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来自马里乌波尔

在我母亲死后，他一次也没有提起过她——就像她从来没存在过一样。妹妹还有我，和他这么一个捉摸不透的、自我放逐的人一起留在了人世。除了他反复无常的突发暴力举动之外，我们看到的他只是沉默，喝酒，抽烟，看厚厚的俄语书，他每个月让慕尼黑的托尔斯泰图书馆给他邮寄一大包书。偶尔心情好的时候，他会和我们讲革命前在卡梅申的生活，介绍传统的宗教节日、婚礼和葬礼，他在教堂唱诗班是怎么唱歌的，还有世界上最大最多汁的西瓜是在永无穷尽的伏尔加河岸边生长的，相比而言，德国的易北河就是条小溪。可是他见过易北河吗？

第一部分

现在问题是，我到底要找谁呢？她的兄姐尚在人世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即使还在世的话，也是相当高龄了。就算他们有孩子，如果他们有孩子的话，那我的这些表兄表姐，也和我一样上了年纪。他们也许并不认识我的母亲，甚至根本不知道她的存在，也不会有谁和他们提到过她。当时，甚至几十年后，和我母亲这样的人有亲属关系是件危险的事—— 一个人不知何故被自愿运送至德国，或者至少没有成功从敌方的强制劳役中逃脱出来，没有像斯大林要求的真正的爱国者那样，必要时采取自杀手段一一这样的亲戚是被视为叛国者的，因为害怕受连累，当时的人甚至不会告诉自己的孩子。

湖水看上去深不见底，无边无际的深邃和冰冷，人在湖中的话，将会不停地下沉和吞下湖水。远处传来孩子们的笑声和叫声，他们在水边嬉戏。现在正值假期，这声音，这气息，童年夏日的美好，让人觉得永远不会到头。幸好摩托艇是被禁的，湖面属于生活在此的水鸟，只是偶尔能看到一艘孤独的小舟或者撑着白帆的小艇。几百只燕子飞过天空，有时候飞得那么低，低到它们的翅尖差点拂过坐在露台上看书或者观湖的我。湖面上好似无数的镜子在舞动，反射着银光。雁子排列成几何队列飞过天空，仿佛有看不见的线把它们彼此连接。

我是如此喜爱夏日的沙尔湖，以至于晚上无法入眠。有时我整夜坐在露台上，呼吸着凉爽的空气，欣赏月亮在漆黑的水面上投下的一条银色大道，湖面的空寂声我永远也听不够，只是偶尔会有一两只水鸟藏在漆黑一片的芦苇丛中，睡梦中发出咕咕声。

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和这个湖上一样的日出。刚过凌晨三点，地平线上的变化就已宣告日出即将到来。起初，湖面上方的天空中出现一抹几乎不易察觉的粉红色，渐渐地变成一次美得不真实的光影狂欢。让我惊讶的是，所有人都在睡梦中，看来除了我并无他人观赏这场演出。天空变幻出各种颜色，从淡绿色到金色、紫色和火焰般的红色，每天不尽相同，日日充满新意：太阳在空中进行光的演出，泼洒出超现实的绘画。我在露台这个宇宙包厢中，尽情欣赏每一分钟的变化。水鸟的叫声震耳欲聋，好似在等待世界末日的降临，等待一个人类感官范围之外的从未发生过的事件。天空的颜色越变越浓，浓烈到爆炸，然后开始消散，消失，幻化成白得烟烟生辉的光线，渐渐倾泻到湖面上。动物们停止鸣叫，危险已经过去，漫长而闷热的一天又开始了。我这才从露台的大沙发软椅上起身，刷牙，然后走进朝西的卧室。我在卧室窗外挂了彩色遮阳篷，以便遮挡白天的光线和暑气。即使在睡梦中，我也能听到湖面的空寂声，做着叙事诗般的梦。中午一醒，我便立刻跳下床，穿着睡衣奔向另一个房间的窗边，终于又见到湖面蓝色的波光。

多年来，我一直在找一本过去强制劳工写的书，找寻一个文本化的声音，让我可以辨认方向，可一直徒劳无功。集中营的幸存者写出了世界著名文学作品，各大图书馆有关犹太人大屠杀的书籍比比皆是，然而，靠劳役躲过了灭绝屠杀的非犹太裔强制劳工，始终沉默着。几百万强制劳工被运进德意志帝国，整个帝国的康采恩垄断集团、企业、手工工场、农场、私人家庭，按照份额随意奴役这些“进口的”劳奴，他们花最少的开销，榨取最多的劳动力。他们在非人道的、类似集中营的条件下，被迫完成本该属于德国男人们的工作。而德国男人们正在前线，在这些背井离乡的劳工们的家乡毁掉他们的村庄和城市，屠杀他们的家人。这些被劫到德国的男人女人，在战争中被折磨致死，而他们的数量至今仍是谜团。战后的几十年中，六百万至两千七百万强制劳工的遭遇——不同来源的数目相差巨大——却只是偶尔出现在教会简报或者地方周日报纸的一篇单独且简短的报道中。而且大多只是顺便和犹太人一并提及，成为犹太人大屠杀的一个注脚。

我大半辈子时间里完全不知道，我是强制劳工的孩子。没有人告诉过我。我父母没有提过，我身边的德国人也没有，在他们的记忆中，从来没有过强制劳工这回事。几十年来，我对自己的出身一无所知。我不知道，和我们一起住在各个战后聚居区的是些什么人，他们是怎样来到德国的：罗马尼亚人、捷克人、波兰人、保加利亚人、南斯拉夫人、匈牙利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阿塞拜疆人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人。大家虽然语言不通却能彼此理解。我只知道，我属于某种废物，战争遗留下来的某种垃圾。

这些没落的第三帝国的小复仇者们，德国战争寡妇和纳粹父亲的孩子们，把我当成苏联人一样追赶驱逐。我是共产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的化身、斯拉夫低等人，我是人民公敌，在战争中被他们击败了，现在要逃命。

我只需跑到采砂场，那里是德国人居住区和我们居住区的分界，采砂场后面就是我们的领土，一片“未知之地”，除了警察和邮差，没有一个德国人踏进过这片土地，德国孩子们也不敢闯入。采砂场前面，有一条从柏油路分出来的野路，通向“难民楼”。我不知道为什么德国人把我们的石头楼房叫作难民楼。可能是为了把我们和吉普赛人区分开，他们住在更远处的木头棚屋里。他们比我们还低一个等级，让我一想到就心生恐惧，可能就像我们在德国人心目中一样。

可是，我还能清楚地记得母亲讲的关于一位女性友人的故事。她经常讲起这个故事，眼中带着令我害怕的恐惧。纳粹也在马里乌波尔捕猎犹太人，仅仅在1941年10月的两天内，纳粹就在城里射杀了八千犹太人。在犹太居民众多的乌克兰，到处发生着像在娘子谷那样骇人的大屠杀。母亲的朋友是犹太人，有一天她也被捕了。她被迫和其他犹太人一起挖一条长沟，然后面对着沟，背对德国人的机关枪站着。她成功在子弹打到她的前一秒先栽进沟里。一直等到黑夜降临，她才费尽全力从压在她身上的尸体堆里爬了出来，然后跑去我母亲家。她站在我母亲家门口时，浑身是血。

那母亲在劳动局的具体工作是什么呢？难道她认为德国人可以战胜斯大林政权，解救大众，所以站在了德国人那边？她是因为信念在劳动局工作的，还是只不过是德国战争机器上一个偶然的微小齿轮？最终，她是像其他人一样被暴力遣送，还是自愿报名参加强制劳工运送的？她会不会也是无所不在的政治宣传下的牺牲品，轻信了去天堂德国就可以摆脱苏联统治下的贫困？但是，她怎么可能在1944年，也就是她被运送的那年，还相信这种政治宣传？其实每个人都知道被送走后会面对什么：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抓，塞进运输牲口的车皮里运往德意志帝国。这个时候，不少人已经返乡，孱弱不堪，在德国严酷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下身心双双被摧毁，成为纳粹再也不需要的无用的劳奴。倘若母亲真的是自愿被送走的话，很可能她知晓这切，可是她别无选择。可以预见的是，就算苏联红军夺回马里乌波尔，她也只能逃走，因为作为德国劳动局曾经的职员，她很可能被视作内奸和叛国者而被处决。而且，有可能我父亲有更无法启齿的原因要离开苏联。也许，她不过是跟着他。他当时是母亲的保护者，是她唯一的慰藉。她自己或许太年轻，太不知所措，没法做出至关重要的决定来对抗所处时代的暴力。

