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代理人

许多关于奥斯曼帝国这一时期的资料给人一种印象，认为奥斯曼不仅是个主动且无节制的好战力量，而且它的行动受意识形态的驱使。这种意识形态强烈要求不断发动对基督徒的战争。因为伊斯兰教的法律理论视一切不属于伊斯兰世界的事物属于战争世界。到苏莱曼大帝的统治时期为止，奥斯曼在欧洲都是一股扩张性势力，而且人侵南意大利的可能性依旧会得到重视。但是本书讨论的两场重要战争,1570到1573年以及1593到1606年的战争，都与此不相符合，前一场对抗威尼斯和神圣联盟的战争，或许被视作对塞浦路斯的侵略，但它是出于地中海东部的长期安全而进行的，而不单纯出于好战之心或宗教狂热。奥斯曼人意外跌人“漫长的战争”，而非处心积虑的结果。在前三年里，他们愿意基于合理的条件结束战争，但被皇帝回绝。在此之后，哈布斯堡对特兰西瓦尼亚的干涉让奥斯曼人不愿罢休。对苏丹来说，罗马尼亚公国兼有经济和战略意义，因此当在那些地方地位不稳时，他不会放心走向谈判桌。

总的来说，在这一时期推动奥斯曼政策的是通常的地缘政治力量计算，而非宗教或法律理论，尽管后者在为正当性辩解时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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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环环相扣、横跨欧洲的权力政治机制促使反哈布斯堡势力对抗哈布斯堡，因而也要求前者以各种方式支持奥斯曼帝国。这个机制向东方扩展得更远，直达波斯。如果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一个高于一切的政策决定因素，那么它就是与东边邻居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奥斯曼与波斯一它的穆斯林敌手，而非基督徒一的关系间接但深远地影响了此一时期欧洲的地缘政治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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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帕夏1593年不愿发动一场欧洲战争的原因。奥斯曼与波斯一-它 的穆斯林敌手，而非基督徒一的 关系间接但深远地影响了此一时期欧洲的地缘政治图景。

作为政治行为的基本动机，宗教在这个故事中确实投演着重要 角色一只不过是在基督徒这一边。 当然，在一些习惯性援引宗教动机的角色那里，宗教动机本身却在很大程度上不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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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宗教改革教廷在加强反奥斯曼帝国政策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不应被轻视。如果没有底护五世的工作勒班陀战役将永远不会发生，但是，在这个世纪的结尾，反宗教改革运动却阻碍了另一起可能成为基督教重要胜利的事件的发生。如果哈布斯堡政权在特兰西瓦尼亚尊重当地的宗教组织以及社会与政治的平衡，那么，该国将可能成为西方力量的新堡垒，阻挡鞑靼人的主要通路，严重削弱苏丹对匈牙利地区的控制。巨大的历史讽刺在于，天主教的必胜信念一断送了真正的胜利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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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构成了忠诚的最强的决定因素，甚至超出了对个人属地的归属感... 与此同时，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奥斯曼帝国非非完全陌生纯然敌对，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单一实体。它是个复杂的世界，在各种层面上与他们自己的世界交织在一起。 为了他们基督教世界的利益，不论他们对此如何看待，但就像要与奥斯曼人对抗一样，也得与他们开展合作...大多数时候，宗教并不完全引导他们的生活，也不会阻止他们和有伊斯兰信仰的权贵亲戚搞好关系。他们是基督教世界边缘区域的天主教徒，这种处境或许让他们产生更深的宗教归属感，与此同时，他们是阿尔巴尼亚人，通过语言、血缘和历史，与奥斯曼臣民以及奥斯曼领地联系在起，这使他们看待问题时能够更加接近奥斯曼视角。尽管教宗和国王们制订了更多不切实际的计划，以打败苏丹，使基督教世界取胜，但事实上，与奥斯曼世界日复一日的往来事务，还得要依靠他们这样的人。

这些苦难引发了这个时期所谓的奥斯曼帝国"衰落”的更大问题。传统历史文献，大多在威尼斯报告以及其他西方作家的记载的基础上撰写，强调诸如统治阶层中的腐败和奢侈、苏丹后官日渐增长的政治影响力、苏丹越来越远离臣民甚至政府之类的事。这些观点并不是当代观察家凭空发明的:但需要谨慎对待它们，因为它们同源自诸如苏维托尼乌斯那样的经典作家的腐败和专制的西方范式如此一致，整齐划一。例如，像穆拉德三世这样的苏丹在表面上的“退出”并不意味着为了后宫生活的乐趣抛弃政府:相反，他正成为更亲力亲为的统治者，让此前易被大维齐尔渗透的决策，更难为大维齐尔所触及。这与其说是“衰落”，不如说是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变体同崛起的维齐尔家族政治阶层间斗争的显露。更普遍的是，历史学家往往会迷恋上从征服者穆罕默德到苏莱曼大帝的奥斯曼“经典体制"的黄金时代；任何背离它的行为都可能被描述为衰落，尽管没人会想到用这法讨论1450年到1550年间的英国或同一时期的法国。举个例字个以封建骑士带着侍从上战场为基础的军事系统，在应对战发展(尤其是枪支的使用)时，可能需要在某些方面做出改变，中并不会让我们感到惊讶。

