头戴王冠的国王。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可以通过思想家、教育工作者、学者或者顾问的方式参与国家机器与国家建设，但是如果他们越界，希望建立反对党或者发起独立批评，那么就会遭遇制度的镇压。

在墨西哥有一个知名的诗人帕斯，他逐渐成为了改良社会主义者，他主张民主化，但是并不愿意使用民主这个词，因为他认为民主这个概念已经被滥用。民主化意味着开放批判的自由空间，并不意味着简单的投票，因为投票非常容易被操纵。他希望作家们远离国家机构以保持其独立性，希望强调作家批判的本质，但是他并不反对权力，更加不主张暴力革命，因为暴力革命总是会让一个新的专制者代替原有的专制者。他不支持武器的批判，也不同意上缴批判的武器。问题是，在富有军国主义传统的拉丁美洲，批判的武器总是虚弱的，武器的批判总是强大的，武器的批判可以让那些批判者闭嘴，批判的武器也就自动被销毁。而对于武器批判的反对，总是来自那些不惮于使用武器的批判者，当马克思主义思潮在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快速消退的时候，墨西哥依旧洋溢着革命的热情。

与墨西哥类似的还有一个南美国家，就是秘鲁，这两个国家都曾经有自己古老的辉煌文化，阿兹特克文化已经消亡，但是印加文化在秘鲁依旧留存，只不过秘鲁被割裂为两个阶层，官方语言、文化以及统治者都与西方文化有着密切联系，而占据人口大部分的印第安原住民却处于社会下层。一些人认为欧洲文化固有的优越性造成了这个结果，另外一些人认为土著居民的独特性必须得到尊重，于是出现了第三种声音，为什么不能将两种文化结合起来形成独特的秘鲁文化。但是这并不容易，地理上的区隔更增加了难度，白人群体生活在沿海的低海拔的城市，而原住民则生活在山区。对于城市而言，他们宁可从遥远的亚洲引进劳动力，从加利福尼亚进口粮食，也不愿意在就近的山区招募印加人。马克思主义并不能解决这种矛盾，因为马克思主义所提及的无产阶级是城市工人或者乡村农民，而不是生活在山区之中的原住民。于是有人开始在印加人的古老传统之中努力寻找现代因素并且提出了印加共产主义，这只不过是将一个正在消散的古老魂魄强行塞入现代身体的无望努力，因为对于共产主义而言，首先要消灭的就是古老的传统社会。但是任何思想一旦被提出，就会留下自己的影子，对于这种思想开创者之一的马里亚特吉而言，他并不能预测在他去世几十年之后，一个名为“光辉道路”的武装组织借用他的名义展开自己的暴力行动。

秘鲁是什么时候把自己搞糟的，很多人提出这个问题，其中之一是巴尔加斯.略萨，是西班牙对于秘鲁的暴力征服以及印加王国的毁灭么，是白人殖民者与黑人奴隶的到来么？这个国家有太多的种族与信仰，有太多不同的政治势力与意识形态。巴尔加斯.略萨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有一个被政变赶下台的民选总统舅舅，以及一个对这场政变拍手称快的父亲。与马尔克斯一样，略萨也曾经为古巴革命而欢呼雀跃，热情的赞颂卡斯特罗，但是他的赞颂没有持续到最后。他还是逐渐产生怀疑，但是还没有来得及采取行动，就已经被采取行动，对于革命的古巴而言，拒绝赞颂就意味着批判，一场缺席的歌颂大会，成为略萨的罪行。“使用违背人类尊严的方法，迫使某些同志检举莫须有的背叛，并签署一些看起来像是警察所写的信件，这是让我开始否定古巴革命的原因，虽然我在革命的第一天就拥抱了它。革命为争取正义而斗争，不以牺牲个人尊严为代价”。或许是卡斯特罗缺乏足够的别墅、龙虾与香槟让每个人都满意，于是只能选择马尔克斯这位名声最大的代表。

或许阿根廷是一个例外，很多人是这么认为的，这里远超其他地方的白人比例，物产丰富的潘帕斯大草原，让这里有望成为拉丁美洲的一个巨大明珠。但是，军事政变依旧成为这个国家惯常的政权交接的手段，庇隆将军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还有他传奇的夫人埃娃庇隆，在庇隆将军的统治下，埃娃送出无数礼物，为穷人打造居所，建设养老院，提供社会福利，着让她拥有了无数狂热的拥趸，这些拥趸甚至在她死后希望将其封圣。但是她的那些狂热拥护者不知道的是埃娃收藏的大批金银珠宝首饰服装，还有那些让底层民众兴奋的社会福利来自阿根廷过去以及未来的财富积累，在民粹主义的狂热下，没有很多人考虑这给自己的后代留下了什么，负债、贫困以及吞噬一切的通货膨胀。或许，其中一些财富还来自一个特殊的渠道，作为著名的纳粹的庇护者，庇隆夫妇从纳粹德国那里接收了多少从欧洲掠夺的财富，这无人知晓。

