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透

“时尚本质上是一种阶层划分的产物。”

论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提出，经济理性主义的形成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宗教因素的影响。宗教改革之后，人们深深陷入关于自己来世得救问题的恐慌中。天主教所倡导的“赎罪”论所带来的人的道德善恶轮回被路德教的“天职观”（calling）所取代，人们的得救状态不再能够自主地通过赎罪而获得，而是要努力做好在人世间的本职工作才能得到上帝的青睐，成为上帝的选民，最终得到救赎。

在这里，“天职观”是新教伦理的核心基础。所谓“天职”，就是在俗世中，上帝分派给每个人以不同的职位，这些职位在上帝看来并没有贵贱之分，人们有责任和义务，在各自的岗位上认真、勤勉的工作，这不仅是道德所在，也是为上帝增添荣耀的最高形式。用韦伯的原话来说，就是“上帝所能接受的唯一的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们完成其在尘世所处的位置所赋予他的义务。这就是他的天职”。

在此观念之下，人们的世俗活动不再是“财迷心窍”的行为，而是通过勤勉工作积累财富，求取成功，从而在上帝面前证明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就是“上帝的选民”，如此便可以得到启示，获得拯救。这种新教工作伦理对财富追求予以肯定，无疑有助于帮助西方众多企业家与资本家的诞生与壮大。

与此同时，在新教的教义里，提倡禁欲和节俭，反对骄奢和浪费。任何懒惰、享乐的行为都是对上帝的违背，也是对自己得救状态的否定。在这种伦理指导下，确信得救的选民们的生活方式更加理性与道德、节俭而自制。

新教伦理一方面强调劳动光荣，另一方面又强调艰苦朴素。拼命赚钱又不花钱，以这种天职观念引导的理性经济活动完美契合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并最终催生了资本主义的兴起。

这里，有必要再次强调的是，韦伯认为新教伦理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之一，他并不排除尚有其他因素有助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另外，他也同时指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也只是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兴起的因素之一，他不排除还有其他诸如政治、经济、社会或者人文思想的因素，协助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韦伯认为，新教伦理只是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而非其充分条件；同样，资本主义精神也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兴起的必要条件之一，而非充分条件。事实上，韦伯也从未把新教伦理当作资本主义发展或者资本主义经济兴起的唯一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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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资本主义

在韦伯的《儒教与道教》（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一书中，他进一步讨论了在儒家和道家价值信仰体系支配下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

首先，是社会结构上的障碍。中国的社区组织是由一个个严密的、有血缘关系的氏族家族所组成，其中人们之间的行为互动皆严守传统的律法规矩，长幼有序、上下有别，家族长老具有无上权威，发号施令，人人不可违背。每个氏族家庭是完全自我独立为营的，鲜少与社区中其他的氏族家族发生关系。而且大多数的家庭皆为农户家庭，只在很小的土地上耕耘为生，因此鲜有新的发展机会。绝大多数人都是活在天高皇帝远、自我封闭的小社会中。

其次，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政府是世袭的。政府的运作是靠传统、特权及施惠来维持，政府行政机构的运转，也不是以理性为基础的科层制架构，而更多体现出人治的色彩。商业行为也没有足够的法律加以制约和保障，民间纠纷和冲突的案件也没有中央法院及其一系列的司法机构来裁决处理。这些不合理的机构及行政组织阻碍了理性的资本主义的发展。

最后，是重视经学教育的儒家思想所造成的障碍。一个人要想晋身仕途，就必须要熟读四书五经这些古典书籍，并且还要擅长诗词书法和绘画。我们看到，历朝各代的科举考试，都是通过考察经义、诗赋这些来选拔人才。比如说，考官从任意一本经书中选取一页，然后摘录其中一行作为考题，考生们在考试中，就要根据这一行文字，再填写出与之相联系的上下文。

