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茧

民族主义封装式思维，对内要从观念上把国内各种复杂的社会结构给化约掉，形成相当均质化的社会；对外要从观念上加强本国与外国之间的差异，使得彼此之间不可通约。在这种思维模式下，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和态度可能是扭曲的。不过，只要扭曲不超过某个度，封装式思维带来的简化还是有历史效用的：它能大大的简化复杂的世界，以很低的成本塑造共识 并转化出政治动员的效果。因此，近代以来民族主义一直是个历史潮流，但它毫无疑问会遮蔽真实秩序，数千年来人类历史所演化出来的各种能够彼此穿透的空间结构被化约掉了，而不存在差异的空间又被硬性打造出差异。

可是一旦超过了某个度，封装式思维就会带来很大问题，容易发展为极端民族主义。这里是否过度的衡量标准就在于，政治空间和经济空间是否有大致的重合性。重合性越高，封装式思维的影响就越小。而今天，在这个全球化深度开展的世界，这种重合性毫无疑问已经不存在了。一个日资汽车厂，主要的生产车间都在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以政治空间为单位来片面地看待问题，那么当国人抵制日货的时候，被抵制的就不知道是日本企业还是中国企业了。

这张支票将给予我们宝贵的自由和正义的保障。——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

基于逻辑进行争论，基于立场进行争论。

信息、共识的公共空间

信息茧房

民族主义封装式思维

阴谋＊阳谋

破茧 施展 53个笔记 前言 记忆与未来 【感觉作者保持了《枢纽》的气质，以历史达成对皈依的向往】 瘟疫初起之际，北京大学历史系罗新教授在微博中写道：“一生所学，只为此刻。”我读到这八个字，马上就联想起好友、华东师大的邱立波教授多年前讲的熊十力的故事。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有人问他此时最重要的是什么，熊十力回答得简单铿锵：“读经！”抗战最艰难之际，国运已到谷底，若想能重新站起来，除非这个民族有足够强韧的精神内核。熊十力意识到，精神内核已崩，倘不能重建，此族必亡。如何重建？从我辈重新读经、再造精神内核开始！读经，看似是柔弱无用之事，岂不知，在一个族群危急存亡之际，这恰是最为刚健之事。老子有云：“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对中国人这样的本就高度世俗化的人群来说，又是在一个已经高度祛魅的时代，“经”在哪里？它就在我们关于历史的记忆里。关于历史的记忆，实际上就是一个族群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的最深刻回答，是我们表达自己对尊严与价值的理解的具体载体。 历史学家不仅要把“此刻”记录下来，还要在历史中找到那些构成记忆节点的“此刻”，为它们赋予统一连贯的意义，让它们构成我们的“历史”，构成“我们”；在灾难之时，为这个民族埋下他日能够精神涅槃的种子。对历史学家来说，每一个被经历的时刻都是“此刻”，转瞬即逝的“此刻”却又在记忆中绵延不绝。历史学家如何记忆，这个民族就会如何记忆。历史学家的记忆，并不是对一个整齐划一的完美世界的描摹，而是要记录下真实世界的各种多愁善感，各种自生自发，各种无可奈何，各种不尽完美。生活的意义就在那种不完美、不整齐当中，倘若一切都是完美的，那就像一场永远都不可能输的游戏，意义也就干涸了。在一个整齐划一的完美世界，其中的人也就没有了选择的必要与可能，人成了被规定的存在，丧失了自由。这会在事实上让人放弃对责任的担当，进而放弃对自己行为后果的承担，放弃对自己肆意欲望的节制，放弃对自己生命意义的追索。如果把这些都放弃了，人就是个“巨婴”，只要开心就百依百顺，一不开心就撒泼打滚。然而，真实的世界并没有义务惯着你。 现代社会即风险社会 瘟疫和病毒古已有之，但病毒和对它的恐惧的全球性蔓延，却是一种现代性的现象。正如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指出的，现代社会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种风险社会。 但随着铁路、公路和航线把全世界编织在一起，任何地域性的公共卫生危机都有可能转变为全球性的危机。 现代社会最大的特点是分工高度复杂和细化，每个人都凭借其专业知识，承担着自己领域内的一个细小分工，但这个领域整体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很少有人能够把握。上升到全社会层面，问题就更复杂了。现代社会运转机理之复杂，超出了单个个体的理解能力，没有人能清楚地知道它究竟是怎么运转的，我们只是知道它在运转。这意味着，很有可能我们都不知道的某件事情，就会导致一个整体的系统性崩溃；在极为复杂的关系网络中，风险传导的后果可能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2020年，我们经历了太多由“黑天鹅”引发的令人瞠目结舌的连锁反应，能做的只剩下不断地哀叹“见证历史”。 