庇隆主义是反民主的完美教材，在他统治下的阿根廷，所有不同的反对派都被系统性的压制迫害，自由媒体奄奄一息，官方的理由是虚伪的宣称因为资源短缺而导致纸张缺货，大学被剥夺自主权，仰慕纳粹的一部分，就是学习打造类似的宣传机器。专门的调查委员会成为职业的迫害机器，作为对著名作家博尔赫斯的羞辱，他被任命为市场的禽类检查员。庇隆的阿根廷将民粹主义表演的淋漓尽致，他们宣称为大多数穷苦人服务，开启对大众的垂直动员，透支国家生产能力以满足社会现实需求（而罔顾其灾难性后果），同时还特别强调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不过民粹主义虽然可以得到暂时的权力满足，但是总是会剩下一地鸡毛，可是对于权力的掌控着而言，暂时的权力满足不就是一切吗。

也有坚定的革命者，切.格瓦拉已经成为一个形象，一个标志。他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属于整个拉丁美洲的革命者，让他与其他革命者不同的是，他参加了成功的古巴革命。反对美国，在他而言不是言论，而是行动。对于独裁者的扶持，让美国声名狼藉，而作为阿根廷医生，格瓦拉决定首先在自己祖国之外的地区实践自己的革命理想。他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希望打造一个完美的乌托邦，其中包括强制性的绝对平均主义与取消货币交易等等，为此他不惜消灭所有挡在路上的人。在革命期间，他的坚定让他成为卡斯特罗最好的助手，在胜利之后，他成为了高效的杀手，其手段让当年的独裁者巴蒂斯塔瞠目结舌，他打造了强大的安全系统，扼杀了大学政治自由，消灭了独立的批评，打造了完整的宣传体系（作为阿根廷人在这个方面应该有一点优势），建立了劳教所，并且无情的消灭了所有他认为的敌人。但是问题是，他希望建立的是一个超越了国家、民族的理想革命世界，而卡斯特罗更加希望成为国家的主宰者，而非革命的永远追随者。对于古巴的革命者而言，他们对于消灭自己的政治对手得心应手，但是对于如何发展经济却懵然不知，这倒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任何由于经济问题而抱怨的人都会很快滑入反对者的行列而被镇压。而冷战引来了新的卖家，古巴生产的糖，从美国人的茶杯中，转移到苏联人的茶杯中，没有人费心考虑如果苏联这个大卖家消失，古巴的单一产业如何应对来自全世界的经济竞争。对于格瓦拉而言，他梦想着以身作则的高尚的劳动可以改变一切，但是这并不可能。在古巴核危机之中，格瓦拉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加上数百万古巴人的生命华丽的赴死以激励全世界的革命，让他失望的是，苏联没有准备陪着他一起疯狂，卡斯特罗也不准备。在古巴实现自己的梦想已经不可能，于是格瓦拉踏上了追寻自己道路的不归路。他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献祭，与他一起或者被他强迫一起献祭的人群之中，有多少真的是出于发自内心的理想，已经无从找寻。他将自己打造成一段神圣的历史，无数人祭拜，很少人追随。“仇恨是斗争的一个要素。面对敌人从不妥协的仇恨可以超越人类自然的局限，将人变成一种精挑细选、高效冷酷的杀人机器。我们的战士必须如此。”格瓦拉为什么会失败，是身边之人的无能，玻利维亚共产党的胆小，还是卡斯特罗的背叛，抑或是他一直在追寻的殉道之路终于走到了终点，他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这些都充满了争议。不过，受到他鼓舞的游击队都失败了，而受到他激励的拉美年轻人迷失在街头和丛林中。当身处疯狂起义者与残暴镇压者之间无辜的民众挣扎在饥饿、疾病与死亡之间，离开祖国已经成为他们最后的憧憬时，在谈论胜败已经毫无意义。

文人与政治无缘么？这并不一定，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因为一本《百年孤独》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坛的地位。他坚定的批判帝国主义，批判美国扶持下的香蕉共和国，不过他的父亲，一位哥伦比亚上校，本身就是香蕉种植园的受益者，他的丰富多彩的童年，无论时钢琴课、舞蹈课、英语课，还是各种精美的生活用品，无不得益于此。不过作为一个自己阶级的反叛者，他并不认为自己的过去是一个问题。他认为哥伦比亚进行的竞选以及为了执政权而争夺的党派，其实只是在做一场戏，其目的是”确保人民永远都不会得到真正的代表“，不过这种观点有些偏激，至少有足够多的哥伦比亚民众积极的参加并不舞弊的选举，他们从未支持政变与独裁。不过问题在于，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暴力从来没有离开哥伦比亚的政治舞台。马尔克斯的作品中，充满了对权力的描述，权力是上校们追逐的主要目标，他喜欢以暴君为题材，但是并不是为了揭露一个国家的复杂性，而是专注在暴君的年迈与孤单，独裁者成为了受害者，是教会、美国、冷漠、对手、合作方、自然灾害、身体患病、祖先无知、厄运和孤儿身份的牺牲品。马尔克斯的隐秘生活，总是与卡斯特罗联系在了一起，他崇拜卡斯特罗，尊重卡斯特罗，至于更多的内容，只能等待更多的秘密解密的那一天。

