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历史,对我们中国人民,尤其是对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来说,是较为熟识的。1938年斯大林亲自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问世后不久,就在我国翻译出版。建国初期,这本《教程》曾经作为千百万干部和高等学校学生的必读教材,作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入门书,广为传播。在当时马列著作翻译出版不多的情况下,它传播了一些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有害的影响。曾记否,我国一次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在那铺天盖地的大批判文章和大字报中,经常可以看到诸如“托洛茨基、布吟林的纂党夺权”、“反对派谋害革命领袖”之类历史事件,人们引经据典,大量出自这本《教程》。当我国“文革”结束,对建国以来历史问题作出重新评价的时候,人们不能不对曾经广泛流传的上述苏联历史经验和《教程》所阐述的许多理论观点提出质疑。我们作为苏联史的教学研究人员,深感《教程》对史实的歪曲和立论的谬误,给人们造成认识上的严重混乱,萌发了重新编写一本苏联史的强烈意愿。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原先又是一个相当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它所开创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无疑具有巨大的国际影响,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许多俄国的特征。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面临着极度困难,战乱频仍,饥荒蔓延,社会秩序紊乱,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不得不花费很大精力去治理这个疲惫不堪、破坏严重的国家。直到1921年以后,列宁才有可能比较冷静地思考经济政策,探索一条适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可是,列宁的早逝使俄国沿着新经济政策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发生了周折。当斯大林先后战胜党内反对派,开始实现工业化计划和农业集体化以后,就加紧以行政方法来消灭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此刻,他就明确表示要“抛开”新经济政策了。
30年代,苏联形成了一整套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保证了集中使用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求在最短时间内高速度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使苏联从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斯大林模式”尽管有种种弊端和问题,但它仍不失为一条依靠自己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之一。走出这样一条道路,莫定社会主义强大的物质基础,正是斯大林的伟大功绩所在。毋庸讳言,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这条道路,带有很大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作为一种尝试和探索,它是很不完普的。然而,斯大林对此是很不清醒的,他没有认真地研究本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拒不采纳他人方案中的合理因素,却把某种特定环境下并不完善的试验和探索看作是完善的顶峰和崇高的范例,把它看作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模式,并要求每一个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老无例外地加以模仿和照搬。僵化的模式,加上层出不穷的政治迫害和日盛一日的个人崇拜,到了斯大林晚年,这种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赫鲁晓夫以反对个人崇拜为突破口,开始了苏联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改革的历程。当然,赫鲁晓夫不是一个成功的改革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他的改革是不彻底的、不成功的,而且带有赫鲁晓夫浓重的个人色彩。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又经历了一段停滞时期。现在,苏联对许多历史沉案重新进行了审查和清理,先后为布哈林等一大批人平反,为研究苏联历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苏联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一系列的曲折和变化,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内涵,我们编写这本苏联史,就是试图从中发掘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中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以史为鉴,促使我国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得顺利一点,少犯一些错误,少走一些弯路,这也是我们的一点意愿。
研究苏联历史,历来有两种偏向。一种是自30年代起,以苏联官方编写的教科书为依据,并加以教条化、神圣化,不许超越一步。另一种是某些西方学者,带有某种固执的偏见,对苏联史一概加以诋毁和排斥。我们认为,这些都不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历史,是昨天的现实。史书,是过去现实的记录。现实生活的千姿百态,决定历史的丰富多采。虽然史学家总是根据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整理历史,取舍史料,阐发历史的经险教训。然而,乘笔直书,实每求是,乃是人们对史学著作的基本要求。我们在编写这本苏联史的时侯,力求尽可能多地掌握最基本的史料,以史实为依据,作出我们的分析和判断。在当今的世界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对这两种制度的认识还在不断地深化。如果我们这本苏联史有助于人们加深对社会发展规律性的认识,将是我们的又一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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