解铃还须系铃人，现代社会带来的风险也要用现代社会的工具来解决。应对突发风险的正确姿势，是让专业知识以最快的速度转化为全社会的行动，换句话说，就是要让懂的人有权去做对的事。 美国著名学者福山在疫情期间发表了一篇题为《疫情与政治秩序》的文章。文中提出，应对疫情的关键能力在于三点：国家能力、社会信任和领导力（state capacity, social trust, and leadership），也就是能胜任的国家机构、受公民信任和倾听的政府，以及具有领导力的政治领导人。这三点是相互关联的。要成功应对类似疫情这样的危机，需要公民和政府之间有着基础共识和相互信任，而共识和信任来自两点：一、对危机的应对能力，这需要技术官僚的专业能力来保障；二、危机时期的领导力，这需要政治领导人展现出强大的意志力以及对专业能力的充分尊重。然而，在这次疫情当中，我们能很直观地感受到，如此重要的社会基础共识，却正在遭遇严重侵蚀。不仅仅是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共识，民众内部的共识也在严重撕裂。按说今天这样一种繁荣的世界，在社会共识上不应遭遇如此的撕裂，但为何现实却是如此？ 共识——风险社会的基石 全社会拥有基础共识，这是现代风险社会能够有效应对风险的前提。原因在于，政策的落实并不能仅仅依靠一套纸面上的抽象条文，更要依靠这个社会的民情。 一般情况下，国家机器担保法律的效力，人们依靠对法律的共识形成正常的合作关系，从而维持社会秩序运转。一个社会一旦没有了基础共识，对法律的正当性的共识就会破裂，一般的合作规则也就失效了，最终只能依赖暴力来维系秩序。所以说，基础共识是日常的法律秩序能够正常运转的前提。遗憾的是，在当下世界上的很多国家，社会的基础共识都遭到严重侵蚀，于是，法律（规则）的可信度开始遭遇挑战，共识的溃散引发了各种危机。 在有共识的情况下，人们的争论首先是基于逻辑的，是尊重知识的，这样的争论为的是把事情辩明；争论过程所导向的是秩序的迭代演化、风险社会的自我升级。如果没有共识作为基础，人们的争论就只是基于立场，有些人甚至仅仅是为了宣泄情绪，这样的争论过程不会尊重最基本的知识和逻辑，目的只是让己方获胜；争论过程所导向的是秩序的自我败坏、社会的风险叠加，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公共空间的重要性 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在国家和社会之间还有一个公共空间，市民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讨论，哈贝马斯称之为“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这个领域向所有人开放，人们在其中进行公开交往、公共讨论，从而形成某种接近于公共舆论的东西。公共领域早期的典型体现是，18世纪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俱乐部、咖啡馆、沙龙、杂志等；到了20世纪，报纸、广播和电视等逐渐成为公共领域的新媒介。公共领域的存在是社会能够达成基本共识的前提。人们在公共领域中习惯于与不同的观点共存、辩论，在辩论中突破自身观点的偏狭，完成共同体意识的自我更新。公共领域要想起到应有的作用，人们就必须在物理意义上共享时间结构和空间结构。如果连这种基本的物理前提都不具备，公共领域就无从形成，因为人们无法再进行公开的交往与讨论。 十几年前的电视和报纸就承担着提供一种“公共空间”式的共享时空结构的功能。电视频道是相对有限的，电视节目都是在固定时间播放的；报纸的种类也是有限的，发行时间也是固定的，人们没法自主选择观看或阅读的时间。如此一来，时间结构就被普遍规定了。还有一些节目是在每年的固定时间播放的，人们每年在差不多的时候都有着共同的期待，这些节目就进一步发展为一种媒介仪式。社会学创始人之一涂尔干的研究告诉我们，仪式是人们获得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所以，这些固定播放的节目让人们在无意识中获得了共同体意识。 电视和报纸的内容是事先被安排好的，观众无从自主选择看什么或不看什么。于是，这些公共媒体就起到了设定话题的作用，大家都共享着这些话题。 人们对话题的讨论，主要也是与身边的朋友、同事进行；即便有人想在电视或者报纸上面对公众发表一些看法，也只能在节目播出或报纸发行的那几个固定的时间偶一为之；在平日的时间场域里，人们仍然要面对身边朋友的眼光。这样传导出来的社会效应是，即便是公共发声，其立场和情绪也会被本地化的社会关系所中和。这些都使得公共讨论发生的时间和空间结构被规定了。虽然当时人们也可以在互联网社区进行讨论，但是由于还没有今天这么发达的移动互联网，要在互联网社区进行讨论就必须老老实实地坐在电脑前敲字。从操作便利性上来说，这是个心理成本相对较高的方式，所以那时的互联网社区讨论更多还是作为与身边朋友的讨论的补充。 