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嬗代之际中朝政治关系变迁研究

关于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多的研究视角专注于对东亚或东北亚的整体性思考，出现了多种体系说或秩序说，如朝贡体系、册封体系、天朝礼治体系、华夷秩序等。

费正清将古代东亚国际秩序解析为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即“中国的世界秩序”。他认为朝贡体系是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媒介，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系统，是“夷狄地区”“在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无所不包的世界中获得一席之地”的机制，古代中国构建朝贡体系，目的只是“从它的世所公认的文化优势中得到政治上的安全”，而周边国家接受这一制度的动力“似乎明显地与贸易有关”。

韩国学者全海宗和日本学者滨下武志也都强调朝贡制度在东亚世界的地位，但侧重点有所不同。全海宗将中韩历代朝贡关系划分为三类。（1）典型的朝贡关系，主要表现形态为贡物和回赐，以封典为主的国家间礼仪形式关系，相互求兵及出兵，年号、年历采用，内政干涉和人质等；（2）准朝贡关系，主要包括边界及越境问题、经济交易和思想文化诸交流；（3）非朝贡关系，指两国间敌对关系、朝贡之外的和平交易及往来。这些结论多来源于定量分析，就古代中朝关系而言，是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的。滨下武志认为“以中国为核心的与亚洲全境密切联系存在的朝贡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朝贡贸易关系，是亚洲而且只有亚洲才具有的惟一的历史体系”，他强调明清东亚朝贡体系的根本特征在于它的商业贸易行为，即使西方国家进入东亚经济圈，也需要利用这一朝贡贸易体系，因此“亚洲的近代化是以其对朝贡关系如何处理的内容来决定的，而不是由西洋化取代的程度来决定的”，“由亚洲各国、各地区成为整体共同构成的朝贡贸易体系，已是既定的历史事实，和西方发生的新的关系，顶多只能算是亚洲历史发展的契机或手段而已”。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曾以“文化移动中心说”来解释东亚历史，他指出“所谓的东洋史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即中国文化向周边国家扩张，以及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文化扩张做出反应的历史。西岛定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册封体制论”，认为册封体制在意识形态上是传统的“中国中心论”的反映，在制度上是中国国内身份制度的外延。

信夫清三郎则提出了“华夷秩序”，他认为这种东亚所特有的国际秩序，其总的关系就是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周围夷狄各国接受册封，后者向前者朝贡，前者羁縻后者。这种国际秩序本身并不能由周围各民族国家相互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来扩大，秩序的扩大和缩小，完全取决于“中华帝国”皇帝“德化”力量的大小。中国学者何芳川也认为“华夷秩序”是“自汉代直至晚清在古代世界大大小小国际关系格局中发展得最为完整”的“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体系”。

华人学者黄枝连提出的“天朝礼治体系”概念，主要是从华夏礼治层面考量中国传统文化在东亚的影响，“在十九世纪以前，即西方文化、西方国家、西方殖民帝国主义兴起之前，这里有一个突出的区域秩序，是以中国封建王朝(所谓‘天朝’)为中心而以礼仪、礼义、礼治及礼治主义为其运作形式；对中国和它的周边国家(地区)之间、周边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关系，起着维系与稳定的作用，故称之为‘天朝礼治体系’”。他认为该体系构架中，中华帝国强盛的内在实力和优越的文化是基础，周边各国朝贡和接受册封是政治纽带，朝贡贸易则是经济秩序的保证。

上述对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的理论审视角度不一，但目的均是希望构建一个符合古代中国人思维、逻辑性强、易于操作、可以解释古代中外关系的理论范式。无论是朝贡、册封制度还是礼治、华夷观念，其存在都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它们都是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因素，但是却不能包含外交实际的全部内容。众多体系说的出现本身也表明古代中国与东亚他国的交往中存在着复杂多变的动机和战略需求，很难有一种普遍适用的模式能够涵盖所有事实存在的东亚国家关系，因此采用任何一种相对单向度的研究视角，都会在很大程度上简化纷繁复杂的中外关系史，使我们忽略了外交史丰富多元的内涵及形态。例如在各种体系说中均以典型代表出现的明清与朝鲜的关系，虽然常常被以朝贡制度概而论之，但制度上的延续性难以掩盖明鲜关系与清鲜关系存在的实质性差异，“朝天”和“燕行”字眼充分体现出朝鲜士人对于明清易代的心理定位，朝鲜与明、清两朝关系的内涵显然是不同的。

就本书研究主题而言，从元到明的王朝更替必然导致中国对外政策发生变化，而同时期朝鲜半岛亦出现了丽鲜嬗代，其对华政策也有所调整，由此使得两国四王朝之间的关系变得极其复杂。学界对这段历史过程予以较多关注，《剑桥中国明代史》曾将明鲜朝贡关系的进程划分为几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朝鲜努力赢得明政府的信任，这是一个困难的时期。至永乐朝末年，双方关系是稳定的”。造成这个“困难的时期”的直接原因乃是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新兴政权之间并不熟悉，导致摩擦不断，外交危机频现。这就需要经历一个相互了解、相互适应的过程。那么在元末至明前期这一阶段中，双方在已经变化的历史条件下针对“史无前例”的新局面是如何不断调整外交政策从而使双方的外交博弈达到一种新的均衡状态，进而形成稳定的、终明一世都未曾发生重大冲突的外交关系，这个问题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鉴于元明嬗代、丽鲜更替几乎同时发生所导致的纷乱外交局面，本书在各种体系说的理论基础上，以两国关系变化为经、以重要历史事件为纬，详细论述元末至明前期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关系变迁的实际过程，从而展现出国家关系的复杂性，同时考析双方外交政策的得失，以求有鉴于当代。

本书深度挖掘元朝、明朝、高丽、朝鲜史料，将元末至明前期中朝政治关系变迁的实际过程细化为五个阶段(1351—1368：元朝“世祖旧制”动摇与高丽部分主权恢复、1369—1388：明朝、北元战局与高丽向背、1389—1397：时断时续的朝贡与渐行渐远的关系、1398—1424：从分庭抗礼到亦步亦趋、1425—1450：明朝与朝鲜关系的稳定化与制度化)，以展示元明嬗代之际中朝政治关系的演进实态与复杂内涵。通过对双方关系从纷乱复杂走向稳定和睦这一过程的梳理与分析，本书将影响此阶段中朝政治关系的主要因素概括为四点，即儒家文化的主导性、朝贡制度的纽带性、边防安全的现实性以及国家实力的决定性。