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没有记忆》的原文摘录
把越来越多的知识外包给电脑,对我们个人和集体来说,不会比把吗,墨水写在纸上更好或更坏。在数字时代,就想印刷时代一样,重要的是我们要在管理个人记忆和承担集体记忆责任之间保持平衡。 (查看原文 )
记忆是动物一生中获得的全部知识,目的是为了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生存。
对于数字时代来说,意味着数据不是知识,数据存储也不是记忆。
当我们在数字时代努力掌握大量的记忆时,我们最终会思考我们所面临的个人、社会和文化的选择。 (查看原文 )
人类共有知识和专门技术的体量不断增长,这一点决定性地塑造了我们与其他物种截然不同的命运。随着我们改进记录技术,发明出更多更结实、更便携的媒介来保存我们的知识,我们获得了对地球的统治权。我们的文化和技术是我们最根本的权力工具,使人类的适应策略远远超越了生物进化规律,而其他物种仍然必须严格遵循这些进化规律。然而,在21世纪初,我们却毫无预兆地开始了一场巨大的自然实验,4万年来人类利用实物保存思想并战胜死亡的方法变得过时了。永久地保存知识,这一承诺已然一去不返。我们正在用计算机代码取代书籍、地图和视听记录,而计算机代码的稳定性甚至不如人类记忆本身。代码会迅速被新代码覆盖或过时淘汰。人类获取数字数据完全依赖于机器。反过来,这些机器则完全依赖于不间断的能源供应,并且只有服务器农场才能进行存储和提供数字数据。思想要使我们身处的这场实验取得好的结果,我们需要消除两个主要的错误观念。第一种观念认为,今天的富足是一种新现象,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它始于计算机,由科技推动。这就像是把你脸上的瑕疵归咎于镜子。技术是人类意志的工具,而不是反过来。的确,信息生产的速度加快了,计算机能够轻易地进行完美的复制,这毫无疑问增加了冗余信息的存储量。我们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推动已经膨胀的数据宇宙继续膨胀。但是,当前的信息膨胀并非始于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商业化之时,也不是始于20世纪40年代军方发明电脑之时,它始于19世纪上半叶。另外,使我们身处目前境地的,也不是技术创新,而是一种思想。这个革命性的思想认为,宇宙和世间万物都处于物质的因果链中。哲学上称之为唯物主义(materialism),这种思想本身非常古老,它是古希腊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前370年)思想的核心,因卢克莱修(约公元前99—前55年)的《物性论》中的一首诗而不朽。我们也可在古代印度和中国哲学中找到它的踪迹。但是当西方科学家掌握了物质存在因果... (查看原文 )
我们无从知晓自己能够体验不同时间的能力从何而来,也不知道为何只有我们才能以周、年、世纪或其他的方式递增地去感知时间,去感知过去和现在。因为我们是人属中唯一幸存的分支,所以很难再去追溯我们具备的这种精神时间旅行的能力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能力。我们经常有意识地记录我们的知识,并将这些记录传播到久远的时代和遥远的地方,而我们永远也不会与生活在那些时空的人们碰面。通过文化这一集体记忆形式,我们创造了一种对过去的共同看法,它将我们团结在一起,使陌生人之间能够进行大规模合作。我们拥有的证据告诉我们,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据我们所知,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幸存了下来,而我们的近亲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却消亡了。 (查看原文 )
记忆是如何从蜗牛、水母等无脊椎动物的一个特征,发展成为人类文明的精妙茧房的呢?这种独特的思维能力不仅使学习成为可能,也使教学成为可能,并使数千年来知识的大规模积累成为可能,而这种能力需要自我意识、象征性思维和语言。 (查看原文 )