社交媒体、移动互联网和推荐算法 【以前我对微博互关会有种朋友的态度，有些想骂的考虑到他们就变温和，如果被取消了会难过并且调查是什么方面被人讨厌了。但是这两年号经常没，也经历多了粉圈来来去去的关系，终于不再执着于网络上的关系，聚散是缘分，能进一步交友当然好，但想更多保持自己（是不是又变固执了呢？）。曾经和网友像朋友一样分享，在现实生活中认识，现在已经不会有这种感情了，哀叹自己变冷漠，但确实是实际的社交媒体情况让我对网络人际关系害怕。】 人们日常接触的社交媒体可分为公共性的社交媒体（比如微博）和私人性的社交媒体（比如微信）。私人性的社交媒体很容易把有共同兴趣爱好、共同立场的人聚合在一起，这些人的日常讨论、互动也会不断强化既有的观点和立场，起到和推荐算法差不多的作用，进一步强化“茧房”效应。而在公共性的社交媒体中遇到的人，即便能天天在网上对话，可能也永远没有线下见面的机会。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多重身份属性，在网络上都被剥除了，网络社交就只剩下单一的身份维度；网络上的社交关系因此也变得非常之轻，大家一言不合便可能大打出手，即使从此老死不相往来，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影响。线下社交的多重身份维度，可以节制个人不去任意宣泄情绪，线上却没有这种节制机制。我们甚至在属于私人性的社交媒体的微信群里也经常见到互相谩骂、吵得一塌糊涂的情况，这些都与这种轻社交的逻辑直接相关。 “封装式思维”带来的问题 民族主义的“封装式思维”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才出现的，至今才200多年。在此前的历史上，政治只是贵族间的事情，跟老百姓没关系；商人们可以横跨各国做贸易，战时甚至会与敌对国家做生意，本国统治者也不会觉得这是什么大问题；教会也可以跨越各种政治边界去发挥影响力；即便是参与政治活动的贵族，也不会把自己与特定的国家捆绑在一起，直到19世纪后期还是这样。比如，带领德国实现统一的大政治家俾斯麦，年轻时曾经担任普鲁士驻俄国大使。在接到让他回国担任首相的国王诏令之后，他去向俄国沙皇辞行，并礼貌性地表达了对俄国的不舍，沙皇居然邀请他在俄国政府任职。 在法国大革命以前，社会是分等级的。同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等级的人彼此间没什么认同感，反倒是不同国家的同等级的人，尤其是贵族之间会有认同感。不同等级的人干不同的事情，而不同的事情本来就发生在不同的空间。各种空间彼此交错穿透，这是一种日常，自古便如此，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的。但是法国大革命要颠覆过去的秩序，从君主主权变成人民主权，而“人民主权”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确认谁是“人民”。今天有一个快被说滥了的概念——“想象的共同体”。“人民”就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人们需要一个故事把原本有着森严的等级差别、彼此没有认同感的一群人，打造成一个彼此认同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就叫“民族”[1]。“民族”在这里和“人民”大致是同义词。“民族”这个故事还要发挥另外一个功能，就是要把过去不同国家同等级的人彼此之间的认同彻底割断。由这个故事发展出来的一整套思考方式就是民族主义。 封装式思维就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容易发展为极端民族主义。这里是否过度的衡量标准就在于，政治空间和经济空间是否有大致的重合性。重合性越高，封装式思维的负面影响就越小。而今天，在这个全球化深度开展的世界，这种重合性毫无疑问已经不存在了。 封装式思维的政治外壳通常是民族主义，另一种思维尝试以激进的方式突破这个外壳，便走向了抽象世界主义。抽象世界主义拒绝承认人性当中小群体认同的本能，试图把秩序建立在理想的而非现实的人性之上。极端民族主义和抽象世界主义看似彼此对立，但有一个共性，就是它们都基于抽象的理念而有意无意地遮蔽了现实。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抽象世界主义是一种“开放式的封装”，是极端民族主义的镜像物。而在这两种抽象理念之间，还存在一个广阔的实践世界。这个实践世界虽然是真实的，但很容易被那些抽象的理念遮蔽掉。 “鸡同鸭讲”的主义之争 从“主义”出发的辩论，本身就是一种情感性（情绪性）的而非理性的辩论。因为无论是什么“主义”，即便不在同一个领域，也都想给人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目标想要吸引人，需要做的根本不是说服人的理性，而是打动人的情感；因为只有情感才能让人奋不顾身，理性则会让人认真地计算——计算多了，很可能就不愿意奋不顾身了。