渐渐地，我终于理解了为何她绝口不提她的出身。在她生活的苏联时期，没有比贵族出身更糟糕的事情了。这种出身是一种罪行，一种原罪，是最大的耻辱，会置她于死地。也许她把恐惧、自我鄙视和羞耻混淆在一起，因为她慢慢地让自己相信了，像她这样的人是社会的低等赘瘤，不具有生存的权利，属于历史的垃圾。她不是在德国才被视作低等人的，早在乌克兰时她已被归为此类。我可怜的、矮小的、疯癫的母亲，她来自残忍嗜血的二十世纪最黑暗的年代。

可能她之所以在乌克兰带出来的照片上标注“外祖父和两位友人”，是因为她真的不知道照片上的两位女性是谁。第二位年轻些的、脸上带着羞怯微笑的女性，很可能也是她的一位姑母，是她父亲的姐妹之一。也许，那个时代的巨大毁灭将所有人抛人混乱，把人连根拔起、冲散，切断了一切联系，以至于谁也不认识其他人。或者，她在给照片标注时只是简单地想，照片中的两位女性对于妹妹和我来说没有意义，因为我们反正也不认识而且也不可能认识她们，因为她们生活的那个世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在陌生的德国安全保存下来。

康斯坦丁给了我查看马里乌波尔教区记事簿电子版的权限，当我重新查看时，我留意到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其他家庭成员登记的死亡日期后面，都登记了死亡原因，只有我外祖父没有。仅能知道他的死亡年份是1937年。这或许是苏联历史上最可怕的一年，是大清洗的顶点，是人类历史上最骇人的政治大屠杀之一。当时，我的母亲十七岁。

我童年害怕的鬼怪之一，是父亲跟我讲的母亲的一个亲戚，得了无法治愈的精神疾病，尽管请了一位著名的精神病医生，也没能治好。父亲深信，母亲和我都遗传了这种精神病。我的整个童年和青年时代一直在等遗传的精神病赶紧发作。后来，在我早已抛开父亲恶毒的遗传理论之后，我问自己，这种理论背后，隐藏更深的是否是父亲对自己会精神错乱的恐惧，这种对发疯和躁狂的恐惧症在俄国广泛流传。普希金曾在他最有名的诗中描述过它。后来，在我长大成人之后，童年的精神创伤开始以一种莫名的、荒诞的恐惧感将我吞没，我动弹不得。有时我在想，父亲可能是对的，我精神的崩溃植根于我的长辈，就像匍匐冰草，即使旁人愿意，也只能把它扯下，而没法连根拔起，我不可能有机会把自己从童年的毁灭性影响中解放出来。

这恐怖故事听上去像源自俄式的戏剧天赋，然而我内心却升起暗暗的恐惧。她们一个个按照顺序：母亲的姑母奥尔加跳窗自杀；母亲的表姐玛露斯佳，也是自杀；母亲的亲姐姐莉迪娅，在自杀前最后一刻才放弃；最后轮到我的母亲。她们是不是都有切尔班诺夫所说的那种先天精神问题，而自杀属于家族传统？当时我母亲才九岁，是不是已经听闻了这些悲剧？还有，莉迪娅是怎样继续活下去的？自己打破了死亡约定，却放任表妹相信两人的约定就此服毒身亡？她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也许在当时，惩罚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已经悬在了她的头上？

在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的林区中，曾经有无数犯人死于开凿白海一波罗的海运河，当时他们被称为运河士兵。参观那里的纪念墓地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悲伤、恐惧和无力感交织在一起。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墓，只有树，树上挂着有死者照片和生卒年月的牌子。非常非常多的树，整片森林那么多。森林在风中飒飒作响，像成千上万死去的人在对我们诉说……

我孤独，饿得病恹恹的，我从来都不知道，还有这种精神食粮的存在。我第一次在生命中感受到了自我，第一次从外部世界触到了由内而发的自我。歌剧，这个声音的世界，成了我的第一个家。也许我是慕尼黑国家剧院观众席站位里最孜孜不倦的听众。我热切地渴望我是剧院的一块石头，这样我就再也不用离开这栋建筑，不会错过这里演唱的任何一个音节。

奥尔加的姐姐塔玛拉，在柏林以高龄离世，她也属于被从乌克兰强行遣送到德国的劳工之一。二十岁时，她被从基辅遣送至维也纳，在一家罐头工厂服劳役。返回乌克兰后，虽然躲过了被当作叛国通敌者枪毙和被送往下一个强制劳工营的命运，但是，和大多数人一样，她终生饱受因在德国服强制劳役带来的折磨。返乡者中，没能成功抵抗敌人强行遣送的人不再为社会所接纳，他们中的大部分在饥寒交迫中苦熬到死。塔玛拉不能读大学，也找不到工作，就连最低等的工作也找不到。她被迫多年来靠父母接济艰难度日，而父母也在饥饿边缘挣扎。最后，她父母的一个友人，一位上了年纪的生物化学教授爱上了她，向她提亲。她并不爱他，但是结婚救了她，至少保证了她能活下去。然而，她勇敢的丈夫也未能完全免于处罚，作为犹太人，横竖都会遭到污蔑。长时间来，他一直是整个基辅唯位连房子也没分到，还要和妻子及两个孩子一起挤集体公寓的教授。

我认识的奥尔加的姐姐沉静、稳重。看上去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能影响到她，她的脸上永远是一副云淡风轻的表情。八十年代中，她的丈夫去世了，她的两个儿子移居德国，她就跟随他们一起过来——作为犹太孩子的母亲，她得到了居留许可。她生命的最后一段，还很漫长的一段中，她自愿选择回到她曾经被奴役的世界，领取救济金，住在柏林威丁区的高楼里。她坐在单间公寓里，收看俄罗斯电视台的节目或者玩俄罗斯填字游戏。她耳中仿佛听不到德语，也感知不到窗外陌生的国度。可是与此相反的是，她却把在维也纳的岁月称为她这辈子最开心的时光。当她说起维也纳时，她昏花的眼睛突然开始发亮，苍白如同蜡像般的双颊泛上一层粉红色的光泽。奥尔加坚信，她姐姐在维也纳遇到了她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爱情，而且她的情人是个德国人。如果的确如此，那她冒了极大的风险。因为和德国人交往的斯拉夫强制女劳工，会被处死或者送入集中营。就算她在乌克兰和一个德国人相爱，那也会变得众所周知，她将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很可能赔上性命。除此之外，她的整个家族都将遭到报复。塔玛拉对这些心知肚明，所以她终生保持沉默。显然，她在她的意识中抹去了对强制劳役的所有恐惧，生活在虚幻的回忆里。她活到快九十岁才去世，死在了世界的另一端，多年前她在这里留下了她的心。最终，她把她的秘密带进了坟墓。

我表姐和我讲述的远比我期望的还要多得多，将近两个小时的通话中我基本没说上话。挂了电话后，我突然感到彻底的空虚。我坐在有许多分支的家族树状图前。图是康斯坦丁给我绘制的，我放大了贴在写字台上方——现在，我又能给它加上另外三条分支了，我表姐、她的儿子和儿媳。可是我不知道，这样好在哪儿。我已经不清楚，我到底是在找寻什么。这些陌生的人，和我有什么关系？又是什么把我和他们联系在一起？我一辈子都因为没有家而饱受其苦，可是，这种痛苦恰恰是因为我不知道没有家族的累赘和包狱其实有多幸福。前段时间，我有时被深不见底的悲伤笼罩，因为我不想认识我的乌克兰-意大利家族，我开始变得害怕这个家族。我再也不想听令人害怕的事情，所有这些黑暗的，无稽的爱、恨，还有疯狂的故事，故事中几乎没有一个长辈是正常死亡的。一切全在我的脑袋里翻滚，全是一个半疯的、活在自我封闭和恋父幻想中的老女人的虚构和谎言，现实和幻想混淆难辨。我根本不知道，我能够相信哪些，不相信哪些。我怀念之前宁静而幸福的时刻，看着黑白照片上那些逝者，他们美丽而有趣。可是现在，他们失去了吸引我的魔力，全变成了我表姐那副嘴脸。也许，她也经历过很多可怕的事，比一个人一生能经历的还要多，很显然，她从来没有找到过自己的人生，而是一辈子躲在女儿这个身份背后。她的只是被作为外孙而生出来的儿子，会面对什么样的命运呢？

我的母亲离开了我的视线，仿佛永远消失在了真实和虚构的深渊中，消失在闪烁光亮却触不可及的虚无中。我挖掘出的关于她的一切，最后不过只是些推测和假定的素材，可以编织一个童话的素材。

在我们通话的最后，她还是向我提了一个问题。她想知道，我有没有去过马里乌波尔。我的确应该在这个时间去亲眼看看我母亲的出生地，但其实本质上，我和我表姐没什么不同。她躲在她父亲背后不愿直面生活，而我躲在写字台后面。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和康斯坦丁也有不少共同点。不只是他用互联网代替全世界，我也是如此。