在马尔克斯对古巴的赞颂之中，包括了发达的医疗系统、琳琅满目的商场、衷心拥护革命的群众，一切的中心是被群众所爱戴的拥有“超凡的政治智慧，敏锐而忠诚，工作能力极强”的卡斯特罗。他勉强承认古巴缺乏言论自由与革命民主问题，但是认为限制作家的自由不是过错，而是没有必要，因为“如果有任何一个作家妄议革命，无异于以卵击石......革命已经成熟到可以承受这些了”，古巴会变成民主的典范，因为它建立在“一种真正的新民主制度之上......人民的力量以金字塔的方式呈现，保证领导人可以及时而持续地指挥塔基部分”。马尔克斯对于卡斯特罗的赞颂收到了效果，卡斯特罗以极高的规格迎接他，他居住在豪华的别墅并且与卡斯特罗一同享受包括龙虾、香槟在内的美食，至于古巴民众必须接受的粮食配给，在这位作家的笔下与眼中并不存在。对于卡斯特罗而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马尔克斯是他的颂词作家、媒体代理以及海外的公关代表，他为此付出的龙虾宴以及美酒是完全合理的投资。

对于拉丁美洲的人而言，他们总是要面对一种悖论。批判美国的帝国主义与侵略行径固然普遍受到欢迎，但是一旦有了机遇或者有了变故，他们追寻的第一个目标还是美国，无论是失意的政客、愤世嫉俗的知识分子还是落魄的农民，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或者纽约，都是他们的落脚地。批判美国，是他们的自由，咒骂美国不让他们随意进入，也是他们的自由，要是美国胆敢因为他们的咒骂与批判阻碍他们的前行，那更是罪大恶极。被自己抛在身后的祖国总是令人向往的伟大的，至于为什么要将伟大的祖国抛在身后，总是有一些可以说或者不可以说的个人理由。比如伟大的祖国出现了不那么伟大的独裁者。至于如何避免伟大的祖国出现不那么伟大的独裁者，抗议的办法就是逃亡美国寻求庇护然后在安全的地方尽情批判，同时还不忘随时确认是否能够获得特赦。马蒂这样的人曾经出现，被人怀念，但是越来越少的人希望成为马蒂。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东欧，他们曾经那么热情的赞颂自己的政府与自己的制度，然后用更大的热情与更高的效率将其摧毁。

天主教正统、君主制遗存、原住民文化、马克思主义激情、自由主义追求，这些复杂的因素总是在拉丁美洲交织在一起，有的时候它们会让人们误以为可以和平共处，但是这种和平共处背后是一种脆弱的在经济发展之下的平衡，而这种经济发展并非来自制度的优势，而是一种偶然的外部因素，比如资源价格的上涨，然后，一次小小的政变，一个野心勃勃的上校，就足以打破这种平衡，让国家再一次陷入混乱与专制之中，似乎混乱与专制是常态，发展与稳定只是两场激烈比赛之间短暂的休息。拉丁美洲有很多国家，这些国家之间甚至还会发生战争，但是每一个国家的动荡，也同时会影响其他国家的稳定。它们共享一个上帝，共享一片大陆，也正在创造自己类似的命运。

毫无疑问，这本书是有偏颇的。

它花了巨大的篇幅去描述那些拉美精英如何转向对自由民主的认同，如墨西哥的帕斯和秘鲁的略萨。

书中对于这些作家的描述不敢说很全面，但是确实有不少中肯和入木三分的描述。例如读了这本书之后，我初步了解了略萨的作品中对于共产主义者和印第安人的那种剖析和不屑。

然而这本书同时也阴阳怪气地描写了马尔克斯这种双标的共产主义作家，身在自由主义国度，却不断地给卡斯特罗唱赞歌。这样的作家在拉美的那个时代还有很多。

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反美亲苏的作家呢？这就是这本书有意忽略的那一部分了，它写了这么多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作家，却略过了既相信共产主义也遵循民主选举的聂鲁达和他追随的阿连德。恐怕是因为作者自己心里也清楚，这是因为美国想要的不是民主自由，而是它掌控的民主自由。为此它不惜摧毁智利的民主。

权力将通过具有蛊惑力或者杀人不眨眼的独裁者具化自己的形象，或者通过狂热且带有压迫性的具体行动来得到具体体现。文字并不能让权力消失,这并不是文学能扮演的角色,但是文学所具有的自当性尤其是虚构作品一正如乔治,奥威尔所说的那样,是对抗独裁或者更恶劣的东西的天然防线,能够让反叛者们在“辽阔的悲伤王国”里给予独裁者致命的一击:文学,而不是权力,拥有最终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