所以，“主义”当中看似逻辑严密的叙事，并不是用来说服你的理性的，而是在你基于情感偏向而选择了某种价值取向或认同取向之后，让你产生错觉，以为自己是基于理性选择的，从而帮你卸下心理包袱，愿意更加奋不顾身地投入。当大家基于各种“主义”辩论时，因为“鸡同鸭讲”导致辩论错位，双方便都会觉得，对方在冒犯自己最为珍视的、基于理性而选择的信念。这是对自己人格的一种根本冒犯，于是情绪之火被越拱越高，最终双方就很可能进入一种深刻的撕裂状态。这正是疫情当中我们看到的一系列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 那些看不见但更加深远的影响 由于疫情的蔓延，多个行业内最具影响力的展会都被延期或取消了。例如全球照明行业影响力最大的法兰克福照明展，五金行业全球规模最大的德国科隆五金展览会，全球美容品牌第一展意大利博洛尼亚美容展。展会取消对中国企业有不小的影响。中国企业想去参加这种展会，主要目的不是获得国际亮相机会，而是要在展会上把握行业的前沿技术和产品走向，这对自己未来的生产布局极为重要。这些展会反映了中国经济在全球产业链上的结构性位置：中国在制造流程上具有巨大的规模性优势，但是在许多行业并没有核心技术优势，欠缺对先进技术路线和产品理念的引领能力。西方国家尽管在中低端制造业上无法与中国竞争，但在高端制造业上有不容动摇的优势地位；这里所谓的高端制造业不仅仅是生产芯片或者高精度机床之类的，更包括对未来技术路线及产品理念的研发、规划和引领，从而规定下游中低端制造业的演化逻辑的能力。 在这次疫情中，通过各种新闻我们知道，中国的疫情信息收集系统已经极为先进了，但是公共卫生管理和决策机制要想匹配得上，仍然有不短的路要走。在中国的公共卫生系统中，信息收集机制与管理机制之间有着不小的矛盾张力。在相当程度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内部管理机制落后于中国的全球经济地位，两者之间有着不小的矛盾张力。这种矛盾张力会反噬中国自身，以各种我们事先想不到或外行看不到的方式影响中国。要克服这种矛盾张力，最重要的途径同样还是，中国必须保持开放，更多的开放。 “从0到1”与“从1到N”的区别 就全球制造业而言，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中低端制造业，西方的比较优势是高端制造业。中低端制造业的竞争力基础在于成本优势，而高端制造业的竞争力基础在于技术优势。技术优势是难以被超越的，而成本优势则只有在不涉及安全问题的前提下，才是不能被超越的；一旦涉及安全问题，成本优势就不复存在了。“进攻性封装式思维”会严重恶化中国跟世界的互信关系，刺激西方国家从安全的角度考虑问题，并不惜代价重建与安全相关的产业。那么，究竟什么是与安全相关的产业呢？这个问题没有固定的答案。它既与技术有关，因为技术会改变“安全”的意涵；也与基本信任关系相关，这会改变人们对“安全”的感知。 这里所说的技术创新不是“从1到N”的创新，而是“从0到1”的创新。这两种创新所需要的条件是不一样的。“从1到N”的创新，需要的首先是庞大的市场，以及大规模的组织技术，中国在这两方面在世界范围内有着显著的优势；中国在各种技术应用及商业模式方面拥有强大的创新能力，与此直接相关。所以，中国的优势在于可以迅速把一项技术落地，并且凭借巨大的市场优势把产品卖成“白菜价”。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可以做出很多创新。“从0到1”的创新，需要的则是发达的基础研究、自由的研究环境、能够吸引高端人才源源不断到来的制度条件，以及广泛的国际交流。在这几方面，西方比中国有更大的优势；真正原创性的创新能力主要出现在西方，与此直接相关。 “从0到1”的创新具有引领性，“从1到N”的创新则主要是跟随性的，两者对经济的拉动方式和效应是大不一样的。中国有很多网民说我们可以自力更生、自主研发，就像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那二三十年一样。然而，只有在那些非引领性、非前沿领域中，自力更生才是可能的；在前沿领域的引领性尖端技术上，靠自力更生是根本不行的。 国际上有一些开源代码社区，这是全球性的程序员社区，是程序员们追踪软件技术趋势最好的窗口。如果中国跟国际上形成技术隔离了，就意味着跟这些全球趋势也隔离了。中国当然还是可以用这些代码来开发，但很可能不再能获得授权并使用了，由此中国所生产的使用这些系统的产品就只能在国内销售，没法销售到国际上去。这样一来，产品的市场就被大幅压缩，但企业还是那么多，国内的竞争就会变得极为激烈，最终大家只能拼价格。惨烈的价格战又会大幅压缩企业利润，从而蚕食掉企业的后续研发能力，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个案例以非常粗糙的方式呈现出，“从0到1”的技术迭代背后依托着怎样复杂的系统。中国只有在开放的环境中才能够紧紧跟上世界技术前沿的脚步，否则，在技术迭代上大概率会被西方甩开。 当今正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代，信息技术是这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产业；而在信息经济时代，最有价值的资产是数据。