从文化的角度看,进化本身就像一个非常愚蠢的系统,缺乏智能,对学习漠不关心,这是极度的浪费。进化的每一步都是偶然,是基因随机突变的结果。动物所处的环境可以决定其遗传指令如何转化为行动和行为。一些基因被激活,而另一些则对外界刺激没有反应。与人类文化的灵活性相比,基因的适应性出奇的慢。这也解释了,人类通过创造和传递记录知识的实物在世代间传承知识为什么在本质上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具备这种能力,本身就是一种基因编码赋予的天赋,这很奇特,但却是天生的。
我们天生就是创造文化的动物,要在自然和人工或人造之间划清界限不过是幻觉。文化仅为我们提供解释世界的基本模板或心理模型就能调解我们所有的经历。如果有人感觉人类与自然之间存在隔阂,那不过是文化的副产品。它在西方发达国家很普遍,但不是世界各地都是如此。我们经常把这种“异化”(alienation from Nature)的感觉归咎于技术。但这种人与自然相分离的感觉早在电脑、汽车和空调发明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将责任归咎于我们的工具和技术是世俗化的副产品。《创世纪》解释了人类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它是人类状况的一部分。但世俗化使我们抛弃了这一解释,于是我们干脆将科技视为罪魁祸首。 (查看原文 )
蒙田提醒我们,生活中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一切都在不断变化。“我们和我们的判断,以及凡间的所有事物都在持续不断地变动。对于一个事物,无论它是判断者,还是被判断者,都处在不断变化和运动中,没有什么是确定的。”但记忆有助于我们适应这种不断变化。个人的记忆让我们知道自己是谁,也使我们在成长中对自己的认识有了连续性。我们一生都在过滤信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过滤过程也在改变,正如蒙田所说,我们在改变,世界也在改变。随着我们经历婴儿期、儿童期、青春期、成熟期,到老年,记忆的任务也会发生变化。在我们生命之初,获得关于世界和我们自己的知识是首要任务。在以后的生活中,当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和世界时,我们经历的新奇事物会变少,即使遇到,我们往往会把这些新奇事物与以前类似的经历类比。记忆开始不那么注重学习新事物,而是把我们所经历和所知道的一切整合起来,以在过去和现在的自我之间提供一种连续性。我们会问自己,生活如何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并用现在所知的知识去回顾过往的经历,就好像我们在知道原委后重解这个谜题,以便知晓事情是如何展开的以及为何在最初会错过重要的提示。这是记忆的任务,回顾和整合我们所拥有的知识,去理解我们生活中的事件的因果关系,并让我们感到有意义。文化为记忆和意义提供了大范围的框架。它有助于创造新知识,但它也是一个过滤器,从社会角度决定哪些具有长期价值。它在过滤时非常保守,会将行为、实践、信仰、价值观和知识保留很长的时间,比如全世界都接受了公制单位厘米和升,美国还固执地使用英寸和夸脱,此外数千年来对宗教场所的管理也从未间断。自然记忆的属性是不稳定、灵活、易于修改或改写,这都是为了适应新环境。人工记忆则是稳定、固定、缓慢、有弹性,以便为个体学习新事物释放心智空间。我们都出生在某种文化中,因时间地点不同而不同,而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既有知识和专门知识,使我们能够立即应用,更好地进行自我发展。... (查看原文 )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人们很少能接触到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虽然这些多样化的文化构成了人类集体记忆。