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日本经济》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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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也曾实施促进人口增加的政策，但缪尔达尔强调，自己提出的人口政策与这些国家的政策截然不同。德国和意大利的目标是“促进”生育，而缪尔达尔则主张“我们应该消除妨碍普通人生活的障碍，以便人们自然而然地希望结婚和拥有孩子”。无须赘言，这正是21世纪发达国家“育儿援助政策”的基本思想。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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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厚生劳动省每隔三年就会根据“国民生活基础调査”计算并公布基尼系数。如图3-9所示，1979年至2009年期间，日本的基尼系数有所上升（说明不平等程度升高）。不过解释计算结果时需要注意，因为还有一种基尼系数是根据未将养老金纳入“收入”之中的“最初收入”计算得出的。这样一来，主要依赖养老金的老人的收入会显著降低。因此，现在日本同时也会公布根据“再分配收入（含养老金）计算得出的基尼系数，即图39中的“再分配后”的基尼系数。
由这张图表可以发现，再分配后的基尼系数要低于根据最初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此外，基尼系数的上升幅度也要更为缓和。这说明，导致根据最初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上升的重要原因是人口的“老龄化”。正如第2章所述，日本的财政状况极其严峻，但养老金和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是在超老龄化时代维持社会平等的重要制度。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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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亮进（2000）绘制的图3-10中可以明显看到，与战后相比，战前的日本是一个极度不平等的社会。战前的基尼系数不仅“水平”更高，而且1900年至20世纪30年代期间，不平等的程度也一直在明显上升。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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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英国在出口工业产品的同时进口农产品，那么随着农产品价格逐渐上涨，英国将不得不在不利的“交易条件下开展贸易。交易条件是指一个国家国向外国出口1单位商品，能够换得多少进口商品的交换比例。具体来说，交易条件就是出口商品价格除以进口商品价格得到的进出口商品的价格比。就英国而言，其“交易条件”便是工业产品价格农产品价格。马尔萨斯认为，从长期来看，这个交易条件将会对英国越来越不利。因此，进口农产品并非解决人口问题的根本对策。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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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在机械化发展的进程中，人们获得的收入包含两部分，即工资等通过劳动获取的收入和通过拥有机器获得的收入（源自“资本”的收入）。也就是说，在AI、IT社会中，人们的收入将是劳动收入和AI、IT的所有权带来的收入的总和（包含间接的利息收入等）。在过去的200年中，即便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劳动收入的比例（即“劳动分配率”）也不会降低到让人难以维生的程度。发达国家的劳动分配率大致稳定在60%~70%的水平。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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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己的理想，穆勒说道：
对人类而言的最佳状态是，任何人都不会觉得自己很穷、自己必须变得更加富裕，任何人都不会由于别人追求富裕的努力而感到威胁。（《政治经济学原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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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进行人口普査并不是出于好奇，而是为了准确征收人头税，即“算赋”。自古以来，国家关注人口，最首要的原因都是出于征税和征兵这两个需要。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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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东洋史泰斗内藤湖南在对中国史进行时代划分时，认为中国的“近代”始于宋代。进入宋代以后，中国人口再次出现显著增加，堪称“爆炸式增长”。推动人口增加的除了农业技术的发展，还有烹调方法的进步，可以将各种动植物当作食材来使用。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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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家的研究表明，体重60公斤左右的“大型杂食动物”的合理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5头。如今在非洲等地区，仍有人过着亲近自然的狩猎生活，据说他们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3人左右，但整个地球的平均人口密度已经达到每平方公里44人，几乎是“合理密度”的30倍，这说明地球人口已经明显过剩。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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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英国在出口工业产品的同时进口农产品，那么随着农产品价格逐渐上涨，英国将不得不在不利的“交易条件”下开展贸易。交易条件是指一个国家国向外国出口1单位商品，能够换得多少进口商品的交换比例。具体来说，交易条件就是出口商品价格除以进口商品价格得到的进出口商品的价格比。就英国而言，其“交易条件”便是工业产品价格/农产品价格。马尔萨斯认为，从长期来看，这个交易条件将会对英国越来越不利。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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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塞尔的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讨论了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的“最优人口”。人口的增加或减少固然重要，但说到底多少人口才能算“最优”人口呢？在维克塞尔之前，学者们都将一个国家能够抚养的“最大”人口作为分析“过剩人口”等问题时的标准。但最优人口与最大人口是不同的。