只剩下房前的街灯，让我想起还身处繁华的人世。尽管这些街灯有时会开始闪烁，好似它们疲倦了，随时会永远沉睡过去。

可能是漫长的黑暗让我变得懒惰，也许我根本不反对与世隔绝一阵子。我的皮肤干燥得起了皮，每时每刻都疲惫不堪，想爬到洞里找只熊和它一起冬眠的冲动吞没了我。

判决前，莉迪娅在马里乌波尔、敖德萨和顿涅茨克监狱的待审拘留所度过了半年，一半时间都被关在地下室中。将近三百页的审讯记录，按照康斯坦丁的话来说，简直是一出滑稽剧。被告的口供是伪造的，被操控的，是通过威胁和暴力胁迫给出的。而且，仅仅因为一个笑话就可能被枪决——所以口供是在无时无刻的死亡恐惧之中产生的。审讯者强暴女被告并不罕见，她们被刑讯或者被放上所谓的审问流水线，在强迫剥夺睡眠后很快就搞不清自己究竟说了些什么。这些根本无足轻重，因为审讯记录不是被口授的，就是出自审讯者笔下。而审讯者在上层只许成功的压力下，必须按照顶头上司的意思提供令上头满意的审讯结果。真相没人感兴趣。这些，全部只是为了填补毁灭机器的每日需求，为了满足斯大林贪得无厌地牺牲他人的欲望。

一位严肃的、纤细的、自豪的女性，眼神刚直，充满好奇，很难说清这眼神是连刀也不畏惧，还是本身就是一把刀。这眼神好似正在和看不见的对方较量，不管发生什么都不会先败下阵来。

第二张照片上的她完全是另外一个人。看上去她五十岁左右，愤怒，严厉，捉摸不透，像一座无法攻克的要塞，一尊斯芬克斯。正如我所见，照片中的是毁灭机器中的幸存者，此外又经过了漫长岁月，饱经使人低落的苏联日常生活的锤炼和磋磨。这张照片中的她有某些苏联人的特质，和她外孙一样。照片里大约三岁的外孙在外祖母身边，一个胖胖的严肃的孩子，像用白色棉花糖做的。他将来的笨重已经初露端倪。

窗外一片漆黑，只有台灯的光映在窗前。我盯着那片黑暗，好奇母亲到底出生于一个怎样的家庭。苏联和后苏联时代的失败，从未结束的俄罗斯的命数——既无法从集体噩梦中苏醒过来，又困于沦为仆从和无政府状态之间；被痛苦和暴力裹挟的混沌黑暗的世界，一部充满了软弱无能、统治、专制和死亡的家族史；不幸的俄罗斯如同永恒的圣母玛利亚，强硬地拥抱着她的孩子们。这一切和我有什么关系？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我本能地做了自认为正确的事情，丝毫没有意识到我不过是整个历史中微不足道的一环。现在，我被一种感觉裹挟，即我的反叛不起任何作用，我依旧出自有毒而且堕落的家族土壤，家族里甚至还出了一个弑母者。

第二部分

一天晚上，玛蒂尔达和托尼娅站在窗边小声说话。又停电了，房间里只有一盏煤油灯闪烁着微弱的光。远处能听见枪响。“祈祷吧，孩子们，”玛蒂尔达说，“祈祷不让坏人来找我们。”两个儿童床的床尾贴了小的圣像，莉迪娅床尾贴的是神圣的殉难者莉迪娅，谢尔盖的床尾是圣谢尔盖·拉多涅日斯基。每晚睡前，姐弟俩都会跪下，双手合十祈祷。莉迪娅习惯了每晚的睡前仪式，认为上帝是家里的一位朋友。有时候他俩还和上帝商量事情。这个晚上，他们依然跪下祈祷，莉迪娅满含热泪地请求上帝保护他们不要受到坏人的伤害。最后，他们在胸前划十字，带着完成使命的满足感，满意地爬上了床。

“母亲一夜白了头。”莉迪娅写道，由此解开了我心中的谜团之一。那张照片上，我年轻的母亲和一位白发女性一起。玛蒂尔达四十三岁生下我母亲时，已是满头白发了。一个白发的产妇，一个白发的哺乳的母亲。她也许之前和我的母亲一样，也和家族里的每个意大利人一样，满头黑发，但是我的母亲从未见过她之前的模样，她一夜间就如同苍老了二三十岁。第二天早上，莉迪娅在才四岁的弟弟的头上，竟也发现了几根白毛，她自己也有一缕头发变白了。那一夜之后，他们怀着对死亡的恐惧度日，也是在那一夜，莉迪娅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

其实，莉迪娅写道，我母亲的洗礼应该在前一天举行，但是那天他们不得不在地下室度过，因为外面的枪击一直不停。人们甚至不能走到门前，因为院子里的子弹像下冰雹似的满天飞。在教堂的洗礼之前，莉迪娅简明地写了标注：我的妹妹经历了战火的洗礼。

正如我猜测的那样，我母亲出生时的世界，是一个被极度束缚的世界，是所谓“压缩的”时代。莉迪娅原本认为，只有空气和干草才能被压缩，但是后来发现——原来人也能被压缩。首先，统治阶级的“可移动”财产被夺走，然后是不动产。渐渐地，外祖父的大宅里挤进了越来越多的人。这栋房子中没有一个人是属于自己的，所有住客只剩下一个肉身，为了争夺多几厘米的空间，他们身体的每个部分都在不停地抗争。

这些人和其他新来的住户行为举止十分随便。厨房里的水管能供水时，他们深更半夜还不断敲门取水。玛蒂尔达还要数他们取水的桶数，因为水费得她来支付。不过大宅里的水管很快被封了，所有人都得去外面的水泵处取水。每次大宅一停电，住户就认为是资产阶级前房主妄图损害工人阶级利益。起初，玛蒂尔达还试图保持厕所的整洁，然而这是个徒劳的尝试。很快，厕所就散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只能让人把它用钉子钉死。

胜利的一方布尔什维克党为了表彰雅科夫在内战中的贡献，给他预审法官一职作为奖励。他的薪水起初还够养活全家，可在迅速恶化的通货膨胀之后就不再值钱了。“钱不值钱了”成了当时的口头禅。没人知道，为什么钱会贬值，到底会贬值成什么样，从来没有一下出现过这么多钱，同时却又不值一文。雅科夫一拿到薪水，立刻到市场上把所有钱换成食物，因为很可能第二天就什么也买不到了。有时，薪水以等价物的形式支付，所有人用全部东西换食品。

很多人吃猫吃狗。所有的猫狗吃完了之后，就开始吃人。听说有女人用食物把孩子引诱到家中杀死，然后拿来做肉馅和肉排。玛蒂尔达把她从市场买回来的碎肉冻切块时，发现里面竟然有小孩的耳朵。警察根本找不到凶手。还有人说有个女人把自己的婴儿杀了，肉煮了，还把肉汤给另外三个孩子吃。而她自己走出家门，在一个废旧仓库里上吊自杀。

夏天来临，所有庄稼遭了旱。马里乌波尔的树干枯了，脚下的柏油开始融化。没有水，下水道全部爆裂，越来越多的人死于霍乱和伤寒，尸体横陈在大街上。经常过了好几天，才有人来把尸体扔到马车上拖走。炽热的空气被腐臭污染。

内战把马里乌波尔彻底毁了。1922年，城里一家尚能运作的工厂也没有，商铺里全部空空如也。劫掠的团伙还一如既往地在城里横行，每天还有新发生的吃人事件上报。我母亲家里，没有人还有力气能够起床，所有人无精打采地躺在床上。就连他们的父亲雅科夫也虚弱到没有力气去上班，仅有的一丁点儿定量面包也没有了。家里的藏书早就拿去换成了食物。莉迪娅还一直在读仅存的几本书，可是最后，她连捧书的力气也没有了。可能也没人还有力气把我母亲从小床里抱起来，给她换尿布。她两三岁时是什么样子呢？是不是和如今那些饥荒国家的小孩一样，骷髅般的身躯上一个鼓鼓的小肚子，睁着大而空洞的双眼？