在韦伯看来，儒家传统所鼓励提倡的这种教育模式，是一种书呆子式的文学教育，从中选拔出来的儒家学者和官员，对于理性的经济体系、政策制定、科技发展等，自然都没有兴趣，并且也没有能力去管理。在韦伯看来，儒教伦理不同于新教伦理，前者强调的是适应社会而不是改造社会，认为人性本善，而非新教的人性本恶。更重要的是，新教的价值理念存在上帝，存在一个现实世界之外、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超越世界，两个世界充满张力，因此新教徒要积累物质财富、奉行禁欲节俭、做好本职工作才能获得救赎进入超越世界。而儒教不同，不存在这样一个超越世界和外在的最高造物主，儒教注重世俗的伦理秩序，主张顺应天道、接受现状，强调个人的自我圆满。对于追求功利、忙于累积财富的价值观念，是为儒家伦理所不齿的。另外，儒教奉行古法，不喜变革，重义轻利，这些都不利于追逐利益、强调经济的资本主义产生。

对于这一点，经济学家林毅夫在解读“李约瑟难题”的时候，也曾明确指出，近代中国为什么没有爆发工业革命，是因为中国施行了以诠释四书五经为要义的科举制度。由于这样的制度只强调背诵，不强调以大规模实验为基础的科技创新，因此在工业革命到来的时候，中国错过了发展的契机。

除了儒教以外，道教也是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的教派之一。在韦伯看来，道教强调“出世”，那些所谓长生不老、巫术的神秘主义也无法引导人们走向理性化道路。儒教和道教殊途同归，最终和西方的理性化、现代化相背而驰。

序言 那天下班，他才发现自己的家没了——社会学的想象力

“在一座拥有10万人口的城市中，如果只有一个人失业，那这就是他的个人困扰。但在一个有5000万就业人口的国度里，如果有1500万人失业，这就成了公共议题。”这句话出自上世纪中叶，美国“新左派”社会学家米尔斯（C. Wright Mills）的名著《社会学的想象力》

前言 让我们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

社会学的一个核心命题，就是对人性与社会秩序进行研究。对于人性与社会秩序的追问，长期以来都是社会学家试图认识理解我们这个世界的核心使命。

人们不仅仅是理性人，更是社会人。在社会当中，人和人是通过千丝万缕的纽带紧密连接，不断地进行社会交流与互动。这一现象在社会学理论中，被称为“镶嵌”（embeddedness），即人是嵌套在社会中的，没有办法孤立的存在。人们的行为因此会受到很多非正式制度的约束，譬如情面、场面、道德、习俗、规范等。这就需要人们在行动中，不仅要考虑自己，也要考虑他人、家庭、社区的存在，考虑自己的预期是否符合社会的要求，考虑整个社会的“共享价值”。这些考虑就会导致人们在一个事件面前，或在历史的某个关键节点，做出不同的选择。由选择导向行动，行动又指向社会秩序的排列，而这背后，又是我们复杂的人性。

美国社会学家约翰逊（Doyle Paul Johnson）曾提出，社会学的产生动力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前所未有的复杂的社会变迁”，其二是这种变迁获得了来自知识界的有意关注，因为正是“急剧的社会变迁……有可能提高人们自觉地反复思考社会形式的程度”[1]。

社会学家都是说故事的人，他们常常期待在社会转型的大潮中遭遇到一些未预期的故事，这就需要他们既遵循一种理性的思维原则，又同时需要切入场景之中，用经验质感去感受那深入肌理的切肤之痛。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的名言：“我力求客观，但绝不冷漠。”（I have tried to be objective, but I do not claim to be detached.）

西方古典社会学理论是社会学的源头，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又被称为社会学的三巨头。

第一章 社会学的诞生与进化

1789年7月14日，法国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法国大革命爆发，这一天后来也被法国定为国庆日。

孔德是第一位使用“社会学”这一名词的人。事实上，他是“社会学”这一学科名字的创立者。

法国大革命后，孔德对法国社会受到摧残破坏的社会现象，以及陷入无政府的状态深感痛心与失望，于是把重建法国社会当作他终身的职责。

德又用拉丁语的词头“soci”与希腊语的词尾“ology”合并，创立了一个崭新的词汇“社会学”（sociology），

因为只有掌握了现象的规律、从而能够遇见未来，我们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逐一改变现象……科学产生预见，预见产生行动。