一方面,从物种的角度来看,集体记忆使我们能够迅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让我们“擦肩而过”,摆脱缓慢进化的束缚。它放大了人类的潜能,包括生理潜能和心理潜能。另一方面,共享记忆是创新的助推器,而且它也加速了我们所处的环境的变化,虽然这一点很矛盾。例如,当我们遇到一个新问题时,我们从来不必从头开始,我们的工作可以基于前人对这个问题(或类似问题)的已有成就。我们重新使用这个方案,对他进行分析、补充和调整,用来解决一些新的问题或服务于一些新的任务。如果不是文化保存了这个方案,我们将不得不从头开始,就像被诅咒的亚当和夏娃一样。在苏美尔人发明楔形文字之后,其他社会没有接触到他们和他们的后代、邻居或贸易伙伴,所以其他社会的人必须从头开始发明书写。
集体记忆和千百年来积累的知识的力量推动着我们前进,也把我们从过往拉回。我们的知识使我们能够随时做出改变,但反过来它又迫使我们适应不断增加的创新。
如今,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都经历了快速变化,在这一双重压力下,我们的集体记忆似乎成了快速适应环境的累赘,在我们渴望进入未来时,它将我们束缚在一个垂死的过去。但我们走得越慢,就越能把控最终的目标地。在极其不稳定的时期,我们需要越来越多地利用人类知识的战略储备,过去会变得更加有用。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时刻,过去最容易被遗忘。 (查看原文 )
如果苏美尔抄写员能从某个想象的时空高处俯视公元前1世纪的人类同胞,他们会看到两件超出他们想象的事情。首先是一种非凡的书写新技术,使用墨水在纸莎草纸上书写字母。另一方面,他们可能会沮丧地意识到,墨水在纸上惊人的书写效率是以耐久性为代价换来的。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人们挖掘出了50万到200万块泥板文书,其中许多都保存完好,这都表明了泥板是多么坚固。它们可能不像卷轴那样轻便便携,更不能与书籍、光盘或智能手机上的硅芯片相比。但就持久性而言,书写技术在5,000年前达到了顶峰,此后就一直在走下坡路。 (查看原文 )
适度的身体运动会随着血液循环而激起大脑中的“文档”,我们对此的成因和作用机制毫无所知。但是,当习惯于在图书馆的书架上寻找文档(即使他们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的研究员抱怨网络环境中寻找资料缺少实体浏览时,我们知道他们不仅仅是哀叹他们熟知的搜索技术在新技术下变得无用。我们可以把互联网视为网络空间,但当我们身处互联网密集的数据森林中,没有实物指引我们,这是互联网的显著缺点。我们对真实的物理空间如何影响记忆知之甚少,反之亦然。我们知道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失去了辨认空间的能力,甚至无法辨认自己当下的位置,他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因为他们不记得自己来自哪里。我们知道海马体通过单个细胞来定位细胞。但是,这种定位结果如何转化为记忆,我们目前还不清楚。
幸运的是,我们重新发现了地理和地图艺术在数字时代的重要性。在没有真实空间的情况下,空间的虚拟表示是必要的,因为大脑会将它所感知的东西进行空间化。许多互联网搜索引擎使用某种形式的地图来显示结果,这并非偶然。数字搜索技术擅长于同一性匹配,无论我们是在数据库中搜索基因或匹配指纹,还是通过词语匹配和关联搜索超文本链接。但是意义感只有在我们感知的情境中才能产生。交互式时间表、地图、图表和信息图如今在演示文稿和在线报纸中都很常见。通过在各种情境中以图表形式排列数据来揭示关系,从而快速掌握信息的导入。情境是空间化的,西蒙尼德斯早就知道了。 (查看原文 )