不过，在给出上述注意事项和限制性因素后，事实仍旧不可同避:奥斯曼体制从16世纪80年代以来就陷人麻烦之中，有些事情无 疑越来越糟。最基本的变化发生在财政方面: 1581年，预算出现了100万杜卡特的赤字，在那个十年的后半段，赤字一直存在。波斯战争的巨大花费是这一现象的主 要原因，也导致了1584年到1589年间铸币的灾难性贬值:而历史学家极为重视的从新大陆涌进的西班牙银币，现在不被视为决定性因素。由于财政和货币状况恶化，其他 问题迅速蔓延。军事封建和财政制度开始在一些方 面瓦解:作为税收单位的封地变质，政府越来越倾向采用包税制，对乡村人口大加征税。许多持有封地的西帕希骑兵，开始忽视征召令，甚至放弃田产。高级官职的买卖加速，精英政治的原则被腐蚀，这对成长于痴迷世袭地位的社会中的西方人来说似乎过于离奇。许多奥斯曼人主要从道德层面解释这些变化，16世纪晚期成长起来的全部文学都在痛悼正义和公平的衰退。根据历史学家穆斯塔法·阿里的说法，16世纪80年代奥斯曼帝国的核心领地“从正义与公...变成了暴政与压迫的土地”。在某种程度上，西方观察家一尤其是像威尼斯大使那样长期待在一个地方并同苏丹的很多臣民交谈过的人一似乎也在附和奥斯曼思想家的担忧。但是，奥斯曼这一侧捶胸顿足、充满道德说教的批判，在基督教一侧，却变成了整个奥斯曼帝国行将崩溃的痴人说梦。这场梦实现不了。

奥斯曼人称鞑靼人和北非海盗是苏丹的“双翼”。现代历史学家很少将所有这些劫掠主体放在一起考虑，也许是它们不符合国际历史的标准模型，这种模型基于各政权单元之间的直接相互作用，当前状态自然地归因于过去。不过，它们理应被视为这幅图景中的重要因素，可以把它们视为“非常规失利”，在复杂的诸势力关系整体中与常规政权连成一体。他们不仅给敌人，也给他们的赞助人造成严重的麻烦。为什么后者仍会容忍他们呢？他们提供了相对廉价的长期边境防卫方案；战时他们是有价值的辅助力量；和平时期劫掠活动则锻炼了大批人员的军事技能；他们对敌人进行的持续侦查以暴露对方的弱点，赞助人还能以某种程度的“不知情”作为掩饰；他们的袭击行动所造成的伤害可被利用，因为对方可能会答应各种让步，以让他们取消进攻。以上每一点均是成立的，但将这些观点罗列出来，会给人一种印象，让人认为非常规势力仅仅像工具那样运行，是他们的赞助人常规强权政治的用具。这就忽视了他们常常怀有自身利益和政策的事实，他们的保护势力有时也非常不情愿地被迫适应这一事实。

奥斯曼人的许多历史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心脏地带，因为它是根据典型“奥斯曼制度”统治的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核心领土，由西帕希骑兵辖制军事封建庄园，当地卡迪掌管司法，桑贾克贝伊管理大区，总督则统治一组桑贾克。但与此同时，奥斯曼的帝国治理系统在广义上还包括许多并不直接管理的其他类型的政治实体。杜布罗夫尼克的例子已经讨论过了；三个罗马尼亚公国——特兰西瓦尼亚、瓦拉几亚、摩尔达维亚，也是自治的；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汗国由自己的可汗统治，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奥斯曼帝国的宗主权；北非的海盗国家基本上是自治领地，统治者由伊斯坦布尔委任；麦加的谢里夫家族继续管理汉志；在也门，奥斯曼的统治往往只是名义上的；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土库曼和库尔德部落人口占多数，那里由传统的统治家族世袭桑贾克；16世纪奥斯曼获得大片格鲁吉亚地区后，他们通常留下当地王公作为纳贡的附庸。总而言之，奥斯曼帝国根本就不是铁板一块；其大幅快速扩张的秘密，事实上不仅归功于其军事力量，还在于它在夺取的诸领地上对当地条件和传统的适应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