这就意味着，如果信任严重丧失，西方一定会把与信息经济及数据相关的产业都定义为与安全相关的产业。中国的优势在于重化工业（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产业）和电子产业（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产业），但这两次工业革命中兴起的产业都相当于信息技术产业的基础设施，它们的意义和演化逻辑是被信息技术产业反向定义的。中国在信息产业上，并没有什么难以被替代的优势，在一些关键领域还大大落后于西方。 德国的启示 获得邻居信任的前提却是德国不能重建，它一旦重建了，变得强大，邻居就会很恐惧；可是德国不重建的话，它就可能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这样一来，邻居就会更加恐惧。德国就此陷入两难困境。到底该怎么办呢？阿登纳想出一个办法：德国必须放弃“德国是德国人的德国”这种观念，让德国变成“欧洲人的德国”。这样一来，德国的复兴就相当于欧洲的复兴，德国才有机会同时完成两个任务。但这种理念空口说没有用，必须纳入某种具体可执行、可验证的制度框架当中，才能真正得到落实。 德国通过一种新的超越于民族国家的制度安排，把自己的生产能力“去政治化”，或者说得更深刻些，“去武器化”了。这样之后才能重建并保有自己的生产能力，同时仍然获得世界的信任。如果不肯把生产能力去政治化/去武器化，德国反倒没有机会保有生产能力。到了今天，德国是欧洲人的德国，而欧洲也已经成为德国人的欧洲。德国对欧洲的影响力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大，但是没有任何人恐惧它，相反，有很多国家都在主张德国应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德国放弃了自己的民族主义方案，才真正地兑现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让自己成长的果实能够真正地被收获。今天中国与世界的经济逻辑和阿登纳时代已经有巨大区别了，但是人性是恒定的，信任机制如何能够建立起来，也有一些恒定的基本原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德国的经验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全球化到底会走向何方 仅就制造业而言，各国之间在生产流程层面已经是跨国性分工的状态了，这个大趋势不会轻易改变。因为这是市场自发演化的结果，是微观层面一系列公司、商人活动的结果，不是任何国家有意设计出来的。这种演化的驱动力不是价值观或生活方式，而是简单的成本机制。这种成本机制也不是哪个国家的政策改变得了的，除非该产品被界定为与安全相关。因此，疫情过后，全球化可能面临一种精神分裂。经济层面上的全球化还会继续，不过主要是在与安全不相关的产业中；政治层面的全球化则可能遭遇明显退潮，疫情当中西方国家会扩大定义与安全相关的产业的边界，这些产业可能会退出经济全球化。其中蕴含着中国与西方的技术脱钩的风险，从长远来看，这会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 如果把视野放大、时间段放长，我们又会发现，自2020年以来，人们不停惊呼的“见证历史”实在不值一提。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惊心动魄的经济大危机、冷战的爆发、朝鲜战争、非殖民化进程、五月风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石油危机、苏联的解体……哪一个都比今天的危机与动荡要深刻几个数量级。但是全球化并未因此止步，而是仍在不断向前推进。全球化就是危机推动的结果，每一次危机都带来了全球化进一步深入的契机。全球化之所以不会止步，在于自地理大发现以来，人类已经联结为一个世界市场。任何国家的政策都必须落实为一套财政方案，任何财政方案都依托于本国经济，但任何国家的经济又都受制于超出本国政治控制范围的世界市场，而人类在世界市场上的相互依赖，今天已经发展到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深的状态。 第四章 中国经济成长的逻辑[1] 它背后有一整套供应链体系的支撑，脱离这种供应链体系，当然还是能生产出钢卷尺的，但是没法把成本控制到那么低。中国经济无可匹敌的能力恰恰隐藏在这里。中国的经济奇迹，远不是用我们过去通常所说的人工和土地的要素价格低便能够解释的，其背后是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化出的一个庞大的支撑系统。进入21世纪之后，这个庞大的系统不断高效地自组织、自演化，越发显现出其力量。 《拜杜法案》与美国创新经济的转型 高技术行业首先依赖于创新。