她十二岁了，可从来没上过学。玛蒂尔达还是一如既往地坚信，新国家只是一个噩梦，他们下一刻就会从噩梦中醒来。而且，当时还没有义务教育，玛蒂尔达坚定地让莉迪娅远离苏联的学校，自己教。她教授的科目包括数学、法语、俄罗斯历史、文学、地理、刺绣以及宗教。此外，还教她如何布置一餐六道菜的桌子，如何行宫廷屈膝礼，如何跳芭蕾舞——都是莉迪娅未来生活中肯定根本不会用到的。她从来没教过莉迪娅做家务，玛蒂尔达认为，像她这个阶层的人是不会手里拿一把扫帚的，很可能她也是这么教我母亲的，认为我母亲以后的生活会有佣人伺候。她把自己曾经学的全教给了女儿们，她无论如何都不愿接受，她出身的那个世界已经永远消失了。家里所有基础的家务都是托尼娅操持，我母亲嫁给我父亲时，真的从来没碰过扫帚。我不知道，她是如何用她那双从没做过粗活的手完成德国的强制劳役的，但是也许不太复杂，大概那是一些简单的劳动，从早到晚站在流水线边重复的那种。她缺乏生活能力的灾难其实真正始于强制劳役后，始于自由生活中，当她第次要煮一锅汤，要点燃炉子，要缝一粒扣子的时候。

苏联的学校里不再有班级，只有小组。“班级”这个词只用于定义社会阶级。法语作为外语被取消了，因为外语是资产阶级的语言。另外，学校也不再教授语法，语法是多余的累赘。历史改名为“革命运动史”。

对莉迪娅而言学校生活是噩梦。在学校中，她最深刻地体会到了自己的不合群，直到离校她一直是个局外人，一个被仇视的怪人。她不好的出身是她的原罪，是她无法抹去的烙印，慢慢地我领会到，同样的一切对于我母亲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总是提起，她深深扎根于乌克兰世界，和那个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因为出生于和她姐姐同样的家庭，她必然也是一个被排斥在外的人。作为外人在德国生活，对她而言也许根本不是什么新的体验，而是一种她早已熟悉的生活的延续。从头到尾，我对她的设想全错了。她根本不是一个被切断根的人，她从一开始就无根无源，自出生起即流离失所。

莉迪娅的父母震惊极了。他们依旧像以前一样忍饥挨饿，并把希望寄托于莉迪娅毕业后能够工作贴补家庭。此外，他们还为女儿担心，在如此不安全的时候还要离家远行。抛下父母和弟妹在家挨饿受穷，莉迪娅难掩负罪感，可是，对她而言，留在马里乌波尔与死无异。她反对母亲期望她“嫁个好人家”，把她的所有家当拿到市场上变卖，剪掉了辫子，买了一张前往敖德萨的火车票，只身上路了。

无论如何，我约莫知道，她上大学期间是苏联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所谓的“大恐怖”时期，这一时期内“大清洗”达到了顶峰。据历史学家估计，三百万至两千万或者甚至更多的人被吞噬——各种数据之间差别巨大。对于母亲来说，上大学应该是一项极大的风险。在那个年代，她并没有像和她相同出身的其他人一样藏起来，而是抛头露面。我不知道，为什么恰恰是她有勇气出头？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她自始至终都很饥饿。直到在德国生活的最后几年，饥饿始终是她生活中不变的常数。可能其他人也饿，饥饿使他们落入了德国占领者的手中，因为他们幻想在德国可以得到更多食物。我回忆起，她吃东西时，眼中总是带着恐惧的贪梦——总是如此，好像下一秒就会有人把食物从她面前夺走一样，好像她在从事一项被禁止的活动。为了不饿肚子她一直吃，停不下来，可是她的身体似乎不能吸收更多的营养，一直保持着饥饿时的状态，尽管她吃得很多，却始终消瘦，身材像个营养不良的孩童。

因为新苏联人必须接受全面培养，因此大学申请者要通过所有经典科目的全方位考察。让教授们进退两难的是，必须占据大部分入学名额的工农子弟，几乎达不到入学要求，他们没法通过高难度考试。但是，如果让过多的来自受过教育阶层的申请者入学，那教授们丢掉的就不只是教授职位，还有他们的脑袋。不过，大多数工农子弟得到了工会或者集体农庄党委会的推荐，免去了入学考试。

在物理和化学的考试中，莉迪娅也因为会乌克兰语而受益匪浅，这必须要感谢她的保姆托尼娅，是托尼娅教会了她乌克兰语。大多数教授只会“让人丢脸”的俄语，在乌克兰革命后，俄语被宣布是大国沙文主义语言。姑母叶莲娜的丈夫建议莉迪娅好好利用这种局势，而莉迪娅把这出闹剧演绎得精彩绝伦。在物理和化学的入学考试中，莉迪娅用毫无顾虑的目光直视老教授的眼睛，强调她只会说乌克兰语。可怜的老教授只好换成乌克兰语讲述考题，说得舌头快要打结了，然后莉迪娅对着他胡说八道一气，他当然听不懂莉迪娅说的是什么。十分钟后，害怕得汗如雨下的老教授让莉迪娅离开了考场，给了她一分。

苏联时期，大学有严格的作息时间，规定了固定的课程表以及必修课程。文学专业的学习包括历史学、心理学、日耳曼学、语言学和军事学。历史学教授是一位高大瘦削的男人，他长鼻子，每节课都以耳熟能详的学者编年史的一段引言作为开场白：“波里安人住在普里皮亚季河边，德列夫利安人住在第聂伯河边。”他对于遥远的历史事件数如家珍，仿佛自己经历过一般。这么一位才华横溢、诙谐生动的教授，却很快再也没有出现在课堂上。大家都在私下议论，说他被逮捕了。可有一天他又出现了。他把他的长鼻子凑近教案，再一次用波里安人和德列夫利安人开场。不久，他又消失了，这次是永远消失。取代他的，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家伙，有着一张肥胖又通红的脸。从此，历史课只剩下阶级斗争，人民永远是驱动力，被霸权阻止，所有的统治者和将领全部仅仅是他们所处时代的产物。学会这样的历史自然十分简单，年表只字不提，可能讲师自己都弄不清楚事件的先后顺序。学生们必须尽可能踊跃地发言，否则他们会因为上课表现不积极而得到低分。讲师仔细听完学生的发言后，依次给他们做出判决：偏离正确路线分子、孟什维克分子、托洛茨基主义者、沙皇主义者，等等。

心理学教授给学生们解释道， “心理”是灵魂，但是实际上灵魂并不存在。每个人出生时是一张白纸，是社会在这张白纸上留下记号。在他给时代加上如此赞许之后，他那堂十分巧妙又新奇的课才正式开始。有时候，他会突然用让人害怕的目光扫视大家，一一列数有害的理论，比如西格蒙德·弗洛依德、约瑟夫·布洛伊尔还有其他心理学家的理论，他也没放过莉迪娅的姑父——格奥尔吉·切尔班诺夫，严厉地遣责他是理想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他认真列举了所有传播错误的、有害理论的书籍，学生们心领神会，一下课立刻开心地跑去图书馆借阅。

语言学教授掌握的语言超过十二种，他最爱的语言却并不是乌克兰语，而是波斯语。就因为此，招致了大学生基层党组织的不满。一场愤怒的风暴后，他强调：乌克兰语不是一种独立的语言，而是俄语在某一地区的特用语。爱国积极分子们怒骂他，诽谤他，可他们没有根据。最后，他们起草了一份抗议书，希望把教授从大学扫地出门。但是，教授是众多外国学会的成员，还是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和全世界数不胜数的学者有书信往来。他的来头实在太大，那些年轻的、恶毒的、“狂吠不停的小狗们”在他前面不值一提。有人建议他去国外，他拒绝了。面对源源不断的各种攻击，他无动于衷，总是一再声明：“我没读过列宁的书，我没有时间。”莉迪娅有一次有幸和他－起排队等着拿面包。她不动声色地把自己那份口粮塞进了教授的包里。

渐渐地，她和一些同学交上了朋友。我在她的回忆录中又看见了出现在卷宗里的名字：安娜·波卡，萨拉·波尔特曼，安娜·爱德施坦因，列夫·波兹南斯基，还有对莉迪娅产生巨大影响的贝拉·格拉泽尔，移居美国的俄裔犹太人的女儿，她才刚回来不久。她母亲离婚了，带着她从“该死的资本主义世界”逃到了共产主义天堂。贝拉身上的美国光环还没消散。她穿着丝袜和时髦的系带鞋，一身查尔斯顿连衣裙和紫色的毛皮大衣。一位具有独特魅力的年轻女性，受过别样的教育，具有刀子般锋利的批判性头脑以及强烈的自由意愿。她逐渐让莉迪娅理解到，在苏联所见的一切并不是工人阶级的天堂，而是腐败的、背叛了工人的寡头政治。她讲出来的是别人想都不敢想的。她小心翼翼地向莉迪娅透露了“解放无产阶级小组”的工作，这是她建立的地下活动组织。随着时间推移，莉迪娅成了贝拉的同盟，定期和贝拉及其他小组成员聚会。对于莉迪娅来说，小组是她唯一可以开诚布公自由表达想法的地方。正因如此，小组对她至关重要，因为她害怕适应周遭环境的压力，害怕无法保持伪装而说错话或者做错事，进而给她的生活带来严重后果。小组如同一个保护空间，一次喘息的机会，在无所不在的监视机器眼皮下的一次短暂藏匿。