当我们把某件事存入记忆时,我们吸收它,代谢它,并把它纳入我们用于理解世界的心理模型中。希腊人非常珍视修辞表达技术,而记忆是这种技术的基础。但是死记硬背和重复却不是他们想要的。记忆的艺术是作为一种表演来教授的,它根据一套熟练的规则实时完成。记忆本身的基础是自然发生并具有表现力,它不是一成不变,也不是永久的,而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形成的。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屏幕上阅读而非在书页上阅读,会破坏我们的同理心,这种观点的逻辑和苏格拉底是一样的。两者都非常重视通过背诵或阅读来重温某人的思想和文字,因为这一点对人的更高本质的发展至关重要。人们担心如果没有纸质书,我们将缺乏磨炼理心的工具,也就无法在一个日益需要我们具备同理心的拥挤星球上养成生活所必需的心理习惯。但他们和苏格拉底一样,把媒介和信息混为一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现在开始赞同苏格拉底,后悔失去了印刷文化,认为这是道德发展的倒退。苏格拉底警告说,将记忆记录在莎草纸(或电脑芯片)上会使人失去智慧,他预测说外部记忆系统会伤害人类,但这一预测完全没有切中要害。如果没有将意识转化为物质,我们的生物记忆就会永远停留在当下,接触面很窄,死后也不会留下什么。但是一旦将记忆记录在实物上,知识不仅可以在个体之间共享,它也可以传播——收集、复制、交换,借出,虽然也经常被盗。让知识在各大洲上代代相传,是我们能创造的一种最接近理想的自然资源——不会枯竭且随着使用而增加。尽管如此,苏格拉底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把知识范围扩大到一定规模之外,就不可能实现他认为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事:认识自己。我们可以用超出我们能力的速度扩展知识的规模和广度。把记忆记录在实物上面临的真正道德风险在于,我们的能力不足以预测自己的行为会产生什么后果,也拒绝为我们使用知识的方式承担责任。这是一种自古就有的担忧,萦绕在所有的知识文化中,这让浮士德和弗兰肯斯坦的故事永远鲜活。 (查看原文 )
对我们来说,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信息技术剧变、宗教和意识形态纷争不断的时代,蒙田代表的正是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的斗争——辨别什么是真实,哪些“真相”仅因为合乎我们的心意而被当作真实。他教导我们如何过滤那些让人自我满足却造成干扰、令人痛苦、无关紧要或不真诚的东西。他告诉我们,有时候了解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向他人展示自己,这是当今新一代回忆录作家应该铭记在心的一课。
蒙田非常熟悉图书印刷带来的信息过载。但作为一个印刷时代的原住民,他已经想出了一种方法,他在自己和泛滥的信息之间设置一个过滤器。就像我们今天面对过度信息时采取的行动一样,他向他的朋友寻求建议——什么该注意,什么该忽略。他从小刻苦学习拉丁语,而作为一名读者,他网罗了一群他所喜爱的作者。然而,当他长大成人时,这些人中有好几个他极为珍视的都已经不在人世了。这也许是一种令人悲痛的遗憾,但也不必因此绝望。他仍然有一个书库,有很多他非常喜爱和信任的作者,他们向他展示如何享受人生、如何从容离世的学问,比如卢克莱修、西塞罗和苏格拉底。蒙田失去了早逝的博埃蒂,但他转向图书馆,那是一个逝者能言的记忆之地。
信息膨胀会产生独特的冲击波。对古典文学的发掘和印刷出版的普及使得这一过程留下了大量的记录,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清楚地看到一种新的混乱的记忆景观的共同特征。新媒体,无论是印刷、录音还是数字制图,总是会催生新的作家,他们在新类型的作品中努力吸引新的受众,用耸人听闻的效果来吸引眼球。
这种新的混乱的记忆景观的第二个特征是毫无方向。所有指示和路牌被抛来抛去,或者干脆淹没在未经过滤的信息中。一旦阅读和写作没有了惯常的障碍,文字和图像就会自由且混乱地传播,人们不可避免地会经历一种眩晕,无法感觉上下、前后、过去和未来。真假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这种效果甚至不需要印刷的书籍流通到读者手上就能产生。想法和观点不需要依托书籍就能在市井的交谈中随意传播,就像无聊的办公... (查看原文 )