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的创新能力仍然是最强大的，它在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资本市场的效率、创新的激励机制、人才的吸引力等诸多方面都有压倒性的优势。但是很有趣的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美国的创新能力必须与中国大规模制造的能力结合，才能把创意真正地产业化。这个趋势简单化地表达就是：美国创新、中国生产、全球销售。[2]这一趋势的出现，与全球经济秩序的大转型紧密相关；而这个转型的首要拉动力量又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创新经济的转型。转型的关键是美国1980年通过，1984年、1986年又进行修订的《拜杜法案》。该法案在科研成果的商业权利上做了一系列新的设置，从而刺激了美国创新经济的转型。 中国供应链成长的奥秘 大规模外包需求的出现，正好跟中国一系列经济演化的节奏匹配上了：中国在这个时候形成了强大的承接外包的能力，顺势获得了超高速度的经济增长。过去人们经常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归结为劳动力和土地的要素价格低廉，这个解释的反面就是，一旦要素价格上涨，中国经济的增速也就该走下坡路了。然而，到了21世纪初期，中国在这些方面的要素价格已经比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高多了，但是增长速度并未下降，甚至仅仅看制造业的话，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更快了。这就意味着仅仅用要素价格并不能解释中国经济的成长，必须再寻解释框架。在我看来，西方大规模外包的需求与中国的土地财政这两者的时间耦合才能解释中国经济在21世纪如此高速的增长。而在这个解释框架里，很多人常说的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一事件，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仅仅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 国企更多应该是作为让供应链运转起来的广义基础设施而存在的，提供交通、通信、原料供给等基础服务。如果没有这些广义基础设施，那么供应链网络的运转效率就会大受影响；而广义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在一种产业政策的引导下出现的。这个部分并不符合我们对于完美的市场经济的理解，但它让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真实世界中也并不存在完美的理想市场经济，一如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机制，并不是完全由市场决定的，而大宗商品是其他产业能够市场化运作的基础。所以，我们关注国企的角度应该是，它是否会超越自己作为广义基础设施的这个定位，直接或间接地进入应该由市场起主导作用的经济领域；中小民营企业所组成的供应链网络，毫无疑问应该属于市场起主导作用的领域，也只有在市场机制下，最有效率的供应链网络才能够成长起来。 1994年，中国推动了分税制改革，财权上交中央，事权仍然留在地方，这使得地方不得不另寻办法来筹集依靠税收无法满足的财政需求。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我们所知道的各种中国特色，地方政府发现土地财政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于是大量的开发区被建了起来，到21世纪初期初见成效。这个过程带来了一个很有趣的结果：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走了一个反向的历史进程。西方国家的历史进程都是工业化引导城市化，因为相对于乡村，城市里的公共服务需求要大得多，农业经济下的财政不足以支持如此规模的公共服务，所以必须先工业化了，有了必备的财政能力，才有可能城市化。但中国土地财政的逻辑是城市化先于工业化，先把开发区建设起来再说，是否有足够的工业进驻能力则不一定——在建时当然是假设能的，但是当无数个城市都在建设开发区时，形成的总容纳能力就远远超过最初的想象了。 世纪之交的时候，在开发区建设初见成效、土地财政将崩未崩之际，西方的大规模外包的需求到来了。这些空白的开发区反倒准备好了必要条件，供应链网络因此获得机会迅速成长。再加上这时中国加入了WTO，几个因素加在一块，使得中国经济的制造业部分以一种让人无法想象的速度崛起了，并且拉动了整体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原本可能到来的经济危机，也在这个过程中被消弭于无形。 分析供应链网络时有一个重要的变量，那就是规模。