在孔德的心目中，社会学是所有科学的皇冠，它的知识是建立在其他科学的基础上，整合其他学科的知识而建立的。

倘若将所有的学科按照它们各自的重要性进行排序，放在一个金字塔图案上，那么社会学就会站在金字塔的塔尖，统领其他所有学科。社会学之后，依次则是生物学、物理、机械、天文学和数学。数学排在所有学科的最后。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想修读社会学，就必须先精修数学、天文学、机械工程学、物理学、生物学，逐级而上，最后才可以有资格修读社会学。

孔德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大部分叫作社会静态学，是研究整个社会如何依照社会法则，由不同的部分或单位所组成的。换言之，它主要研究社会结构或社会秩序。孔德认为社会秩序是建立在社会成员共识之上的，大家必须要有一种“普遍的共识”（universal consensus），才能够将社会的诸多成分贯穿联结起来。“普遍的共识”是社会团结及社会分工的基础。对孔德而言，社会结构或社会秩序有三个面向，即个人、家庭与社会。其中尤以家庭最为重要，它是社会结构最根本的单位。正是在家庭内部，个人的利己主义倾向才有可能被抑制，学会“为他人而生活”。 第二大部分则叫作社会动态学，是研究社会变迁或社会进步的。孔德对未来社会充满了乐观，认为未来的社会会越来越好，因此他深信社会进步。认为社会的发展，需要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先是由朴素、神学式的思想所萌生，历经抽象概念的使用，最终达到实证的地位，迈入科学的时代。 在孔德的心目中，研究社会学就意味着必须研究社会静态学及社会动态学，一个是研究社会的结构，另一个是研究社会的变迁，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社会进化论： 为什么达尔文的进化论可以解释社会？

马尔萨斯在1798年出版的《人口原理》（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指出，在没有限制的条件下，人口以几何数列增长，生活资料以算术数列增长，其结果必然引起灾难和战争。只有通过优胜劣汰的方式，譬如战争、瘟疫、穷人不得结婚等方式，才能抑制人口增长，实现人口和生活资料的均衡。

斯宾塞又特别指出，生物有机体和社会更为重要的差别，就是生物有机体是靠皮肤维系起来的，而社会有机体是通过语言媒介保持团结的。

社会有机体能通过另一方法保持合作，社会成员不用接触就能通过情感语言和口头或者书面语言超越空间而保持合作，这就是说语言具有身体刺激所没有的媒介功能

从社会有机体论出发，斯宾塞认为社会中的人们必然按照不同的职能，分化成三个不同的阶级，即担负生产功能的劳动阶级、担负分配功能的商人阶级、调节生产分配及整个社会的工业资本家阶级，这三个阶级对于社会各有各的功能，缺一不可，而且三个阶级之间可以达到平衡和安分守己、各司其职。这三个阶级的同时并存是由社会有机体的本性所决定的。

斯宾塞相信“自然选择”基础之上的“个人主义”。他反对社会改革、社会福利以及任何政府控制或干预的政策。在斯宾塞看来，政府的活动应该加以限制，越少干预人民的事务越好，一切让之自然发展，自然就会理出一条最好的解决之道。政府越是出台一些新的政策，干涉人民的生活越多，就越会将社会弄得一团糟糕，鸡飞狗跳，民怨载道。譬如教育制度、货币制度、社会福利政策及措施，都非政府所应该涉足的。

涂尔干，就提出社会进步的动力，是在社会整合基础之上的有机团结；韦伯则指出理性和价值是指引社会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源动力；滕尼斯则强调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大的共同体，人们以和平的方式相互共处。

第二章 金钱是我们时代的上帝

他认为社会是人们交往方式的产物。有什么样的社会交往方式，有什么样的人和人之间的互动方式，就会有相对应的经济交换方式、生产方式、生产资料的再分配方式。也因此会诞生出相对应的国家、家庭和社会不同的组织形式，以及马克思所描绘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形态。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劳动应该是一种有着主观能动性和自我意识的活动。人因为劳动而更富有创造力。人是通过劳动才可以不断地去改造世界、建造世界的。 马克思最为看重的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和存在。他认为在劳动的过程中，人的本性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人会自觉自愿地进行劳动，并没有受到别人的强迫。 这种发自本性的劳动是人类的一种本能需要，这种需要不仅仅是为了生存，比如打猎、耕种，让人不至于饿死，同时马克思更强调当劳动成果展现在我们面前时，人可以获得极大的喜悦和满足。