在这个预言式的愿景中,杰斐逊描述了一个虚拟的网络,它不受自然阻碍,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传播思想——除了人类自己设置的所有权障碍。(他的这封信是对冗长的版权或专利条款以及其他阻碍思想自由流动的障碍的延伸论证。)我们把这个网络称为互联网。从杰斐逊时代到现在的几个世纪中,技术创新都是由对知识的自然渴望所激发的,这种渴望可以用于人类的道德教育,也可以改善人类的状况。这些理想诞生于启蒙运动时期,在托马斯·杰斐逊的生活和思想中充分体现出来。
故事就这样,一种随意的报复行为引发了一个梦想,一座包罗万象的图书馆在美国诞生了。这个梦想很简单: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汇集在一个单一的集合中,让所有人都能获得知识,从而获得普遍的启迪。这个创世故事已经定义了美国的知识文化,即启蒙将使人民通向民主和明智的自治。
对杰斐逊来说,阅读的目的不是拯救而是自由。根据他的观点,要像一个自由的人那样生活,就必须拥有知识。殖民地从英国获得政治独立后,杰斐逊和他的同僚们为自由所带来的巨大责任而奋斗。他们认为,只有了解时事、贸易、农业、历史和政治理论,以及最重要的,了解自己的公民,才能承担这些责任。这些责任既是道德目标,也是公民目标。美国在建国之初就决定,道德只能以一种非宗教的方式参与到公民生活中,不应该有国家宗教,也不应该有享受特权的知识分子。美国的民主要求平等地获得商品、服务和知识。美国的知识文化一直服务于这一治理理念。将知识视为工具意味着三个原则将成为美国式民主的基础:新闻必须自由,政府必须对公民公开负责,以及公民教育是权利也是义务。图书馆成为保障这三个原则的重要工具,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图书馆要履行这些义务,是否需要拥有非常全面的馆藏,这一点还远未有定论。这是纯粹的杰斐逊主义。
杰斐逊不是一个注释者,而是一个收藏者。他致力于建立一个知识的宇宙,既不评论也不批判。要读懂他的思想,我们最好研究他的书信,而不是看他书架上的书... (查看原文 )
在1826年杰斐逊离世后的几十年里,一门牢牢扎根于唯物主义基石的新科学取代了自然哲学和自然史,成为理解世界的规范方法。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科学”一词(源于拉丁语scientia,意思是知识或智慧),意指构成知识的任一部分,这里的知识是指必然的普遍真理,而调查自然中存在的事物以及自然界的因果结构的学问分别被称为“自然史”和“自然哲学”。这两个领域明显不同,哲学家声称比历史学家更有学术威望。19世纪,这两个领域融合在一起,人们发现如果描绘不出任何潜在的物质原因,就不可能理解任何物质现象或效果 。如今我们身处的这个技术先进、数据丰富的世界,都是由19世纪的一项重要发现发展而来的:宇宙是在遥远的时间诞生的,无限延伸到遥远的空间,并在物质中留下了自己的历史记录。物质宇宙本身就是一个档案,地球在物质中写下了自己的自传。实证科学的发现引发了一场关于自然和人性的思想革命,这场革命是永久性的,至今仍在继续。构成物质效果的定义已扩大到包括所有自然状态和精神状态。在17世纪开始的科学革命中,科学家揭开了诸如闪电和磁场等自然事件的神秘面纱,人们开始看到,自然是按照人类理性可以理解的规律运行的。他们越来越多地接受并最终倾向于这些解释,而不再是他们惯常遵从的天意和超自然力量。这些想法支撑着我们今天所有的技术,从飞机到X光射线机。无论我们的哲学取向或宗教取向如何,这些思想已经融入我们的文化,一方面是因为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原因,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在知识上的说服力。我们现在不再把进化论的发现看作一种天才的行为,而是把它看作一个时间问题,一旦博物学家开始相信世界是非常古老的,物质是记忆的一种形式,发现进化论就是个时间问题。他们会坚定地抛弃原来的观念——我们的自然知识体系包括《圣经》和先知所揭示的一系列真理。相反,他们开始相信自己的观察和推理。在他们的眼中,世界本身就充满了知识的线索,都隐藏在眼前广阔... (查看原文 )