日常生活变得越来越压抑，越来越没有前景。人们挤在最狭小不堪的空间里生活，而且所有人只为自己活，每个人只忙着生存下去。商店里，除了干巴巴的李子做的不加糖的李子酱之外，什么也没有。大学食堂里最好的伙食是稀麦糊汤，浓稠些的麦糊作为主菜；差一点的伙食是白菜汤和蒸白菜。莉迪娅多数时间里不吃早饭，有时候她在大学餐厅买到一块油煎豆腐饼，能啃很久，因为豆腐饼硬得像橡胶一样。

春天，为了促进集体农庄的组建，与文盲继续作斗争，大学生们被派到附近的村子。在所谓的集会上，莉迪娅要在农民面前夸夸其谈，给他们描绘集体农庄中全面发展的新苏联人的光明未来。时值1932年，正是乌克兰大饥荒（Holodomor）的开始。Holod在乌克兰语中是“饥饿”的意思，mor源于moritj，意为“折磨，痛苦”。直至不久前，乌克兰还因其肥沃的黑土地被誉为欧洲的粮仓，现在却变成了停尸房。斯大林的大型集体化试验，后来被作为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大屠杀记录在册。

尽管正值播种的季节，但是没人在田里干活。所有农活全部停滞。没收农民财产使整个乌克兰的农业陷入瘫痪。被赶出农场的农民们无所事事，到处瞎转悠，窝在潮湿的地上，大多数妇女带着她们瘦弱不堪、病歪歪的孩子们。不愿意上交财产集体化和进入集体农庄的男人们，不是被送到劳改营，就是被杀。整个农村饥荒遍地。没有人埋葬死者，尸体在倒地的地方就地腐烂。到处笼罩着疯狂，充斥着人吃人的惨剧。

出门后，莉迪娅被囚车送到顿涅茨克的地方监狱，剃了光头，单独关进一间囚室。囚室昼夜通明，里面只有一张冰冷的木板床和一个茅坑。起先几周，她每天被带出去审讯，问的全是同样的问题。然后，审讯突然终止了，她就像被丢在土牢里，完全被人遗忘了。虽然老鼠和蟑螂让她备受折磨，但是她十分享受一个人待着。在长期“被压缩的”蜗居之后，独处对她来说是种幸福。从此，她爱上了思考，她终于有了时间。她闭着眼睛躺在木板床上，思考着她的生命，除了未来。

第三部分

她嫁给他时，知道他的前妻是个犹太人，并且和他一起生了两个孩子吗？我后来才得知他之前的那段婚姻。对我来说，那是我父亲阴暗的履历里最不光明正大的一面。他从来没有讲过他在苏联的往事，过往在他心中尘封，如同被封在一个保险柜里，也许他自己也不曾拥有过柜子的钥匙。在我母亲死后，他一次也没有提起过她一一就像她从来没存在过一样。妹妹还有我，和他这么一个捉摸不透的、自我放逐的人一起留在了人世。除了他反复无常的突发暴力举动之外，我们看到的他只是沉默，喝酒，抽烟，看厚厚的俄语书，他每个月让慕尼黑的托尔斯泰图书馆给他邮寄一大包书。偶尔心情好的时候，他会和我们讲革命前在卡梅申的生活，介绍传统的宗教节日、婚礼和葬礼，他在教堂唱诗班是怎么唱歌的，还有世界上最大最多汁的西瓜是在永无穷尽的伏尔加河岸边生长的，相比而言，德国的易北河就是条小溪。可是他见过易北河吗？他透露的关于自己的唯一一条重要线索是，在他十三岁时父母得伤寒死了，他靠变卖父母的小房子换来的一口袋面粉，让自己和三个弟弟没被饿死。几十年后，我从莉迪娅的回忆录中得知，这就是她父亲作为预审法官碰到的那种所谓的“霸王条款生意”。

关于父亲第一个家庭的命运，我无从所知。但是这个家庭的存在证明了我母亲和我的一个共同点：我俩都在我们父亲的第二个家庭中出生，都是年纪较大的男人的后继子女，他们结束第一段婚姻后又娶了年轻许多的妻子。雅科夫的第一任妻子可能留在了西伯利亚，共同的儿子被他带回了华沙。那我父亲又是如何做的呢？他认识我母亲时，到底是已经离开了第一个家庭，还是在当时追捕犹太人的背景下抛妻弃子，只为了和一个二十三岁的姑娘跑到德国？他的前妻和我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是已经被纳粹杀害了，还是在我父母相识时已经不在人世？这些事情我永远不可能知道。所有往事，毫无疑问肯定远远不止这些，秘密全部被我父亲带进了坟墓。1989年，母亲离世后的第三十三年，白发苍苍、又盲又失语的父亲在德国一家养老院中去世。

然而，战争需要源源不断的产品输出，德国的胜利要依靠从还有男劳力的国家进口奴隶劳工，特别是苏联，准确地说是从乌克兰。希特勒任命纳粹模范省长官弗里茨·绍克尔为全德意志劳动力调配全权总代表。后者是法兰克地区邮政公务员和女裁缝的儿子，战后在纽伦堡审判中被称为“法老时代以来最大最残暴的奴隶主”，他一边号召“终于能摆脱人类忽略掉的最后渣滓”，一边下达了开始抓捕的命令。乌克兰是“猎人们”偏爱的行动地区。东方劳工中的绝大部分是乌克兰人，他们被视作最低等的斯拉夫人，在纳粹种族等级制度里，比他们更低级的只有辛提人、罗姆人和犹太人。他们在大街上被抓，在电影院、咖啡馆、轻轨车站、邮局，所有能抓得到的地方被抓捕。进行大搜捕的警察把他们从家中、地下室还有藏身的棚屋里，驱赶到火车站，装进运牲畜的车皮送往德国。无数人消失得无影无踪，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什么也没带。特别受欢迎的是青壮劳力一一大量货运车皮装满了乌克兰青少年，天天开进德意志第三帝国。但是渐渐地，也开始运送四五十岁的人。最后，连年老体弱的人也运送。一个个的村庄，全村人被强行遣送，包括祖母和她们的孙辈，无人的村庄被一把火烧光。起初，奴隶劳工的最低年龄定为十二岁，之后又降到了十岁。

按照路线，撤离敖德萨前往罗马尼亚的德国船只实际运载的货物一般是德国军工业需要的战略原材料，一并搭载的强制劳工，不过用来作为抵挡苏联军队的人肉屏障，苏军从空中对敌军船只进行攻击。甲板上聚集着成百上千人，他们对即将到来的死亡恐惧万分，部分人甚至叠在一起，而抵挡风雨严寒的只有顶棚。有时，苏联的轰炸机飞行员没有看到船上载人，还有时，为了击沉一艘德军船只，牺牲同胞也在所不惜。于他们而言，这些人不过是叛徒、通敌者，既然爬上了敌方的船，他们的生命就一文不值。仅一次这样的进攻，就有八千人在黑海的洪流中丧生。

我盯着中转营的照片细看了几个小时，希望能在茫茫人海中猛然发现二十四岁母亲的面孔。年轻妇女，戴着头巾的女孩，她们拿着纸皮箱子和行李布包，有些几乎还是孩子，穿着破衣烂衫。所有人惊恐万状，不知道会被从家乡的城市和村庄带往何处。数不清的无名氏，只成了一堆数字。她们每个人都是我的母亲。

我的父母是否也像其他人一样，在混乱中被从一个中转营运送到另一个？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登记，一轮又轮的检查，过滤，清点人数，消毒，劳动能力确认？劳动局无法应付大量涌入的人，来不及分配工作。人们已经被拖垮了，早已习惯了他们无法做主，而是被当作货物一样随意处置。

有些强制劳工很幸运。他们在小型企业、私人家庭和农场里待遇不差，有人甚至融入所在家庭。可是我的母亲没被分配到这样的工作，不过对她来说，这样的工作并不是件幸运的事。因为她无法胜任任何一项日常劳动，例如德国家庭或者农场的劳作，就算她去了也只会惹德国雇主发火。另外，性剥削也很普遍，年轻的斯拉夫妇女特别容易受到侵犯，因为她们所处的空间，从外面根本看不见。