规模越大，网络里的中小企业就越多，分工就越精细，越有效率；同时网络里各个节点动态组合的可能性就越多，也越有弹性。一旦网络的规模超过某个临界点，其成本结构就会出现重要变化。在生产环节的综合成本当中，劳动、土地等要素价格的占比大幅下降，供应链网络的运转效率——我们姑且将之归于广义的交易成本——的占比大幅上升，以至于即便劳动和土地的价格在上涨，综合成本的控制仍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供应链网络的效率的提升能消化掉这部分价格的上涨。 “全球双循环”结构与全球失衡 对西方国家来说，制造业向东亚的转移过程让它们越来越去工业化，这会不断放大它们在创新产业上的比较优势，同时也直接表现为它们在服务贸易上规模的扩大。而中国的比较优势就在中低端制造业上，并且中国是通过联合起整个东亚制造业集聚区、形成一个庞大的共生生产网络而获得这种优势的。而其他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则集中在第一产业的原材料这个层面上。 中国[插图]的制造业与西方的创新产业之间可以形成一个经贸循环，中国的制造业又与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的第一产业之间形成了另一个经贸循环。在这两个循环之间，由于产业结构的落差，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的第一产业和西方国家的创新产业无法直接形成经贸循环，必须以中国的制造业为中介。由此全球经贸就形成了一种“全球双循环”的结构，中国处在连接两个经贸循环的中间节点性位置，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成为“枢纽”。说得更准确些，很可能是中国与若干个东南亚国家一起构成这个“枢纽”。 世界经济真正的发动机仍然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一方面是因为“全球双层循环”当中具有主导性的全球资本循环是掌握在美国手里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前面谈到的全球创新的发动机也在美国。只有创新，才能带来经济上质的增长，否则便只有量的扩张；在给定的技术条件下，资源是有限的，单纯依靠量的扩张，迟早会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基于前面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知道，中国的经济成长在相当程度上是被西方创新经济的新模式拉动起来的。虽然发动机在西方，但发动机需要传动轴才能让整个车跑起来，而中国就是传动轴。中国这个传动轴的出现，会对全球经济秩序造成深远的影响，让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遭遇挑战，也导致国际经贸秩序以及很多国家的内部秩序出现失衡；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贸易战等问题，其根源也在这里。 第五章 开放与封闭的对抗 中国经济近30年来的高速成长，是在高度开放的状态下实现的。我们把视野拉高一个维度就会发现，国际秩序的演化有一个基本逻辑：它是一个开放秩序与封闭秩序相对抗，开放秩序在对抗中不断扩展的过程。中国的开放与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实现的。 如何困死拿破仑 英法的这段对抗史，通常会被归为海洋秩序与大陆秩序的对抗史。如果你对欧洲史比较熟悉，就会发现近代以来的海陆对抗历史都是以海洋秩序获胜而告终。16世纪的陆地霸主西班牙，败给了英国；后来，西班牙加入英国一方对抗新的陆地霸主法国，法国又几次败给了英国；再后来，法国也加入英国一方对抗另一个新的陆地霸主德国，德国先后两次败给了英国和美国；之后，德国也加入英美一方，对抗新的陆地霸主苏联，苏联又败给了美国。 为什么总是海洋秩序获胜 为什么英国就能主导全球规模的大市场呢？因为全球贸易是通过海洋完成的，而英国主导着海洋。但更重要的是，对英国来说，主导海洋与主导全球市场是互相成就的。它能够主导海洋，就能控制全球贸易航线；而能够主导全球贸易，从中获得的收益又让英国有财力来主导海洋。也就是说，海军能力和经济能力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而陆军能力和经济能力则不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而是一种消耗性关系，这就让拿破仑政策的经济效率更低下了。 现代国家的制约机制 “我们/人民”决定自我统治，因此“我们/人民”就有正当性，也就是说，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实际上是基于循环论证的。所以，在一些古典学家看来，现代政治都是僭主政治。僭主政治，就是通过自我证成/循环论证出其正当性的，它给自己设定一个标准，而自己无论如何都会符合这个标准。