现在我们面临一个新的障碍——人类注意力和吸收信息能力的自然极限。这是所有生物共有的限制。模拟存储系统能够很好地适应这种限制,因为印刷和视听内容的生产和访问是有限的,但我们已经抛弃了这个系统。为了达到同样的效果,数字存储系统需要认识并弥补我们的自然限制。记忆生物学是一门年轻的科学,还处于萌芽阶段。然而,即使是初步的研究结果也表明,要增强个人和集体记忆,我们应该顺从大脑的约束结构,而不是试图打败它。记忆设置了一系列的关口和控制,以避开琐碎或分散注意力的东西,这样我们才能随时接收有价值的信息,以便转换为长期记忆。科学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研究记忆崩溃时会发生什么来了解记忆的工作原理。在数字时代,有两种类型的记忆失效会对记忆产生特殊的影响。第一种失效是长期记忆形成的中断。短期记忆无法转换成长期记忆,我们就无法理解世界,无法识别模式,无法做出推论或推测。简而言之,我们无法学习。如果没有长期记忆,我们就会被困在现在。每天都是土拨鼠节,却看不到好莱坞式的快乐结局。第二种失效是记忆的丢失或解体。健忘症不仅使我们丧失了记忆过去的能力,也使我们丧失了想象未来、预测未来和进行精神时间旅行的能力。如果我们失去了人类的长期记忆,我们就会像健忘症患者一样,不知道自己是谁,去过哪里,要去哪里。
记忆的最高成就是在我们头脑中形成的关于这个世界的模型,一种非常接近现实的立体模型,让我们能够对事件做出实时反应。正如弗里斯所指出的,我们所感知到的东西都是实时感知和已经存储的信息——即我们对世界的记忆——的结合。
记忆巩固是进入大脑的新数据之间的联系在现有的精神环境或联想网络中找到归宿的阶段。换句话说,记忆巩固通过将信息放入适当的情境中,以此来创造意义。一旦进入情境中,它就可以在未来再次使用。在这个阶段,记忆最容易迷失方向,永远找不到意义或情境来保持它的稳定,更不用说以备将来使用。每一段记忆在使用中都会被调整和加强... (查看原文 )
记忆是如何变成想象的?为什么会变成想象?正如我们的科学家所指出的那样,想象不能完全来自记忆和经验,因为如果它确实来自记忆和经验,我们如何解释儿童丰富的想象力呢?孩子们不是靠经验来丰富他们的想象力。在儿童时期,大脑会随着神经元的生长而被激发。这些小神经元需要伸展、扭动,并通过预演它们未来的用途,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思维能力不断增强的过程中,这些神经元会自发地产生想象,使混杂的知觉产生秩序和意义。通过观察和模仿,孩子们开始将他们对世界的体验与他们想象中的世界相匹配。他们玩装扮游戏,穿上想象中的成年人的衣服。他们根据服装来扮演角色,并按照他们熟记于心的剧本进行创作。我们尚不知道这是如何发生的。我们从孩子们的想象中看到了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神经系统学习环境的过程。神经系统会迅速建立起超额的精神和身体能力,以备不时之需,而这种能力在不使用时会萎缩。使用这种能力会塑造个人的意识,而没有被使用的神经连接在幼儿期就被彻底修剪掉了。一些认知障碍,如自闭症,可能部分是由于修剪过程中的失败造成的,因此一些人一直保持着身体上的敏感性,或与他们成长的世界不相称的思维模式。
就我们所知,想象力是人类独有的。在人类中,它无处不在,每个人都具有想象力。想象力并不是某些幸运儿天生就拥有的令人羡慕的幸运基因。它是人类记忆的固有属性,是我们进行精神时间旅行的基础,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推测性思维的基础。
推测需要“结合意象和经验来构建无限的未来情境”的能力。当推测思维被用于推断可能发生的事情时,我们称之为预言或预测。事实上,这和鉴证科学的过程是一样的,只是方向相反。在科学和工程学的背景下,预测可信与否取决于它是否符合自然法则。正如科学家理查德·费曼所言:“科学是被约束的想象力。”大脑是一个强大的模拟器,基于记忆和联想的场景,不断运行着一个“如果……会怎样”(what if)的程序。失眠症患者知道,大脑最喜欢的是假设,也... (查看原文 )