所谓异化实际上就是我们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反过来又统治着我们、束缚着我们的生活。

商品拜物教： 为什么我们永远在“剁手”？

因为人和人的关系被物和物的关系遮蔽，那么社会对于一件物的评价便直接决定了对此人的评价，人们就会形成一种以物的交换价值为导向的价值体系和精神状态。

在马克思看来，金钱是一种最可怕、最有效的理性量化工具，把所有的物品全都圈进了商品的范围内

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 知识是一种可以买卖的商品吗？

近几年来，“知识付费”这个概念红遍大江南北。仿佛是一夜之间，各种知识付费内容兴起，这一方面是解决了年轻人想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的需求；更深层次的原因，其实是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很多城市白领想要提高自己核心竞争力、提升自己职场上升效率的压力和焦虑感。

知识的获取并不等同于知识的掌握。知识付费的形式只是为大家打开了一扇了解知识的大门，激发大家对一个专业领域的知识，甚至一门学科产生兴趣。但至于真正掌握知识，还是需要依靠深度的阅读和坚持不懈的大量练习才可以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经济决定论： 婚姻里真的是谁收入高，谁就更有话语权吗？

一个国家或是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以及精神面貌等内容，也就是说钱的多少、对金钱的观念决定了社会或者地区的观念、文化等发展方向。

阶级与分层： 底层的人生，距离我们有多远？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

已故的社会学家陆学艺在其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中，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划分标准作了说明。他发现人们凭借社会经验和主观感受对人群进行分类，分类主要依据三个方面的标准：是否有钱（收入高低或拥有多少财产），是否有权（在政府或企事业单位中的职位高低），是否有文化（学历高低）。在今天的中国，经济资源、政治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量，决定着人们综合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着他人对某一个人的社会性评价。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诞生在中国？

上帝所能接受的唯一的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们完成其在尘世所处的位置所赋予他的义务。这就是他的天职”。

新教伦理一方面强调劳动光荣，另一方面又强调艰苦朴素。拼命赚钱又不花钱，以这种天职观念引导的理性经济活动完美契合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并最终催生了资本主义的兴起。

在韦伯看来，儒教伦理不同于新教伦理，前者强调的是适应社会而不是改造社会，认为人性本善，而非新教的人性本恶。更重要的是，新教的价值理念存在上帝，存在一个现实世界之外、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超越世界，两个世界充满张力，因此新教徒要积累物质财富、奉行禁欲节俭、做好本职工作才能获得救赎进入超越世界。而儒教不同，不存在这样一个超越世界和外在的最高造物主，儒教注重世俗的伦理秩序，主张顺应天道、接受现状，强调个人的自我圆满。对于追求功利、忙于累积财富的价值观念，是为儒家伦理所不齿的。另外，儒教奉行古法，不喜变革，重义轻利，这些都不利于追逐利益、强调经济的资本主义产生。

金钱与现代生活： 当我们在谈论消费主义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梁之上的。”我觉得这一句话可以非常好地概括人和金钱之间的复杂关系。这句话就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齐美尔的名言

第三章 社会秩序的基础是道德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当时世界上还没有“社会学”这个专业，涂尔干在1887至1902年执教于法国波尔多大学的时候，创办了法国第一个社会学系，他也成了法国第一位社会学教授，可以说他以一己之力推动了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

涂尔干认为，社会不能只通过理性的协议而存在，因为要达成协议，前提必须是每个参与者都要互相相信对方能遵守协议。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假设A、B两方一起遵守契约，则双方都会获得一定的收益；倘若A、B两方中无论是A还是B，有一方选择欺骗，另一方选择遵守契约，则选择欺骗的那一方就会获得全部的收益，而选择遵守契约的那一方则会全输；如果A、B两方都选择欺骗，两方均无所得，也无所失。