所以，这些古典学家认为现代政治都是由意识形态建构的，都内在地包含暴政的可能性，没有哪种政体天然地能够避免。 现代国家虽然没有了来自“经”的外在标准的制约，但是在宪法之外另有制约机制，制约着宪法中的潜在危险。最重要的制约机制有两个：一个是强大的社会，一个是人们的常识感和道德本能。 海洋的贸易属性与中国的机会 在国际秩序的意义上，海洋有双重属性，一重是它的军事属性，一重是它的贸易属性。海洋霸主的独霸性，只意味着在军事意义上垄断海洋，而不是对海洋贸易航线与海外贸易权的垄断。原因也很简单，我们前面讲到，地理大发现早期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曾经也尝试在贸易上垄断海洋，但是都失败了，因为在技术上它们就不可能阻止别人到海上去；既然如此，还不如索性承认海洋在贸易上的自由属性，并且成为这种自由的支持者与捍卫者。 美国是军事霸主，可是现在海上商品物流的最大份额在中国手里，也就是说，中国成了贸易霸主。中国能够做到这一点，跟前面几章提到的中国的超大规模性、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中的枢纽地位有直接关系。当然，海洋上的基本秩序还是由军事霸主决定的，贸易霸主也要服从这个秩序；但是维持军事秩序是很费钱的，过去的军事霸主，其军事费用可以通过其贸易霸主的地位再赚回来。现在两个霸主身份分离了，整个秩序的逻辑就全变了。贸易霸主虽然仍需要服从军事霸主的秩序，但是也有了完全不一样的谈判空间。 这支蓝海海军的战略定位应当是成为海洋秩序中的警察性力量。既然既有的海洋军事霸主会因为不再是贸易霸主而在提供海洋秩序方面遇到一些困难，那么海洋贸易霸主就应该主动参与到对既有海洋秩序的维护当中去，与军事霸主合作，共同提供海洋秩序这个全球公共品，这也符合贸易霸主的自身利益。这样的定位，不会让昔日的霸主充满警惕，而会形成一种积极的建设性合作关系。这样的合作关系同样也会给中国带来不一样的谈判空间。 摆小摊还是开商场 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争霸全球的战争，是不可能依靠闪击战完成的。最终能否在这种战争中获胜，不取决于你有几个军事天才，而取决于你的资源动员能力能否支撑你持续不断地耗下去，能耗到最后的人才会胜利。 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产业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产业是纺织工业。人们通常说蒸汽机的使用带来了工业革命，但蒸汽机只是一种新的动力来源，本身并不构成巨大规模的产业，以蒸汽动力驱动的纺织业才真的形成了大规模的产业，并对传统社会形成了极为深刻的改造。纺织工业至今仍然是后发国家走上工业化道路时，通常会选择的第一步。但纺织工业属于轻工业，它并不构成其他工业部门进行生产所依赖的基础设施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产业是重化工业，这是现代工业经济的基础设施，它提供了现代工业经济所必需的原材料生产能力和机器生产能力。然而，对后发国家来说，依照市场经济的逻辑，重化工业并不是一种很好的投资。一种产业在它作为创新产业刚刚出现的时候，会有很好的利润空间。但是在它出现了几十年之后，随着技术的扩散，效益会跌到平均利润率的水平，这是创新经济的常态。重化工业是19世纪后期德国、美国率先发起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利润率早就落回平均水平；同时它还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投资规模巨大，回收周期较长。由于这一系列产业特征，对本就资本匮乏的后发国家来说，发展重化工业就不是其在市场环境中的比较优势所在。另外，相对于其资本规模，重化工业吸纳就业的能力较低。而后发国家通常都处于劳动力过剩的状态，这样一来，对它们来说，发展重化工业就进一步不符合市场逻辑，因为重化工业的各种产业特征与后发国家的比较优势都是不匹配的。 如果一个国家的安全环境不是太好，它就有可能选择不顾市场规律，由国家来主导和推动重化工业的发展。然而，这种推动方式通常会造成国民福利受损，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扭曲、败坏这个国家的社会。因此，需要用一些制度安排来消化掉这些问题，否则国家就会被卷入糟糕的状况中，最终要么崩溃，要么被迫经历痛苦的涅槃才能重生。日本、韩国作为后发国家，都是靠国家强行扶持财阀将重化工业发展起来的，之后就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又经历了痛苦的重生过程才终于走上正轨。中国则是通过扶持国企将重化工业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对国民福利也产生了一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