把越来越多的知识外包给电脑,对我们个人和集体来说,不会比把墨水写在纸上更好或更坏。在数字时代,就像在印刷时代一样,重要的是我们要在管理个人记忆和承担集体记忆责任之间保持平衡。这意味着在21世纪我们在网上建立免费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和档案,以补充实体图书馆和档案。如何在这个富足丰裕的数字时代掌握记忆?我们需要从重塑数字时代的读写能力和更新公共政策开始,投资于存储记忆的长期机构,使集体记忆能够留存到未来。这不是一两代人能够解决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奠定基础,想象将来的记忆系统,想象一下当我们不在人世时,我们将如何被记住、被评价。
数字时代的基础教育包括,我们可以自主选择阅读和发表什么、谁使用我们的数据、如何使用,以及在我们有生之年和死后,我们的数据会怎样。互联网时代的扫盲和印刷时代一样,首先要学会以适当的怀疑态度阅读,能够评估我们看到的东西是否值得信任,在使用我们自己和他人的数据时要有责任感。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学习解读和选择搜索结果,清楚排在前面的搜索结果哪些是公司付费置顶的,哪些不是;了解电脑如何编码信息和如何显示信息;了解如何创建、收集和使用数据;以及知晓如何确保我们的数据隐私以及它们是否被恰当使用。我们应该能够识别信息的来源,并评估其真实价值、权威性和真实性。我们应该警惕文档中的时态不一致、名词或动词的不一致、字体的各种变化,以及从其他地方剪切粘贴来的文本冗余。这些是屏幕阅读和写作的基本技能,可以引入早期教育中,并在未来几十年中保持更新。最重要的是,互联网时代的基础教育是关于如何明智地利用时间,因为时间是我们丰裕的信息经济中唯一真正稀缺的资产。我们不再需要寻求信息,信息会找到我们。无论我们走到哪里,信息都会跟着我们,就像一群狂吠的狗,吸引我们的注意。我们需要重新设置过滤器控制信息流。一个保存良好的数字大脑“阁楼”有足够的空间存储短期记忆,而通向长期记忆的路总是保持通畅。数... (查看原文 )
信息过载的影响会很快消失。对于每一个出生在21世纪的人来说,数字景观是一种给定的、自然的状态。数字原住民意味着这一群人不会觉得丰富的信息是过载。他们从小就习惯了大量的信息,并能够本能地过滤信息。在城镇人行道上快速扫视一下,你就会发现,如今最常见的过滤形式是一种隐喻性的“耳塞”:只从自己选择的信息渠道——无论是发短信、上网、听音乐,还是其他形式——了解信息。耳塞使我们在嘈杂的环境中恢复了自主性。过去的记忆——电脑出现之前的生活——正在消失,最终会像我们对电报的集体记忆一样变得模糊。
数据的绝对数量使得它从本质上是不可控的,不可能检测的,更不用说阻止数据的滥用。在未来的50年里,我们面临的风险显而易见,我们身处一个为我们无阻碍地提供信息、保护我们的隐私并在我们逝去后记住我们的数据世界。它很可能带来投机,而不是预测。
开放但保护隐私,在数字代码中嵌入民主价值观以支持公共利益,同时促进私营部门的竞争和创新,我们的这些双重愿望会产生反复的冲突。此外,我们还面临注意力分散的风险,被大量新奇事物所诱惑。我们还会患上健忘症,轻视或忽视过去。如果分心占上风,我们就会遭受像S一样的命运,积累了大量的事实数据,却失去了所有的目的和意义。如果健忘症盛行,那么我们就会随随便便地让人类记忆全部毁灭,告别人类6,000年的书面记录,像爱丽丝·默多克一样,我们的想象力便会枯竭。但我们是适应性很强的生物。数字记忆的缺陷——不依靠耐用的实物、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不能真正久远——将以三种重要的方式塑造我们的世界模型和未来愿景。首先,我们会越来越了解过去是如何创造未来的,我们将利用这些知识来加速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为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提供更安全的管理,并降低丢失过去记忆的风险。其次,我们将了解大自然自我组织的复杂过程,并利用它们来组织我们的数据世界。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将把更多的记忆、搜索和检索任务交给比我们...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