制度之善的背后是公平和正义，因此可以抑制人性之恶，保护、激励并发展人性之善，从而确保秩序的正常稳定。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在其代表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一书中提出了一个经典论点：在公共利益的条件下，个人投入集体行动的边际代价往往大于边际效益。[5]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因而会趋于一种“搭便车”的投机行为。

社会整合： 为什么我们更加留恋家庭？

涂尔干曾经通过研究欧洲不同国家的自杀现象，得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社会学理论：如果没有一个家庭纽带作为风险的保障，没有被整合进一个群体，人们就会存在不安全感，精神上强烈的聚合需求就会得不到满足。

人的意义在于“人和人之间”，而不是孤立的存在。

作家郝景芳在她的作品《人之彼岸》里也提道：“人能够从和人交往的经历中学到很多情感和行为知识，能直觉感知他人的心境，不是因为人类头脑处理能力更快，而是因为人类能够以自己映照他人，将心比心。”[3]这是人和机器、和人工智能的区别，也是我们生而为人的尊严和体面。

从社会整合的角度看，恋家，或者在适宜的时间回归家庭，其实是最理性的决定。

回家，看似是一种非常个人的选择，然而，放在整个大环境中来看，其实和我们的社会特点、传统文化、代际亲密关系的变化都有着很紧密的联系。

自杀论： 我们该如何和世界相处？

涂尔干先是通过实证研究，否定了精神疾病、酗酒、遗传、种族和气候等因素对自杀的影响，而后肯定了他提出的命题，即，自杀是由社会因素所引起的，而这其中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社会整合度。过高或者过低的社会整合、过于混乱或者过于严苛的社会规则，都会导致自杀率的上升。

利用“社会整合”这一标准，涂尔干对自杀进行了社会学分类，总结出了四种类型的自杀，分别是：由于社会整合程度过低而脱离社会义务和束缚的利己型自杀、由于社会整合过高而失去自我价值意识的利他型自杀、由于社会控制不足和规范混乱所导致的失范型自杀，以及由于社会控制过度而使个人失去希望的宿命型自杀。

失范论： 为什么道德秩序正在失效？

在社会学中，对于社会的混乱、失序，有一个专门的社会学术语，叫作“社会失范”（anomie）。

共同体与社会： 社区生活可以打破身份区隔吗？

《共同体与社会》这本书体现了滕尼斯对社会与历史发展两种基本模式的思考。在书中，他区分出了两种社会关系，那就是“共同体”（Gemeinschaft）和“社会”（Gesellschaft）。这也成了一对经典的社会学概念，在他之后，许多的社会学思考范式，如“宗教社会”与“世俗社会”“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等，都受到滕尼斯二元分类法的影响，与他的理论异曲同工。

滕尼斯进一步探究了深层次的原因，认为人的两种意志——本质意志和选择意志对社会关系的构成起到了塑造的作用。

回归滕尼斯的共同体思想，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秩序的构建，单单依靠政治与法律的维持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通过一个个共同体，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伦理团结，使得人际关系打破冷漠，重回温热。个体之间可以亲密无间、温情脉脉地和谐生活，才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现代社会应有的模样。

秩序是自然的法： 未来该是一种怎么样的秩序？

人从不成熟向成熟迈进的根本标志在于“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迈向“自主”（selfautonomy）状态——“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

道德教育： 人性如何被教育？

涂尔干认为，道德教育包含有三个要素：纪律精神、对社会群体依恋精神和知性精神。

科层制： 我们理解的“官僚制”为什么是错的？

克里斯玛型权威下的统治，实际上是一种领袖的魅力统治，所以克里斯玛型权威也叫作魅力型权威。

第五章 鼓荡心灵的诗歌和宗教化为虚空

在《以学术为业》中，韦伯也鲜明地提出过一个观点，那就是，“科学是不涉及终极关怀的”。

对于未来，我们要有孩童般的初心；对于未知，我们也要保有敬畏之心。

结语 社会学的想象力：批判理解世界的钥匙

从涂尔干的社会分工到马克思异化的向度，再到韦伯工具理性的“铁笼”和齐美尔的大都市精神生活，现代性引起的巨变总是引发社会学家对人性中真诚、美德、自然一面的关注和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