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诗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顶峰，这已是公论。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说，以七言歌行为例，李白、杜甫之后，“能事毕矣”；以律诗论，晚唐也仅有一句半句能和盛唐媲美；以绝句论，盛唐之后只有韦应物勉强能得王维之意味，其他的，都不足论。
可惜盛唐忽然就结束了。
公元755年的冬天，安禄山兵起范阳，四十天后攻陷洛阳，次年夺取长安。天子西奔，百官失所，我们挚爱的几位盛唐诗人，也惶惶如丧家之犬，不知所向。盛唐诗风随之大变，胡应麟称之为：“骨气顿衰”！
纵观历史，一个王朝盛极而衰是自然规律，但像唐朝这样，于极盛时突然崩溃的情况却十分罕见。
安禄山的反叛颇具戏剧性。他本是东北边境上的一个“杂胡”，大字不识几个，一边在贸易场上做个小中介，一边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三十岁时尚籍籍无名，可十年之后竟已成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既不是皇亲国戚，又非世家高门，离京城又远，他何以竟得如此宠信呢？大唐盛世毁于他之手，是偶然吗？
对于熟读唐诗的我们来说，似乎天宝末年之前，一切都是朝气勃发、纯真美丽的。可是翻开史书和唐人的诗集来看，事情从来就没有刚刚好的时候。大唐盛世的崩坏，并不是毫无征兆的。即便是在大唐国力最强、社会最安定的开元年间，诗人们的生活过得也都不安宁。我们心中的盛世，在他们的眼中，多的是歧路与危途。
盛唐诸家中，王维和王昌龄中进士比较早，却屡受打击。王维的参禅与归隐，一半是受家庭影响，一半也是不得已。王昌龄一生饱受非议，屡次被贬，六十岁仍然只是个龙标尉，他所谓“一片冰心在玉壶”者，并不是随便说说而已，实在是对自己屡遭诽谤的自然辩护。
几位诗人中，孟浩然年纪较长，死得也最早。初读孟浩然的诗，很容易误会他是一个心态恬淡、无欲无求的隐者。其实他一生都在积极求仕，两次入长安游历，多次给宰相写诗请求引荐，但都落寞而归。一直到四十九岁，张九龄被贬为荆州长史后，孟浩然才终于在荆州幕中得到一个都督府从事的小职位，可惜很快又因病归家。不久病死家中，年仅五十二岁。
然而孟浩然又是最幸运的，他没有目睹安史之乱的爆发。其他几位诗人则眼睁睁看着大厦轰然崩塌，亲切切感受命运的无情裹挟。李白和杜甫自不必说，一个沦落西南，一个流放夜郎。王维被迫接受伪职，平乱后虽被宥免，但一直愧悔难安，晚年几乎不再写诗。王昌龄则不幸得罪悍吏，稀里糊涂死在乱世之中。岑参壮年出塞，依附北庭、安西节度使封长清，两人相得甚欢，岑参最壮丽的边塞诗都写于此时。安史乱起，封长清兵败被杀，岑参失去依傍，后寓居虢州，落落寡欢，所作诗歌几乎不值一观。
高适的经历似乎是个例外，年近五十尚蹉跎不得意，潼关兵败后忽然崛起，一年内连升数级，官至正三品的节度使！不过，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安史之乱基本终结了他的创作生涯，在十年时间里，他留下的仅仅是十余首平平之作！
战乱爆发后仍然保持旺盛创作力的，只有李白和杜甫，这也正是二人的伟大之处。李白天生豪迈，落拓不羁，但数年的战乱让他的诗不再飘逸、狂放，变得逐渐沉重、忧郁，还经常充满了委屈。
杜诗的经典之作基本都创作于安史之乱期间。战前十年的困顿已经让他积蓄了满腔愤懑，战争的巨大破坏力，更让他痛心不已。他先是热心从政，很快又意冷辞官，自身的痛苦与人民的苦难戚戚相融，心中的期望与失望反复浇结，造就了他沉痛厚重又多彩易变的创作风格。从长安到凤翔，从洛阳到秦州，从成都到夔州，每到一处，杜甫的所思所感就更深刻一层，所作诗歌就更沉郁一分。
770年四月，当五十九岁的杜甫病逝于湖南耒阳舟中时，盛唐时代的重要诗人都已全部凋零。盛世早已不再，唐诗转入大历新风。新的诗坛以韦应物和刘长卿为首，所作诗歌大多低沉内敛、冷静凝重。视野不再高阔灵动，胸中再无慷慨激情。再没有“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有的只是“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再不说“直挂云帆济沧海”，只看得“野渡无人舟自横”。这种转变并非只是有唐一代之变化，而是整个中国两千年来诗歌总体之转向。从此以后，中国诗歌再也没能回到安史乱前那般慷慨豪迈、热情洋溢又生动多姿了。
我们今天诵读最多的，仍然还是盛唐诗。不管李、杜，还是王、孟，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能背出几首他们的诗句，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盛唐的印记。不管是“长安一片月”，还是“大漠孤烟直”，盛唐已不只是一个历史概念，它俨然已成为亿万中国人的心灵故乡。
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很像是一场寻乡之旅。在写这本书之前，我曾很多次捧着唐人的诗集暗自好奇：盛唐，究竟是怎样的盛唐？我们又是怎样离开了盛唐？
于是，在2017年秋季，我开始了这趟旅程。经过一年多的跋涉，盛唐的背影在我脑中逐渐清晰起来，安史之乱的惨烈也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不知道自己的拙笔能将这些感受传递出几分，惟愿读者阅后，对唐诗的热爱会更增一点。
如此，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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