有的工作队允许自由行动，而有的则有看守在旁，看守又骂又打地驱赶他们。街上，妇女们的木鞋哒哒作响。从家带来的鞋子穿坏以后，她们就只有木鞋可以穿，别无选择。她们必须在公司花高价买下这种船形硬木鞋，尽管脚会变形，每走一步都疼，还会擦伤。更倒霉的，脚上会发炎，溃疡，如果有人没法走到劳动岗位，生了病，危险很快就会降临，即将到来的是被淘汰，然后等死。有些妇女把木鞋拿在手上，赤脚走路，不然跟不上队伍的行进速度。有时她们在走路时轻声唱歌。她们在家习惯了唱歌，几乎总是唱歌，在田里、家里或是路上。母亲也喜欢唱歌，用她那美妙清亮的女高音，后来我还经常听到她唱。现在多半是很多歌声汇在一起，就像在乌克兰火车站妇女们被塞进运输牲畜的车皮之前弗朗茨·菲曼听到的那样。像其他所有妇女一样，母亲也戴着头巾，也许还穿着她从马里乌波尔带来的裙子。但是，她的东西很可能已经变得破烂不堪没法再穿了，深色帆布工作服在她瘦削的、营养不良的身上直晃荡，脚上穿着梆硬磨脚的木鞋。住在街边的德国居民，每天一大早难道不会被强制劳工队那么多双木鞋的哒哒声吵醒吗？

有个别人冒着性命危险在劳作时故意犯错，以此给德国的军工业带来破坏。我胆小又神经衰弱的母亲肯定不在其中。她会尽最大努力按规矩行事，不引人注意。这种态度可能早在她还在马里乌波尔的时候就已经成了她的第二天性：不惹人注目是一种生存策略。

尽管口粮还不够填饱肚子，但是为了从劳工身上榨取更多的劳动成果，增添了所谓的“绩效口粮”。即谁活做得多，得到的食物就多。这根本不会增加弗利克公司的成本，因为不过是换了分配方式而已。绩效高的劳工多分到的食物，是从绩效低的劳工的口粮里扣的。这必然会使绩效低的劳工更虚弱，劳动效率更低下，从而陷入危险的恶性循环。然而这些，弗利克公司毫不在意。每时每刻都会有人补上来，被占领国家全新的、还未被使用的劳力。斯拉夫人在他们眼中尤其健壮结实。约瑟夫·戈培尔曾说过，有些生物结实，因为他们劣等。街上的野狗就比饲养的良种牧羊犬结实。

我想起八十年代给我做过虹膜诊断的那个医生。他知道我的出身，所以他对于仪器里的影像大为震惊。原以为斯拉夫女性应该具有健壮结实的基因，而他看到我的虹膜有很多构造缺陷，以至于他不再相信我的出身。战争结束四十年后，他的认知世界坍塌了。他打量我的眼神既惊愕又满怀狐疑，仿佛我是个女骗子。

通过劳役消灭尽可能多的斯拉夫人也是希特勒的计划之一，大量减少斯拉夫种族，为优越的雅利安种族挪出空间，并奴役剩余的斯拉夫人。剩余的人，只能是没有受过教育，没有相互联系，没有自己的文化和国家的人。他们可以被允许过得稍好，他们应该填饱肚子，被允许有唱歌跳舞的娱乐，以便强化劳动风纪，给千秋万代的帝国带来尽可能多的好处。被占领地区的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应立即关闭。有用的役畜不需要教育，他们只需听从命令。在著名的“餐桌谈话”中希特勒曾提到，对于这些未来的佣人，四年的基础培训已绰绰有余。

煽动宣传里，承诺给在贫困中挣扎的斯拉夫人提供的宽敞明亮，配备浴室、无线电收音机等设施的舒适住房，沦为拥挤不堪的木头棚屋。越来越多的营地在空袭中被炸毁，越来越多的人被关进越来越狭小的空间。母亲不仅生于饥荒年代，也生活于苏联人被倾轧的时代，她早已习惯长期被迫和陌生人同住，对于所谓私人空间，她只有模糊的概念。在营中，她的全部生活空间只有一张睡觉的木板床。出于卫生原因，内部塞稻草的草褥子被塞木屑的纸床垫代替，不过这丝毫不影响寄生虫，它们整夜折磨着筋疲力尽的妇女们。

一天中最可怕的时刻是起床，清晨五点即被刺耳的哨声叫醒。也许我的母亲常常从噩梦中惊醒，可是，还有什么梦比营中的现实生活还要可怕呢？醒来的一刻，必须再次面对现实。每天没有止境，不知道要持续多久，也不知道到底会不会结束。犯人尚且知道他们的刑期，在德国的强制劳工营里，却没有允许离去的日期。母亲没有未来地活着，她的过去也离她如此遥远，她仿佛被遗落在世界之外的某个角落，在一颗无穷远的星球上，永远不会再回来。思乡的情绪撕扯着她，她必须竭尽全力不去想家，一旦让自己陷入乡愁，她精神的防御系统就会全面瓦解。她以前从未意识到，恰恰是日常生活中最平凡最理所当然的事情是多么珍贵，多么令人喜悦——能够随便走在大街上、走进厕所锁上身后的门、晚上随心所欲开关灯、穿上一条干净的熨过的裙子。当她站在流水线上不停地重复相同动作时——这些动作已经成为她身体自发的反应，她会想念曾经那些珍贵的事物，如同想念异常珍贵却永远失去的幸福。她的眼前总是一再，几乎强迫性地出现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父母的，哥哥姐姐的，朋友的，还有熟人的。她和当中的每个人对话，在对话中找寻自己，找寻从前的那个自我。

东方劳工使纳粹进退两难。为了确保德国军工业的持续稳定，东方劳工是绝对必要的劳力，但是使用这些劳力又违背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种族思想，因为引入劳力会影响德意志帝国人民的纯正血统。德国男性被严格禁止和斯拉夫女性发生关系，尽管如此，强奸在营中仍旧司空见惯。母亲是怎么做到保全自己的呢？尤其是她比那些从俄罗斯和乌克兰农村里拽来的粗野丫头美貌很多。不过，可能视觉上的差异根本不起任何作用，所有女人都只是一具躯体，一个单独的、随时可供使用的性器官而已。被抓到现行的德国男人，只会受到轻微的处罚或者不受责罚，而被强奸的妇女则被判死刑或者送往集中营。被证实和斯拉夫男性有染的德国女人，将被开除德国国籍，剃光头并以有伤风化被游街示众。胆敢亲近德国女人的斯拉夫男人则被当众绞首，尸体一连数天挂在绞刑架上。

一个同样在莱比锡工厂的俄罗斯强制劳工描述道：

英国人夜里空袭，美国人全天候空袭……人们甚至可以按空袭来校准钟点。天一黑，汽笛就开始鸣叫了。然后，他们开始轰炸。飞机多极了，人们给它们取名叫“飞行堡垒”。一抬头，飞机多到遮天蔽日。我们营被小燃烧弹击中过，它们像冰雹一样从天而降。燃烧弹在地上爆炸，闪着磷光。有一次我们一直到半夜都不能睡觉，因为要等下一波空袭，结果空袭一直没来。我们很诧异，最后还是睡了。结果凌晨四点，炸弹落了下来，没有任何事先的警报。您知道吗？半个城市或者更多……那可全是几吨重的巨大爆破炸弹啊。整座城市陷入火海。因为烟雾，白天天是黑的，而夜晚天却是亮的，因为天空反照了火光。我们工厂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炸弹击中了，幸好我们住得离工厂远。因为生产停滞，我们被看守带到城里清理废墟。这样反倒好多了。在瓦砾废墟里，我们找到了食物，当然它们立刻进了我们的肚子，总算有点附加口粮了。有一次党卫队队员拿着机枪押送我们去干活。我们得填平爆破炸弹炸出来的弹坑。一个法西斯在那儿，他全家人都被炸弹炸死了。他拿出一个小酒瓶喝了一口，只是一口，德国人喝得真是不多，然后他把他的纳粹万字旗臂章拿下来擦鼻涕……

她知不知道，营中出生的孩子将面临什么？如果再早些时候，很可能我就不存在了。刚开始，怀孕的强制劳工会被遣送回乡，但是，当越来越多的妇女为了离开营地而有意让自己怀孕时，弗里茨·绍克尔又改变了战术。德国妇女应该尽可能多地生孩子，目的是强化日耳曼种族，她们被禁止堕胎，违者将受重罚。而斯拉夫妇女不仅允许堕胎，而且德国人还帮助她们堕胎，低等种族的后代是不受欢迎的。成千上万的妇女被逼堕胎，否则就会受到惩罚。她们被希特勒称为“低级的只会跺脚的斯拉夫女人”。

