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考论（一函三册）当代中国学者代表作文库,冯天瑜》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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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的概括应当是：泛化封建观是在苏俄及共产国际影响下、中国初学唯物史观的学者形成的一种史学判断。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五章制名指实 -
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战国以来的儒者不断“修饰”古代封建，将之整齐划一，加以理想化。《孟子·万章下》等战国时期典籍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的记载。成书西汉的《礼记》，其《王制》篇称：“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此种以周王为顶点的严格的班爵禄秩列，并非殷周时的实态，已发现的殷墟甲骨文、西周金文均未见有五等爵序列的记载。侯外庐说：“三代‘封建’的‘秘密的形态’，是从战国至秦、汉时代的学者所裁制的一件神秘的外衣。”侯氏所言若指殷周不存在封建形态，恐言之过甚；若指整齐的“五等爵”序列系后世裁制，则自有道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古义演绎 -
清代中期“文字狱”迭兴，“吕留良、曾静案”为著名一例。吕留良、曾静师徒谴责君主专制，借用的武器便是“封建”。而雍正皇帝斥责曰：“太凡反逆之人，如吕留良、曾静、陆生枬之流，皆以宜复封建为言”。可见，在中国传统政论中，“封建”不仅与“郡县”相对应，更与“郡县”背后的“君主专制”相抗衡。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古义演绎 -
总之，明治初中期日本已普遍用“封建”一词对译feudalism，“封建”由原指西周分封的旧名，引申为表述一种普世性历史时代的新名，而此一新名的内涵融通古汉语义与西义，包蕴“封爵建藩”、“封土封臣”、“领主采邑”诸义。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章中外通约 -
经严复的翻译与诠释，“封建”从原指一种政制举措（封爵建藩）的旧名词，演变为指一种社会制度、历史时段的新名词。严复发现，中西历史虽有差异，但也有共通之处，所以在一九〇五年所撰《政治讲义第二会》中指出：“国家为物，所足异者，人类不谋而合。譬如我们古有封建，有五等，欧洲亦有封建、五等。吾古有车战，西人亦然。”故严译“封建”在向新名转化的过程中，并未与旧名本义（封土建国、封爵建藩）脱钩，而是沿着旧名本义指示的方向作合理引申，并与对译词feudalism的含义（领主制、采邑制）彼此契合，从而达成古义与今义的因革互见、中义与西义的交融涵化。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章中外通约 -
“封建”这一表述周朝制度的旧名，借作欧洲中世纪制度（feudalism）的译名，因与日本中世及近世历史实际“相似”，故在日本没有出现错置，至于在“封建”一词故乡的中国，史学术语“封建”在清末民初还保持着概念的一贯性（以严译“封建”为代表），但到二十世纪初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封建”的含义在某些重要论者那里发生变化：从一古史概念，演变为“前近代”的同义语，成为与近代文明相对立的陈腐、落后、反动的制度及思想的代名词。此为“封建”概念“产生混乱”之始，应予拈出，加以考究。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章名实错位 -
然而，弗·列宁的“泛封建说”却因其特殊的历史地位（世纪革命领袖）具有传播优势。同时，把东西方各种形态的前近代社会全都纳人“封建社会”，并与资本主义社会前后衔接，从而便利于历史“单线”进化图景的勾勒，进而可以为当时及以后展开的包括亚洲民族民主革命在内的“世界革命”提供统一的历史述事方式。在作为“革命时代”的二十世纪上半叶，这种论说有着播散的广阔空间，它尤其易于被正从前近代社会走出、处于民主革命高潮的俄国、中国等准亚细亚及亚细亚国家的革命者所接受。 《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奠定了泛化封建观的基础，以后苏联领导人约·斯大林的封建论，以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五种生产方式说关于封建社会的诠释，均脱胎于列宁之议。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发表）有关“古代的封建社会”的名论，也能见到弗·列宁此议的影子。故弗·列宁这一论述，可以视作泛化封建观的“祖义”。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章名实错位
作者: 冯天瑜
isbn: 7512037163
书名: 封建考论（一函三册）当代中国学者代表作文库,冯天瑜
出版社: 线装书局
出版年: 2020-7
装帧: 线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