所谓最优人口，是指人口增长一旦超过这个标准，人均福利水平就不再上升，反而会转为下降。也就是说，最优人口指的是能使人均福利水平最大的人口。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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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对一个人、一个家庭来讲，孩子数量的减少意味着人均收入的提高，生活也许会因此变得更加富裕。但其结果是，全国人口持续减少，将“对整个社会的所有人的生活水平产生绝对的恶劣影响”。缪尔达尔认为，限制生育给个人带来的利益并不等于整个社会的利益。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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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富裕阶层的出生率会降低呢？布伦塔诺在他的这项先驱性研究当中提出了几个观点，至今仍被专家们反复探讨。随着社会的进步，年轻人能够享受的商品和服务种类不断增加。享受这些商品和服务既要花时间，也需要花钱。这导致年轻人对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的生儿育女敬而远之。为了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平，人们开始控制孩子的数量。此外人们也开始希望让少数孩子得到高质量教育，让他们从事专业程度更高的职业。除了这个潮流之外，他还提到了女性意识的变化。
欣赏歌剧和出国旅游等新兴娱乐、女性意识、更高的教育水平等都会抑制出生率，而最先受到这些时代变化影响的是经济富裕阶层。在中下收入水平阶层仍然保持着传统的出生率的情况下，富裕阶层的出生率首先开始下降。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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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了也卖不出去（没有需求），因此企业不再生产，其结果是不再雇用工人，导致失业发生。凯恩斯经济学的“有效需求原理”，即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水平的是总需求这一理论，也是基于人对现有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终将达到饱和这一事实提出的。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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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塞尔认为这些担忧（人口减少以后无法轻易逆转）只不过是杞人忧天。如果想使人口增加，只要从财政上对多子女家庭提供补助，出生率很快就会上升。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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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家的研究表明，体重60公斤左右的“大型杂食动物”的合理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5头。如今在非洲等地区，仍有人过着亲近自然的狩猎生活，据说他们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3人左右，但整个地球的平均人口密度已经达到每平方公里44人，几乎是“合理密度”的30倍，这说明地球人口已经明显过剩（长谷川[2015]）。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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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在机械化发展的进程中，人们获得的收入包含两部分，即工资等通过劳动获取的收入和通过拥有机器获得的收入（源自“资本”的收入）也就是说，在AI、社会中，人们的收入将是劳动收入和AI、IT的所有权带来的收入的总和（包含间接的利息收入等）。在过去的200年中，即便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劳动收入的比例（即“劳动分配率”）也不会降低到让人难以维生的程度。发达国家的劳动分配率大致稳定在60%~70%的水平。确实，托马斯皮凯蒂在其世界级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今后劳动分配率会不断降低，资本带来的分配额会不断增加，因此“贫富差距扩大型社会”即将来临。但针对皮凯蒂的观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上，现在都是反对意见要更占优势。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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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马尔萨斯的观点，如果人口与粮食同步增长，贫因不复存在的话，恐怕人类就会贪图安逸，而无法从野蛮状态中摆脱出来。正是因为有贫困的压力，人类才通过不解努力推动了文明的进步。
马尔萨斯把人口与粮食的不均衡以及贫困控制人口的机制称为“自然法则”。翻开《人口原理》，你会感觉尽管这是本关于人类社会的书，但马尔萨斯观察人类社会的目光却仿佛是在观察虫类世界。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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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繁荣的19世纪，财富的不平等通过储蓄的形式推动了经济发展。一个国家创造出的财富如果均分给所有国民，那么将会全部被人们消耗殆尽，整个社会就不会形成储蓄。而由于不平等的存在，富裕的有钱人会拥有储蓄，将其用于资本积累，才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就是说，不平等是人类社会实现进步的“必要之恶”。这是19世纪保守主义者们的观点。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破坏了这种社会秩序。人们难以再期待储蓄具备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不被用于投资的储蓄只是单纯的“不消费”，会给经济带来“需求不足”的弊端。新的时代由此拉开了帷幕，不平等不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成了桎梏。
在这个历史大转变时期，世界又蒙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祸。欧洲面临着巨大的危机，然而《凡尔赛和约》却出于孩子气般的复仇心理，对德国提出苛刻的赔偿要求。这将与战后重建的方向渐行渐远，催生出新的危机。《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将理想与历史图景以及冷静的现状分析绝妙地交织在一起，为年轻的凯恩斯赢得了不可动摇的声名。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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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减少的问题虽然严重，但就日本经济的“发展”而言，“人口减少悲观论”言过其实。有很多人认为在人口减少的情况下，日本经济没有未来，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基本上并不依赖劳动力人口，而是由创新来驱动的。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