能够成功保住孩子继续怀孕的妇女，不享受德国孕产妇保护法的保护。按照纳粹的观点，斯拉夫妇女不需要特别的保护，因为她们怀孕生产就像动物生崽一样毫不费力。新生儿一出生，即刻被从母亲身边夺走，送到别处。这些地方先是叫“外国儿童看护所”，后来改为“外来国民儿童院”，然后又改名叫“杂种饲养场”。所有名字背后隐藏了同一个事实——婴儿死亡营。有些新生儿被“仁慈”对待，刚出生就注射一针毒剂。大多数婴儿缓慢而痛苦地死去。他们的身体被疖子、湿疹、结痂性湿疹覆盖，他们挨饿受冻，缺乏卫生护理，无人照管，被刻意地无情冷落。充满排泄物、臭虫和蛆的棚屋里，堆满了婴儿尸体，一个压着一个，尸体最后被扔进人造黄油的盒子里掩埋。根据资料记载，在纳粹类似的机构中有十万至二十万东方劳工的孩子死亡。实际数据肯定远高于此。

莱比锡一片混乱。越来越多的营地和厂房被击中炸毁。无主的强制劳工满城转悠找寻栖身之处和可食之物。他们被当成抢劫者，成了党卫队和德国武装力量临时军事法庭肆意捕杀的猎物，罪名是未经允许擅自离开工作岗位，尽管工作岗位根本不存在了。成千上万的强制劳工因为德国人害怕他们提供证词和报复而被枪杀。

但是，美国人终于还是来了。美国陆军走进营地棚屋，宣布：你们自由了。他们笑着说道：战争结束了。然后分发香烟和巧克力。

ATG的领导和职员们早已四散而逃。劳工们毁掉公司领导的办公室，蜂拥进储备物资的棚屋，贪梦地哄抢食物、果酱桶、圆面包和圆形奶酪。在城里，他们洗劫德国商店，把一切他们能找到的都塞进嘴里，他们在大街上点火烤肉。城里所有营地里的人重获自由。他们跑出来，在大街上称兄道弟，俄罗

斯人和意大利人，法国人和波兰人，乌克兰人和塞尔维亚人，每个人欣喜若狂。德国人恐惧万分，设置了路障。矛头调转了过来：优越的主人沦为失败者，而奴仆摇身变成了胜利者。成千上万的劳工穿过城市，所有人都没了工作，再也不需要强制劳工。其中部分人徒步踏上了回乡的路，另一些人在漫无目的地乱转，全是些没人管的、凄凉的、潦倒衰弱的人，他们一群一群地在路上蹒跚。一夜之间，新的一类人产生了：Displaced Persons，简称DP，居无定所、流离失所的人。几百万一无所有、无名无姓的斯拉夫人，很快又引起了美国解放者的怀疑。和斯大林一样，美国人也怀疑他们和德国人勾结，美国军报《星条旗》把他们称为犯罪的流浪汉、法西斯主义者和布尔什维主义者。

雅尔塔会议上商定的把所有苏联公民强行遣返回国的决议不仅合了德国人的心意，他们不再需要这些血已榨干的劳工，而且害怕劳工们采取报复，决议同样也是美国人的意思，他们希望能尽可能快地重建秩序。几百万被运送到德国的劳工开始被遣返，等待他们的是回国后斯大林的制裁，直到生命尽头这些人都是悲惨的存在。斯大林视强制劳工为叛国者和通敌卖国贼，斥责他们没有反抗敌国的剥削，而与此同时，其余千万同胞为保卫祖国献出了生命。有些人回到家乡后被枪毙，其余人被直接从德国的劳动营送到苏联的劳动营，中间没有任何过渡。绝大多数人余生只能挣扎在社会边缘，他们找不到工作，只能依靠父母或者亲戚艰难度日，他们也根本不被允许上大学。他们不仅生活在贫困中，还被隔绝，因为所有人都害怕与返乡者“叛徒”接触。另外，女性强制劳工还被视为德国人的妓女。

直到几十年后，联邦德国才把向曾经的强制劳工支付赔偿金提上议程。申请赔偿金的被强制遣返者，必须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曾在德国服强制劳役。只有极少数人能拿出证据，因为文件或者在战乱中丢失，或者因为对苏联国家机器的恐惧而早已被销毁。而对于他们长年遭受的苦难来说，那些赔偿金不过是杯水车薪。

强制遣返回国期间经常出现可怕的场面。苏联籍的流离失所者扑倒在美国人脚边，乞求美国人，就算枪毙他们，也不要把他们遣送回苏联。有些人因害怕斯大林的报复而自杀，在棚屋里自缢。他们被暴力胁迫运送到德国，被榨干了最后一滴汗水，而现在还要被强制遣返回国，听任毫无怜悯之心的暴君肆意摆布。

第四部

在德国医院的妇产科时，我的母亲无人陪伴，当时她也许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惧和惊慌失措。不管顺利与否，她只能任人宰割了。医院里的人不仅把她视作一个斯拉夫低等人，她的血会弄脏产房，而且还把她视作苏联胜利者的化身，代表了共产党和布尔什维克，他们杀害了几百万德国父亲和儿子，是德国的谋杀者、劫掠者和强暴者，还占领了德国大部分领土。她赤裸地躺在那儿，疼得快裂成碎片，却逼受害者给她接生。她能感受到这一切吗，还是生产这种天然的暴力和痛苦淹没了其他所有感知？将近清晨七点，她这个营养严重不良、体力极度衰弱的产妇，出人意料地产下了一个强健的女婴，女婴刚出生就染上了新生儿黄疸。

从第一眼，她就觉得面前这个硫磺色皮肤、青蛙一样、头上还长着白色和金色的绒毛、永无休止哭号的小生物，既不像她，也不像她的丈夫。从一开始她就感觉身体里面酝酿着邪恶的东西，她生下了一个小怪物，一个不断号叫的婴儿，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让这孩子安静下来，对她来说这简直是一种身心折磨，是一种全新的暴力。她已经受够了暴力之苦，她被暴力损坏的神经已经无法承受一个把她的乳房咬得生疼的婴儿，婴儿只能喝到少得可怜的奶水。她给婴儿提供的一切全被拒绝，她把婴儿抱着走来走去、摇篮般轻轻摇晃、对她好言好语、给她唱歌、轻吻她、抱紧她，可所有的一切努力却只是让哭喊声越来越大。这婴儿是哪里疼吗？身体里充满了她遗传的恐惧吗？还是她生病了，病得很重，快要死了？她不能理解婴儿这种粗暴的长时间的索求，有时她甚至觉得婴儿是在恨她，哭喊着要另一个母亲。她把她抱在怀里摇晃着，因为绝望和筋疲力尽而哭泣。她害怕自己，害怕自己为了让婴儿彻底安静，好让她终于能睡上一小时整觉，而失控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来。

一天夜里，她和我的父亲被美国军警逮捕了。我不可能记得当时的情景，那画面一定来自后来听父母讲述了多次后我自己的幻想，可是，我仿佛真的看到了一样，通过黑色幕布上的一个小洞目睹了当时的场景。仓库墙前站了两个赤裸的人，高举双手。一束神秘的、不知从何而来的光照亮了他们。可能是两个人偶，但是我很清楚，那就是我的父母，我从背后看见他俩蜡像般的身体，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把他俩按在墙上。只有那么一瞬。然后那束光熄灭了，一切又陷入了黑暗。两个站在墙前，毫无抵抗能力的赤裸的人的画面却永远刻在了我的脑海中。这到底是我亲眼所见还是我幻想出来的？那画面对我来说，是这个世界的开始。

这座美国人管理的流亡营以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边境上的城市瓦尔卡命名，但是苏联人在名字前加了个S，并称之为斯瓦尔卡，德语意为垃圾堆。正如波罗的海城市瓦尔卡一样，瓦尔卡营不久被划分为两部分：东边一半被用作关押纳粹高层，直至1949年；西边的一半留给流离失所者居住。受害者和凶手几乎门靠门，荒废破败的帝国纳粹党党代表大会会场落到和我们完全相同的命运：再也没用了。在这片石头沙漠上，巨大的看台下方，美国大兵正在希特勒曾经发表演说的地方玩橄榄球。

她最严重的病是思乡，对故乡的思念不间断地折磨着她，就像口渴，永远不会减弱，只会变得越来越强烈，直到有一天因此死去。

父亲对她的耐心到了尽头，他不再帮她分担任何家务，从此她只得独自做所有事：做饭、打扫、洗衣服、补袜子、熨衣服—— 一个女人在那个年代和社会里天生该完成的所有工作。

学校地处城市公园古老斑驳的城墙后面，学校大门上有城市的盾形纹章，上有两条鲑鱼。每天早上，我走进学校如同走进冥府的深渊，二十三个孩子在深渊里等着我。他们和我一样，都是战争结束时出生的，从喝第一口母乳开始就吞下了对俄国人的仇恨，才七八岁已经知道俄国人是劣等人，是全世界最邪恶的人。老师朔尔小姐，一个日耳曼金发女人，铁青色的眼睛，从没放下过手中的藤条，也从不吝啬人人惧怕的打手心，她并不是我的保护神，恰恰相反，她讲述俄国人的残暴、对杀人的贪梦和兽性，这直接促使了我的同学们大肆攻击我。我是所有孩子的出气筒，用来释放他们积攒的攻击冲动。这些孩子的家里，国家社会主义的阴魂不散，他们如此被教育，并在战后密不透气的沉默中忍受室息般的气氛。通过对我的暴力袭击，他们获得一丝短暂的喘息。

我想，她该有多高兴，再也感觉不到生活给她带来的苦痛，这些苦痛折磨了她那么久。或者，她在最后一刻还是回头游向岸边，如果她会游泳的话？她在最后一刻不是自愿死去的？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最让我感到害怕的是十月冰冷的河水。我琢磨着，也许她不是溺水身亡的，而是在她走入冰冷彻骨的河水后，还未溺水前，她又小又虚弱的心脏就已经停止跳动，裂成了碎片。

黑色的头发散落在白色的棺枕上，她看上去变得陌生起来，像德国童话书里的白雪公主。她右边面颊上，眼睛下方，有一块瘀青。她在水中撞到了什么？她的双手被交叉摆放在棺盖上，和旁边两个今天被送来的死者一样。但是她的手中没有摆放十字架。她的棺木前也没有安放花环和花束。她躺在那里，没有任何装饰，只是一个人静静地躺着，和旁边的两个死者相比，像完全躺在另一个地方。

后来我才得知，在河岸边，距离她毫无生气的躯体不过百米的地方，找到了她的灰色大衣，这是她从乌克兰带出来的最后一件衣服，袖口的丝绒早已磨损。她把大衣脱了下来，整齐地叠好，放在草地上。也许她在很久之前就已经选好了此处，可能就是她在日历十月十日下方打叉的那天。这些全部是她留下的符号：日历上的叉号标记，撕开的照片和岸边的大衣。她为什么把大衣脱了下来？难道她不知道大衣的重量可以帮助她下沉吗？

她死的时候，城里公园般的旧墓园中已经没有空余墓地可用了，而新墓园恰好才刚刚开始建。时至今日，新墓园外观好似一片私人住宅区，前面有漂亮的花园。花园曾经是一块建筑工地，很长一段时间里，刻着俄语铭文的墓碑就立在一片被挖掘机和推土机犁过的荒漠中。后来，墓碑也不在了。除了几张年代久远的黑白照片、一张左右颠倒的结婚证复印件和一个她从乌克兰带出来的圣像——可能是家族财产中的一件，意外在没收充公中幸免——没有任何关于她的东西还存在于世。

我长时间注视着玻璃后的她，直到天色变暗，墓园的大门将要关闭，我不得不离开。她的面庞遥远而神秘，没有透露半分她死时的情形，也没有透露，为什么最后她还是没有带上妹妹和我，为什么她最终还是选择了独自离去。

叶芙根尼娅·伊瓦申科（1920-1956）和她的母亲玛蒂尔达·约瑟夫芙娜·德·马尔蒂诺（1877-1963），约1938年

在俄罗斯互联网的搜索引擎上输入母亲的名字，不过是一场无意义的消遣。过去的几十年中，我总是一再尝试寻找她留下的足迹。我给红十字会和其他寻人组织[1]写过信，给相关档案馆和研究机构写过信，甚至给乌克兰和莫斯科素不相识的人也写过信，我甚至在各种褪色的牺牲者名单和登记卡中翻找过，可是从来都徒劳无功，没有找到哪怕任何一条线索的一丁点蛛丝马迹。我找不到任何一个模糊的证明，证明她在乌克兰生活过，证明她在我出生前的确存在过。

“二战”中，她二十三岁，和我的父亲一起，被从马里乌波尔运送到德国服强制劳役。我只知道，他们二人被分配到莱比锡弗利克康采恩下属的一家军工厂。战争结束后的十一年中，她居住在西德的一座小城市，离无家可归的外国人聚居地不远。“无家可归的外国人”，当时就是这样来称呼曾经的强制劳工的。除了妹妹和我，这个世界上可能再也没有其他人认识她。而就算妹妹和我，其实也并没有真正了解过她。1956年10月的一天，她一言不发地离开家时，我们还只是小孩子。我十岁，妹妹才刚满四岁。她再也没有回来。在我的记忆中，她只不过是一个模糊的形象，我对她的感觉多过回忆。

几十年了，我早就放弃了寻找她。她是九十多年前出生的，只活了三十六岁。短短三十六年中，她饱经坎坷，经历了苏联的内战、大清洗和饥荒，之后是“二战”和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残酷岁月。她掉入过两大独裁者的粉碎机里，先是斯大林在乌克兰的，然后是希特勒在德国的。数十年后，在被遗忘的战争受害者的茫茫人海中找寻一位年轻女性的足迹，无异于幻想。除了姓名，我对她的了解所剩无几。

2013年的一个夏夜，我无意间在俄罗斯的互联网上输入她的名字，搜索引擎迅速出来了一个结果。我的惊愕只持续了几秒钟。寻人的困难在于，我母亲的姓氏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乌克兰姓氏，和她同姓的乌克兰女性成千上万。虽然屏幕上显示的人和母亲有着相同的父姓，且全名也叫叶芙根尼娅·雅科夫列芙娜·伊瓦申科，但是因为和我外祖父同姓雅科夫的人太多，我的发现似乎没有任何意义

我打开链接读道：伊瓦申科·叶芙根尼娅·雅科夫列芙娜，1920年生于马里乌波尔。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这条显示结果，它仿佛也在盯着我。即使我对母亲所知甚少，但我知道她的确是1920年在马里乌波尔出生的。当年的马里乌波尔，那么小的城市，难道同年有两个同名同姓的女孩降生人间，并且父亲都叫雅科夫？

俄语是我的母语，我从来没在生活中彻底丢掉它，而且，自从我搬到两德统一后的柏林以来，我几乎每天都说俄语。尽管如此，我还是不确定屏幕上显示的是不是母亲的名字，或者这名字只不过是俄罗斯互联网里的海市蜃楼。互联网上的俄语对我来说几乎是外语，一种飞速发展的新兴语言，经常出现混合了大量美式外来语的全新词汇，即使转换成西里尔文音标也几乎难以辨认。 当时，我对马里乌波尔一无所知。在寻找母亲的过程中，我从没考虑过要去了解这座城市，了解她的出生地。马里乌波尔长达四十多年被称为日达诺夫，直到苏联解体后才重新恢复旧称。在我心中，从来没有现实的光照进过这座城市。一直以来，在我对世界的认知和想象中，那里是我的家。外界的现实会威胁这个内在家园的存在，所以我尽可能地逃避。

我对马里乌波尔最初的印象是，在我童年时，苏联内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区别，十五个成员国的所有居民全部是俄国人。这个印象根深蒂固。谈起乌克兰，我的父母就会提到俄国起源于中世纪的乌克兰，起源于被称为“俄罗斯的摇篮”的基辅罗斯。乌克兰是俄国所有城市的母亲。可他们说的却好像乌克兰源于俄国一样，父亲声称俄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国家，一个强大的帝国，从阿拉斯加延伸到波兰，占据了地球表面的六分之一。与俄国相比，德国不过是地图上的一个墨水点。

对我来说，乌克兰和俄国没有两样，每当我想象母亲在马里乌波尔的早期生活时，眼前总是她在俄国大雪中的画面。她身穿那件老式的带丝绒领子和袖子的灰色大衣，那件我见她穿过的唯一一件大衣，穿过灰暗的布满积雪的街道，走进一个深不可测的空间，那里永远刮着暴风雪。西伯利亚的大雪覆盖了整个俄国和马里乌波尔，一个永远寒冷的，由共产党人领导的神秘国度。

我在孩童时期对于母亲出生地的想象，几十年来被我封存在内心的暗室中。即便我早就知晓俄国和乌克兰是两个国家，而且乌克兰和西伯利亚没有丝毫关系，这些还是并没有触碰到我心中的马里乌波尔——尽管我没有一次能确认母亲是否真的来自这座城市，或者我把她和马里乌波尔联系到一起，只因为我非常喜欢马里乌波尔这个名字。有时我甚至无法确定，是不是真的有城市叫这名字，或者这根本只是我的发明捏造，就像其他许多有关我出身的事情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